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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梁启超与蒋百里分别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中几乎同时预见性地描述了中国翻译实践中翻译文体的历史沿革轨迹，即直译→意译→直译→直译加意译。二人的参照点不同，但异趣同归。本文认为这一预见性观点首先由梁氏提出，而蒋氏只是受到启发，换了一个参照点而已。
关键词： 梁启超 蒋百里 翻译文体
梁启超与蒋百里都是近代中国学界的知名人士，均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二人似乎很巧合地几乎同时预见性地描述了中国翻译实践中翻译文体的历史沿革轨迹，即直译→意译→直译→直译加意译。一般认为，梁启超无论是成就还是知名度而言，无疑都在蒋百里之上，所以译界如果想当然地将这一桂冠套在梁氏的头上，那么恐怕鲜有质疑的声音；然而若将其归功于蒋氏，则可能更容易给人振聋发聩的感觉，但这违背科学精神。我们通过译论史上的两段文字比对和考证，发现这一极富哲思的预见应当推梁氏无疑。
先从蒋百里的一段译论说起。
“历史上翻译事业之进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有短篇之直译，进而为长篇之意译，是为一进步……此时之译必其文顺而旨乖者多。反动继之，乃再尊重直译，是为又一进步。今则求真之念切……时代更进一步，则并意译、直译之名词而消之，而译事乃告大成”[1]248。
这段文字录自蒋先生于1921年7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1期上发表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一文。蒋百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生于1882年，原籍浙江海宁，早年曾赴日本、德国留学，主攻军事研究，兼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艺术。蒋先生一生主要活动于军界和外交界，就文学、翻译发表的著述不多，主要就是受梁启超委托，撰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及在自己参与主编的《改造》之“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上发表的上述一文。这里拟讨论蒋先生的翻译思想，所以撇开《欧洲文艺复兴史》一著作不谈。
该文所及可谓面面俱到，对翻译意义、翻译方法、翻译文体、翻译事业与民族事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涉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跟同时代的文学研究会其他核心人物郑振铎、矛盾等人的相关论点遥相呼应，互为鼓手。此文给译界最大的启示在于它的方法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翻译比较诗学的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因为他自觉地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翻译史和中国当时的翻译现状进行共时比照，同时将翻译活动和国语运动、民族事业做了历时推演，从而得出了该文第四部分归纳的掷地有声的结论。
尤其上引一段更是受到译界的追捧。著名翻译史家、《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作者陈福康先生曾给予这样的评价：“蒋氏又以战略家的眼光，从宏观上总结并预言了整个译事及译学理论的发展。”[1]247-248从措辞来看，陈先生像是认为翻译文体的沿革有其固有规律：直译→意译→直译→直译加意译，而这个规律的发现者当首推蒋百里先生。我们认为，陈福康先生的结论把蒋先生的贡献说得太过了；假如说这确乎是一个规律，那么其首先的总结者可能是梁启超，而非蒋百里。理由如下：
为讨论之便，先引一段梁氏的相关论述，以备对照。
“其在启蒙时代……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及兹业浸盛……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拮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2]99-100
大致上，两段文字讨论的都是翻译文体的历史演进问题。纵观历代翻译，每次引进新学，所译外来著作浩如烟尘，然而文体的嬗变更替莫不如此。但先人一步发现这个规律的，到底是梁先生，还是蒋先生？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前者。
一、梁文在前，发表于1920年；蒋文在后，发表于1921年。两文均发表在同一刊物《改造》上，而该刊又是梁氏主持、蒋氏编辑的，后者不受前者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
二、梁、蒋二人私交甚笃。比蒋氏年长近10岁的梁氏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大学者，在思想界、文化界影响深远，对文学、佛典、翻译均有精深的造诣。这样一位文化界泰斗曾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蒋氏表示过有意提携之意，蒋氏之受宠若惊则是势所必然的。统观蒋氏从事军事活动之外的文化事业，特别是作为当时文化界著名人士的经历，多半都和梁氏有关。1910年蒋氏游学归国，梁氏即委以重任，让其负责松坡图书馆，并请他用德语翻译《职分论》；1918年，梁氏赴欧考察，更是携蒋氏同行，经月回国，梁氏又邀请他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同时将“共学社”和“讲学社”的负责人之职托付于蒋氏；此外，蒋氏还受梁氏之邀，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的阵地性刊物《改造》杂志之重要专栏《翻译事业之研究》。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梁氏对蒋氏的信任与青睐及蒋氏对梁氏的崇敬与支持。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无疑会影响二人一系列思想观点的契合，翻译思想固然也不能例外。
