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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中的汉文帝既是一个仁爱宽厚、从谏如流的贤君,又有凭藉个人感受，肆意而为的一面,而只有这看似矛盾的性格统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时，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古代帝王的全貌。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汉文帝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局面之一，汉文帝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明君的典型。因此，诸多史学在提及汉文帝的时候都更多着眼于他的“广恩博施”（《太史公自序》）、功德无量，鲜于涉及汉文帝的性格缺陷。而司马迁以其“良史之才”（裴骃《史记集解序》）在《史记》中塑造汉文帝形象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褒扬他的圣明和功绩，而是恪守着“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学家的实录原则，以“互见法”的方式多方面地展现了仁爱宽厚、从谏如流的汉文帝赏罚不明，又感情用事。使我们看到作为帝王的刘恒既有君临天下广施恩泽、体恤民生疾苦的一面，也有当个人意愿得不到满足时人性中难以避免的自私和刻薄。而只有这看似矛盾的性格统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时，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古代帝王的全貌。据笔者了解,有关汉文帝的学术论文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克己自律、广开视听、谦虚宽容、惠爱躬俭的颂歌，绝少提及他的自私和轻率。本文试图通过《史记》中汉文帝的缺陷和不足，展示作为皇帝的汉文帝人性自私的一面，包括他在个人生活中无法掩盖的不足，并分析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怎样与他的另一面统一在一起。
一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使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很多的皇帝登上龙椅之后都会以天下万民之力尽享尊荣，大肆搜刮，纵情挥霍，象“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好酒淫乐”酒池肉林的纣……与历史上众位穷奢极欲、竭民膏血的无道之君相比，汉文帝无疑是个爱民如子、严于律己、简约节欲的好皇帝，在面对家国大业的方略措施上，他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但汉文帝并不总是如此宽容仁厚的。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司马迁也指出了汉文帝在天威被冒犯时候的刻薄寡恩、率性而为。“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不过是误撞銮驾而已，廷尉张释之依法处以罚金，文帝勃然大怒，“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恨不立诛于侧；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张释之奏当弃市，文帝怒曰：“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幸上林，因问及禽兽簿，上林尉不能对，啬夫所对甚详，“欲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尽管在廷尉张释之的据理力争下，最终文帝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很多学者也视之为文帝的从谏如流，但我们仍旧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触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文帝不自觉的极端愤怒感情的流露，这个时候，他平日里爱民如子的脉脉温情已经被愤怒冲淡，当个人利益受到无辜战栗的百姓冲撞时，在个体情感的支配下，变得感情用事，远远背离了仁爱之君的宽厚，同样也表现出欲显天威、视人命如草芥的帝王的隐性特征。何以这样一个仁爱的君主此时变得如此不近人情呢？笔者认为文帝平日的爱民与此中流露的极端愤怒是矛盾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基于前提不同，表现出的人性特征也有很大差异。前者是作为一个统率天下的王者至尊，对民与国的关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王阳明），明智地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力求国泰民安，岁丰廪实，汉文帝正是深谙治国之道，因此，“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励精图治，体恤民生，这既是汉文帝的仁德使然，也是安邦治国的根本需要。而后者是突然发生在文帝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当作为皇帝个人的威仪受到侵犯的时候，他的视角就不是天下苍生，而是个人尊严了，因而，表现出情急之下的冲动和盛怒，这是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展现了作为皇帝的人最真实的一面。当然，前者是他性格的主导，而后者是必要的补充，这样，汉文帝就更象一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了，而不仅仅是一张脸谱。
