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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伦斯所提出的关于“他者”的论点，与曾在学界轰动一时的“差异和异质的狂欢”思想不谋而合。其文学批评及小说创作与巴赫金对话理论之间，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存在惊人的契合。
关键词：劳伦斯；他者；差异；对话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12-016-002
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学界和评论界对劳伦斯的评价毁誉参半。乔纳森?多里莫在1991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声称，学界“越来越无视，乃至藐视”劳伦斯的作品，堪称对其尴尬处境恰如其分的描述。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声誉日下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其所提出的关于“他者”的论点，恰与曾在学界轰动一时的“差异和异质的狂欢”思想不谋而合。在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作品中，劳伦斯有先见性地指出，“我们一直从相似性和一致性出发进行思考和表达。现在我们必须学会从差异性和他者出发进行思考。”遗憾的是，学界多关注其小说创作中传统的一面，特别是其叙事风格的同质性与连续性，而忽略了劳伦斯同时也是一位肯定差异与异质存在的理论家和身体力行进行创作实践的小说家。
与劳伦斯日薄西山的文学声誉相对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于学界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凸现。巴赫金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的或曰对话的,现实对话中的语言指向一个未来的回答。它挑拨、预示着这一回答并向着答语的方向建构自身。巴赫金将小说话语分为作者的直接话语、表演性话语（包括直接引语、独白、或由自由间接引语表现的转述话语）、双向话语或双声语。双声语包括全部言
语，不仅指向现实世界事物，还指向另一说者的言说行为。最重要的双声语有仿格体、讲述体、讽拟体和暗辩体，后者指向、回应小说中并未实际出现的另一话语行为。双声语这一类别的出现，特别是其强调另一话语行为在场的影响，体现了巴赫金在文体学上的最具创造性的贡献。
劳伦斯的小说理论集中体现在其收录于《汤姆斯?哈代研究论文集》的6篇文学批评论文中，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巴赫金在观点上惊人的相似之处。譬如在《小说为什么重要》一文中，劳伦斯指出：
“我，活人一个，我是一个由不相调和的各部分组成的古怪的集合体。我今天的嚎叫和昨天的嚎叫迥异。我明天的眼泪也将和一年前的眼泪无干。如果我爱的人一成不变，我将不再爱她。只有她改变自己并造就我的改变，消除我的惰性，而她的惰性也因我的改变而消除，我才能继续爱她。”
还有什么比“由不相调和的各部分组成的古怪的集合体”更能准确地表达复调的概念？又有什么比“对话”更能贴切地描述劳伦斯与其爱人之间互相改变的辩证关系？
对于劳伦斯而言，小说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的。他认为严肃的小说创作可以引发对话性的思考，小说应当在声张或探寻作者观点的同时，允许不同观点的交锋。而他本人也一直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将小说作为有力的、无可取代的思想工具，特别是能够探寻他者的现实存在的思想工具。
在劳伦斯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声音在其小说话语占据主导。尽管劳伦斯的叙述声音涵盖下层语言和狂想曲等诸多方面，语调变化多端，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意识，但从根本上讲，它仍是劳伦斯的声音。
近年来，受弗莱什曼和戴维?洛奇相关研究的影响，关于劳伦斯小说就结构而言是对话小说的观点占据上风。另一方面，就连洛奇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夸大了劳伦斯叙事风格的同质性。纵观劳伦斯较为成熟的作品，如《儿子和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人物的发言机制愈发自由，而各言语所承载的不同利益和思想之间可以不断竞争、较量，而叙述者对争辩或主人公不做出结论性评判。韦恩?布思也认为，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进行了极端的实验，面对人物的声音，特别是其内心声音，小說家完全失语。”劳伦斯一次又一次将故事的叙事交给另一个不受作者控制的思想或曰声音，他将自由间接引语运用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我们听到的不是界限分明的沉默的作者声音和独立的人物声音，而是声音的和谐重奏，每一个声音都具有自己的权威性。
在《菊馨》的后期版本中，劳伦斯发现了“他与自身以外一切事物的新关系”。相关证据戏剧化地集中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伊莉莎白?巴茨在面对丈夫不着一缕的遗体时，猛然感到丈夫看上去竟如此陌生：
“她看了看他的脸，然后转过脸去看着墙壁。因为他的神情和她的不一样，他的方式也和她的不一样。她曾拒绝承认他是这样一个人——现在她看清楚了。她抗拒他，因为他是他自己。”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劳伦斯对于作为他者的其他生命敏感的早期意识，在他之后的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中，这种早期意识将会逐步演变成一种真理存在。
