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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音乐学在时间层面上，可分为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即从横向的现实构成和纵向的历史发展两个方面关注被研究事象。本文主要探讨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
关键词：历时性;民族音乐学;发展
一、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的兴起与发展
赵志安将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的发展过程归纳为三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即酝酿时期→从比较音乐学、人类学到语言学→60年代末以来。[1]
建立在殖民主义扩张和大量文献资料积累的早期酝酿时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把非西方的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源头，是欧洲音乐早期的历史形态。[1]到了1885年，阿德勒提出比较音乐学的概念，并将音乐研究领域分成历史的与体系的两大分支，而且将比较音乐学归入体系音乐学的分支中，与历史音乐学相对。在时间取向上，着重于共时性研究。
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归功于西格、内特尔等人反对阿德勒所提出的“历史的和体系的两大分支”的说法，认为两种定向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1]并提出研究音乐的变迁有两种途径：即设法重建过去的真象和观察“现存”音乐正在发生的变化。
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历时性发展，经历了从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历时共时研究。即以历时性研究为起点，到基于共时性研究的比较音乐学时期，再到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合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民族音乐学家也在不断的批评和反思的探索中进步。
二、为什么要用民族音乐学来讨论历史研究？
洛秦认为，历史就像是一个故事，它不是小说里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真实故事。故事告诉读者的是人物、事件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而历史就是阐释其中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与之关联的喜怒哀乐。[2]笔者基于洛秦的观点，认为历史音乐学就是讲述在历史流变的诸多故事中有关于音乐的故事，即所讲述的音乐故事是：发生了什么音乐事件、有关的音乐人物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罗列。而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是将特定音乐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作品联系起来，并置于其特定的文化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音乐历史故事。正如洛秦所言，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是文化”的观念就是将历史的音乐人和历史的音乐事背景化、情节化和过程化。[2]
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与传统音乐历史研究
赵志安认为，民族音乐历时性研究与传统音乐学历史研究二者的差异主要是研究思维方法的不同。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本着一种新思维，其与传统音乐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思维和方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民族音乐历时性研究不仅考察音乐本体“是什么”，它还更强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观察期“怎么样”和“为什么”。其二，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强调从音乐作为对象出发，又回归到以认识音乐自身为目的不同，而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虽也将音乐作为对象，但不仅关注音乐自身，更强调把它作为一个结构单元去认识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其三，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不仅和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一样，强调对历史音乐现象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过程的研究，还重视针对“现存”音乐现象去追溯历史踪迹和历史遗产的重建，是现存“活”的实践与历史相联系。[1]
从上述对传统音乐历史研究与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的比较中，笔者发现，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是在传统音乐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又融入其共时性研究。即从传统音乐的历史研究到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是一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逐层上升的过程。
四、怎样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民族音乐学？
在探讨民族音乐学如何作用于音乐历史研究这一问题，洛秦运用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展示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即洛秦博士论文《昆曲：中国古典戏剧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复兴》。洛秦将这一并非新的论题，从独特的视角和支配这一视角的思维方式出发，为我们讲述了昆剧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研究昆剧的发生、发展及衍变的原因。這种既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又以社会学为立足点，正是洛秦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
除此之外，齐琨在评论洛马克斯的《歌唱测定体系》中认为“《歌唱测定体系》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揭示社会与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希望通过对不同社会歌唱风格的归纳总结，划分出若干风格结构类型，与社会基本形态的描述相对应”。[3]所以，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视角的选择尤为重要。他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深刻程度，对待同一事物的研究中，我们只有从多角度出发，对研究事象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分析、研究，才能既更全面地展现事物的本体样貌，又能更深刻、真实的揭示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J].中国音乐学，2000.4，137-144
[2]洛秦.民族音乐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J].中国音乐学，1999.3，34-46
[3]齐琨：《民族音乐学的一次科学实验》，《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第115-123页
关键词：历时性;民族音乐学;发展
一、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的兴起与发展
赵志安将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的发展过程归纳为三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即酝酿时期→从比较音乐学、人类学到语言学→60年代末以来。[1]
建立在殖民主义扩张和大量文献资料积累的早期酝酿时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把非西方的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源头，是欧洲音乐早期的历史形态。[1]到了1885年，阿德勒提出比较音乐学的概念，并将音乐研究领域分成历史的与体系的两大分支，而且将比较音乐学归入体系音乐学的分支中，与历史音乐学相对。在时间取向上，着重于共时性研究。
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归功于西格、内特尔等人反对阿德勒所提出的“历史的和体系的两大分支”的说法，认为两种定向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1]并提出研究音乐的变迁有两种途径：即设法重建过去的真象和观察“现存”音乐正在发生的变化。
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历时性发展，经历了从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历时共时研究。即以历时性研究为起点，到基于共时性研究的比较音乐学时期，再到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合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民族音乐学家也在不断的批评和反思的探索中进步。
二、为什么要用民族音乐学来讨论历史研究？
洛秦认为，历史就像是一个故事，它不是小说里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真实故事。故事告诉读者的是人物、事件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而历史就是阐释其中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与之关联的喜怒哀乐。[2]笔者基于洛秦的观点，认为历史音乐学就是讲述在历史流变的诸多故事中有关于音乐的故事，即所讲述的音乐故事是：发生了什么音乐事件、有关的音乐人物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罗列。而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是将特定音乐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作品联系起来，并置于其特定的文化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音乐历史故事。正如洛秦所言，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是文化”的观念就是将历史的音乐人和历史的音乐事背景化、情节化和过程化。[2]
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与传统音乐历史研究
赵志安认为，民族音乐历时性研究与传统音乐学历史研究二者的差异主要是研究思维方法的不同。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本着一种新思维，其与传统音乐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思维和方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民族音乐历时性研究不仅考察音乐本体“是什么”，它还更强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观察期“怎么样”和“为什么”。其二，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强调从音乐作为对象出发，又回归到以认识音乐自身为目的不同，而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虽也将音乐作为对象，但不仅关注音乐自身，更强调把它作为一个结构单元去认识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其三，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不仅和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一样，强调对历史音乐现象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过程的研究，还重视针对“现存”音乐现象去追溯历史踪迹和历史遗产的重建，是现存“活”的实践与历史相联系。[1]
从上述对传统音乐历史研究与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的比较中，笔者发现，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是在传统音乐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又融入其共时性研究。即从传统音乐的历史研究到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是一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逐层上升的过程。
四、怎样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民族音乐学？
在探讨民族音乐学如何作用于音乐历史研究这一问题，洛秦运用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展示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即洛秦博士论文《昆曲：中国古典戏剧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复兴》。洛秦将这一并非新的论题，从独特的视角和支配这一视角的思维方式出发，为我们讲述了昆剧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研究昆剧的发生、发展及衍变的原因。這种既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又以社会学为立足点，正是洛秦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
除此之外，齐琨在评论洛马克斯的《歌唱测定体系》中认为“《歌唱测定体系》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揭示社会与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希望通过对不同社会歌唱风格的归纳总结，划分出若干风格结构类型，与社会基本形态的描述相对应”。[3]所以，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视角的选择尤为重要。他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深刻程度，对待同一事物的研究中，我们只有从多角度出发，对研究事象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分析、研究，才能既更全面地展现事物的本体样貌，又能更深刻、真实的揭示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J].中国音乐学，2000.4，137-144
[2]洛秦.民族音乐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J].中国音乐学，1999.3，34-46
[3]齐琨：《民族音乐学的一次科学实验》，《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第115-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