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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疯卖傻、绝食，最终还是走上死刑之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行刑那天，王某一路喋喋不休：“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身体有病痛，今天解脱了，也算给死者一个交代了。”之后，他还对看守所及看管民警两年多的照顾表达了感恩之情。
羁押在看守所的各类人员中，死刑犯是最难管理的一类。死刑的“执行”对死刑犯的冲击很大，他们的神经极为敏感，或会因为无法接受“死刑”的判决而逃避现实，出现自暴自弃、消极对抗、暴躁不安、哄监闹监的现象，甚至会产生自杀、自残、行凶的念头。
近日，记者来到广州黄埔区看守所，专访该看守所麦副所长及死刑犯看管员、管教组组长肖清波，试图揭开死刑犯走向人生终点的点滴故事。
死刑犯怎么看管
黄埔区看守所位于黄埔区红山一路平顶岗，其斜对面就是武警训练基地。进入后穿过看守所办公区，一堵高约10米的高墙赫然在前，墙上犄角处还安置了哨岗，哨岗内武警荷枪实弹巡控。
高墙正中还有一扇铁门，有公安民警在把守，穿过后即到达看管人员的生活区。记者看到，羁押人员的监管区在生活区的后侧，整个监管区都被高墙铁网围住，且一踏入生活区，便处于24小时视频监控之下。
据悉，对于看守所干警配备，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实施办法》（试行）当中规定，月平均人犯数超过一百人，一般按百分之十五配备；大中城市看守所，一般按月平均人犯数的百分之二十配备。
黄埔区看守所干警配备一般分为管教组、巡控组和值班组，管教组一般是一个人负责几个监室，对监室进行管教，了解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及处理事务，下班后由值班组无缝接上，值班组每组人数各异，一般为6-7人。巡控组则负责24小时巡控，分4个班，每个班两个人。
黄埔区看守所一共有48个监室，按照规定，每个监室羁押人员在12人左右，死刑犯则被羁押在重点监室。
在一般人印象中，死刑犯应该单独关押，而事实恰好相反。麦副所长介绍，单独关押死刑犯情况不好把握，且在人多的环境中，死刑犯的情况可以更及时地得到反馈。
为了更好地管理死刑犯，重点监室由两个监室合并而成。另外，死刑犯睡觉也需人值班看管，这样可使死刑犯24小时处于监控之下。
据了解，重点监室内的其他关押人员，都属于性格稳定，政治觉悟较高，比较容易管理的一类，这样一来，让死刑犯处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可减少风险的发生。
不过，死刑犯关押不同于其他类型关押人员的一点就是，死刑犯还需要加戴脚镣，并限制活动自由。
麦副所长介绍，黄埔区看守所内的死刑犯要求“定镣”，即两脚戴上铁链，铁链穿过地面立起的环，死刑犯可活动的范围仅有手臂展开距离。“吃喝拉撒都在这里，需要有人伺候。”麦副所长说，死刑犯在大小便时会有人拿痰盂过来，需要洗脸则有人把脸盆端进来。
装疯卖傻，精神鉴定成救命稻草
麦副所长介绍，黄埔区看守所去年共关押四名死刑犯，肖清波看管了两名死刑犯，其中一名已由死刑转为死缓，而另一名死刑犯王某，是看守所中最“臭名远扬”的一个。
2011年11月，40多岁的安徽人王某，因感情糾纷将女朋友杀死。案发后，他在东莞被警方抓获，并因故意杀人罪于12月18日关押在黄埔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王某假装自己患有精神病，拒不承认杀人事实。
但后来经审讯，王某终于供认其犯罪事实。没想到，在供认后，王某又后悔了，再次在监室装疯卖傻、辱骂管教及同监室人员、撕拉衣服、绝食等。
2012年，刚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肖清波就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接手后的一段时间，王某跟肖清波处于互相摸索的状态，并没有过多地闹事。
同年11月14日，王某一审被判处死刑。为稳定王某的情绪，肖清波当晚赶到监室开导王某，并鼓励他上诉。
在一边上诉的过程中，王某意识到，正常人需负刑事责任，精神患者或可免去刑事责任，精神鉴定成了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王某继续在监室里装疯卖傻、绝食，他要让大家误以为他是神经病，并多次提出要到医院进行鉴定。
不久后，王某做了一次精神鉴定，专家给出的意见是王某精神正常，看守所知道王某的“心思”，并没有给他第二次的鉴定机会。
因案件性质过于恶劣，2013年11月6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当得知“死刑”事实无法改变后，王某便经常失眠、产生幻觉，于是向看守所里申请提供安眠药。
