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未想过我的生活，会因一九九五年那个夏天而变得混乱不堪。那年夏天我中专毕业，混进县府大院成了史志办的小科员。上班没几天，屁股跟椅子还没热乎起来，便赶上县长冯万斌要重修县志。冯县长把史志办郭主任喊去喝茶，老冯弯着手指节奏分明地敲着办公桌说，你要把你的兵撒下去，少在办公室做八股文章，好多真相都藏在民间嘛。冯县长入仕之初便在县史志办搞材料，不过在县上编“85版”柳城县志时，他调去档案馆当馆长了。能在任上重修县志，是老冯心中多年的念想。冯县长问郭主任，真相啥意思老郭你懂吗？没等郭主任回话，冯县长挥了挥手说，回头自己琢磨去。老冯在县府大院里的强势是出了名的，一点不像在史志办干出来的。
　　在史志办上班的人都似吸了乙醚，整天处在半昏迷状态。我可不想让我的青春小鸟这么早就昏昏入睡，县长的指示让我心潮澎湃。我主动请缨要下乡去走访，让我的双脚沾满尘土裤腿裹满泥巴。在办公室坐惯了，史志办的人都懒成了猪，哪个愿意下乡去踩烂泥巴？郭主任当着几个老字辈的面表扬了我，说我有老刘主任的基因。老刘主任就是我爹，大号刘青山，跟建国初期那个大贪官同名。我爹不贪，不然我也不会至今蜗居在五十六平米的房子里。那时我爹刚从史志办主任转任文化局局长，本来我打算去县剧团拉胡琴，刘局长严肃地说我短视，他说县剧团迟早要解散的。
　　后来县剧团真在刘局长任上作了鸟兽散。
　　办公室小齐找来“85版”旧县志，人手一册。我揣上“85版”柳城县志，跨上永久牌自行车飞驰回家。吃过晚饭我躲在卧室里，翻开厚厚的带着霉味的绿皮县志，那些柳城县的地理风土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查看到编年记事这一章（第372页），读到了关于周瑞堂的一行记述：周瑞堂，民间胡琴艺人，汉奸，九月三日自缢。当然这里的九月三日为公历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三日。
　　周瑞堂在柳城是个名人，他曾是柳城头把胡琴师傅，在红香馆拉过琴，捧过秋菊班当家花旦小秋菊。关于周瑞堂与小秋菊的情事，柳城那些个好听戏的都知道。柳城有个韩姓作家写过一篇《小秋菊与周瑞堂》，发表在《大故事》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十期上。我在沈阳读中专时，在学校图书馆里读过这篇故事。因周瑞堂是柳城人，我又爱拉胡琴，于是对这篇故事的印象颇深。韩姓作家极尽想象之能事，把周瑞堂与小秋菊的情事写得不堪入目，且不说细节的真伪，时间点就搞错了。有据可查的是，小秋菊与周瑞堂分手后，做了奉军一个师长的小老婆，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占了东北，小秋菊便随军进了关再无消息。而韩姓作家说周瑞堂怀抱着小秋菊给日本人当了特工，纯属胡编滥造。一个同学的父亲在柳城作家协会挂着副主席，据我那同学的父亲讲，韩作家在圈内名声并不好，靠挖名人的花边新闻赚茶水钱，在红星路街面上还开着一家洗头房。
　　其实周瑞堂的汉奸罪名在民间并不被承认，柳城人更多的把他当成带有传奇色彩的胡琴艺人。在柳城县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几句关于周瑞堂的描述，说他给日本商人菊川次郎的妹妹禾子当过两年胡琴老师，日本人投降后，他被当成日本人的特工给抓了起来，最后死于自杀。关于周瑞堂如何给日本人当特工，提供过哪些情报，却无资料描述。我打电话给省档案馆的同学，让他帮着查找有关周瑞堂的档案材料。几天后同学给我回话说，省档案馆找不到与周瑞堂有关的只言片语。
　　我捧着旧县志去问郭主任有关周瑞堂的事，郭主任是“85版”县志编者之一。他说，周瑞堂或许当过汉奸，没有证据证明他没给日本人搞过情报。我说，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给日本人搞过情报，为何不信其无偏要信其有？这样记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艺人，这么草率地以汉奸身份写进县志，也是极不负責任的。他说，小刘同志你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周瑞堂的汉奸身份是定了性的。我说，县长不说真相在民间嘛，周瑞堂是双羊镇人，我想去双羊镇走走。他说，年轻人到基层走走是好事，只是别给你爹捅出啥娄子来，刘局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说，我爹我还能没领教过？走出郭主任办公室时我说，放心吧主任，即便捅出娄子沾了一屁股稀屎，也脏不着主任，更用不着刘青山局长来替我擦。我随即带上了门，隔着门我听见郭主任说，这个生瓜蛋子，说的是哪门子鸟话，等脑门撞出青包就知道疼了。我莫名地摸了摸脑门，仿佛真长了个青包，还隐隐地疼，这个老郭，竟咒我。
　　二
　　那是个热得无处躲藏的下午，我骑着永久自行车去了双羊镇。本该县上派车送我，被我拒绝了，我不想让这次走访染上官方色彩。正赶上双羊镇大集散集，一伙戏班子正在拆舞台。男人在拆台子，女人在收拾戏装。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叉腰指挥，看来这个叉腰的男人是班主。我走过去与那个男人搭讪。我问他，这么好的戏台拆了可惜了，再唱几天多好。那男人扭脸来看我，见我细皮嫩肉又有些文气，先对我高看了几分。
　　男人姓柳，让我叫他老柳。我自报家门，说是县史志办来双羊镇访些陈年旧事的。老柳说，刘科长不在办公室里吹电风扇看报纸喝茶水，来乡下喝风吃土访些陈芝麻烂谷子有啥用？我纠正老柳说，我是科员，不是科长。老柳说，县官至此，见官大三级，不是科长也是科长。接着老柳靠近我，在我耳边说，你不是要调查走访么？一个科员谁搭理你，科长就好办了。我哦了几声，老柳开门给我上了一课。我问老柳，双羊镇天天有戏唱？老柳说，哪能呢？唱戏听戏又不当饭吃，这是计划生育办请我们在大集上唱几出，宣传一下计划生育政策，勒紧裤腰带，少生孩子多种菜。我说，你也登台唱戏？老柳说，我不唱，我拉胡琴。我听了故作惊喜，我说，胡琴？我也会拉呢。老柳兴奋地说，是呀，刘科长给咱拉一段。我说，哪敢在柳老板地盘上卖艺呀？老柳推过胡琴说，人不亲胡琴还亲，拉一段拉一段。我推却不过，执琴在手拉了一段《听松》。我的琴技是跟刘局长学的，刘局长要不从政，准是一把好胡琴。老柳拍掌叫好，不简单，阿炳的曲子可不好拉。我说，拉得毛糙，请柳老板多赐教。
　　一把胡琴让我们熟络了，我跟着老柳拉戏装的马车回了他家。我已跟老柳说清，每天会多给些茶钱房钱。起初我把老柳接纳我住在他家，归为老柳的热情好客，其实老柳是只老狐狸，从我跟着他回家时起就藏下了阴谋。进了家门，老柳喊过一个女孩子说，我小闺女，柳小云，在台上唱红娘，方圆十几里也是头牌。老柳让柳小云给我打洗脸水，我说，老柳你别让小云忙活了，我自己来。柳小云倒是手脚勤快，给我打来洗脸水。我洗了脸没等泼水，柳小云抢着把水泼在韭菜畦子里。老柳说，一会小云妈把偏厦收拾出来，刘科长受点委屈，晚上住在偏厦。我说，老柳说哪里话？这么好的房子去哪里找？老柳说，寒碜，寒碜。我说，老柳你别光伺候我，我是来调查周瑞堂旧事的，你得给我介绍些跟周瑞堂有过交往的人。我洗脸洗脖子，老柳坐在园墙上吸烟，吸着吸着他说，你还是先去问问老葛吧，老葛他爹见过周瑞堂，周瑞堂死时老葛他爹在场。 　　那天我坚信我走了狗屎运，初到双羊镇便遇见了知音老柳，还能在当晚采访到重要的知情人。而如今我回想，我不堪的生活从双脚踏上双羊镇，在集市上遇见老柳时便注定了。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宿命。
