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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4月22日，中国针对100名外逃贪官向全球发出“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国际上级别最高的通缉令。这个通缉令一经发出，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帮着中国寻找他们，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拘捕、引渡他们。来，让我们先看看“红色通缉令”发出之后一些国家的反应。
视频解说：百人名单，“红色通缉令”。4月22日，当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将这份集合了照片、姓名、可能逃往的国家、涉嫌罪名等详细信息向全球发布的时候，前所未有地显示出中国的反腐天网越收越紧。正如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傅奎所说：“这表明我们国家对外逃腐败分子一追到底的决心，无论他们跑到哪儿，也要把他们缉拿归案；这也表明全球正在形成一个氛围，就是要让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人民日报》将红色通缉令的发布视为“海外反腐第二战场”。《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文章则喊出“胆敢贪腐者，虽远必追！”的誓言。但相对于国内的关注，追逃的真正战场在海外。
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魏雪娇（画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文章称，中国公布100名涉嫌经济犯罪外逃人员名单，是中国政府在反腐层面的一次最新举动。美国《华尔街日报》则表示，这份名单反映了中国与国际执法机构合作的一种期望。
视频解说：与中国紧邻的泰国，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今天，知名泰国华文媒体《星暹日报》的头版头条，转载了逃到本国的被通缉人员的照片。
泰国《星暹日报》总编辑周洁（画面）：在泰国，不管是老华侨还是新华侨，对中国政府追捕的贪腐分子都是非常痛恨的。不管是作为泰国的华人还是作为中国的新移民，都希望中泰警方能够合力把这些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我相信，但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士，无论是华人还是泰国的原住民，都会配合警方做好这项工作。视频解说：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不但是被追逃人员可能潜藏的地方，也是追逃的重要信息来源。
中央电视台驻悉尼记者许靖（画面）：在澳大利亚，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华人圈，对这件事都比较支持。在新西兰，一个名叫闫永明的潜逃人员（别名刘阳，通化金马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曾以3.18亿元收购号称“中国伟哥”的壮阳药物奇圣胶囊，因此被称为“中国伟哥之父”），在这份百名追逃名单当中位列第五。中国政府和新西兰方面一直在就他的引渡进行接洽协商，不久他就有可能被缉拿归国。
视频解说：全球通缉，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外逃贪官已成为全球公敌。
以前，追捕外逃贪官实际上是不怎么公开的。现在公开了，海内外的人都知道了，就可以提供线索，积极进行举报，这样就打压了这些腐败分子在海外的生存空间。
白岩松：100人的“红色通缉令”是一个大名单，众多媒体对这100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分析的结果。
外逃人员的性别比例：女性占23%，男性占77%。有人说，这表明女性官员贪的比较少。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在干部的总体比例中，女性不是特别多。
外逃人员的年龄分布：最大的是“30后”，81岁。让人比较痛心的是，其中居然有三个是“80后”的，才三十多岁。但主体年龄集中在“50后”和“60后”，共74人，以“60后”为主，即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之间。
外逃人员的外逃时间：第一个外逃高峰时间是2001年、2002年这两年，每年各有9人，这是一个换届年。另一个外逃高峰时间是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既是换届年，也是中央开始严厉反贪反腐的新时期。
外逃人员逃亡的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一的是美国，40人；第二是加拿大，26人。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北美地区云集了被“红色通缉令”追缉的66人，占比66%，比例相当大。余下的新西兰有11人，澳大利亚有10人，以及新加坡、泰国、英国、韩国等。
视频解说：一张百名外逃人员名单，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居“百名外逃人員名单榜首”的是“中国第一女巨贪”——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目前依然是媒体关注度最高的外逃贪官。据最新消息，早在2005年，杨秀珠就已在荷兰落网，目前中荷两国已经启动引渡遣返程序，正通过协作国依法办理相关程序。
