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声春雷，不但让世界注意到中国文学的价值，也让中国民众自己注意到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上的价值。
　　中共中央去年10月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并宣示要以文化软实力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年后的今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给六中全会的宣示带来一个精彩的旁注。
　　文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意识形态的差异，加上对中共限制创作自由的固有印象，西方过去对中国文学的接触较少。
　　中国官方媒体在莫言获奖隔天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國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与改革开放前的环境相比，1978年之后中国作家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近年来，中国不仅虚心学习外国文学，也大大增强了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的力度。
　　上世纪80年代，莫言创作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并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一跃成为国际著名导演与影坛名人。作为《红高粱家族》小说的作者，莫言25年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时代要晚了许多，可见要让世界认识中国，影视产业要比文学作品快。
　　以新加坡为例，壹页堂书店发言人指出，在电影的带动作用下，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张爱玲的《色戒》两本书的需求都显著增加。而国际出版集团企鹅新加坡分行则表示，电影《色戒》上映不久后，《色戒》的英译本就售出了超过1000本，而之前在新加坡，张爱玲作品的英译本几乎无人问津。
　　正如莫言获奖后表示，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都具备获得诺奖的资格。中国文学本身不仅具有重要的内涵和实力，也可为中国包括影视在内的整体文化产品提供丰富的素材。而影视作品又能很好地反哺文学，让文学作品更具市场价值。对准备以文化产业改变经济结构，以及以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莫言的得奖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鼓舞，更是其文化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