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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画领域，山水、花鸟、人物各类品种中，以花鸟画创新最难。原因之一是千年以来历代经典作品积累丰富，后人要有所超越，绝非易事;之二是花鸟画为被描绘的客观形象所限制，新风格、新样貌的出现，在题材上突破的可能性较小，而主要依仗于章法、构图和笔墨语言的新探索。而绘画中的“语言”乃其艺术价值的核心，并非从事绘画创作者人人所能领会和掌握的。人们常常把那些描绘自然表象而无人文内涵的绘画称之为“俗品”，因为这些作品只表现了客观物象的样貌，而没有发掘它们内在的美感，也没有画出作者自己的真切感受。至于绘画独有的形式语言特别是笔墨应该传达的情趣，更是毫无踪影。人们观赏它们时，味同嚼蜡。
不过，可能正是由于花鸟画创新的难度，激发起许多有志者的热情，他们锲而不舍地在奋斗、在追求，在创造的道路上求索，不断取得革新成果，使花鸟画传统连绵不绝、薪火相传，并呈现出富有时代和个性的风貌。20世纪以来，包括花鸟画在内的传统国画，虽然面临写实西画的挑战，一度受到压抑，但是时代的巨大变革，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潮流，中西艺术的碰撞引发的思考，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丰硕成果，以及一次又一次对传统笔墨问题的热烈讨论，极大地开阔了艺术家的视野，推动了国画变革的步伐，涌现出在传统的基础上锐意革新的花鸟画大家，萧朗是其中的一位。
萧朗自20世纪30年代末拜师已享有盛名的王雪涛，追随其左右十多年，在此期间，在艺术上还得到齐白石、陈半丁的点拨。萧朗遵循研习中国画的原理，先重师教、师古人，而后师自然，逐步走向独立创作的道路。在师从方面，师其迹，更师其心。他早期的小写意花鸟画颇受老师的影响，但他的作品之所以出众，却在于对老师艺术精神的深入理解。王雪涛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他这位得意的门生：“能从极似中蝉蜕而出者，非印鈢而谁何？”蝉蜕于极似，不模仿客观真实，从自然中吸取营养，用意写的笔墨表现自己的感受，在似与不似之间驰骋自己的才能，应该说是萧朗一生的艺术追求，也是他花鸟画的独特之处。
传统的写意理论虽广为画家们所熟知，也是大家的奋斗目标，但能真正脱颖而出的却寥寥无几，因为如何处理艺术创造中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自由地进行个性化的创造，并非人人能够领会和善于诉诸自己的创作实践。绘画的表现方法有共同的法则，这是大家都必须遵守也是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但艺术作品能够感动人的，不是靠这些人人通过学习便能掌握的共同法则，而是画家在运用这些法则时“破格”的个性化表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创造贵在有法与无法之间。萧朗曾反复说他一辈子要研究新东西，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古今中外有许多画鸡高手，萧朗笔下鸡的各种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画法，独具一格。他观察对象之细致，表现手法之大胆，章法之奇变，笔法墨法之干净利落，令人赞叹。萧朗极能处理虚实关系，在构图上讲究开阔、爽朗，把人们的想象从有限的空间引申到无限。他以宁静的心情体察对象，捕捉其跃动着的生命体态，在动中取势，变中见奇，笔墨沉稳而富有激情。他洞悉绘画创作中的辩证原理，用十六字来概括花鸟画的构图法则，即“一大一小，一长一短，一多一少，一纵一横”，指出“构图就是找矛盾，最后达到对立统一”。其实，萧朗的这种辩证思维不仅见于他的构图，还贯穿在他整个人生态度与艺术创作之中，包括他对生活与艺术关系的理解，如何处理描写客观物象和表现主观感情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墨与色的有机结合，如何在笔墨语言中适当引进西画的体面造型并使两者融为一体，等等。我认为，也正是依靠这种辩证思維，萧朗出色地解决了他作品格调中雅与俗的矛盾。他深知绘画作品是为大众看的，从作品内容到表现技巧，他都注意到能为大众接受和欣赏，他发掘了一些传统绘画中少见而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题材，如他专门为猪画像，创作了一幅题为“阿肥”的作品;他爱描写普通的花卉、菜蔬、鸟禽，显示了他绘画创作的平民作风。可贵的是，他的绘画作品在适应观众欣赏趣味的同时，又以其质朴、清新而雅致、大方的画风，以其在平凡物象中所揭示的诗意和美感，以其笔墨语言中散发出来的趣味，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心灵，提升他们的审美水平。
国画格局和风貌有南北之分，这里且不说绘画史上的南派北派孰优孰劣的争论，仅就地域来说，生长南方和北方不同的自然万物，必然会在画家们的题材、章法和笔墨中反映出来。萧朗出生在北方，他早期的作品多以北方花卉鸟虫为主要表现对象，“文革”期间他被迫下放到广西十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同时，那里特有的草木虫鱼和鸟兽，也给他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创作资源，这既见于他的许多写生稿，也反映在之后的创作中。南北两地题材的融合，为他晚年的作品增添了异样风采。
萧朗长期在学院教学，是一位尽力尽责的教育家。他把自己长期储备的知识，把艺术实践中的心得、体会，陆续整理成多种关于花鸟画教学方法与理论的书籍，供后学者研习。这些论著也是我国最早较为完备、难得的花鸟画教材。