三、上述两段文字的用词有很多相似之处。梁氏追溯了译业自启蒙至兴盛的文体得失之历程，蒋氏从整体上回顾了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梁氏指出，文体得失，“实为焦点”，“蒋氏则说，“历史上翻译事业之进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梁氏使用“顺俗晓畅”、“诘鞠为病”等词语描绘译语特征，蒋氏则用了“文顺而旨乖”、“佶屈”等；梁氏说，“复生反动”，蒋氏说“反动继之”；梁氏说“求真之念骤炽”，蒋氏说“求真之念切”……在这样文意密集的两小段文字中，重叠使用的词语竟然如此之多，应该不是巧合。如果分别将上述两段文字放到各自全文中进行对读，则可更清晰地发现，二者确有很多意思互参之处，如果从两人对翻译理论的研究程度及学术影响力的大小来推断，蒋氏就应当细读并反复咀嚼了梁文，然后结合自身学养进行了有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产生了上述一文。
四、两文都用到“求真之念”这一字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巧合就了事儿。据陈福康先生的考证，今人反复在翻译文章中说“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出自唐代译经大师玄奘，是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谬误。其实，这八个字倒是来源于梁启超，是“梁氏对道安的‘三不易’中的‘一不易’的‘撮其大意’的表述”[1]33。梁氏对佛经典籍有很深的研究，因此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的思想可说是烂熟于心，这一点可从《翻译文学与佛典》和《佛典之翻译》等相关论著中得到印证，上述文论正是串联了汉末以降的古代翻译思想而高度归纳的卓识远见。相比较而言，蒋氏则对佛经典籍没有什么研究，对翻译理论精神的把握只能望梁氏之项背，因此不可能像梁氏那样理所当然地留心道安的观点，至于“求真”一词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文章中，想必是他读了梁文之后，不自觉使用了梁氏的术语。其实，结合我们上面的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牵强。
五、蒋文的论证方法可能受了梁氏的影响，用的都是比较诗学的方法，不同的只是二人选取的参照点不一致罢了。梁氏是在全面梳理与评说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过程中阐发翻译文体从直译到意译，再到直译，最后到直译意译相结合的嬗变规律的。梁氏没有欧洲国家游学的经历，自然不能像蒋氏那样自觉地联系德国的路德、法国的阿米欧作比，从而论说中国的翻译事业与民族语运动。但梁氏古今参照的言说方式很可能给了蒋氏中西互鉴的理论灵光，从而激发了蒋氏的理论自觉，转换观察视角，完成他的大作。其实，蒋氏作为一个“业余”理论家，能在翻译史上保有一席之地，他真正的高明之处很可能就是这种研究范式上的借鉴。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借鉴他人的观点远不及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已故中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杨自俭先生生前多次呼吁译界学人要从古人、外国人那里继承和发扬科学的研究方法。
至此，我们可以说，梁氏对总结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强调，加上蒋氏以西方译史作为参照解读中国翻译史的经典范例，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方法论财富。时至今日，无论是从事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史研究，都离不开这种古今比较、中西比较的基本方法。因此，细究起来，梁、蒋二人功劳大矣。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关键词： 梁启超 蒋百里 翻译文体
梁启超与蒋百里都是近代中国学界的知名人士，均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二人似乎很巧合地几乎同时预见性地描述了中国翻译实践中翻译文体的历史沿革轨迹，即直译→意译→直译→直译加意译。一般认为，梁启超无论是成就还是知名度而言，无疑都在蒋百里之上，所以译界如果想当然地将这一桂冠套在梁氏的头上，那么恐怕鲜有质疑的声音；然而若将其归功于蒋氏，则可能更容易给人振聋发聩的感觉，但这违背科学精神。我们通过译论史上的两段文字比对和考证，发现这一极富哲思的预见应当推梁氏无疑。
先从蒋百里的一段译论说起。
“历史上翻译事业之进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有短篇之直译，进而为长篇之意译，是为一进步……此时之译必其文顺而旨乖者多。反动继之，乃再尊重直译，是为又一进步。今则求真之念切……时代更进一步，则并意译、直译之名词而消之，而译事乃告大成”[1]248。
这段文字录自蒋先生于1921年7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1期上发表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一文。蒋百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生于1882年，原籍浙江海宁，早年曾赴日本、德国留学，主攻军事研究，兼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艺术。蒋先生一生主要活动于军界和外交界，就文学、翻译发表的著述不多，主要就是受梁启超委托，撰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及在自己参与主编的《改造》之“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上发表的上述一文。这里拟讨论蒋先生的翻译思想，所以撇开《欧洲文艺复兴史》一著作不谈。
该文所及可谓面面俱到，对翻译意义、翻译方法、翻译文体、翻译事业与民族事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涉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跟同时代的文学研究会其他核心人物郑振铎、矛盾等人的相关论点遥相呼应，互为鼓手。此文给译界最大的启示在于它的方法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翻译比较诗学的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因为他自觉地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翻译史和中国当时的翻译现状进行共时比照，同时将翻译活动和国语运动、民族事业做了历时推演，从而得出了该文第四部分归纳的掷地有声的结论。