　　葛家在双羊镇的西街上，三间土坯房。儿女们都不孝顺，老葛肺癌晚期还要自己从井里提水。说起儿女老葛气得直敲水桶，我给老葛带去一包槽子糕，老葛吃得不留一点残渣。
　　那天我对老葛的采访并不顺利，老葛说几句连贯话，便咳得唾沫横飞，脸憋成猪肝色。咳完又喝水，喝过水接着说（老葛的咳嗽跟喝水我在采访记录上做了特别标注）。要没那包槽子糕，我真不忍心让老葛受这份罪。我坐在老葛家连炕席也没有的土炕上，像个电台忠实的听众，听一个患哮喘病的播音员广播。
　　老葛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东北这边的日本兵并没有马上缴械。（咳嗽）柳城城内宪兵都调去守卫柳城码头了，日本人利用柳城码头撤日军家属。我爹这营兵是抗联的一部分，趁虚而入，解放了柳城。我爹是个班长，领人打进了日本洋行，洋行老板菊川次郎剖腹自杀。（咳嗽、喝水）菊川次郎没杀周瑞堂估计是没来得及下手，这营兵攻城太突然。而我爹这营兵并未占住柳城，日本兵反扑又把他们赶出去了。直到苏联人打进柳城，才有人发现后院地窖里快死的周瑞堂，二十来天他就靠透气孔漏下的一点阳光和雨水活下来。周瑞堂被送进了苏联人的野战医院，而就在那天夜里，刚缓过来的周瑞堂溜出了医院，回了双羊镇。天亮后有人来举报说周瑞堂是个大汉奸，正在家中水井里打捞着啥宝贝。我爹的营长派了一哨人马前去双羊镇捉人，（咳嗽）兵们到了双羊镇周家，正巧周瑞堂捞上来一口细缸，缸里有把古琴，兵们就连人带琴押回了柳城营部。营长审问了周瑞堂三天，让他交代给日本人提供情报的事。周瑞堂坚决否认，他说给菊川禾子当老师，只为能拉胡琴，没做过通风报信的事。营长把周瑞堂又关回洋行的地窖，让我爹专门负责看守。（咳嗽了近三分钟）营长再去地窖审问周瑞堂时，周瑞堂说要拉琴，要拉那把从井里捞上来的琴。琴送到了周瑞堂手上，拉完了营长让周瑞堂交代，周瑞堂还说什么也没做过。营长当过胡子，一气之下发了绿林脾气，把那把古琴在石壁上磕碎了，小叶紫檀的八角琴筒四分五裂。
　　周瑞堂当夜就在地窖里吊死了，地窖石壁上有突出的石尖，周瑞堂当了挂钩，用的绳子是那把古琴琴弓的弓毛。
　　老葛的大段讲述结束，我问老葛，是谁举报了周瑞堂？老葛说，是周瑞堂的邻居，那天周瑞堂要把井下的细缸提上来，便去邻居家借绳子。邻居借给了周瑞堂绳子后，悄悄去了县上举报了周瑞堂。我问老葛，周瑞堂的邻居如今住哪儿？老葛说，周瑞堂吊死后不久这家人就搬走了。我说，周家邻居搬走与周瑞堂有关吗？老葛说，那只能去问那个邻居了，听说搬去了河北滦县。
　　一九九七年前后，我曾三次去河北省滦县的档案馆，查访建国前的户籍档案，由于滦县建国前留下的户籍资料有限，在档案馆里我一无所获。在堆积如山的各类发黄的档案面前，我怀疑周瑞堂的邻居是不是真的搬去了滦县，没准老葛记错了。又或许，根本就没人知道那家人搬去了哪里。
　　三
　　老杜是个瞎子，他是我到双羊镇采访的第二个人，也是老柳引见的。与老杜的交谈是在一个阴雨蒙蒙的傍晚。老柳介绍说老杜亲耳听过周瑞堂拉琴，退休前还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
　　我把老杜请进老柳家的偏厦，在屋外蚕食桑叶般的细雨声里，我们开始了对半个世纪前那段往事的追忆与探寻。
　　老杜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是周瑞堂的什么人？我说，我只是个史志办的科员，要修县志，来访一访咱柳城的名人周瑞堂。老杜说，我说呢，周瑞堂没有后人，他也不是他爹的亲生子，是周景云的养子。周景云是谁？我问老杜。老杜说，是周瑞堂的爹，周景云一辈子没娶女人，那年关东闹饥荒，人死的海了去了，周景云在一个“路倒儿”的怀里捡回了周瑞堂。
　　我说，杜伯，你听周瑞堂拉过胡琴？老杜说，我在吴家学馆里念书，是周先生的学生，吴家学馆是大财主吴秉元出资办的新式学堂，起初是家学，后来吴家的子弟读书寂寞，吴老爷就从镇上找了些同龄孩子陪读。吴秉元是个大善人，后来把吴家学馆扩大，办起了新式学馆，请的先生大都留过学，束脩是免的，还管一顿午饭。周先生是后来到吴家学馆的，当音乐教员教胡琴，有时也亮亮嗓子，唱几句戏。周先生不止胡琴拉得好，戏唱得也好。再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学馆，辞退了许多先生，周先生虽不在辞退之列，还是主动请辞回了家。
　　我给老杜倒了水，又问老杜，这前后周瑞堂在吴家学馆教了几年书？老杜翻翻眼说，有两年。我说，周先生不教书了，他在家干啥呢？老杜说，周先生不干别的，只拉琴。我说，日本人不是不让拉吗？老杜说，先生空拉。我说，空拉？老杜说，就是架着琴，不用琴弓，琴谱在心里。我说，日本人管得这么严？老杜说严着呢。琴不让拉了，画画，写大字啥的都不行，抓住送去蛤蟆山煤矿当劳工，给日本人当劳工还有个好儿？县城茉莉楼大茶馆说书的张马丁，让日本人抓去改说“大和魂”，张马丁倔，死不开口，日本人割了张马丁的舌头，砍了脑袋挂在城门楼子上。柳城人都说张马丁是条汉子，后来张马丁的人头让人偷走了，都说是抗联的人干的，其实不是，偷人头的是周先生。
　　听老杜说到这，我的眼珠差点从眼眶里瞪出来，周瑞堂不过是个文弱琴师，他怎么能偷来张马丁的人头。我说，老杜你说这个我不信，一是周瑞堂没那么大胆子，二是周瑞堂没本事从城门楼子上把人头摘下来。老杜说，你没见过周先生，你咋知道他没那个胆子？当然城门楼子他爬不上去，他花钱雇人爬的，雇的就是我爹。我说，老杜你说得有点玄乎，咋听都像武侠小说。老杜说，我爹是个耍猴的，翻墙越梁如走平地，信不信由你。
　　我看著老杜满脸无辜的样子，转移话题说，后来周瑞堂怎么到了洋行去给菊川禾子当老师呢？老杜摇摇头，这个事情我可说不清，恐怕也没人说得清，传说周先生有把琴，乾隆爷御赐的，传到周先生手里时经了六代琴师了。有人把周先生藏有古琴的事告密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想要周先生这把琴，周先生给藏到井底，日本人把周先生抓去了宪兵队，后来是这个菊川洋行的老板把周先生给救了，周先生就去了洋行教菊川禾子拉胡琴。这个菊川次郎不是好东西，他借做生意为名，把中国的文物夹带出海带回了日本，他不是救周先生，是要从周先生手里套出琴的下落，结果到死也没能得逞。我说，听说周瑞堂给菊川禾子当老师后能随意拉琴？老杜说，这是他跟菊川次郎谈的条件，他给菊川禾子当老师，能在双羊镇随意拉琴。那时日本人不让搞中国的文艺，先生换取拉琴的机会，是为了能让双羊镇的人听到胡琴声，尤其是去学馆上学的娃儿们，这个秘密周先生很少对人说过。我说，你听过周先生拉琴？老杜说，当然，当年周先生的家在村东，吴家学馆也在村东，过周先生家五个大门就是。周先生总会在学童们上学时，敞开大门拉琴，放学时也会敞开门拉琴，给禾子当老师的两年里，风雨不误。 　　我问老杜，周瑞堂都拉什么曲子？老杜用盲棍敲着地上的砖石，说，周先生会拉很多曲子，有一首叫《易水寒》，是周先生创作的，这曲子说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周先生说荆轲是英雄，燕太子丹是英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每拉完这首曲子先生都会叹气，叽叽咕咕说些话，什么只见易水不见荆轲之类的。周先生还给学童们糖，说听一首曲子给一块糖，他不买菊川洋行里卖的软牛奶糖，只在柳城秦记杂货铺买土产的饴糖。