程慕阳，1969年出生，曾是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的罪名是贪污、窝藏转移赃物。一般人对他的名字可能不大熟悉，但只要提到他的父亲——曾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的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人们就会重新审视这个人。程慕阳靠着父亲这棵大树，自1991年大学毕业，用不到10年的时间，在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不到32岁就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2000年3月东窗事发，程维高安排程慕阳去了加拿大，一走就是15年。
杨湘洪，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2008年9月19日，他带领考察团到巴黎进行为期11天的考察。但在9月30日归国的这一天，杨湘洪却给出一个任性的理由：自己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复发，要留在巴黎治疗，并滞留不回。同年10月，温州市委派出工作组前往法国劝说其回国，但杨湘洪以不便见面为由，避而不见。
在“红色通缉令”中，一些消失很久的官员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陈兴铭，曾是云南省委原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的得力下属。2002年，高严案发，高严与众涉案人员潜逃。陈兴铭就是其中之一，可能逃往美国、新西兰。
白岩松：媒体在分析这个100人的“红色通缉令”时发现，其中担任各级单位“一把手”的占48个，接近一半。现在，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请他对这个100人的大名单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高副秘书长，这个数据是否意味着对“一把手”的制约少，在防止贪腐“一把手”外逃的问题上存在着漏洞？ 高波：这个数据表明，这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当前严峻、复杂的正风反腐实际状况有着理性、科学的判断。一是目前的反腐还处于“清存量”的阶段。贪腐“一把手”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集聚了大量的、非法的财富。二是对“一把手”长期缺乏监督。三是“打虎拍蝇”的气场越来越强大。正在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外逃贪官——不管他们是什么级别，不管他们逃到哪里，只要发现他们的踪迹，就一定要把他们追回国内、绳之以法。
白岩松：这次这个“红色通缉令”不同于单个发出的通缉令，而是“Duang”地一下子涉及到100个人，就像对一个集团发出“红色通缉令”似的。高副秘书长，您认为这样集团式的“红色通缉令”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高波：对这100名外逃贪官的红色通缉，就相当于打开了100盏探照灯，可以形成“聚光灯效应”。一方面亮出我们国家海外追逃的决心、信心、底气以及自信。另一个方面，这也是100把利剑，对那些外逃的贪官、未外逃的贪官必将产生与日俱增的强大心理震慑；这也是100张军令状，对相关追逃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岩松：您的意思是说，面对这样一个大名单，如果长时间追逃而追回来的人数不多的话，社会上的声音就可能给发出“红色通缉令”的相关部门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可以这样解读吗？
高波：这是必然的。因为对任何一个通缉令来说，都不能无限期地挂下去而找不到人、抓不到人。也就是说，“红色通缉令”同时是一个军令状、一个责任状，势必迫使相关部门竭尽所能，全天候地工作，全方位地努力，上天入地，调动一切积极性，既要与国内的有关部门形成一个追赃追逃的“国内猎人联盟”，又要与国际上的同行们联手，打造一个追赃追逃的“国际猎人联盟”，通过内外夹击，让那些“狐狸”无处可逃。
白岩松：目前，许多人看到这个大名单时，心态是不一样的。有人乐观，認为中央既然敢公布这个大名单，就说明已经掌握了这些人的线索，甚至正在与外国进行引渡磋商，很快就会全抓回来。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乐观，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大名单上相当多的外逃贪官下落不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波：通过最近了解到的公开情况看，我国的追赃追逃相关部门已经先期与相关的国际组织、一些对象国的执纪执法机构进行了周密的、全天候的沟通和协作，对外逃贪官的动向、下一步合作的方向已经有了初步计划。
另一方面，我国的正风反腐展现了很高的透明度，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可以这样说，在追赃追逃的过程中，我国获得的国际支持更多更大，反腐的“朋友圈”更大了。
所以，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可以预见，外逃贪官在海外的藏匿成本越来越高，被发现、被缉捕的概率也越来越高。
