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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尚苹果手机“遇见”乡土中国农民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日前，上海金山农民画院推出4款限量版农民画iPhone手机套，将4位知名金山农民画师的获奖作品“印”在其上，给“果粉”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小小创意折射着金山农民画30多年的发展路径——固守与突围。自1976年起，脱胎于刺绣、木雕、剪纸、灶头画等民间艺术的金山农民画，既努力扎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又试图与现代社会生活并存发展，寻找传承与发展间的平衡。
纯真的回归——
农民以乡土文化反哺绘画
80岁的吴彤章抱着一大卷画从楼上走下来，将画一张张小心翼翼地展开。这些都是他收藏的早期的金山农民画，每一幅画后面都有故事。“这是当年77岁阮四娣老婆婆的画，就像剪纸一样。你看，她画孵蛋的母鸡脚底朝上，她说，鸡的脚底像朵花，比鸡脚板好看，画画为了好看，总要选趣（漂亮的意思）的画。”“陈德华爱看戏，爱画戏文故事。”“陈芙蓉的色彩总像女儿家的嫁妆，桃红柳绿，喜气洋洋；姚珍珠的画面近似自己织的土布的色调。”
上海美专毕业的吴彤章是金山农民画院的第一任院长，也是金山农民画的发掘者和开拓者。197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金山文化馆，负责县里的群众美术。其时，中国乡村正流行红色农民画，工农兵文艺运动中美术创作的样板——陕西户县农民画到上海展出，吴彤章却想另辟蹊径，“当时我觉得，农民画应该有乡土文化特色。”他找未能织菩绣的老婆婆，鼓励她们将纸当布、以笔为针，把颜色当成丝线，像绣花一样，将现实丰盈的生活和心底的向往绘到纸上。
渐渐地，刺绣、剪纸、印染，漆绘、灶壁画、箱柜画，雕花木床、翘檐跳脊等等，古老农耕文化孕育出的乡土工艺，被农民们转化为质朴的绘画语言。刺绣能手曹金英依照日常刺绣的帐沿，绘出稚拙的《举国欢庆》；工于剪纸的阮四娣笔随心走，72岁开始学画，第一幅作品《竹林里的吹笛人》就获得上海市“江南之春”美展一等奖；田间“好把式”陈富林的《春米》、《踏水车》，绘出了田园牧歌。
对金山农民画的发现、发展，吴彤章有精辟的总结：“金山农民画就像一瓶瓶老酒，我们要想方设法把瓶盖子打开，让酒痛痛快快地倒出来。要找到打开瓶盖子的方法，就需要熟悉农民生活、农民情感、农民审美，从而帮助大家表达清楚。”“农忙时忙农事，农闲时画画，这样的状态让农民画更接近大地、接近心灵。”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评价，“农民画里维系着一种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保持文化和催生她的大地之间的联系。”智慧的进退——
画院调整定位助推农民画
1977年，英籍华裔作家韩素英来到上海，面对崭露头角的金山农民画，她预言：“金山农民画有着江南民间艺术的独特风味，也适合西方人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趣，如出国展览，定能成功。”30多年后，金山农民画不仅成为农民画艺术的重要代表，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现任金山农民画院院长奚吉平估算过，近几年，金山农民画年销售额约1000万元左右，衍生品销售达100多万元。
这归功于农民画推广的“金山模式”。“传统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发展？
一种是博物馆式的保护，还有一种就是政府先扶持它一下，再退出来，让它自己走。”中国民俗学院副秘书长、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说，“金山农民画选择了后一种模式，发展证明选择是正确的”。
画院是农民画的孵化器。1984年，金山县在文化局美术组基础上设立金山农民画社，1992年更名为金山农民画院，十多年来，均是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画院负责培训、辅导作者，并组织展览进行推广。画院是农民画的守护者。1989年，根据吴彤章“以画养画”的思路，金山农民画院带着2000元从文化局独立出来，自负盈亏，“最多时，一年营销额达100多万元。”吴彤章说，“那时我们可是金山县创汇大户啊。”进入90年代中后期，农民画家群体迅速成长，他们开始直接面向市场，自产自销，画院则重新定位，回归服务与公益。2009年，金山农民画院由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经费由自收自支调整为全额拨款，致力于规范市场、扩大交流、培训新人、塑造品牌。
金山农民画有着江南民间艺术的独特风味，也适合西方人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趣，如出国展览，定能成功。
从最初纯粹的艺术引导，到积极的市场经营，再退守到今天保护者的位置，30多年来，金山农民画院在艺术市场上的进与退，不排除有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但这些选择恰恰体现了对农民画艺术和农民画家群体的尊重，在客观上催生了金山农民画的市场，市场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民画家群体的成熟。田野的守望——