尤其上引一段更是受到译界的追捧。著名翻译史家、《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作者陈福康先生曾给予这样的评价：“蒋氏又以战略家的眼光，从宏观上总结并预言了整个译事及译学理论的发展。”[1]247-248从措辞来看，陈先生像是认为翻译文体的沿革有其固有规律：直译→意译→直译→直译加意译，而这个规律的发现者当首推蒋百里先生。我们认为，陈福康先生的结论把蒋先生的贡献说得太过了；假如说这确乎是一个规律，那么其首先的总结者可能是梁启超，而非蒋百里。理由如下：
为讨论之便，先引一段梁氏的相关论述，以备对照。
“其在启蒙时代……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及兹业浸盛……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拮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2]99-100
大致上，两段文字讨论的都是翻译文体的历史演进问题。纵观历代翻译，每次引进新学，所译外来著作浩如烟尘，然而文体的嬗变更替莫不如此。但先人一步发现这个规律的，到底是梁先生，还是蒋先生？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前者。
一、梁文在前，发表于1920年；蒋文在后，发表于1921年。两文均发表在同一刊物《改造》上，而该刊又是梁氏主持、蒋氏编辑的，后者不受前者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
二、梁、蒋二人私交甚笃。比蒋氏年长近10岁的梁氏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大学者，在思想界、文化界影响深远，对文学、佛典、翻译均有精深的造诣。这样一位文化界泰斗曾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蒋氏表示过有意提携之意，蒋氏之受宠若惊则是势所必然的。统观蒋氏从事军事活动之外的文化事业，特别是作为当时文化界著名人士的经历，多半都和梁氏有关。1910年蒋氏游学归国，梁氏即委以重任，让其负责松坡图书馆，并请他用德语翻译《职分论》；1918年，梁氏赴欧考察，更是携蒋氏同行，经月回国，梁氏又邀请他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同时将“共学社”和“讲学社”的负责人之职托付于蒋氏；此外，蒋氏还受梁氏之邀，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的阵地性刊物《改造》杂志之重要专栏《翻译事业之研究》。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梁氏对蒋氏的信任与青睐及蒋氏对梁氏的崇敬与支持。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无疑会影响二人一系列思想观点的契合，翻译思想固然也不能例外。
三、上述两段文字的用词有很多相似之处。梁氏追溯了译业自启蒙至兴盛的文体得失之历程，蒋氏从整体上回顾了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梁氏指出，文体得失，“实为焦点”，“蒋氏则说，“历史上翻译事业之进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梁氏使用“顺俗晓畅”、“诘鞠为病”等词语描绘译语特征，蒋氏则用了“文顺而旨乖”、“佶屈”等；梁氏说，“复生反动”，蒋氏说“反动继之”；梁氏说“求真之念骤炽”，蒋氏说“求真之念切”……在这样文意密集的两小段文字中，重叠使用的词语竟然如此之多，应该不是巧合。如果分别将上述两段文字放到各自全文中进行对读，则可更清晰地发现，二者确有很多意思互参之处，如果从两人对翻译理论的研究程度及学术影响力的大小来推断，蒋氏就应当细读并反复咀嚼了梁文，然后结合自身学养进行了有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产生了上述一文。
四、两文都用到“求真之念”这一字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巧合就了事儿。据陈福康先生的考证，今人反复在翻译文章中说“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出自唐代译经大师玄奘，是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谬误。其实，这八个字倒是来源于梁启超，是“梁氏对道安的‘三不易’中的‘一不易’的‘撮其大意’的表述”[1]33。梁氏对佛经典籍有很深的研究，因此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的思想可说是烂熟于心，这一点可从《翻译文学与佛典》和《佛典之翻译》等相关论著中得到印证，上述文论正是串联了汉末以降的古代翻译思想而高度归纳的卓识远见。相比较而言，蒋氏则对佛经典籍没有什么研究，对翻译理论精神的把握只能望梁氏之项背，因此不可能像梁氏那样理所当然地留心道安的观点，至于“求真”一词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文章中，想必是他读了梁文之后，不自觉使用了梁氏的术语。其实，结合我们上面的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牵强。
五、蒋文的论证方法可能受了梁氏的影响，用的都是比较诗学的方法，不同的只是二人选取的参照点不一致罢了。梁氏是在全面梳理与评说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过程中阐发翻译文体从直译到意译，再到直译，最后到直译意译相结合的嬗变规律的。梁氏没有欧洲国家游学的经历，自然不能像蒋氏那样自觉地联系德国的路德、法国的阿米欧作比，从而论说中国的翻译事业与民族语运动。但梁氏古今参照的言说方式很可能给了蒋氏中西互鉴的理论灵光，从而激发了蒋氏的理论自觉，转换观察视角，完成他的大作。其实，蒋氏作为一个“业余”理论家，能在翻译史上保有一席之地，他真正的高明之处很可能就是这种研究范式上的借鉴。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借鉴他人的观点远不及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已故中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杨自俭先生生前多次呼吁译界学人要从古人、外国人那里继承和发扬科学的研究方法。
至此，我们可以说，梁氏对总结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强调，加上蒋氏以西方译史作为参照解读中国翻译史的经典范例，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方法论财富。时至今日，无论是从事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史研究，都离不开这种古今比较、中西比较的基本方法。因此，细究起来，梁、蒋二人功劳大矣。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