为防止王某将安眠药积攒下来用于自杀，肖清波专门安排了两名同监室在押人员每晚监督王某的吃药情况。
经最高院复核下来，王某已再无翻案机会，在肖清波等看管员的教导下，王某渐渐地接受了“死刑”的判处结果，安静地等待执行期的到来。
这段时间里，王某情绪较稳定，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良心上过不去，打算采取一些行动来回馈社会。
一天在看报纸时，王某偶然看到一个家庭困难需捐助的女孩的信息，立即将该信息裁剪下来，交给了肖清波，并告知打算给这个女孩捐助500元，肖清波按照流程顺利帮王某捐赠了500元。后来，一条重症孩子就医需巨额医药费的新闻消息再次触动了王某，他再次拿出500元让肖清波转寄给这个孩子。
“他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肖清波说，他们每月会寄给王某几百元钱，这些钱王某平时用来购买牛奶、面包等食品。同时，黄埔区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消费要“限高”，每个月消费不能超过500元，基于上诉原因，王某两次捐赠都选择了500元，这已是他所能捐赠的极限了。
执行枪决 死前一路“喋喋不休”
王某上“刑场”前的最后一晚显得十分平静。“临刑前一晚也没告诉他，伙食、作息跟平时相同，不能让他察觉出异样。”肖清波说。
执行当天早上6点多，肖清波从家里拎了两只鸡腿和一盒牛奶来到看守所，打算给王某一顿像样的“断头饭”。“见到王某后，还是没有跟他提枪决的事情，只是婉转地说给他换一个看守所。”肖清波说，两人“心照不宣”，王某也知道“日子”到了。
从黄埔区看守所到死刑犯枪决地点，大巴开了40多分钟。肖清波坐在王某旁边，时不时给他递上根烟。“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身体有病痛，今天解脱了，也算给死者一个交代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某一路“喋喋不休”，对看守所及看管民警两年多的照顾表达了感恩之情。此外，他还简单处理了一下“后事”：平时买的水果、方便面、牛奶、面包交代肖清波，要一一送给监室里照顾他的好朋友。
早上不到8点，大巴到了死刑犯枪决地点，王某见到前来探望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情绪再也绷不住，当场嚎啕大哭。从2011年关进看守所到2014年奔赴刑场，黄埔区看守所成了王某人生旅途中最后的驿站，肖清波等看管人员则陪伴了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完成交付手续后，肖清波悄然离开，对于这个死刑犯，他感到惋惜，同时心里感到一点点的不舒服。当天中午，王某被执行枪决。
（《信息时报》）
羁押在看守所的各类人员中，死刑犯是最难管理的一类。死刑的“执行”对死刑犯的冲击很大，他们的神经极为敏感，或会因为无法接受“死刑”的判决而逃避现实，出现自暴自弃、消极对抗、暴躁不安、哄监闹监的现象，甚至会产生自杀、自残、行凶的念头。
近日，记者来到广州黄埔区看守所，专访该看守所麦副所长及死刑犯看管员、管教组组长肖清波，试图揭开死刑犯走向人生终点的点滴故事。
死刑犯怎么看管
黄埔区看守所位于黄埔区红山一路平顶岗，其斜对面就是武警训练基地。进入后穿过看守所办公区，一堵高约10米的高墙赫然在前，墙上犄角处还安置了哨岗，哨岗内武警荷枪实弹巡控。
高墙正中还有一扇铁门，有公安民警在把守，穿过后即到达看管人员的生活区。记者看到，羁押人员的监管区在生活区的后侧，整个监管区都被高墙铁网围住，且一踏入生活区，便处于24小时视频监控之下。
据悉，对于看守所干警配备，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实施办法》（试行）当中规定，月平均人犯数超过一百人，一般按百分之十五配备；大中城市看守所，一般按月平均人犯数的百分之二十配备。
黄埔区看守所干警配备一般分为管教组、巡控组和值班组，管教组一般是一个人负责几个监室，对监室进行管教，了解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及处理事务，下班后由值班组无缝接上，值班组每组人数各异，一般为6-7人。巡控组则负责24小时巡控，分4个班，每个班两个人。
黄埔区看守所一共有48个监室，按照规定，每个监室羁押人员在12人左右，死刑犯则被羁押在重点监室。
在一般人印象中，死刑犯应该单独关押，而事实恰好相反。麦副所长介绍，单独关押死刑犯情况不好把握，且在人多的环境中，死刑犯的情况可以更及时地得到反馈。
为了更好地管理死刑犯，重点监室由两个监室合并而成。另外，死刑犯睡觉也需人值班看管，这样可使死刑犯24小时处于监控之下。
据了解，重点监室内的其他关押人员，都属于性格稳定，政治觉悟较高，比较容易管理的一类，这样一来，让死刑犯处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可减少风险的发生。
不过，死刑犯关押不同于其他类型关押人员的一点就是，死刑犯还需要加戴脚镣，并限制活动自由。