没有了乡村，何来农民画
如今，退出市场经营领域的金山农民画院有两件重要的事：推广金山农民画品牌，保护金山农民画的原生态。“在推广农民画品牌上，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做法。”奚吉平说，“如延续农民画辅导班，每年组织、参加展览活动，开发创意产品，现在衍生产品已有上百种。”
但是，如何保护金山农民画的原生态，却很让奚吉平的团队焦虑。
金山农民画的价值不在于它实现了多少产值，如何迎合了城市审美趣味，而在于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发掘了乡土文化、激发了农民的文化创造力，并且保持这样的创造力。“我们的政策必须鼓励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市场效益。”金山农民画院原院长怀明富说。他始终担心，功利的目的会异化农民画，使之沦为毫无生命力的流水线产品，“所以，我最反对提农民画产业化。”
怀明富的担心不无道理，繁荣的市场背后，金山农民画正遭遇着乡土文化难以持续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农民画临摹和复制品泛滥，画家们不断重复自己，作品雷同化日趋严重。消解农民画家创造力的，还有快速的城市化。“我们经常组织农民到处去采风。”奚吉平说，“要到很偏僻的地方，才能看到真正的乡村”。“满眼都是楼房，一眼望去，看不到绿色，现在的农村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被誉为“中国农民马蒂斯”的80岁农民画家张新英说。近20年里，她的画描绘的都是少时记忆中的生活场景，无论是渔船争渡的《江南小镇》，还是描着彩凤的《花灶头》，铺满阿福、小虎的《泥玩具担》，在今天的乡村生活中都已难觅踪迹。
没有了乡村，何来农民画？从2006年开始，郑土有带领学生研究中国农民画，“这几年，金山农民画画家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替，现在的年轻一代再也没有以前那些农民画家丰富的乡土生活，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金山枫泾镇耗资2000万在中洪村为画家们造了一个“乡村”——中国农民画家村。这片占地60亩、仿上世纪70年代江南乡村民居建造的“小村落”是农民画家的居住创作园区，也是收门票的旅游景区。15座宅院，每户一年房租1，2万元，目前住着6户金山农民画家和一户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家。画家陆永忠则在干巷镇三新村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乡村画庄，“画庄里有蟠桃园、油菜地，他在那里搞创作、给孩子们上绘画课、也种桃卖桃。”陆永忠夫人陈娟红说。这些“体验式”的乡村生活，能成为金山农民画家的桃花源吗？
“也许我们需要有耐心来等待，等待社会的文化自觉。”郑土有说，“当然也不是坐等，比如乡村文化保护，大家应该能做点什么。”
小小创意折射着金山农民画30多年的发展路径——固守与突围。自1976年起，脱胎于刺绣、木雕、剪纸、灶头画等民间艺术的金山农民画，既努力扎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又试图与现代社会生活并存发展，寻找传承与发展间的平衡。
纯真的回归——
农民以乡土文化反哺绘画
80岁的吴彤章抱着一大卷画从楼上走下来，将画一张张小心翼翼地展开。这些都是他收藏的早期的金山农民画，每一幅画后面都有故事。“这是当年77岁阮四娣老婆婆的画，就像剪纸一样。你看，她画孵蛋的母鸡脚底朝上，她说，鸡的脚底像朵花，比鸡脚板好看，画画为了好看，总要选趣（漂亮的意思）的画。”“陈德华爱看戏，爱画戏文故事。”“陈芙蓉的色彩总像女儿家的嫁妆，桃红柳绿，喜气洋洋；姚珍珠的画面近似自己织的土布的色调。”
上海美专毕业的吴彤章是金山农民画院的第一任院长，也是金山农民画的发掘者和开拓者。197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金山文化馆，负责县里的群众美术。其时，中国乡村正流行红色农民画，工农兵文艺运动中美术创作的样板——陕西户县农民画到上海展出，吴彤章却想另辟蹊径，“当时我觉得，农民画应该有乡土文化特色。”他找未能织菩绣的老婆婆，鼓励她们将纸当布、以笔为针，把颜色当成丝线，像绣花一样，将现实丰盈的生活和心底的向往绘到纸上。
渐渐地，刺绣、剪纸、印染，漆绘、灶壁画、箱柜画，雕花木床、翘檐跳脊等等，古老农耕文化孕育出的乡土工艺，被农民们转化为质朴的绘画语言。刺绣能手曹金英依照日常刺绣的帐沿，绘出稚拙的《举国欢庆》；工于剪纸的阮四娣笔随心走，72岁开始学画，第一幅作品《竹林里的吹笛人》就获得上海市“江南之春”美展一等奖；田间“好把式”陈富林的《春米》、《踏水车》，绘出了田园牧歌。
对金山农民画的发现、发展，吴彤章有精辟的总结：“金山农民画就像一瓶瓶老酒，我们要想方设法把瓶盖子打开，让酒痛痛快快地倒出来。要找到打开瓶盖子的方法，就需要熟悉农民生活、农民情感、农民审美，从而帮助大家表达清楚。”“农忙时忙农事，农闲时画画，这样的状态让农民画更接近大地、接近心灵。”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评价，“农民画里维系着一种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保持文化和催生她的大地之间的联系。”智慧的进退——
画院调整定位助推农民画