　　在后来的走访中，老杜所说的逐步得到印证，比如双羊镇人对周瑞堂的偏见。
　　周瑞堂去洋行让镇上人很不满，碍于日本人的势力，又不敢公开跟周瑞堂对抗，便给周瑞堂使了不少阴招。本来镇上人都尊敬周瑞堂，见了面都恭敬地喊周先生，周瑞堂去过洋行后，镇上人见了面他都绕开走。镇上人对他冷漠还在周瑞堂的预料之中，而他的两个好友的态度，却让周瑞堂大为伤怀。当年吴家学馆有三贤，教美术的李子安，教国文的古风轩，加上教胡琴的周瑞堂。李古周三人交情莫逆，常聚在一处喝酒，共谈家国天下。一天周瑞堂心中烦闷，提了酒去找两位老友交交心。周瑞堂来到李家时，李家人说李子安去了古家。周瑞堂提着酒去了花蛇子胡同古家，古家人说古风轩去了李家喝酒未归。周瑞堂明白二位好友跟他绝交了，归家大病一场，病愈后人瘦成了一根竹竿。后来镇上人变本加厉地羞辱周瑞堂，先把一坨狗屎堆在周家门口，周瑞堂开门见了狗屎，默默地铲起来丢到了茅房粪窖里。后来又有人把一双破木屐挂在周家门上，这是对周瑞堂最大的羞辱了，在双羊镇破鞋是最毒的骂人话，把破鞋换成木屐所指不言而喻。
　　其实周瑞堂把木屐拿去洋行，摆在日本人面前，双羊镇人就会面临血光之灾。但周瑞堂没那么做，他把破木屐收起来，依然坐在门口调弦试音，等学童结伴而来，把琴拉得如泣如诉。
　　四
　　老乔是我在双羊镇遇到的一个特别的人，他是自己来找我的。采访老杜的第二天早晨，我去双羊镇镇西的暖池塘边看鸭子，一个老人摇着小船从塘心靠岸，这片暖池塘有百十亩大小，塘下有温泉眼，水隆冬不冻。这个老人便是暖池塘的承包者，老人把船系在岸边一棵巨大的榆树上，而后瘸着腿来到我跟前，向我递出一支烟。我见是红梅，不免对老人刮目相看，红梅五块钱一包，乡下很少有人抽得起，老柳抽五毛钱一包的西炮台，还限量，每天只抽两支。
　　老人自报家门说姓乔，让我喊他老乔。我说，你叫我小刘吧。老乔说，还是叫刘科长。我跟老乔对吸着红梅，话题先从这片暖池塘说起，说着说着，老乔把话题拐到了老杜身上。
　　老乔试探着问我，刘科长下来探查民情呀？我说，我又不是县长探查哪门子民情。老乔说，刘科长不要信老杜瞎咧咧，他那张嘴没半句真话。我说，老乔你这话有点冤枉老杜，我看老杜人挺老实的。老乔说，老杜给你说双羊镇人给周瑞堂下錾儿？我说啥叫下錾儿？老乔嘿嘿笑说，下绊子懂么？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老乔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刘科长深入民间很有必要啊。接着又说，双羊镇人给周瑞堂下錾儿没根据，周瑞堂去洋行给日本娘们当老师，镇上人是有些偏见，但没像老杜说得那么下流。老乔把热气哈到我耳边，他说，周瑞堂家门口堆过一坨狗屎，那是老杜堆的。
　　老杜？我说，老杜看上去文绉绉的，不像那种人呀？
　　老乔说，刘科长你去镇上打听打听，跟老杜一起玩的光腚娃子哪个不知这事？还有老杜说周瑞堂为了拉琴才去洋行这话我不信，周瑞堂是看上了日本小娘们什么禾子的才去的洋行。我说，你跟周瑞堂有仇吧？老乔说，刘科长往我脑门子上扣屎盆子呀，周瑞堂死那年我才十岁，能结啥仇？
　　一个傻子笑嘻嘻地走到岸边来，喊老乔爹。老乔摸出两块饼干给了傻子，傻子呵呵笑着把两块饼干都塞嘴里。老乔说，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我问老乔这是谁呀？老乔唉声说，还能谁呀，我儿子，脑子坏了。
　　我拉住老乔问，你说老杜给周瑞堂家门口堆狗屎，那么个小人儿咋有恁毒的心眼儿？老乔说，有人指使老杜干的，要不一个小屁孩哪有那心思。谁指使？我问老乔。老乔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呀，这话要放在五年前，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我说，为啥呢？老乔说，还能为啥，当事人活着呢，说这话不是找架打吗？
　　我想说人死了说更不好，但我没说。老乔说，是李子安，当年也在吴家学馆，教美术的。我说，李子安不是跟周瑞堂要好么，二人与那个什么古风轩并称“学馆三贤”的？老乔说，李子安小心眼，他嫉妒周瑞堂的才学，那个古风轩是个没主意的主儿，李子安说啥是啥，墙头草随风倒，他跟李子安是光腚娃子时的朋友。说仨人好其实两条心，李子安跟古风轩一条心，他俩背后老挤兑周瑞堂。周瑞堂琴拉得好，识人不行，没看穿李古二人。
　　老柳来塘边找我，从远处喊刘科长，我应了老柳。老柳走过来说，刘科长你走这来了？文化站高站长正在家等你。我说，我不认得高站长。老柳说，高站长也对周瑞堂感兴趣，听说刘科长来双羊镇搜集周瑞堂的旧事，也想同你唠一唠。我跟老乔告别，我说，老乔改天咱俩再唠。老乔跟我挥手说，刘科长想吃鸭子来找我，我会给活鸭灌啤酒，杀完再上炉子烤。老乔说得我汗毛根儿奓了起来。
　　在回老柳家的路上，我说，老乔这人看上去不错。老柳神秘兮兮地，这个老乔跟老杜有仇。我说，这我倒没想到。老柳说，你没见老乔那个傻儿子吗？我说，见了，傻得还不算透，像是后天才疯傻的。老柳说，老乔跟老杜的仇就在这个傻子身上，说来老乔与老杜差点成了亲家，老杜的闺女与老乔的儿子搞对象，后来老杜的闺女三丫跟镇上的包工头跑了，这老乔的儿子二胖受了刺激疯了，你说老乔能说老杜好话吗？我说，老杜跟老乔的话，我该信谁的？老柳说，刘科长见多识广，这事还用得着问我？我说，老柳你帮我拿个主意，我让这俩人搞得头都大了。老柳说，谁都不信就不大了。
　　五
　　高站长文化人打扮，戴副眼镜，说话音偏细，有点女腔。我说，高站长你先坐，我洗把脸。老柳招呼柳小云，说，给刘科长倒洗脸水。小云穿了件的确良的白衬衫，我信口说，小云漂亮呀，将来准能找个好人家。这话说得太虚伪，我都想抽自己嘴巴子。城里的小姑娘正流行穿牛仔裤，韩版的T恤衫，T恤衫外看得清乳罩，不像柳小云的確良罩身上看不出胸。 　　我与高站长对坐，柳小云给沏了壶茉莉花茶。高站长说，刘科长你喊我老高吧。我说，你别听老柳的，我不是科长，你喊我小刘。高站长说，见官大三级，县里来的领导，不是科长也是科长。跟老柳一套说辞。老柳说，乡下没有好茶，这茶没多大茶水味，香料味倒浓。我说，老柳你忙去，我和老高谈谈。
　　我和老高从这壶没味的茶水说起，后来就说到了周瑞堂。高站长说，十年前我见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菊川洋行服侍过菊川禾子。她叫李美珍，家在芦花镇，与双羊镇隔条芦花河。我说，她还活着吗？高站长说，九年前出家了，在竹林寺，法号静尼。我说，一辈子没结婚？高站长说，咋结婚？脸烧得像个鬼。我说，咋烧成那样？高站长说，她说当年攻破柳城的晚上，菊川洋行的菊川次郎把洋行里的仆役都赶到一间房里，从外把门锁死，泼了油把房子点了。没人想到菊川次郎会下此毒手，因为菊川禾子小姐也在仆役之中，十几个人都烧死了，包括菊川禾子，只有李美珍活了下来。
　　我说，她见过周瑞堂？高站长说，岂止见过，周瑞堂去洋行给禾子教胡琴，都是她给倒茶水端点心。我说，周瑞堂与菊川禾子之间的事她该知情。高站长说，李美珍前半生忌讳谈在洋行当仆人的事。又说，满身火疤救了李美珍，要没这身火疤，李美珍也得当汉奸特务被处死。我说，哦，这是因祸得福。