另外，文帝的感情用事更多表现在他对兄弟的态度上，《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王“骄蹇，数不奉法”；“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并擅自椎杀辟阳侯，先斩后奏。“上以亲故，常宽赦之”。“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均认为罪当弃市，然“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 下诏“迁之蜀，轞车传送”，袁盎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有杀帝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最后结果果然象袁盎预料的一样，文帝悔之晚矣！“在淮南王死后又“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尽管臣子屡有“诸侯大骄必生患”的劝诫，但文帝认为宗室亲亲，不忍加诛，对淮南王一味纵容，这种过度的宽厚直接导致后来“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使得宗庙动摇，社稷不稳，以私害公，汉文帝这种毫无原则的恻隐之心和对亲人的恣意骄纵是问题的关键，让我们看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尽管作为皇帝的文帝试图要处事公正，但仍然无法摆脱亲情的纠葛，对获罪的亲人网开一面。当然，这也绝不仅仅是汉文帝的缺陷，在为了争夺江山而不择手段的宫廷中，父子兄弟往往不念骨肉情亲，刀剑相向，恨不立诛对方于侧而后快，汉文帝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不忘手足之情，体恤关爱，自然有他可钦敬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他的不听劝诫、率性而为、感情用事却并不足取。他毫无原则地纵容亲属为所欲为，而淮南王也正是利用他对兄弟过分的庇护肆意践踏朝廷法制，朝臣屡屡上谏，正反映出他们对淮南王的所作所为已忍无可忍，这不正是汉文帝一手造成的吗？当然，也正是由于各层面集于一身，才使《史记》中的汉文帝既内敛又率真；既可怨又可叹；既端肃又鲜活。
二
在人才问题上的态度是对历代帝王评价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就这个问题来讲，汉文帝对待臣子也是很宽容的，能举贤授能，虚心纳谏。张释之为人耿介，刚直不阿，文帝将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骑郎”，提拔重用为执掌“天下之平”的廷尉；袁盎“父故为群盗”，文帝不计出身，提拔重用，多方听取他的意见，使之“名重朝廷”；“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顾虑“恐天下以为私广国”，“以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不会任人唯亲；“群臣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顾念军功，爱惜人才，以德服人。
但是，当时贤者能士并不是人尽其才的，“士不遇”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文帝统治时期。张释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调”，长年沉沦下僚，没有适时得到重用。冯唐也曾经责问“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帝在用人上的不足。而李广的遭遇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文帝也大发感慨，“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高帝时在马上打天下，武将自然会有更多进身的机会，但文帝时边患也时有发生，匈奴常常骚扰边境，为什么李广此时的骁勇得不到用武之地，没有封赏呢！从冯唐的话中大概能得到一些信息的，“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对功臣吝于犒赏加封，而一旦获罪，责罚过重。云中太守魏尚守边有功，使得“匈奴远避”，“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足见文帝在严明律法的同时，缺乏对臣子的加恩和对功过的权衡。贾谊才华卓荦，“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才高遭嫉，“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在文帝面前诋毁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文帝疏远并贬之为长沙王太傅，以致贾谊有“谗谀得志，贤圣逆曳”的慨叹。尽管苏轼曾经批评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不能与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同上),但文帝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在贾谊怀才不遇的问题上，他是难逃干系的。更何况岁余后，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屈原贾生列传》),以致李商隐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的同情之语。
如果说魏尚、贾谊的问题让我们看到的是“鸾凤伏窜”（贾谊《吊屈原赋》）的话，那么邓通得到的恩宠正是所谓“鸱枭翱翔”（同上）。《佞幸列传》记载“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文帝以九五至尊与宦者同车，这是尽心竭力的朝臣们都难以获得的殊荣，这本身就是对尽忠报国的臣子的侮辱，以致袁盎直言不讳“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言辞犀利，反映出他们对文帝此举甚为不满。“邓通无伎能”，“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以梦中阴目求推郎者，即见邓通……尊幸之日异……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并“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甚至于“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允许他私铸钱币，使得“吴邓钱布天下”。