1977年，英籍华裔作家韩素英来到上海，面对崭露头角的金山农民画，她预言：“金山农民画有着江南民间艺术的独特风味，也适合西方人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趣，如出国展览，定能成功。”30多年后，金山农民画不仅成为农民画艺术的重要代表，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现任金山农民画院院长奚吉平估算过，近几年，金山农民画年销售额约1000万元左右，衍生品销售达100多万元。
这归功于农民画推广的“金山模式”。“传统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发展？
一种是博物馆式的保护，还有一种就是政府先扶持它一下，再退出来，让它自己走。”中国民俗学院副秘书长、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说，“金山农民画选择了后一种模式，发展证明选择是正确的”。
画院是农民画的孵化器。1984年，金山县在文化局美术组基础上设立金山农民画社，1992年更名为金山农民画院，十多年来，均是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画院负责培训、辅导作者，并组织展览进行推广。画院是农民画的守护者。1989年，根据吴彤章“以画养画”的思路，金山农民画院带着2000元从文化局独立出来，自负盈亏，“最多时，一年营销额达100多万元。”吴彤章说，“那时我们可是金山县创汇大户啊。”进入90年代中后期，农民画家群体迅速成长，他们开始直接面向市场，自产自销，画院则重新定位，回归服务与公益。2009年，金山农民画院由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经费由自收自支调整为全额拨款，致力于规范市场、扩大交流、培训新人、塑造品牌。
金山农民画有着江南民间艺术的独特风味，也适合西方人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趣，如出国展览，定能成功。
从最初纯粹的艺术引导，到积极的市场经营，再退守到今天保护者的位置，30多年来，金山农民画院在艺术市场上的进与退，不排除有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但这些选择恰恰体现了对农民画艺术和农民画家群体的尊重，在客观上催生了金山农民画的市场，市场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民画家群体的成熟。田野的守望——
没有了乡村，何来农民画
如今，退出市场经营领域的金山农民画院有两件重要的事：推广金山农民画品牌，保护金山农民画的原生态。“在推广农民画品牌上，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做法。”奚吉平说，“如延续农民画辅导班，每年组织、参加展览活动，开发创意产品，现在衍生产品已有上百种。”
但是，如何保护金山农民画的原生态，却很让奚吉平的团队焦虑。
金山农民画的价值不在于它实现了多少产值，如何迎合了城市审美趣味，而在于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发掘了乡土文化、激发了农民的文化创造力，并且保持这样的创造力。“我们的政策必须鼓励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市场效益。”金山农民画院原院长怀明富说。他始终担心，功利的目的会异化农民画，使之沦为毫无生命力的流水线产品，“所以，我最反对提农民画产业化。”
怀明富的担心不无道理，繁荣的市场背后，金山农民画正遭遇着乡土文化难以持续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农民画临摹和复制品泛滥，画家们不断重复自己，作品雷同化日趋严重。消解农民画家创造力的，还有快速的城市化。“我们经常组织农民到处去采风。”奚吉平说，“要到很偏僻的地方，才能看到真正的乡村”。“满眼都是楼房，一眼望去，看不到绿色，现在的农村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被誉为“中国农民马蒂斯”的80岁农民画家张新英说。近20年里，她的画描绘的都是少时记忆中的生活场景，无论是渔船争渡的《江南小镇》，还是描着彩凤的《花灶头》，铺满阿福、小虎的《泥玩具担》，在今天的乡村生活中都已难觅踪迹。
没有了乡村，何来农民画？从2006年开始，郑土有带领学生研究中国农民画，“这几年，金山农民画画家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替，现在的年轻一代再也没有以前那些农民画家丰富的乡土生活，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金山枫泾镇耗资2000万在中洪村为画家们造了一个“乡村”——中国农民画家村。这片占地60亩、仿上世纪70年代江南乡村民居建造的“小村落”是农民画家的居住创作园区，也是收门票的旅游景区。15座宅院，每户一年房租1，2万元，目前住着6户金山农民画家和一户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家。画家陆永忠则在干巷镇三新村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乡村画庄，“画庄里有蟠桃园、油菜地，他在那里搞创作、给孩子们上绘画课、也种桃卖桃。”陆永忠夫人陈娟红说。这些“体验式”的乡村生活，能成为金山农民画家的桃花源吗？
“也许我们需要有耐心来等待，等待社会的文化自觉。”郑土有说，“当然也不是坐等，比如乡村文化保护，大家应该能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