　　高站长说，菊川次郎请周瑞堂给菊川禾子教胡琴，菊川次郎是想从周瑞堂手里套来那把古琴，而禾子跟她哥哥不一样，菊川次郎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禾子却喜欢中国文化，是真心想跟周瑞堂学琴的，后来菊川禾子爱上了周瑞堂，他哥哥便从中作梗。我说，这么说周瑞堂爱上禾子才去的洋行是假的了？高站长说，李美珍说周瑞堂也喜欢禾子，但不是周瑞堂喜欢上禾子才去的洋行，他去洋行是菊川次郎的计谋，当禾子喜欢上周瑞堂时，周瑞堂对禾子也动了心，但周瑞堂从未向禾子表白过。我说，李美珍怎么知道周瑞堂也喜欢禾子？高站长说，李美珍说禾子向周瑞堂表白过，是日本人投降前，禾子要周瑞堂跟她去日本，周瑞堂拒绝了。那天周瑞堂与禾子发生了争执，禾子说去日本能过上好日子，周瑞堂说国家有难，岂可弃之而去。从那以后周瑞堂没再去给禾子上过课。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李美珍怎么知道周瑞堂爱着禾子。高站长说，那天周瑞堂离开洋行时，走到洋行门口把李美珍喊过去，从琴弓上剪下一根弓毛，用纸包了，要李美珍把弓毛交到禾子手上。那把琴是周瑞堂父亲传下的，不是动了真情怎能以弓毛相赠？
　　我跟老高又聊了一阵子，老柳喊高站长吃饭，高站长死活不肯端柳家的饭碗。老柳说，吃我家一顿饭能毒死你？高站长说，不是那意思，我有糖尿病得控制食量。老柳说，高站长你真有福，这富贵病听说只有城里人才得，看来高站长是要进城享福了。高站长说，谁爱享这个福呀？我插言说，那老高咱俩去竹林寺访静尼吧？老高拍手称好，立刻去借了辆嘉陵摩托。
　　很快到了庙上，我问值殿的师父，值殿的师父说，施主请回吧，静尼师父已多年不见客。我说，我们从县城来，为了向静尼师父打听几句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值殿师父只说不可，施主说不要打扰静尼师父修行。我与老高再怎么说，值殿师父还是摇头念阿弥陀佛。我跟老高说，咱回吧，强扭的瓜不甜，咱跟静尼师父没有缘分。正要离开竹林寺，听大殿后藏经阁传来胡琴声。我惊问值殿师父，琴声何来？值殿师父说，是静尼师父在拉琴。
　　那琴声如寒水激石，冷泣如诉。我说，静尼师父的琴音里有古风。值殿师父说，静尼师父每天都要拉琴。我说，师父可否允许我在藏经阁外聆听梵音？值殿师父说，有何不可，但还请施主不要打扰静尼师父。
　　在值殿师父的引领下，我们穿过大殿，绕过钟楼来到藏经阁下。静尼师父的琴声悠悠传来，与楼檐上的风铃音相和，真乃天籁。琴音戛然而止，我问值殿师父，师父可知静尼师父拉的这曲子叫什么？值殿师父说，静尼师父没说过。静尼师父除了拉琴，还在藏经阁里译经。我更加惊诧，问，静尼师父还会外文？值殿师父说，藏经阁里有几卷日文经书，静尼师父皈依前曾在日本人家里当过杂役，懂日文，智源住持便让静尼师父把经译出来。我说，静尼师父的苦涩都在琴音里。值殿师父说，智源住持说静尼师父慧根深，准能修成正果。
　　十八年后我的女儿刘小云，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她有着90后这代人典型的思维特征，脑子里总有奇思怪想，她还爱看些侦探破案类的杂七杂八的书，老把自己当柯南或者福尔摩斯。她对周瑞堂的事有所耳闻，我就把一九九五年那个夏天在双羊镇的所见所闻悉数说给了刘小云，当然省去了跟柳小云的细枝末节。
　　刘小云愣怔了一会，突然跟我说，爸，我怎么觉得那个李美珍是假的呢？我说，老高不会骗人的，我们还去过竹林寺，李美珍在竹林寺出家。刘小云说，你想啊，李美珍在洋行当过仆役，日久天长的会几句日语这没什么，但怎么能达到做翻译的水准？而且你说在竹林寺听过李美珍也就是静尼拉琴，你想没有高人指教过，李美珍怎能有如此高超的琴技？我说，你说的似乎有道理，但她不是李美珍又会是谁？刘小云说，会不会是菊川禾子？菊川禾子会说汉话，脸又烧成了火疤，谁会认出她来？我目瞪口呆。刘小云说，爸，你那次在竹林寺听过的琴声，会不会是周瑞堂创作的《易水寒》？我说，小云你比那个写《小秋菊与周瑞堂》的韩作家想象力还丰富。刘小云说，不信你去竹林寺问问那个静尼。我说，静尼十年前就圆寂了。刘小云失望又忧伤地说，这只能是一段千古之谜了。
　　小云说得没错，这个谜，至今无解。
　　七
　　后来老杜捎话来说，让我去笙管屯找老朱，说老朱他爹跟周瑞堂有瓜葛。我问老柳，笙管屯的老朱他爹他可熟悉？老柳说，老朱他爹死多年了。找老朱还不如找梁老七，梁老七跟老朱他爹光腚娃子的交情，不过后来俩人有仇，因为文革时梁老七把老朱他爹给弄死了。我说，那好，这俩人咱都找。
　　在街面上雇了辆蹦蹦车去笙管屯，司机是个轴汉子，车破机器老，柴油机声如嘶吼。老朱家门头不好找，打听，有人指，那山坡上放羊的不是老朱家里的？
　　我跟老朱走去山上找老朱家里的，那女人叫翠兰，脸上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黑痣，看上去闹心。翠兰说，老柳你不唱戏来这干啥呢，是不是把你那几号人马拉笙管屯唱一段？我不听《马前泼水》，我爱听个《回杯记》。老柳嘴赖，撩饬翠兰说，晚上我要能睡你家炕上，唱啥记都成呀。翠兰把赶羊鞭子抡起来抽老柳，吓得老柳直往我身后躲。翠兰见我细皮嫩肉不像个山林养大的，便问老柳，这是谁呀？长得这么水灵的。老柳在烟包里敲出一支烟点上，跟翠兰说，我说这是我姑爷你信吗？翠兰嘴撇得像摔裂纹的水瓢，她说，你以为你是龙王爷撒泡尿能下场雨？找这么好看的姑爷你得打多少盏灯笼？翠兰呛得老柳没话。翠兰说，老柳你来笙管屯不会是馋烤全羊来买羊的吧，这小伙一看就是城里人，八成是个干部，这下乡的干部爱炖个山鸡烤个全羊啥的，我这满山的羊都给城里干部养的。老柳说，我们不吃羊，你家老朱呢？翠蘭说，老朱去蛤蟆山煤矿下窑了，也该回来了。 　　我跟老柳说，咱先去找梁老七，找过梁老七回头老朱也该进家了。老柳说，还是刘科长脑子转得活。我跟老柳下山去找梁老七，到了梁老七家扑个空，梁家铁门紧闭。问隔壁的周财神，财神说，谁知道他会去哪儿？没准儿这会儿在哪家寡妇炕上吃豆腐呢。我给了周财神二十块钱，我说，财神你给我看着点梁老七，他回来你往双羊镇给我捎个信儿。周财神捏着二十块钱，激动得像捏着两张中了奖的彩票。
　　回头往山坡返，老柳在我耳根子嚼蛆。老柳说，你可不知这梁老七邪性劲儿，人家杀羊一刀子抹下去，把羊头割下来，腔子里不汪血，羊死得快不受罪。梁老七杀羊用刀子慢慢割，喝着酒吃着花生米，看着羊咩咩叫着把血流光，看着那个揪心呀。我说，都说猪羊一道菜，杀死不见怪，可杀羊也不是那个杀法呀。
　　回到山坡上翠兰正往山下赶羊，翠兰招呼我跟老柳帮她赶。刚赶到山下老朱从沟外回来，一身煤渣。翠兰给老朱做了介绍，我们同去了老朱家。老朱洗漱后露出真面目，长得挺周正的人，配翠兰真委屈了。我向老朱说明来意，老朱挺爽利，他说在花梨树下唠唠。老柳也没闲着，与翠兰在羊圈前交流养羊致富经。