萧朗留给我们丰富的绘画实践与理论成果，对它们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对当今与未来花鸟画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现代中国花鸟画史上，萧朗的名字和他小写意、大境界的绘画作品，将会永远熠熠发光。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胤园
不过，可能正是由于花鸟画创新的难度，激发起许多有志者的热情，他们锲而不舍地在奋斗、在追求，在创造的道路上求索，不断取得革新成果，使花鸟画传统连绵不绝、薪火相传，并呈现出富有时代和个性的风貌。20世纪以来，包括花鸟画在内的传统国画，虽然面临写实西画的挑战，一度受到压抑，但是时代的巨大变革，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潮流，中西艺术的碰撞引发的思考，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丰硕成果，以及一次又一次对传统笔墨问题的热烈讨论，极大地开阔了艺术家的视野，推动了国画变革的步伐，涌现出在传统的基础上锐意革新的花鸟画大家，萧朗是其中的一位。
萧朗自20世纪30年代末拜师已享有盛名的王雪涛，追随其左右十多年，在此期间，在艺术上还得到齐白石、陈半丁的点拨。萧朗遵循研习中国画的原理，先重师教、师古人，而后师自然，逐步走向独立创作的道路。在师从方面，师其迹，更师其心。他早期的小写意花鸟画颇受老师的影响，但他的作品之所以出众，却在于对老师艺术精神的深入理解。王雪涛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他这位得意的门生：“能从极似中蝉蜕而出者，非印鈢而谁何？”蝉蜕于极似，不模仿客观真实，从自然中吸取营养，用意写的笔墨表现自己的感受，在似与不似之间驰骋自己的才能，应该说是萧朗一生的艺术追求，也是他花鸟画的独特之处。
传统的写意理论虽广为画家们所熟知，也是大家的奋斗目标，但能真正脱颖而出的却寥寥无几，因为如何处理艺术创造中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自由地进行个性化的创造，并非人人能够领会和善于诉诸自己的创作实践。绘画的表现方法有共同的法则，这是大家都必须遵守也是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但艺术作品能够感动人的，不是靠这些人人通过学习便能掌握的共同法则，而是画家在运用这些法则时“破格”的个性化表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创造贵在有法与无法之间。萧朗曾反复说他一辈子要研究新东西，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古今中外有许多画鸡高手，萧朗笔下鸡的各种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画法，独具一格。他观察对象之细致，表现手法之大胆，章法之奇变，笔法墨法之干净利落，令人赞叹。萧朗极能处理虚实关系，在构图上讲究开阔、爽朗，把人们的想象从有限的空间引申到无限。他以宁静的心情体察对象，捕捉其跃动着的生命体态，在动中取势，变中见奇，笔墨沉稳而富有激情。他洞悉绘画创作中的辩证原理，用十六字来概括花鸟画的构图法则，即“一大一小，一长一短，一多一少，一纵一横”，指出“构图就是找矛盾，最后达到对立统一”。其实，萧朗的这种辩证思维不仅见于他的构图，还贯穿在他整个人生态度与艺术创作之中，包括他对生活与艺术关系的理解，如何处理描写客观物象和表现主观感情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墨与色的有机结合，如何在笔墨语言中适当引进西画的体面造型并使两者融为一体，等等。我认为，也正是依靠这种辩证思維，萧朗出色地解决了他作品格调中雅与俗的矛盾。他深知绘画作品是为大众看的，从作品内容到表现技巧，他都注意到能为大众接受和欣赏，他发掘了一些传统绘画中少见而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题材，如他专门为猪画像，创作了一幅题为“阿肥”的作品;他爱描写普通的花卉、菜蔬、鸟禽，显示了他绘画创作的平民作风。可贵的是，他的绘画作品在适应观众欣赏趣味的同时，又以其质朴、清新而雅致、大方的画风，以其在平凡物象中所揭示的诗意和美感，以其笔墨语言中散发出来的趣味，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心灵，提升他们的审美水平。
国画格局和风貌有南北之分，这里且不说绘画史上的南派北派孰优孰劣的争论，仅就地域来说，生长南方和北方不同的自然万物，必然会在画家们的题材、章法和笔墨中反映出来。萧朗出生在北方，他早期的作品多以北方花卉鸟虫为主要表现对象，“文革”期间他被迫下放到广西十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同时，那里特有的草木虫鱼和鸟兽，也给他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创作资源，这既见于他的许多写生稿，也反映在之后的创作中。南北两地题材的融合，为他晚年的作品增添了异样风采。
萧朗长期在学院教学，是一位尽力尽责的教育家。他把自己长期储备的知识，把艺术实践中的心得、体会，陆续整理成多种关于花鸟画教学方法与理论的书籍，供后学者研习。这些论著也是我国最早较为完备、难得的花鸟画教材。
萧朗留给我们丰富的绘画实践与理论成果，对它们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对当今与未来花鸟画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现代中国花鸟画史上，萧朗的名字和他小写意、大境界的绘画作品，将会永远熠熠发光。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