与当朝贾谊等贤能之士相比，“邓通无他能”，“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甚至为讨好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文帝尝病痈，邓通尝为帝唶吮之”，然而仅此一条便可让他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可见，再开明的皇帝在媚主之佞臣的糖衣炮弹下也会缴械投降的，不计政事得失，对宠臣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男宠的存在由来已久，《汉书•董贤传》便记载了汉哀帝宠幸董贤，“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旬月间赏赐累巨万”，与汉文帝对邓通的态度仿佛。司马迁说“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佞幸列传》),对汉文帝这样行事也是颇有微辞的。宠幸者的性别尚在其次，重要的是帝王对这些男宠毫不悭吝的赏赐是将天下钱财率性分配，无视法制，无视后果，将他们对宠爱者的感情不由自主地与国家、权力、钱财结合起来。封建社会赋予了帝王无尚的权力，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始终难逃天下人的视线。鏖战沙场，横戈跃马的将军得不到封赏，屈居人下；下笔成章，才华横溢的才子得不到重用，流落荒村；一无所长，色媚取宠的“佞幸”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恐怕这样的赏罚不明是任何人都无法苟同的。
由此可见，汉文帝虽然在国家社稷的大业上是谦虚宽容、知人善任的，但也表现出明显的以个人好恶为尺度的赏罚不明。真正的贤才流落四方，不肖枭小高居庙堂，这样鲜明的对照正反映出汉文帝在人才问题上是受到质疑的。其原因也正在于在用人问题上，他既是正襟危坐的皇帝，要为社稷发展考虑，又不可避免地夹杂自己的个人情绪，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为宠幸的人牟取位置和利益。归根结底，这是封建体制赋予帝王的自由，也是很多既想做到野无遗贤又决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贤君难以摆脱的怪圈。
当然，本文着重去考察汉文帝的不足和阙失，因此对他形象的另一面，诸如宽容大度，宅心仁厚，节俭敦朴，严于律己等几乎没有提及，但并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笔者认为瑕不掩瑜，尽管《史记》中汉文帝的身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形象的主导面还是贤君的典型，这些负面表现则是生动真实的文学形象不可或缺的补充，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综上所述，汉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仅是一个德配天地，光同日月的完完全全的贤君形象了，他变得有血有肉，既有明主的体恤民生疾苦、任人唯贤，也有凭藉个人感受，肆意而为的一面。而且，也只有这样，汉文帝才不会只是汉代历史上的一个塑像，而是真正全面地展示了贤君背后的故事。
从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形象塑造上，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遵照“秉笔直书”的原则，忠于史实，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史家捍卫历史真实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汉文帝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局面之一，汉文帝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明君的典型。因此，诸多史学在提及汉文帝的时候都更多着眼于他的“广恩博施”（《太史公自序》）、功德无量，鲜于涉及汉文帝的性格缺陷。而司马迁以其“良史之才”（裴骃《史记集解序》）在《史记》中塑造汉文帝形象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褒扬他的圣明和功绩，而是恪守着“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学家的实录原则，以“互见法”的方式多方面地展现了仁爱宽厚、从谏如流的汉文帝赏罚不明，又感情用事。使我们看到作为帝王的刘恒既有君临天下广施恩泽、体恤民生疾苦的一面，也有当个人意愿得不到满足时人性中难以避免的自私和刻薄。而只有这看似矛盾的性格统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时，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古代帝王的全貌。据笔者了解,有关汉文帝的学术论文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克己自律、广开视听、谦虚宽容、惠爱躬俭的颂歌，绝少提及他的自私和轻率。本文试图通过《史记》中汉文帝的缺陷和不足，展示作为皇帝的汉文帝人性自私的一面，包括他在个人生活中无法掩盖的不足，并分析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怎样与他的另一面统一在一起。
一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使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很多的皇帝登上龙椅之后都会以天下万民之力尽享尊荣，大肆搜刮，纵情挥霍，象“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好酒淫乐”酒池肉林的纣……与历史上众位穷奢极欲、竭民膏血的无道之君相比，汉文帝无疑是个爱民如子、严于律己、简约节欲的好皇帝，在面对家国大业的方略措施上，他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但汉文帝并不总是如此宽容仁厚的。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司马迁也指出了汉文帝在天威被冒犯时候的刻薄寡恩、率性而为。