　　老朱说，镇上老杜，梁老七，还有我爹，当年仨人都是周瑞堂的学生，老杜比梁老七和我爹小几岁。都说老杜给周瑞堂家门上抹过狗屎，那是老杜人小让人蛊惑的。我爹心眼比梁老七实，俩人在一块我爹听梁老七的。周瑞堂让日本人抓走，那个叫什么菊川的搜过周瑞堂家，没找到啥稀罕物，后来才听说是找那把胡琴。梁老七听说周瑞堂被抓，以为周瑞堂准死无疑，就撺掇我爹钻周瑞堂家屋子。周瑞堂不富裕，可也吃穿不愁，梁老七以为周瑞堂给日本人干事，日本人不能少给好玩意儿，梁老七把我爹说动了，俩人进了周瑞堂家。我爹没拿别的，只在周瑞堂书房里拿了些书，也不是别的书，尽是些算命观天象的。梁老七像个胡子，把周瑞堂家金银细软都划拉起来背身上了。我爹说老七你不能这样呀，先生回来吃啥喝啥？梁老七说你见哪个进了日本宪兵队还活着出来的？我爹说那咱也太那个了，对不起先生。梁老七说咋又对不起？你偷先生书就对得起先生？我爹没话了，抱着书跟在梁老七身后往外走，可这梁老七又转回去，找到火石要烧周瑞堂家房。我爹说老七我要知道你来先生家干这个，我死也不跟你来。梁老七说咱俩上了一条船，船翻了淹死我，你也活不成。梁老七几句狠话把我爹吓住了，看着他把周瑞堂家房子点着了。到了僻静处梁老七把大洋分给我爹五块，我爹没要。梁老七说你怕个屁呀，谁都得说这火是日本人放的。果然，后来外界都说周瑞堂家是日本人菊川烧的，其实是梁老七放的火。放完火梁老七拉着我爹回了笙管屯，周瑞堂死后我爹觉得对不起周瑞堂，嘴没把住门儿，碎碎糟糟地把话说漏了，这梁老七就恨上了我爹。文革时梁老七当了造反派头子，为啥梁老七非盯着我爹藏的那缸书呀？都是当年我爹从周瑞堂家拿出来的。我说，你父亲在水井下藏的书捞出来还好吗？老朱说，早成纸浆了，井下怎么能藏得了书？我爹受了周瑞堂藏琴的启发，但没从周瑞堂那里学来防水的手段。
　　我与老朱的对话结束在一片夕阳中，金光洒在老朱古铜色的脸上。那时老朱年纪还不大，四十岁刚出头。老朱在十年后死于一种叫矽肺的病，他的死亡过程很凄惨，喘不上气来生生憋死的。家里的羊早卖了换药钱，听人说为了给老朱治病，翠兰进城在红星路韩姓作家开的洗头房做过洗头妹，当然那时的翠兰已是半老徐娘。我去那个洗头房找过翠兰，但没有找见，那里的人说翠兰回乡下照顾老朱了，老朱快死了。我没敢在那里停留太久，那群女人看我的眼神十分怪异，把我当成了翠兰的客人，她们想不通三十几岁，长得溜光水滑的人怎会看上已过半百的翠兰。一个洗头妹子半裸着胸脯在抹口红，她背对着我说，她不回去又能怎样？谁会找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我离开了韩作家的洗头房，按我记着的老朱家的地址，去邮局给老朱寄去了一千块钱，没署真名。
　　我再没见过老朱，也没见过翠兰。翠兰若还活着，也该是个白发老太太了。
　　八
　　财神捎话儿来说梁老七回来了。老柳说，刘科长咱能不能明天再去笙管屯，一块西瓜肚子吃坏了，一下午跑了十趟茅房。我说，怕梁老七再走了。老柳说，那让小云陪你。我一瞧，柳小云穿好衣裳在等了，只好說，那好吧。
　　还是那辆蹦蹦车，我跟柳小云坐在车厢里，手拉紧了车厢上的铁栏杆。司机喝了酒，把车开得很疯。我跟柳小云死命地抓着栏杆，还是来回撞击着车厢壁。有几次柳小云摇晃得厉害，头撞到我胸口了。车过一个土坑，把车厢颠起来五尺高，咣当又摔下去，柳小云一头栽在我怀里，我也颠得不轻，手没抓住车厢栏杆，身子往前抢，手拄在柳小云胸口上，只是那么一下子，吓得我差点没从车上跳下去。我怕柳小云起来扇我一个嘴巴，真喊起来，说不清道不明呀。没想到这个柳小云干脆把眼闭上，躺在我大腿上装死。我重又抓好车厢栏杆，喊司机慢点，你这是往死里开呀。司机丝毫没有减速，迎着风，吼起了电影《红高粱》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
　　司机这么一吼，把我吼成了一只锅上的螃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红的。
　　梁老七家不像个家，进屋先见一个瘦屁股撅着，再是一颗花白的头堵住灶坑门吹火。铁锅烧着水，水里飘着铁锈。我喊了声老梁，那颗头从灶坑门移开，烟熏火燎弄得满眼酸泪。梁老七腮帮子上一条疤，左眉心一个黑豆大的痣，有点烂眼圈，鼻梁上尽是雀斑，像灰雀拉的黑粑粑点儿，跟翠兰有的一比。梁老七说，你找谁呀？我说，我找梁老七，你不是梁老七吗？梁老七说，太阳打西边出了，还有人来找我？我说，找你打听点事，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说你梁老七最知情。梁老七说，陈芝麻烂谷子了问那还有个啥用？梁老七往锅里倒米。我说那锅你也刷一刷，一锅红铁锈。梁老七说，铁锈不是屎，又不腌臜，就当补铁了。
　　梁老七煮着米饭，递给我个蒲团，我坐在门槛上。梁老七说，想问啥你说，家里从没来过这大官呀。我说，我想知道老朱他爹咋死的，听说是你给弄死的？梁老七翻着眼皮看我，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四眼对视。锅腔子里那把柴烧出了灶坑门外，我说，火烧出来了。梁老七半天也没反应，后来他盯着我说，你还想知道个啥？我说，我还想知道是不是你烧的周瑞堂的房子。梁老七突然笑了，说，小崽子谁让你来翻旧账的？我说，没人要翻旧账，有些事不能在土里沤烂了。梁老七说，老朱他爹咋死的，你去问老朱他爹。我说，梁老七你个孬包，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裤裆里没长鸟你白做了个男人。我打算跟梁老七嘴上斗斗狠。梁老七说，小崽子你敢来我这一亩三分地撒野？当即脱了裤子说，你看好了这是不是鸟？梁老七捏着那鸟，小腹收拢，一股尿水往我脸上热骚骚地滋过来。我连滚带爬地站起来，说老梁你别耍混，我走我走。 　　一团漆黑，没有星星也没月光。蹦蹦车摸黑往沟外开，我吓得真魂出窍。我大吼，司机，你把车灯打开呀！司机说，这车连电瓶都没有，哪有车灯呀，摸黑开也能开回双羊镇，你就坐稳了别把腚颠碎了。我说，你停车我走回去，这连个灯都没有还不开沟里去？司机说，我开了十年车了也没开沟去。司机不停车，看不见路速度却不减，油门踏到底，蹦蹦车在乡间路上嘶吼。柳小云趴到我耳边说，这条路他熟着呢。我没回柳小云话，心扑通扑通跳着。柳小云说，你说话嘛，说话还能壮壮胆。我说，心都快跳出来了。柳小云说，你跳出来我也快跳出来了，不信你摸摸这儿。我没动，柳小云拿过我的手往她胸口上摁，我想抽回来却没用上力，柳小云把我的手摁在她胸口上。司机好像后脑勺长了眼，我的手刚放在柳小云胸口上，司机又吼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往回抽手，柳小云抓着不放。发动机突然气喘了几下，蹦蹦车趴在路上不动了，司机跳下车说，完了完了，这柴油机又歇工了。我说，还能修好吗？司机说，还修个啥？你跟小云先回吧，我睡车上了，等天亮再说。
　　我跟柳小云刚走出去几十步，司机在黑暗里鬼哭狼嚎地又吼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柳小云说，冷。我说，冷咋办？她说，你搂着我走。我说，小云咱不能这样。柳小云说，不能咋样？不就要你给挡挡寒气么？我说，就挡挡寒气啊，咱不干别的。
　　说不干别的谁信？柳小云又把我的手拉去摸她的胸，这回是把我的手从她的衬衫下拽进去。再后来就亲了嘴儿，这些我都是半推半就的，或者说半就半推的。等到了镇上，蹦蹦车追了过来，我疑心这司机故意耍弄人的。我跟柳小云往她家走，到了家门口柳小云把我的手抓住了，她带上哭腔说，哥呀，奶也摸了，嘴儿也亲了，你可不能不要我呀！我说，嗯。她说，什么嗯？别口中含着热茄子。我说，亲妹子，哥不会不要你。
　　九
　　第二天我骑着永久直飚到梁老七家门口。我把车支在梁老七家大门外，我留了个心眼，真有紧急情况我能飚着它逃命。我进院子笑着跟梁老七说，老梁我有的是工夫跟你耗，我在这耗政府还给开工资。梁老七说，光棍不斗势力，土里刨食儿的扛不过吃官饭的。我说，你知道这个就好，我也不想问别的，就那俩事你说了我走，你不说我就在你家耗。梁老七说，你不要听镇上人胡说，他们编排我，往我脑子上扣屎盆子，恨不得我早死。我说，那咋不编排老朱他爹，偏编排你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还是你有腥味儿。
