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社会兴奋剂”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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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社会还是人,一经形成对兴奋剂的依赖,都是健康度下滑的标志。
  Whether a society or a person, once engender the dependence on stimulant, is a sign of the decline in health.
  
  任何社会,任何人,偶尔或少许地服用一点兴奋剂都无妨,至少无大害。比如一个社会在战胜了巨大的天灾人祸之后,不能总陷在原来的痛苦中。为了庆祝对天灾人祸的战胜,在庆功会上添加一点欢乐性的因素或逗笑式的节目都是可以的。这也像一个穷透底的叫花子,一有机会也要挤到戏台前看看台上的丑角耍诨,笑上一番。而天天养尊处优的贵妇人走进剧场,坐在包厢里看剧,却偏偏想看悲剧,用手绢频频擦泪才过瘾。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的人都是在服用“心理兴奋剂”,而且那种适量的兴奋剂都有益无害。
  但是兴奋剂成为最常用、最流行、最畅销的“药”,至少说明社会有了某种不健康的因素。举例说:倘若要问今天中国最出名、最吃香、最有诱惑力的人物或行业是什么?我看十之八九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会有同样的回答:是明星,而且首推专门以“搞笑”为主业的笑星(包括“丑星”)。也就是说,那样的人和那样的艺,已成为世上最流行的“社会兴奋剂”。
  外国也有演艺明星,但让笑星占据主要舞台的事并不多。外国也有戏剧,但将戏剧统统变成喜剧的事也不多。外国也有幽默艺术,但相声或逗笑式的小品充斥舞台的事也不常见。也就是说,他们的表演、说唱中,并不以搞笑为主,发出的声音除了笑声之外还有其他之声,包括“一本正经”的呼声。
  中国使用“社会亢奋剂”的习惯,确实时间颇久。几十年前,当中国仍处在国穷民困的时候,就曾大大借用过“极左”式的政治兴奋剂。如不断地搞“运动”;到处流行的是假大空式的“革命口号”;动辄便全民上街,欢呼这样那样的“伟大胜利”。兴奋了一番之后,回到家照样过穷日子。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中国渐渐富裕了,懂得民主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有了欢乐感是很正常的事。但将正常的兴奋变成病态的亢奋,而且加大兴奋剂的生产、推销、服用之事,似乎也多了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以搞笑为主要趣味的世风。除了艺人搞笑之外,将笑料当成基本药品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某些官员,除了在业余时间掌握一点杂艺、在闲谈中喜欢讲些笑话段子之外,在会议上讲话时常常添加笑料的人也不少。此外还有某些学者,在什么“讲堂”、“讲坛”上,其中为幽默而幽默的戏说成分也越来越多。连平民百姓在交谈时,对谈一些正经事、正经话也觉得无趣乏味,只有讲那些使人发笑的传闻、绯闻、秽闻才有精气神儿。连作家写的散文、杂文,也往往将笑谈、调侃式的笔墨当成才气。
  这都是推销兴奋剂!
  社会需要乐观主义,也需要正常的快乐、娱乐,但却不需要过量的兴奋剂。因为借用兴奋剂来刺激出的兴奋,非但不能有助于社会和人生的真正振奋,反而只能造成真德真智的另一种疲惫。而且,用兴奋剂刺激出的各种“才能”,大都是对社会多余而无用(包括无用而有害)的“才能”。没听说用搞笑、说笑、逗笑手段捞取功利的人,会搞出真正的政绩、业绩、学绩、文绩!即使搞演艺的人,一时可以成“星”,但绝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
  无论是社会还是人,一经形成对兴奋剂的依赖,都是健康度下滑的标志。
  把当前的中国说成太平盛世,形容成歌舞升平,不仅有道理,而且当之无愧。但越是太平盛世,越是歌舞升平,就越是不需要刻意粉饰,越是不需要再使用兴奋剂。而应当分出较多的精力和兴趣,去保护十分可贵的忧患意识,去思考一些对不尽人意之事的理性认识和改善措施。这才是真正的责任感,才是真正的生机。
  最后我再强调一遍,社会提高兴奋度是好事,应当尊重。但真正的、健康的兴奋是靠自身保护起来的和锻炼出来的,也靠对兴奋剂的远离!如果到处是兴奋剂泛滥,而且把兴奋剂当成社会的必用药、常用药,我看只能使社会陷入两种病态:把肥胖当成健壮;把羸瘦当成苗条。
  
  毛志成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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