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主攻恶性肿瘤。从医三十年来，我做过上千台手术。突然之间，一张病理报告单将我从医生转换为患者，我亲历了我所有病人经历的一切。
顺便体检查出癌
2013年10月8日，我凑了几天假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很是放心不下，一早就带着他们到医院体检。我也顺带做了个B超。
我有胆结石十几年了，时断时续地痛，痛的时候吃点药，不痛就懒得管了，已经多年没做过全面体检。当探头触到我胆囊的部位时，B超医生眉头一下皱起来了：“胆囊有一个三厘米的实性包块，有血流信号，不太好啊，赶紧手术吧。”
第二天，做了一系列相关检查，核磁、CT、肿瘤标记物，都指向恶性肿瘤，但毕竟没有病理结果，我仍然心存幻想。
10月16日，我做了手术。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时候，又干又痛，虽然医生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我为鱼肉，毫无尊严。家人送我到电梯口，我突然觉得很恐惧，我不舍得放开女儿的手，我怕这是一扇生死之门。
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医生和护士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手术室工作了三十年，周围的环境无比熟悉，可是此时我却觉得陌生和恐惧。我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地开始哆嗦。麻醉师问：“还好吧？”然后就把面罩给我戴上了。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沉，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2点了。睁开眼睛那一刻，伴随着的是一阵阵剧痛。摸了一下肚子，腹带，引流袋，我知道自己真的患癌了。
只想听到一句话
最痛的三天终于熬过去了，我下地了。我双膝酸软无力，只能将全部重心都压在老伴身上，艰难前行。走一步一身汗，伤口随着脚步的移动一下一下地痛，那种痛只让人感觉生不如死。
之前，我也是这么近乎残忍地要求术后病人尽早下地的。面对怕疼不愿意下地的患者，我总是一番长篇大论：“你迟迟不下床容易粘连，不利于恢复，还有可能造成伤口感染，如果再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更麻烦了，咬咬牙，下来走走！”
生病之后，我才理解患者对医生的那份信任和依恋。还有什么比生命之托更重的呢？
主任来看我了，我抓着他的手，泪水瞬间就下来了。我问他病理结果，他丝毫没有隐瞒，然后握握我的手，安慰我：“安心养病，别想多了。”他的副手性格截然相反，开朗健谈，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博士。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的病人十几年了还如常人般高质量地生活着。主任的安慰、博士的故事，如同强心剂一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虽然我也是医生，也一直从事恶性肿瘤的治疗，但是到了自己的头上，我还是束手无策，还是希望能从医生那里获得鼓励和支持。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有笑话说医生有“杀人”三句话：不好，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之前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不以为然。每当有患者家属问到我愈后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五年生存率的统计数据。面对可怜的百分比，家属悲痛得不能自已，我觉得爱莫能助，很少宽慰劝解。如今，我既想知道自己的愈后，又不想听到那些冰冷的数字。我最想听到一句：“手术很成功，一切都会好的。”哪怕仅仅是出于安慰。
有一篇文章说，国外医生面对肿瘤患者时会说：“人体会有强大的自愈功能，你的疾病也有一部分痊愈的可能，我们医生会有办法控制疾病，最大限度延长你的生命，减轻你的痛苦。”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如果医生真的能用这样的方式和患者沟通，患者内心的伤痛一定会减轻大半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术后一个月复查，我的身体恢复得不是很好，发烧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在家里走上两圈，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我彻底接受了我是一名癌症患者的现实，一个月内我流了一生的泪。每一次亲人朋友来看我，我都泪流不止。我再也不是那个连续十几个小时站在手术台上不知道疲倦的钢铁医生了，我成了一名懦夫，整日虚弱不堪地半躺在沙发上，一集集看电视剧麻痹自己。
对于是否进行化疗，医生们意见不一，我选择了化疗。我有温暖的家，有热爱的事业，生活如此美好，无论多么艰难痛苦，我都要努力活下来。对化疗的痛苦，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十二个疗程、三种药物联合的超强化疗方案终于结束了。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各种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烧、关节痛、神经炎、血小板低、打白介素后的周身不适、血尿、尿蛋白四个加号……终于，一切苦难都结束了。我老太婆挺过来了，我为自己叫声好。
如今，我做了全面的复查，一切都好。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大连，这是我病后第一次出远门。虽然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我自觉对病人尽到了百分之百的责任。而今，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上，我又觉得我似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对患者而言，医生鼓励安慰的作用是任何亲人、朋友甚至心理医生都不能相比的。也许医生几句短短的鼓励，就能成为患者做完整个治疗的支撑。等我重返工作岗位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面带微笑地向每一位病人问好，握着要进手术室的病人的手，说：“别怕，我也是一名癌症患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术后，我会俯下身子，轻声问：“感觉怎么样？疼得厉害吗？要不要用些止痛药？”