　　我跟梁老七较上劲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他吃饭我啃面包，他睡觉我打盹。村人听说城里来的小刘科长赖在梁老七家，都来梁老七家门口看热闹。我见人多起来就跟村人交谈，自然说到我为何赖在梁老七家不走。我说，我想给周瑞堂正名，周瑞堂不是汉奸，我想问问梁老七当年他咋烧的周瑞堂家房，后来又咋报复老朱他爹，藏几本书就给人家弄死了？村人说，哦哦哦，也就刘科长能撬开梁面瓜的嘴巴子，换个人梁老七早用菜刀招呼了。我说，我不怕菜刀，我不把梁老七牙缝撬开我不回柳城，好歹我爹也是刘局长，我丢不起那人。村人哼哼啊啊说，刘科长年纪轻轻有魄力，硬骨头才越嚼越香。梁老七轰鸡一样轰赶村人，村人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跟我说车轱辘话。梁老七来到我跟前说，城里人不要欺人太甚。我说，老梁你越不说越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心底坦荡荡你就不会怕这怕那。梁老七说，我梁老七这辈子就不知道怕字咋写。我说，你有种，看咱俩谁能耗过谁。梁老七说，小崽子，你不把我搞臭你不死心呀？我说，我没想搞臭你，你自己臭怨得了谁？
　　第八天傍晚，梁老七说，刘科长你去崔家小卖店买两瓶榆树大曲，我没钱啊，有钱我就买了，不是我小气。我听说梁老七要跟我喝酒，我知道快攻下这座堡垒了。我买回两瓶榆树大曲。梁老七做了几样菜，把院门关死，我笑说，你家又没值钱的东西关啥门呀？梁老七笑说，你小子怕我来个关门打狗吧？我说，你这话说得不恰当，你不在骂我是狗吗？梁老七说，乡下人没文化你别见怪。我说，你老梁别跟我玩邪的。梁老七说，我要拾掇你个生瓜蛋子八个也切碎了。
　　那天我跟梁老七喝了两瓶榆树大曲，我二两的酒量喝了八两，梁老七八两的酒量喝了一斤二两。我在镇上借来了一部小型录音机，一直带在身边。那天我跟梁老七说，你介意我录音不？梁老七表现出一副无所謂的架势，他说咱说的话没一句见不得人的，有啥不能录音的。我征得了梁老七同意打开了录音机，遗憾的是我只有一盘磁带，只能边刷带边录音。
　　我从双羊镇回到柳城后，对磁带录音进行了整理。我发现，关于梁老七与老朱他爹偷周瑞堂家，并火烧周瑞堂家房子这一事件，老朱与梁老七的描述相互矛盾。我至今不敢确定老朱与梁老七谁说的是事实，就像我至今都不知道该信老杜还是该信老乔一样。按理说梁老七是事件的亲历者，应该比老朱说的更可信，但正因梁老七是亲历者才更有可能隐藏什么。我去双羊镇本去探寻真相，却不料在错综复杂又矛盾重重的真相中迷失。
　　以下这段文字是梁老七酒后的陈述：
　　老朱他爹叫朱由检，跟明代上吊那个皇上一个名字。
　　我跟朱由检都不是周先生的学生，我爹与朱由检他爹都给吴家打短工，吴秉元是个大善人，我与朱由检也在老吴家吃住。我与朱由检常去周先生家，我好听周先生拉胡琴，朱由检为的是看周先生家的书，朱由检不看别的书，只看《周易》之类的，那时日本人还没有收缴各家各户的藏书。
　　我信周先生去给菊川禾子当老师为的是能在镇子上拉琴。当时镇子上没一点中国味儿，满大街墙上刷的都是“日中亲善”一类的标语。朱由检这人外在看着蔫巴，其实一肚子坏水儿，我把朱由检看清也是后来的事。周先生被菊川抓去洋行，朱由检来找我去周先生家拿点东西，我说那不是偷先生的家？朱由检说那些东西咱不拿日本人也得烧成灰。那会儿人小没主意，经不住劝，我跟着朱由检进了周先生家，朱由检不拿别的只拿书，我不爱看书就不拿，朱由检说你不拿我咋办呀，这事你要说出去我就完蛋了。朱由检死活劝我也拿点什么，我那时穷怕了，就打开周先生家钱罐子拿了大洋。拿完了钱，我身子骨灵活便先翻到墙外边了，等了一阵不见朱由检出来，我害怕谁看见就揣着大洋先走了。还没出村口我见周先生家火光四起，是朱由检烧了周先生的房子。我后来找过朱由检，问为啥烧周先生家房，先生回来住哪儿呀？朱由检说周瑞堂还回的来吗？进了日本人宪兵队有几个能走出来的？我说那人们要知道你烧了房还了得？朱由检说不是我烧的房，是咱俩烧的。我说房是你烧的，不要连带上我。朱由检说好好好，日本人前脚刚走周瑞堂家房子着火了，谁都会以为日本人放的火，日本人还少烧房子了？朱由检说咱不说烧房的事了，你把大洋分我些。我说你拿书我拿大洋凭什么给你？朱由检说你想要书我也给你几本。我拧不过朱由检，给了朱由检五块大洋。 　　后来镇上人猜出影儿了，我俩约定把这事烂在肚子里，我死心眼，打死不承认，但朱由检扛不住，倒打一耙，把脏水先泼到我头上。我嘴木，论理说不过朱由检，这见不得人的事就成了我主谋。至于后来朱由检藏书，我本没想整死他，只是想教训他让他长点记性，可这里面有人跟朱由检有仇，那人便借机把朱由检弄死了，我又替人背了回黑锅，全镇人都说朱由检是我弄死的。不过朱由检的死还是与我有关，后来的事是我对不起朱由检。
　　这就是根据梁老七的录音整理出的文件。在酒桌上我打着酒嗝问梁老七，这些年你为啥不为自己申辩，你等于给两个人背过黑锅。梁老七说，我嘴笨，描不清，只会越描越黑。我说，这么多年你心不苦？梁老七说，周先生背的黑锅比我大不知多少倍，要说苦，周先生比我苦。我说，你信周瑞堂是个汉奸吗？梁老七捶着桌说，我死也不信周先生能当汉奸。
　　临出门时梁老七从箱子里翻出一本线装书，说是线装书，其实是宣纸裁过，用麻绳穿线订成的。我喝得口齿不清双眼迷离，捧着那本薄薄的书册问梁老七这是什么？梁老七说，这是周先生赠给我的。我如获至宝，安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后来我翻看梁老七给我的那本书册，封面上写着：暖池塘记。落款为：瑞堂文并书，民国二十八年秋月。封面书题柳体，内文颜体蝇头小楷。这本书册我保存了十二年，常翻出来品读。
　　可惜在第十二个年头上，我妈给我家拾掇卫生，把那本书册当成废纸卖给了收破烂的。至此，周瑞堂留在世上唯一的真迹便散佚了。
　　十
　　我回到双羊镇老柳家，差不多半夜了。老柳家门前蹲着个人，以为是老柳，迎上来看是柳小云。柳小云说，你咋喝这么多酒？我说，跟梁老七喝的。柳小云说，跟谁喝也不能这么喝。我记不清手是不是摸了柳小云，但柳小云第二天跟我说，我摸了她。后来的事我怎么也记不清了，只知道老柳在上房屋睡了，老柳的儿媳妇这些日子回了娘家。柳小云把我扶进偏厦，伺候我脱衣脱袜，又给我洗脸洗脚。
　　后来柳小云说那晚我像个地主老财家的少爷。
　　那天天还没亮我醒了，觉着身边躺着个人，扭头看是柳小云。柳小云正转动着眼睛看我，看见我醒了她把我搂紧了。我说，小云你咋睡到我床上了？柳小云说，咋还说我睡到你床上了？是你不依不饶的。我说，我不依不饶了？柳小云说，你说这话成啥了？好像我破布衫子不值钱上赶着往你身上披似的。我说，小云我没那么说，我没把你怎么样吧？柳小云说，还想怎么样？柳小云揭开被子，褥子上见了一疙瘩的红。
　　我抓着柳小云的手说，小云我对不起你，我不是畜生吗？我！柳小云说，哥你别糟践自个儿，我又没说怪你，只要哥疼我我给哥当媳妇。我说，小云你别这么说，离谈婚论嫁还远着呢。柳小云抬高嗓门说，都这样了还不到谈婚论嫁的份上，还要怎样才行？我说，小云咱俩才认识几天呀就结婚？柳小云说，几天你不奶也摸了嘴儿也亲了身子也给破了？在我们乡下搞对象没那么多啰嗦，找个媒人相看，处个三五日没意见就定亲，过半年孩子都生了。我说，小云呀你别把自个贱卖了，不能这么仨瓜俩枣把自己许给人了。柳小云说，我看不错人。