在《恋爱中的女人》随着叙事发展越来越激烈的争辩中，亦可窥见他者的踪迹。譬如，布朗文姐妹散步时偶遇一只伫立枝头大声歌唱的知更鸟，古迪兰认为这只鸟很自大，欧秀拉受到姐姐影响，也认为它是声嘶力竭展现自己的可怜虫。但是几天之后，在她经历感情上的剧变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它们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未知的，是一种未知的力量。把它们和人类一样看待不够谨慎。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
这不正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提醒读者应从差异和他者出发进行思考吗？在这部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说教。譬如伯基与他人争辩，声称“在精神上，人类具有根本差异，是否平等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他更进一步说道：“一个人并不比他人优越，并不是因为他们生而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他者，无法进行比较。”
劳伦斯创作晚期的小说《东西》，采用了仿格式的“口述体”。开头句式简短、语义断续，用“可”“可是”、“当然”等词频繁地对前文进行修正和限定。这种不断的语义修正，以及主人公反复地、笨拙地使观点得到认同的企图，使我们意识到在小说的叙述时间里，可能实际存在（尽管没有直接反映在文本中）或是在主人公脑海中存在大量言语和诘问，小说的文体风格近乎于对这些言语和诘问的反应。该话语本身即一种双向话语，因为它总是焦虑地意识到另一话语——或干涉、或理论、或怀疑的在场并针锋相对地为自己辩护。
当主人公做出离开法国的决定后，劳伦斯借用两个主人公可能会使用的语言，就这一决定进行解释和辩护，从文中出现的“就算”“可是长远地看”“最后”等词，彰显出这种辩护的言说对象是主人公自己、对方以及隐藏在幕后的他者，即常识的匿名代言人。在后文中，这个常识的他者得以直接发表言论，对话体转变为公开的对话(请注意斜体部分)：“我们爱过这个国家，在这里收获良多。可是待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几年以后，说真的，巴黎让我们很失望。”“那是巴黎，又不是法国。”“对，也许巴黎不是法国。法国和巴黎不大一样。法国美丽动人——简直太美了。可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我们爱法国，也改变不了什么。”
劳伦斯的作品与巴赫金批评思想之间的契合不仅是形式上的，在巴赫金理论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劳伦斯的形而上学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惊人的相似：巴赫金认为在复调小说的产生打破了独白文学维护的单一的世界观，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劳伦斯笔下，世界亦是充满差异的他者的集合体。
关键词：劳伦斯；他者；差异；对话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12-016-002
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学界和评论界对劳伦斯的评价毁誉参半。乔纳森?多里莫在1991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声称，学界“越来越无视，乃至藐视”劳伦斯的作品，堪称对其尴尬处境恰如其分的描述。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声誉日下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其所提出的关于“他者”的论点，恰与曾在学界轰动一时的“差异和异质的狂欢”思想不谋而合。在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作品中，劳伦斯有先见性地指出，“我们一直从相似性和一致性出发进行思考和表达。现在我们必须学会从差异性和他者出发进行思考。”遗憾的是，学界多关注其小说创作中传统的一面，特别是其叙事风格的同质性与连续性，而忽略了劳伦斯同时也是一位肯定差异与异质存在的理论家和身体力行进行创作实践的小说家。
与劳伦斯日薄西山的文学声誉相对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于学界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凸现。巴赫金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的或曰对话的,现实对话中的语言指向一个未来的回答。它挑拨、预示着这一回答并向着答语的方向建构自身。巴赫金将小说话语分为作者的直接话语、表演性话语（包括直接引语、独白、或由自由间接引语表现的转述话语）、双向话语或双声语。双声语包括全部言
语，不仅指向现实世界事物，还指向另一说者的言说行为。最重要的双声语有仿格体、讲述体、讽拟体和暗辩体，后者指向、回应小说中并未实际出现的另一话语行为。双声语这一类别的出现，特别是其强调另一话语行为在场的影响，体现了巴赫金在文体学上的最具创造性的贡献。
劳伦斯的小说理论集中体现在其收录于《汤姆斯?哈代研究论文集》的6篇文学批评论文中，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巴赫金在观点上惊人的相似之处。譬如在《小说为什么重要》一文中，劳伦斯指出：
“我，活人一个，我是一个由不相调和的各部分组成的古怪的集合体。我今天的嚎叫和昨天的嚎叫迥异。我明天的眼泪也将和一年前的眼泪无干。如果我爱的人一成不变，我将不再爱她。只有她改变自己并造就我的改变，消除我的惰性，而她的惰性也因我的改变而消除，我才能继续爱她。”