（本刊整理时有删节）
4月22日，中国针对100名外逃贪官向全球发出“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国际上级别最高的通缉令。这个通缉令一经发出，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帮着中国寻找他们，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拘捕、引渡他们。来，让我们先看看“红色通缉令”发出之后一些国家的反应。
视频解说：百人名单，“红色通缉令”。4月22日，当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将这份集合了照片、姓名、可能逃往的国家、涉嫌罪名等详细信息向全球发布的时候，前所未有地显示出中国的反腐天网越收越紧。正如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傅奎所说：“这表明我们国家对外逃腐败分子一追到底的决心，无论他们跑到哪儿，也要把他们缉拿归案；这也表明全球正在形成一个氛围，就是要让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人民日报》将红色通缉令的发布视为“海外反腐第二战场”。《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文章则喊出“胆敢贪腐者，虽远必追！”的誓言。但相对于国内的关注，追逃的真正战场在海外。
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魏雪娇（画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文章称，中国公布100名涉嫌经济犯罪外逃人员名单，是中国政府在反腐层面的一次最新举动。美国《华尔街日报》则表示，这份名单反映了中国与国际执法机构合作的一种期望。
视频解说：与中国紧邻的泰国，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今天，知名泰国华文媒体《星暹日报》的头版头条，转载了逃到本国的被通缉人员的照片。
泰国《星暹日报》总编辑周洁（画面）：在泰国，不管是老华侨还是新华侨，对中国政府追捕的贪腐分子都是非常痛恨的。不管是作为泰国的华人还是作为中国的新移民，都希望中泰警方能够合力把这些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我相信，但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士，无论是华人还是泰国的原住民，都会配合警方做好这项工作。视频解说：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不但是被追逃人员可能潜藏的地方，也是追逃的重要信息来源。
中央电视台驻悉尼记者许靖（画面）：在澳大利亚，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华人圈，对这件事都比较支持。在新西兰，一个名叫闫永明的潜逃人员（别名刘阳，通化金马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曾以3.18亿元收购号称“中国伟哥”的壮阳药物奇圣胶囊，因此被称为“中国伟哥之父”），在这份百名追逃名单当中位列第五。中国政府和新西兰方面一直在就他的引渡进行接洽协商，不久他就有可能被缉拿归国。
视频解说：全球通缉，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外逃贪官已成为全球公敌。
以前，追捕外逃贪官实际上是不怎么公开的。现在公开了，海内外的人都知道了，就可以提供线索，积极进行举报，这样就打压了这些腐败分子在海外的生存空间。
白岩松：100人的“红色通缉令”是一个大名单，众多媒体对这100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分析的结果。
外逃人员的性别比例：女性占23%，男性占77%。有人说，这表明女性官员贪的比较少。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在干部的总体比例中，女性不是特别多。
外逃人员的年龄分布：最大的是“30后”，81岁。让人比较痛心的是，其中居然有三个是“80后”的，才三十多岁。但主体年龄集中在“50后”和“60后”，共74人，以“60后”为主，即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之间。
外逃人员的外逃时间：第一个外逃高峰时间是2001年、2002年这两年，每年各有9人，这是一个换届年。另一个外逃高峰时间是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既是换届年，也是中央开始严厉反贪反腐的新时期。
外逃人员逃亡的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一的是美国，40人；第二是加拿大，26人。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北美地区云集了被“红色通缉令”追缉的66人，占比66%，比例相当大。余下的新西兰有11人，澳大利亚有10人，以及新加坡、泰国、英国、韩国等。
视频解说：一张百名外逃人员名单，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居“百名外逃人員名单榜首”的是“中国第一女巨贪”——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目前依然是媒体关注度最高的外逃贪官。据最新消息，早在2005年，杨秀珠就已在荷兰落网，目前中荷两国已经启动引渡遣返程序，正通过协作国依法办理相关程序。