　　我想穿衣裳，柳小云爬上我的身子不让我穿，流露出了浪荡的样子。我又不敢声张，老柳夫妻听见动静还不把我送去派出所？我说，小云你让我先起来，有话慢慢说。柳小云说，起来提上裤子你该不承认了，我没那么傻。我说，柳小云你把我看成啥人了，我又不是日本鬼子。柳小云眨巴眨巴眼说，那你摸一下我。我说，柳小云你别那么贱行吗？柳小云听我说她贱，起身在我身上抓挠，吼我说，在你眼里我柳小云还不如个妓女？见她又吼又闹，我说，柳小云你别这样行吗？就算我求你了。柳小云说，那你摸摸。我说，好，我摸我摸。我摸了柳小云的奶，柳小云说，这可是你动手摸的，没人逼着你摸。我说，我是自愿摸的没人逼着我摸，你快下去吧，我要穿衣服。
　　柳小云下去了，我穿衣她也穿衣，穿完，柳小云从窗台上摸出剪子，把褥单子上那块红疙瘩裁下来。我说，你裁那个干啥？好端端一条褥单子弄残了。柳小云说，这是个纪念，也是个见证。柳小云出了偏厦回正屋，刚走到门口正迎上老柳开门，柳小云喊了一声爸。
　　我跟柳小云这事，老柳是总导演，这家伙心机忒深。十年后老柳突发脑梗，抢救后活了下来，人却瘫了，屎尿都便在裤裆里。我爹刘局长那时刚退二线，在县政协挂着民宗委主任。他听说老柳瘫了拍手称快，说老柳该瘫，老柳肠子坏。
　　我心怀鬼胎地离开柳家，去找高站长告别。我把永久推给老高说，这自行车你用得着，回城我要买摩托了。老高掏出一卷信纸说，刘科长我这有篇文章，你看能不能帮着找个熟人在报刊上发一下，我给《柳城日报》投过去，总编说这东西不能发。我看了下，文字有十几页，题目是《驳周瑞堂汉奸论》。我说，你要给周瑞堂平反呀？高站长说，也不是平反，我這么多年采访了不少与周瑞堂有过交集的人，写了一点感想而已，刘科长人脉广，帮着推荐推荐。我说，别叫我刘科长，我不过是史志办一个小科员。高站长说，那刘科长下来瞎跑啥？不会是只对周瑞堂那些坊间花边新闻感兴趣吧？我说，我不信有那么深艺术造诣的人会是个汉奸。高站长说，你得帮我把这文章找个婆家。我说，县文联的闫主席跟我爹同学，文联有本杂志叫《柳城文艺》，不是公开刊号，文联内刊，回头我给你看看。
　　我还没来得及跟老高充满诗情地挥一挥衣袖，老柳惊魂未定地跑来告知我说，梁老七夜里跳井了。老柳的话像一堆玻璃渣子往我肉里扎。我从老高手里夺过车，跨上去向笙管屯一路狂飙。耳朵里呼呼灌风，眼角泪水飞扬，我恨不得把自行车骑得飘起来。
　　等我赶到笙管屯，梁老七已睡在了一口红皮棺材里。
　　要不是我把梁老七搞得身败名裂，梁老七也不会跳井。
　　是我杀了梁老七。那天吊唁完梁老七，从笙管屯回双羊镇的路上，我在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下刹住车，噼啪扇了自己俩大嘴巴。
　　扇了俩觉得没够，抡起巴掌又扇了俩。
　　十一
　　夕照把我晒得双眼迷离，眼前患了飞蚊症般黑影乱舞。 　　我背着支离破碎又矛盾重重的采访记录，回到阔别了二十天的柳城。汽车停在柳城汽车站，我提着行李袋子，精神萎顿，像个找不到家的游魂。我疑心脚下的土地是不是柳城，我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柳城标志性的建筑柳城大酒店发呆。后来我蹲在地上不想站起来，阳光照在我的脊背上，穿过那件灰格子衬衫把我烤得燥热。我的家离这个广场不到五百米，我却拔不动脚走回那间熟悉的卧室。
　　三天后，我迷迷糊糊去史志办上班。郭主任把我喊去，我说，主任我有点新发现。郭主任热情地在皮椅子里坐直了身子，表现出极端有兴趣的姿态。我说，咱这次重修县志，一定得把周瑞堂这条中的“汉奸”二字去掉，周瑞堂不是汉奸。我向郭主任述说了我采风得出结论的细节。郭主任说，你这是要给周瑞堂平反呀？我说，不是平反，是尊重历史。郭主任说，你拟一份报告吧，这事得宣传部做主，弄不好赵书记与冯县长都要批示才行。我说，要这么复杂吗？郭主任说，你个生瓜蛋子初入政坛，不懂得这里面的规矩。周瑞堂不是汉奸，那李瑞堂陈瑞堂呢？上边不会不考虑带来的连锁反应。我说，我报告拟好交到主任手上，你能量大，这事办成的几率大。郭主任说，除了这个，本次下乡还有啥发现。我说，没了，就这些。郭主任提高了嗓门说，二十多天你就搞掉了两个字？我反问，主任你以为这两个字好搞掉？
　　我拟好报告交给郭主任，题目是《为英雄正名》。郭主任看了这个题目直撇嘴，他说，这题目是不是大了？我说，不大不大，不这样不能引起重视。郭主任说，这题目也不像报告，倒像报告文学。
　　办完这件事，我拿着高站长的《驳周瑞堂汉奸论》，去了县文联找我闫叔。我闫叔对我寄予厚望，他老想跟我爹说让我去文联。闫叔在办公室里喝茶，见我进了他办公室，坐到办公桌后面看着我。我把高站长的文章递给闫叔，我说，这是乡下一个文化站站长写的，他想把这个在《柳城文艺》发出来。闫叔把稿子从前到后看个大概，又把那沓文字递还给我。闫叔说，这稿子个人主观意识太浓，话题也太敏感，高压线嘛。我说，闫叔给通融通融，我给作者打了包票的。闫叔说，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人呀，都得为年轻付出点代价。
　　我脸上热热的。离开县文联，回家把文章交给我爹，要刘局长出面找闫主席，老闫不给刘侄子面子，不能不给他刘哥面子。哪想刘局长比我闫叔还狠，看过当场就给毙了，只说了句老高是吃饱了撑的。
　　冲这句话我看不起刘局长，好歹一局之长，说的什么鸟话？
　　一天，隔壁办公室小齐喊我接电话，那时我的办公室还没有办公电话，与办公室公用一个电话。我问了哪打来的？小齐说，双羊镇。我吓得差点没尿裤子，我以为老柳打来了电话。我接过电话听筒手有些抖，我问了句，哪位？电话那头说话的不是老柳，是高站长。高站长说，我那篇文章发出来没？给我邮两份样刊呀，要有稿费我也不要了，給你买瓶二锅头喝。我说，老高你再等等，在文联排队呢，稿件不是拿来就能发的，得经过一审二审三审，要走程序的。高站长说，哦，这复杂呢？不急，啥时候发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说，放心吧老高，发了我就把样刊给你寄过去。
　　再后来老高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在柳城见老高是刘小云出生两年后，那天下雨，老高披着雨衣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骑着我送给他的那辆永久自行车，从双羊镇冒雨来到柳城。高站长说，刘科长我知道那篇文章发表有些困难，你把那篇稿子退给我吧，你别为难。我说，也好！你拿回去再润色润色。我请老高去翠花饺子馆吃饺子，老高说啥也不去吃，他把那篇稿子卷成个直筒，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又揣进贴身的衣兜，骑上自行车淹没在了雨里。
　　老高离开史志办半个月后，老柳进城来说，高站长得了胃癌，晚期，没几天活头了。我的心像被针扎透了，血汩汩地流。我坐车去了双羊镇老高家。老高老婆在伺候他，老高躺在炕头扎吊针。他老婆说，老高，刘科长来看你了。老高睁开眼见是我想坐起来，我摁住了他。我跟老高说，你那篇稿子能发了。高站长说，刘科长你别逗我开心了。我说，《柳城文艺》换主编了，文化局副局长老齐转任文联主席，他看过你这篇文章，问我要原稿。高站长说，你不会在骗我吧？我说，老高你还不知道我？我是骗人的人吗？老高就从枕头底下把那篇文章取出来交给我。
　　回了柳城，我找来一期《柳城文艺》，拿去印刷厂。我说，把这里面头版文章去掉，把这篇稿子敲进去，把目录也改了，再把封面换成最新一期。排完版后厂长问我要印多少册？我竖起一根手指。厂长说一千册？我说，一册。厂长说，你开什么玩笑？一册谁给印？我说，印一册多少钱？他举起了一个巴掌，说五百。我说，老板你心忒黑，我一月工资才二百六。厂长弯起拇指和食指说，三百，不能少了。我说，依你，三百就三百。