“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不过是误撞銮驾而已，廷尉张释之依法处以罚金，文帝勃然大怒，“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恨不立诛于侧；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张释之奏当弃市，文帝怒曰：“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幸上林，因问及禽兽簿，上林尉不能对，啬夫所对甚详，“欲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尽管在廷尉张释之的据理力争下，最终文帝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很多学者也视之为文帝的从谏如流，但我们仍旧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触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文帝不自觉的极端愤怒感情的流露，这个时候，他平日里爱民如子的脉脉温情已经被愤怒冲淡，当个人利益受到无辜战栗的百姓冲撞时，在个体情感的支配下，变得感情用事，远远背离了仁爱之君的宽厚，同样也表现出欲显天威、视人命如草芥的帝王的隐性特征。何以这样一个仁爱的君主此时变得如此不近人情呢？笔者认为文帝平日的爱民与此中流露的极端愤怒是矛盾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基于前提不同，表现出的人性特征也有很大差异。前者是作为一个统率天下的王者至尊，对民与国的关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王阳明），明智地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力求国泰民安，岁丰廪实，汉文帝正是深谙治国之道，因此，“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励精图治，体恤民生，这既是汉文帝的仁德使然，也是安邦治国的根本需要。而后者是突然发生在文帝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当作为皇帝个人的威仪受到侵犯的时候，他的视角就不是天下苍生，而是个人尊严了，因而，表现出情急之下的冲动和盛怒，这是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展现了作为皇帝的人最真实的一面。当然，前者是他性格的主导，而后者是必要的补充，这样，汉文帝就更象一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了，而不仅仅是一张脸谱。
另外，文帝的感情用事更多表现在他对兄弟的态度上，《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王“骄蹇，数不奉法”；“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并擅自椎杀辟阳侯，先斩后奏。“上以亲故，常宽赦之”。“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均认为罪当弃市，然“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 下诏“迁之蜀，轞车传送”，袁盎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有杀帝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最后结果果然象袁盎预料的一样，文帝悔之晚矣！“在淮南王死后又“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尽管臣子屡有“诸侯大骄必生患”的劝诫，但文帝认为宗室亲亲，不忍加诛，对淮南王一味纵容，这种过度的宽厚直接导致后来“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使得宗庙动摇，社稷不稳，以私害公，汉文帝这种毫无原则的恻隐之心和对亲人的恣意骄纵是问题的关键，让我们看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尽管作为皇帝的文帝试图要处事公正，但仍然无法摆脱亲情的纠葛，对获罪的亲人网开一面。当然，这也绝不仅仅是汉文帝的缺陷，在为了争夺江山而不择手段的宫廷中，父子兄弟往往不念骨肉情亲，刀剑相向，恨不立诛对方于侧而后快，汉文帝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不忘手足之情，体恤关爱，自然有他可钦敬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他的不听劝诫、率性而为、感情用事却并不足取。他毫无原则地纵容亲属为所欲为，而淮南王也正是利用他对兄弟过分的庇护肆意践踏朝廷法制，朝臣屡屡上谏，正反映出他们对淮南王的所作所为已忍无可忍，这不正是汉文帝一手造成的吗？当然，也正是由于各层面集于一身，才使《史记》中的汉文帝既内敛又率真；既可怨又可叹；既端肃又鲜活。
二
在人才问题上的态度是对历代帝王评价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就这个问题来讲，汉文帝对待臣子也是很宽容的，能举贤授能，虚心纳谏。张释之为人耿介，刚直不阿，文帝将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骑郎”，提拔重用为执掌“天下之平”的廷尉；袁盎“父故为群盗”，文帝不计出身，提拔重用，多方听取他的意见，使之“名重朝廷”；“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顾虑“恐天下以为私广国”，“以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不会任人唯亲；“群臣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顾念军功，爱惜人才，以德服人。
