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告知患上癌症的一千零二十六天后，吴树梁走了，他还是没等来妻子的深圳户口。
　　 十一次化疗、四十次放疗、六次生物治疗，经历种种疼痛后，这个原本一百九十斤重、敦实的河南汉子，临走前还不到八十斤，日夜蜷缩在病床里。
　　 就在他离世前十几天，正在汽车站卖票的妻子突然收到他的短信：“恐怕我日子不多了，你要照顾好儿子，留在深圳。”
　　 留在深圳，拿到户口，这信念一度逼着他要活下去。
　　 “死亡”两个字，从2012年年底的一天开始，对当时三十七岁的吴树梁而言，变得不再陌生。那天，医生告知他已是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还跟他说，“大概还能活三至六个月”。
　　 而就在得知患上癌症的前两个月，这个深圳打工者刚刚得到在这个大城市奋斗数年的馈赠——申请深圳户口的资格，这是对他评上“深圳优秀保安员”的奖励。
　　 他曾一度感到幸运，“一个没有学历、在底层打工的人想拿到深圳户口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那份幸运感很快被绝症的消息击退。
　　 刚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吴树梁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2009年，他从一家保安公司分到龙新派出所当辅警。在接警室里，他为丢钱包的路人解过囊，帮醉酒的人醒过酒，还为斗殴的外地人拉过架。
　　 可他没有愤怒太久就缓过神来：他得活着，要抓紧时间治病，没时间怨天怨地了。
　　 活着，拿到户口，让家人留在深圳。
　　 如果一切顺利，他的深圳户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从申请到办下来需要等待八个月。医生担心他可能活不到那天，他不甘心，“要是户口没办下来，我就死了，实在是太亏了吧”。
　　 很幸运，他跨过了医生所说的生存期限，到了2013年6月，他拿到了一张薄薄的深圳常住人口登记卡，上面有他的名字。
　　 有了那张薄薄的卡片，他就能享有深圳综合医疗保险。这意味着，相比于他之前的深圳劳务工医保，他可以享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
　　 自己的户口熬到了，他又熬了四个月，等来了儿子的随迁入户。从此，儿子在深圳上小学的“大问题”迎刃而解，不费周折，也没花借读费。
　　 轻描淡写的四个月，吴树梁是数着过的。因为吞咽困难，一碗清汤他要一个小时才能喝完。疼痛，让他直不起腰来，成日佝偻着。
　　 他随身带着两个物件：一个吹风筒和一个黄色牛皮信封，吹风筒可以帮他用热风驱驱疼痛，而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有他所有的领药证明，让他可以按时拿到止痛药。
　　 最多时，他一天吞下四十多片吗啡，他说，按照常规剂量，“普通人一天是半粒，最多不能超过一粒”。但他对吗啡已经上瘾，疼起来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去翻找柜子里的白色小药片。
　　 每天的日子能疼死，可他还得熬着，熬着就能等到妻子的户口，就能给家人留下“更好的生存条件”。
　　 去年6月，他深圳落户满两年时，妻子原本可以随迁入户。当他觉得目标在即时，发现政策变化了，这个期限调整为三年。
　　 又多了十二个月。这个背着癌症跟时间缠斗了三十个月的男人曾自我安慰，“这是要逼我再多活一年”。
　　 他“早已经对死不恐惧了”，但他必须得活着。为此，他自愿变成一个药罐子，尝试着各种止疼和抗癌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一日日地熬到10月，离妻子的户口还有二百四十天，他终于熬不动了，走了。
　　 “他不用再疼了，也是一种解脱。”妻子并不意外丈夫的离开，吴树梁甚至早在笔记本上为她写好了嘱托，一旦他去世，“如何通知家人和处理遗体”、“如何注销户口和暂停公积金”以及“换煤气罐的步骤”等种种事项。
　　 她同吴树梁一样，来深圳打工十年，如今正等待着丈夫的单位帮她办下“随迁入户”。
　　 “如果明年6月份还没有户口，大概就是没了。”她叹息，而那曾是丈夫苦熬的目标。
　　 【选自新华网】
　　 插图 / 一本难求 / 俞晓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