麦副所长介绍，黄埔区看守所内的死刑犯要求“定镣”，即两脚戴上铁链，铁链穿过地面立起的环，死刑犯可活动的范围仅有手臂展开距离。“吃喝拉撒都在这里，需要有人伺候。”麦副所长说，死刑犯在大小便时会有人拿痰盂过来，需要洗脸则有人把脸盆端进来。
装疯卖傻，精神鉴定成救命稻草
麦副所长介绍，黄埔区看守所去年共关押四名死刑犯，肖清波看管了两名死刑犯，其中一名已由死刑转为死缓，而另一名死刑犯王某，是看守所中最“臭名远扬”的一个。
2011年11月，40多岁的安徽人王某，因感情糾纷将女朋友杀死。案发后，他在东莞被警方抓获，并因故意杀人罪于12月18日关押在黄埔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王某假装自己患有精神病，拒不承认杀人事实。
但后来经审讯，王某终于供认其犯罪事实。没想到，在供认后，王某又后悔了，再次在监室装疯卖傻、辱骂管教及同监室人员、撕拉衣服、绝食等。
2012年，刚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肖清波就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接手后的一段时间，王某跟肖清波处于互相摸索的状态，并没有过多地闹事。
同年11月14日，王某一审被判处死刑。为稳定王某的情绪，肖清波当晚赶到监室开导王某，并鼓励他上诉。
在一边上诉的过程中，王某意识到，正常人需负刑事责任，精神患者或可免去刑事责任，精神鉴定成了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王某继续在监室里装疯卖傻、绝食，他要让大家误以为他是神经病，并多次提出要到医院进行鉴定。
不久后，王某做了一次精神鉴定，专家给出的意见是王某精神正常，看守所知道王某的“心思”，并没有给他第二次的鉴定机会。
因案件性质过于恶劣，2013年11月6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当得知“死刑”事实无法改变后，王某便经常失眠、产生幻觉，于是向看守所里申请提供安眠药。
为防止王某将安眠药积攒下来用于自杀，肖清波专门安排了两名同监室在押人员每晚监督王某的吃药情况。
经最高院复核下来，王某已再无翻案机会，在肖清波等看管员的教导下，王某渐渐地接受了“死刑”的判处结果，安静地等待执行期的到来。
这段时间里，王某情绪较稳定，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良心上过不去，打算采取一些行动来回馈社会。
一天在看报纸时，王某偶然看到一个家庭困难需捐助的女孩的信息，立即将该信息裁剪下来，交给了肖清波，并告知打算给这个女孩捐助500元，肖清波按照流程顺利帮王某捐赠了500元。后来，一条重症孩子就医需巨额医药费的新闻消息再次触动了王某，他再次拿出500元让肖清波转寄给这个孩子。
“他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肖清波说，他们每月会寄给王某几百元钱，这些钱王某平时用来购买牛奶、面包等食品。同时，黄埔区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消费要“限高”，每个月消费不能超过500元，基于上诉原因，王某两次捐赠都选择了500元，这已是他所能捐赠的极限了。
执行枪决 死前一路“喋喋不休”
王某上“刑场”前的最后一晚显得十分平静。“临刑前一晚也没告诉他，伙食、作息跟平时相同，不能让他察觉出异样。”肖清波说。
执行当天早上6点多，肖清波从家里拎了两只鸡腿和一盒牛奶来到看守所，打算给王某一顿像样的“断头饭”。“见到王某后，还是没有跟他提枪决的事情，只是婉转地说给他换一个看守所。”肖清波说，两人“心照不宣”，王某也知道“日子”到了。
从黄埔区看守所到死刑犯枪决地点，大巴开了40多分钟。肖清波坐在王某旁边，时不时给他递上根烟。“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身体有病痛，今天解脱了，也算给死者一个交代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某一路“喋喋不休”，对看守所及看管民警两年多的照顾表达了感恩之情。此外，他还简单处理了一下“后事”：平时买的水果、方便面、牛奶、面包交代肖清波，要一一送给监室里照顾他的好朋友。
早上不到8点，大巴到了死刑犯枪决地点，王某见到前来探望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情绪再也绷不住，当场嚎啕大哭。从2011年关进看守所到2014年奔赴刑场，黄埔区看守所成了王某人生旅途中最后的驿站，肖清波等看管人员则陪伴了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完成交付手续后，肖清波悄然离开，对于这个死刑犯，他感到惋惜，同时心里感到一点点的不舒服。当天中午，王某被执行枪决。
（《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