　　三天后我带着那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去了双羊镇找老高。老高捧着那本独一无二的杂志，激动得话也说不连贯。老高要跟我喝酒，我答应了，我说，我喝酒你喝水。
　　不久老高就死了，我正好第三次去滦县，查访周瑞堂的那个邻居，没能去老高的灵前吊唁老友。那天喝酒老高说要把那本杂志带进棺材，也不知他的家人照办了没有。后来我去双羊镇，到高家看望老高的女人，话到嘴边想问却没说得出口。
　　老高在阴间得知我骗了他，会不会怪我？
　　十二
　　二十年后我从小刘混成了老刘，官位却连个科长也没混上。柳小云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成了我老婆，一九九六年春天生下了女儿刘小云。柳小云常在我耳边唠叨，说你要不斗胆做下那件事，别说科长，没准老刘家又出个局长了。我说，有个老刘局长光宗耀祖就他娘的够了。
　　老刘局长退休后参加了老年戏曲社，天天背着把胡琴去戏曲社拉琴。一天早晨老刘局长横穿马路让一辆飞驰而来的货车撞飞了，老刘局长飞起来落在了前方一辆皮卡车的车斗里。老刘局长外表除了一点淤青外，看不出什么伤情。他被抬上救护车时还大喊大叫，戏曲社要排出新戏，老刘局长是头把胡琴。我妈老说老刘局长跟社里那个主唱秦阿姨关系暧昧，老刘局长说刘夫人越老越庸俗。我妈常在老刘局长出门后盯梢，那天老刘局长就是为了甩开我妈才急着横穿马路的。老刘局长到了医院不久开始昏迷，抢救了三个小时还是死了，死于脾脏破裂。老刘局长死后我妈被愧疚包围，整夜失眠，神志恍惚起来，半年后吞安眠药追随老刘局长而去。 　　柳小云说的那件事，发生在印刷厂里。当年重修县志工作在次年的秋天结束，我的那份报告如泥牛入水，新版县志上周瑞堂后面“汉奸”二字还要缀着。我与郭主任据理力争了很久，他还是没能采纳我的意见。我要改动县志的事震动县府大院，这事闹到了冯县长耳朵里，冯县长屈尊把电话打给了刘局长，让刘局长做做小刘工作。刘局长说，这小子是个叫驴蛋子，知道这么操心出生就该在尿桶里浸死。冯县长说，还不是像你刘青山？縣志审校完毕拿去印刷厂付印，郭主任见我年轻便让我跑印刷厂。他做梦也想不到，我胆大包天敢私传圣旨，开机印刷前擅自做主，重新制版，把周瑞堂后面汉奸两个字抹去了。我想生米做成了熟饭，五千册县志印刷出来了谁都得默认了，爱给个什么处分就给去。
　　县志印刷完送到冯县长办公室，冯县长别处没看就看了那页。看后冯县长鼻子气得歪在半边，当即把郭主任喊去痛骂。那时县委赵书记刚荣升柳城市副市长，冯县长等着扶正坐上县委书记的位子，在这个紧要时刻我私改县志，怎能不让老冯气炸了肺。冯县长指示有关部门，把印刷完毕的县志一册不差地收回，并就地销毁。我不知道那五千册县志是烧成了灰，还是磨成了纸浆。
　　冯县长指示封锁了这个消息，不过我私改县志的事，还是在县政府大院传得沸沸扬扬。但这件事并未耽搁冯县长顺利当上县委书记，而与这个事件关联的其他人都受到了牵连。本来冯书记要给刘局长运作个政协副主席位子的——他俩是同学，也因“县志事件”影响恶劣，黄了。史志办郭主任要顶刘局长位子的，也黄了，我也要提科长的，跟着黄了。
　　受那次“县志事件”影响，柳城至今没有哪位领导再提重修县志的事。周瑞堂仍以汉奸之名，写在“85版”《柳城县志》第372页上。
　　十三
　　二十年来，我揣着近五万字证明周瑞堂不是汉奸的图文材料，跑遍了柳城县和柳城市的相关部门。到头来，我得到的都是工作人员的白眼，许多人知道我是县史志办的老科员，他们在我走后议论我什么我都能猜得到。各级部门都以我的材料客观证据不足，主观臆断太多为由，客气地把我拒之门外。后来各部门的人烦躁了，都疯传我患上了严重的偏执症。纯他妈疯子，他们经常在我转身后这样说我。我去了趟省里，省里某部门有位姓钱的处长对我的材料有些兴趣，我以为这么多年奔走终于拨开乌云见了天日，以为钱处长是圣人。钱说你得为你的这些材料找到人证，我说那得回双羊镇去才行。我从省里回了柳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双羊镇。然而我与镇党委秘书小胡走访时发现，当年的亲历者们都相继入土。小胡跟我说老刘你看这可没办法了呀，我说人死不能复生，这又能咋办呢。我回到省城找钱处长，钱处长说那就爱莫能助了。
　　从省城回来不久我染上了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尤其喝酒，渐渐到了酗酒的程度。要不是柳小云管得严，估计也早让治安队抓了嫖。酒入愁肠，喝得烂醉如泥时，梁老七常来到我的梦里，他脸上那条疤痕红得像蚯蚓。梁老七指着我脑门说，我跳井都是你缠磨的呀，你不来缠磨我，那些糟心事我就压在心底沤烂，哪天死哪天带进棺材了，你这一缠磨那烂糟事就蹦出来，在我心口上下扑腾，要知道你给周瑞堂正不了名，我跳哪门子井啊我？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我面对梁老七口怯，胡言乱语说，老梁你别见怪，是疖子总有出头的那天。梁老七说，你个孬包，还不如陪着我跳井呢。梁老七来拉我，周围都是黑洞洞的井口。梁老七说，我喊一二三，咱就跳。梁老七刚喊到二，我跪地上求梁老七，我说，老梁你别拉我，你拉我下去谁给周先生正名啊？双羊镇那谁谁都死了，知道内情的就我了，我死了谁给周先生奔走呀？我要不能给周先生正名，不用你拉我我自己跳。梁老七说，那好，我等你信。梁老七咕咚跳下去了，溅起几丈高的水花，喷得我满脸都是水。
　　水一激，我醒了，人仰躺在沙发上，满脸满身都是冷汗。拽我的不是梁老七是柳小云，柳小云薅着我的耳朵数落我，她说，一九九五年刚认识你的那个夏天，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吼柳小云，你他妈少跟我提一九九五年那个夏天，你还嫌那个夏天把我祸害得不够惨？柳小云哭哭啼啼，哪有像你这样的，二十来年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这副尊容还像个男人吗？我又吼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天下有的是，你看上哪个男人你跟哪个男人走。这话真让我说中了，不久柳小云跟一个卖服装的二道贩子跑去了温州，又过了没多久把刘小云也拐走了。
　　如今我孤身一人，每日与酒为伴。闲下来我仍四处奔走，那沓子文字材料浸满了汗水的味道。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奔走充满了仪式感，这仪式的终结之日又遥遥无期。在一个阴雨天我去了双羊镇，把我爹传下来的那把胡琴，葬在了周瑞堂的孤坟前。那是把好胡琴，我爹出车祸那天摔裂了，我找行家将琴修补如初，这琴周瑞堂用得着。顺便我又去了梁老七的坟地，我给他烧了不少纸钱，我说老梁我给你送了不少钱来，你爱吃豆腐买块豆腐，爱吃猪肉买猪肉，爱喝酒呢你就买几壶好酒，吃饱了喝足了再找个老伴儿，你没事少来缠磨我。放心吧，我还在为那桩悬案奔走呢，我不死这事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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