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参加2006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又一次齐聚首都，他们会发现北京的这个春天有什么不同吗?
　　除了CBD(中央商务区)又干添几座高楼，除了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更为重要的变化，他们或许并不能马上觉察到：在这一年里，北京外迁了一批重化工企业。首钢又停掉了一座高炉：与去年“两会”时相比，北京的天空应该变得更蓝一些，北京的空气应该会更加清新一点。
　　这个不易觉察的变化，代表着一种趋势——在21世纪，那些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不再以能够生产多少万吨钢铁，烧掉多少万吨煤炭为骄傲。同样，在21世纪，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并不需要出产最多的钢铁煤炭、甚至也不需要制造最多的汽车轮船，它只需要掌握最多的核心技术，只需要能制造世界市场上无可替代的产品。
　　新世纪里强国标准的转换，可以让已经丧失了殖民地资源控制权的欧洲老牌强国青春再现，可以让本土资源匮乏的岛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凭借经济优势，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地位发起冲击。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以新的形式展开。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所总结的那样：“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告诫人们：世界在变，如果我们停下来，肯定要落后。“十一五”新开局，我们如何应对这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座上清茶依旧，案头的“十一五”蓝图却有崭新思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着意强调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实现持续高速发展。《建议》对中国当前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有非常清醒的判断：“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依靠高积累、高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登场。
　　经过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已经是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贸易大国，但她还不是贸易强国，中国出口商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产品虽有价格优势，却缺乏不可替代性；中国经济实现了25年的高速增长，但高附加值部分创造的价值往往被外资拿走，中国劳动者得到的报酬有限。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产业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无法占领利润较高、资源消耗较少的研发、设计等产业链上端工序。
　　在这个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的时代，获得表面上的繁荣更加容易。但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中国人是甘居下游，牺牲美丽家园换取高速增长呢?还是勇于自主创新，力争跻身产业链上端，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选择。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建议“十一五”规划选定的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动力的增长方式，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明确方向。
　　自主创新能力依赖于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但自主创新并不只是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责任。
　　在首先提出“创新理论”的熊彼得看来，创新不等于发明创造，也并不只是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它本质上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涉及社会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能够将新的科学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家精神”，同样是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熊彼得把创新设想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时，他心目中盘桓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而影响社会创新能力的，是社会制度对创新行为的鼓励、容忍或遏制，是其国民的基本素质。
　　提高全社会自主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培育宽容的文化氛围、优良的人文环境、公正的制度保障。在全体国民中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价值、尊重创造的自由创新意识。通过自主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有实质性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刺激人们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熊彼得曾经总结：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并不均匀分布。从历史上看，科技创新和企业家创新非常活跃的时期，往往正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也很活跃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伴随着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而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全民共识和理论突破，都是我们民族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一些新的制度创新，比如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宪法，给“企业家精神”以最高法律保障；对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一视同仁，赋予更多人参与创新活动的权利，这类制度创新必将刺激全社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这种能力的提高和巩固、升华，是我们一百多年来长久蹀躞的国运转而持久昌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