但是，当时贤者能士并不是人尽其才的，“士不遇”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文帝统治时期。张释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调”，长年沉沦下僚，没有适时得到重用。冯唐也曾经责问“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帝在用人上的不足。而李广的遭遇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文帝也大发感慨，“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高帝时在马上打天下，武将自然会有更多进身的机会，但文帝时边患也时有发生，匈奴常常骚扰边境，为什么李广此时的骁勇得不到用武之地，没有封赏呢！从冯唐的话中大概能得到一些信息的，“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对功臣吝于犒赏加封，而一旦获罪，责罚过重。云中太守魏尚守边有功，使得“匈奴远避”，“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足见文帝在严明律法的同时，缺乏对臣子的加恩和对功过的权衡。贾谊才华卓荦，“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才高遭嫉，“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在文帝面前诋毁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文帝疏远并贬之为长沙王太傅，以致贾谊有“谗谀得志，贤圣逆曳”的慨叹。尽管苏轼曾经批评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不能与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同上),但文帝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在贾谊怀才不遇的问题上，他是难逃干系的。更何况岁余后，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屈原贾生列传》),以致李商隐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的同情之语。
如果说魏尚、贾谊的问题让我们看到的是“鸾凤伏窜”（贾谊《吊屈原赋》）的话，那么邓通得到的恩宠正是所谓“鸱枭翱翔”（同上）。《佞幸列传》记载“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文帝以九五至尊与宦者同车，这是尽心竭力的朝臣们都难以获得的殊荣，这本身就是对尽忠报国的臣子的侮辱，以致袁盎直言不讳“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言辞犀利，反映出他们对文帝此举甚为不满。“邓通无伎能”，“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以梦中阴目求推郎者，即见邓通……尊幸之日异……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并“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甚至于“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允许他私铸钱币，使得“吴邓钱布天下”。与当朝贾谊等贤能之士相比，“邓通无他能”，“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甚至为讨好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文帝尝病痈，邓通尝为帝唶吮之”，然而仅此一条便可让他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可见，再开明的皇帝在媚主之佞臣的糖衣炮弹下也会缴械投降的，不计政事得失，对宠臣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男宠的存在由来已久，《汉书•董贤传》便记载了汉哀帝宠幸董贤，“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旬月间赏赐累巨万”，与汉文帝对邓通的态度仿佛。司马迁说“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佞幸列传》),对汉文帝这样行事也是颇有微辞的。宠幸者的性别尚在其次，重要的是帝王对这些男宠毫不悭吝的赏赐是将天下钱财率性分配，无视法制，无视后果，将他们对宠爱者的感情不由自主地与国家、权力、钱财结合起来。封建社会赋予了帝王无尚的权力，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始终难逃天下人的视线。鏖战沙场，横戈跃马的将军得不到封赏，屈居人下；下笔成章，才华横溢的才子得不到重用，流落荒村；一无所长，色媚取宠的“佞幸”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恐怕这样的赏罚不明是任何人都无法苟同的。
由此可见，汉文帝虽然在国家社稷的大业上是谦虚宽容、知人善任的，但也表现出明显的以个人好恶为尺度的赏罚不明。真正的贤才流落四方，不肖枭小高居庙堂，这样鲜明的对照正反映出汉文帝在人才问题上是受到质疑的。其原因也正在于在用人问题上，他既是正襟危坐的皇帝，要为社稷发展考虑，又不可避免地夹杂自己的个人情绪，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为宠幸的人牟取位置和利益。归根结底，这是封建体制赋予帝王的自由，也是很多既想做到野无遗贤又决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贤君难以摆脱的怪圈。
当然，本文着重去考察汉文帝的不足和阙失，因此对他形象的另一面，诸如宽容大度，宅心仁厚，节俭敦朴，严于律己等几乎没有提及，但并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笔者认为瑕不掩瑜，尽管《史记》中汉文帝的身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形象的主导面还是贤君的典型，这些负面表现则是生动真实的文学形象不可或缺的补充，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综上所述，汉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仅是一个德配天地，光同日月的完完全全的贤君形象了，他变得有血有肉，既有明主的体恤民生疾苦、任人唯贤，也有凭藉个人感受，肆意而为的一面。而且，也只有这样，汉文帝才不会只是汉代历史上的一个塑像，而是真正全面地展示了贤君背后的故事。
从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形象塑造上，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遵照“秉笔直书”的原则，忠于史实，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史家捍卫历史真实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