还有什么比“由不相调和的各部分组成的古怪的集合体”更能准确地表达复调的概念？又有什么比“对话”更能贴切地描述劳伦斯与其爱人之间互相改变的辩证关系？
对于劳伦斯而言，小说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的。他认为严肃的小说创作可以引发对话性的思考，小说应当在声张或探寻作者观点的同时，允许不同观点的交锋。而他本人也一直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将小说作为有力的、无可取代的思想工具，特别是能够探寻他者的现实存在的思想工具。
在劳伦斯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声音在其小说话语占据主导。尽管劳伦斯的叙述声音涵盖下层语言和狂想曲等诸多方面，语调变化多端，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意识，但从根本上讲，它仍是劳伦斯的声音。
近年来，受弗莱什曼和戴维?洛奇相关研究的影响，关于劳伦斯小说就结构而言是对话小说的观点占据上风。另一方面，就连洛奇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夸大了劳伦斯叙事风格的同质性。纵观劳伦斯较为成熟的作品，如《儿子和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人物的发言机制愈发自由，而各言语所承载的不同利益和思想之间可以不断竞争、较量，而叙述者对争辩或主人公不做出结论性评判。韦恩?布思也认为，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进行了极端的实验，面对人物的声音，特别是其内心声音，小說家完全失语。”劳伦斯一次又一次将故事的叙事交给另一个不受作者控制的思想或曰声音，他将自由间接引语运用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我们听到的不是界限分明的沉默的作者声音和独立的人物声音，而是声音的和谐重奏，每一个声音都具有自己的权威性。
在《菊馨》的后期版本中，劳伦斯发现了“他与自身以外一切事物的新关系”。相关证据戏剧化地集中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伊莉莎白?巴茨在面对丈夫不着一缕的遗体时，猛然感到丈夫看上去竟如此陌生：
“她看了看他的脸，然后转过脸去看着墙壁。因为他的神情和她的不一样，他的方式也和她的不一样。她曾拒绝承认他是这样一个人——现在她看清楚了。她抗拒他，因为他是他自己。”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劳伦斯对于作为他者的其他生命敏感的早期意识，在他之后的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中，这种早期意识将会逐步演变成一种真理存在。
在《恋爱中的女人》随着叙事发展越来越激烈的争辩中，亦可窥见他者的踪迹。譬如，布朗文姐妹散步时偶遇一只伫立枝头大声歌唱的知更鸟，古迪兰认为这只鸟很自大，欧秀拉受到姐姐影响，也认为它是声嘶力竭展现自己的可怜虫。但是几天之后，在她经历感情上的剧变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它们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未知的，是一种未知的力量。把它们和人类一样看待不够谨慎。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
这不正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提醒读者应从差异和他者出发进行思考吗？在这部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说教。譬如伯基与他人争辩，声称“在精神上，人类具有根本差异，是否平等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他更进一步说道：“一个人并不比他人优越，并不是因为他们生而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他者，无法进行比较。”
劳伦斯创作晚期的小说《东西》，采用了仿格式的“口述体”。开头句式简短、语义断续，用“可”“可是”、“当然”等词频繁地对前文进行修正和限定。这种不断的语义修正，以及主人公反复地、笨拙地使观点得到认同的企图，使我们意识到在小说的叙述时间里，可能实际存在（尽管没有直接反映在文本中）或是在主人公脑海中存在大量言语和诘问，小说的文体风格近乎于对这些言语和诘问的反应。该话语本身即一种双向话语，因为它总是焦虑地意识到另一话语——或干涉、或理论、或怀疑的在场并针锋相对地为自己辩护。
当主人公做出离开法国的决定后，劳伦斯借用两个主人公可能会使用的语言，就这一决定进行解释和辩护，从文中出现的“就算”“可是长远地看”“最后”等词，彰显出这种辩护的言说对象是主人公自己、对方以及隐藏在幕后的他者，即常识的匿名代言人。在后文中，这个常识的他者得以直接发表言论，对话体转变为公开的对话(请注意斜体部分)：“我们爱过这个国家，在这里收获良多。可是待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几年以后，说真的，巴黎让我们很失望。”“那是巴黎，又不是法国。”“对，也许巴黎不是法国。法国和巴黎不大一样。法国美丽动人——简直太美了。可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我们爱法国，也改变不了什么。”
劳伦斯的作品与巴赫金批评思想之间的契合不仅是形式上的，在巴赫金理论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劳伦斯的形而上学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惊人的相似：巴赫金认为在复调小说的产生打破了独白文学维护的单一的世界观，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劳伦斯笔下，世界亦是充满差异的他者的集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