当过患者之后，我一定会是一名另一种评判标准下的好医生。
顺便体检查出癌
2013年10月8日，我凑了几天假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很是放心不下，一早就带着他们到医院体检。我也顺带做了个B超。
我有胆结石十几年了，时断时续地痛，痛的时候吃点药，不痛就懒得管了，已经多年没做过全面体检。当探头触到我胆囊的部位时，B超医生眉头一下皱起来了：“胆囊有一个三厘米的实性包块，有血流信号，不太好啊，赶紧手术吧。”
第二天，做了一系列相关检查，核磁、CT、肿瘤标记物，都指向恶性肿瘤，但毕竟没有病理结果，我仍然心存幻想。
10月16日，我做了手术。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时候，又干又痛，虽然医生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我为鱼肉，毫无尊严。家人送我到电梯口，我突然觉得很恐惧，我不舍得放开女儿的手，我怕这是一扇生死之门。
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医生和护士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手术室工作了三十年，周围的环境无比熟悉，可是此时我却觉得陌生和恐惧。我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地开始哆嗦。麻醉师问：“还好吧？”然后就把面罩给我戴上了。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沉，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2点了。睁开眼睛那一刻，伴随着的是一阵阵剧痛。摸了一下肚子，腹带，引流袋，我知道自己真的患癌了。
只想听到一句话
最痛的三天终于熬过去了，我下地了。我双膝酸软无力，只能将全部重心都压在老伴身上，艰难前行。走一步一身汗，伤口随着脚步的移动一下一下地痛，那种痛只让人感觉生不如死。
之前，我也是这么近乎残忍地要求术后病人尽早下地的。面对怕疼不愿意下地的患者，我总是一番长篇大论：“你迟迟不下床容易粘连，不利于恢复，还有可能造成伤口感染，如果再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更麻烦了，咬咬牙，下来走走！”
生病之后，我才理解患者对医生的那份信任和依恋。还有什么比生命之托更重的呢？
主任来看我了，我抓着他的手，泪水瞬间就下来了。我问他病理结果，他丝毫没有隐瞒，然后握握我的手，安慰我：“安心养病，别想多了。”他的副手性格截然相反，开朗健谈，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博士。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的病人十几年了还如常人般高质量地生活着。主任的安慰、博士的故事，如同强心剂一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虽然我也是医生，也一直从事恶性肿瘤的治疗，但是到了自己的头上，我还是束手无策，还是希望能从医生那里获得鼓励和支持。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有笑话说医生有“杀人”三句话：不好，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之前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不以为然。每当有患者家属问到我愈后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五年生存率的统计数据。面对可怜的百分比，家属悲痛得不能自已，我觉得爱莫能助，很少宽慰劝解。如今，我既想知道自己的愈后，又不想听到那些冰冷的数字。我最想听到一句：“手术很成功，一切都会好的。”哪怕仅仅是出于安慰。
有一篇文章说，国外医生面对肿瘤患者时会说：“人体会有强大的自愈功能，你的疾病也有一部分痊愈的可能，我们医生会有办法控制疾病，最大限度延长你的生命，减轻你的痛苦。”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如果医生真的能用这样的方式和患者沟通，患者内心的伤痛一定会减轻大半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术后一个月复查，我的身体恢复得不是很好，发烧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在家里走上两圈，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我彻底接受了我是一名癌症患者的现实，一个月内我流了一生的泪。每一次亲人朋友来看我，我都泪流不止。我再也不是那个连续十几个小时站在手术台上不知道疲倦的钢铁医生了，我成了一名懦夫，整日虚弱不堪地半躺在沙发上，一集集看电视剧麻痹自己。
对于是否进行化疗，医生们意见不一，我选择了化疗。我有温暖的家，有热爱的事业，生活如此美好，无论多么艰难痛苦，我都要努力活下来。对化疗的痛苦，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十二个疗程、三种药物联合的超强化疗方案终于结束了。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各种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烧、关节痛、神经炎、血小板低、打白介素后的周身不适、血尿、尿蛋白四个加号……终于，一切苦难都结束了。我老太婆挺过来了，我为自己叫声好。
如今，我做了全面的复查，一切都好。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大连，这是我病后第一次出远门。虽然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我自觉对病人尽到了百分之百的责任。而今，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上，我又觉得我似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对患者而言，医生鼓励安慰的作用是任何亲人、朋友甚至心理医生都不能相比的。也许医生几句短短的鼓励，就能成为患者做完整个治疗的支撑。等我重返工作岗位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面带微笑地向每一位病人问好，握着要进手术室的病人的手，说：“别怕，我也是一名癌症患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术后，我会俯下身子，轻声问：“感觉怎么样？疼得厉害吗？要不要用些止痛药？”
当过患者之后，我一定会是一名另一种评判标准下的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