程慕阳，1969年出生，曾是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的罪名是贪污、窝藏转移赃物。一般人对他的名字可能不大熟悉，但只要提到他的父亲——曾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的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人们就会重新审视这个人。程慕阳靠着父亲这棵大树，自1991年大学毕业，用不到10年的时间，在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不到32岁就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2000年3月东窗事发，程维高安排程慕阳去了加拿大，一走就是15年。
杨湘洪，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2008年9月19日，他带领考察团到巴黎进行为期11天的考察。但在9月30日归国的这一天，杨湘洪却给出一个任性的理由：自己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复发，要留在巴黎治疗，并滞留不回。同年10月，温州市委派出工作组前往法国劝说其回国，但杨湘洪以不便见面为由，避而不见。
在“红色通缉令”中，一些消失很久的官员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陈兴铭，曾是云南省委原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的得力下属。2002年，高严案发，高严与众涉案人员潜逃。陈兴铭就是其中之一，可能逃往美国、新西兰。
白岩松：媒体在分析这个100人的“红色通缉令”时发现，其中担任各级单位“一把手”的占48个，接近一半。现在，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请他对这个100人的大名单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高副秘书长，这个数据是否意味着对“一把手”的制约少，在防止贪腐“一把手”外逃的问题上存在着漏洞？ 高波：这个数据表明，这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当前严峻、复杂的正风反腐实际状况有着理性、科学的判断。一是目前的反腐还处于“清存量”的阶段。贪腐“一把手”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集聚了大量的、非法的财富。二是对“一把手”长期缺乏监督。三是“打虎拍蝇”的气场越来越强大。正在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外逃贪官——不管他们是什么级别，不管他们逃到哪里，只要发现他们的踪迹，就一定要把他们追回国内、绳之以法。
白岩松：这次这个“红色通缉令”不同于单个发出的通缉令，而是“Duang”地一下子涉及到100个人，就像对一个集团发出“红色通缉令”似的。高副秘书长，您认为这样集团式的“红色通缉令”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高波：对这100名外逃贪官的红色通缉，就相当于打开了100盏探照灯，可以形成“聚光灯效应”。一方面亮出我们国家海外追逃的决心、信心、底气以及自信。另一个方面，这也是100把利剑，对那些外逃的贪官、未外逃的贪官必将产生与日俱增的强大心理震慑；这也是100张军令状，对相关追逃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岩松：您的意思是说，面对这样一个大名单，如果长时间追逃而追回来的人数不多的话，社会上的声音就可能给发出“红色通缉令”的相关部门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可以这样解读吗？
高波：这是必然的。因为对任何一个通缉令来说，都不能无限期地挂下去而找不到人、抓不到人。也就是说，“红色通缉令”同时是一个军令状、一个责任状，势必迫使相关部门竭尽所能，全天候地工作，全方位地努力，上天入地，调动一切积极性，既要与国内的有关部门形成一个追赃追逃的“国内猎人联盟”，又要与国际上的同行们联手，打造一个追赃追逃的“国际猎人联盟”，通过内外夹击，让那些“狐狸”无处可逃。
白岩松：目前，许多人看到这个大名单时，心态是不一样的。有人乐观，認为中央既然敢公布这个大名单，就说明已经掌握了这些人的线索，甚至正在与外国进行引渡磋商，很快就会全抓回来。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乐观，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大名单上相当多的外逃贪官下落不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波：通过最近了解到的公开情况看，我国的追赃追逃相关部门已经先期与相关的国际组织、一些对象国的执纪执法机构进行了周密的、全天候的沟通和协作，对外逃贪官的动向、下一步合作的方向已经有了初步计划。
另一方面，我国的正风反腐展现了很高的透明度，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可以这样说，在追赃追逃的过程中，我国获得的国际支持更多更大，反腐的“朋友圈”更大了。
所以，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可以预见，外逃贪官在海外的藏匿成本越来越高，被发现、被缉捕的概率也越来越高。
（本刊整理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