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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烈恒 春风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理论评论研究和写作，兼及散文、随笔等。著述多次获奖，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电影评论家。著有理论评论集《漏痕集》，艺术理论专著集《影视艺术的审美与欣赏》，散文随笔集《流年杂履》等。
我的第一篇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观后感》发表于1957年1月19日的《辽市市报》。那一年，以“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名义公映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影片。当时我正在辽阳高中读书。学校组织我们在距白塔附近的职工俱乐部观看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看后大开眼界，很受感动，很受教育。回校后，在阅览室翻看了电影介绍，利用自习时间偷偷写成稿子，又偷偷寄给了创刊不久的《辽阳市报》。隔数日，在班级的信箱里突然收到寄来的几元钱稿费，并附有一张通知单。那种兴奋是无以言表的。因是署笔名发表，所以一直无人知晓。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这篇小文，虽然它是稚嫩学生写的稚嫩文章，但对于一个尚未涉世而对未来又充满奇思妙想的青年来说，其意义却不同凡响。
2007年，省新闻出版局召开全省审读工作会议，辽阳新闻出版局一位女同志参加了会议，我突然萌生了通过出版局查找那篇文章的念头。会后我托省局报刊处同志帮忙，与辽阳联系。同年11月12日，省局电话告知我已联系妥，可直接去《辽阳日报》社资料室找李女士接洽。
趁天气尚未大冷，我于11月13日乘大客去了辽阳。车停在辽阳火车站前，出租车和三轮车拥塞在站前广场上。司机们大呼小叫地揽客。我不知道报社地址，为了节省时间，我上了一辆女司机出租车。车向右行不到一百米，就到了报社。这是一幢比较老旧的建筑，不似现在某些机关办公楼那样豪华气派。看时间11时45分，即将午休。我急忙上到四楼资料室，见到了李女士。说明来意，她拿出了1956年9月创刊的《辽阳市报》全年合订本，看来是预先准备好的。报纸为4版4开，凸版纸，印制粗劣。翻了两遍，没有找到。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1956年，因为1957年将毕业备考，没有时间写稿。当年收到稿费后，星期日去辽阳市文化馆翻看报纸曾看到文章，不过没好意思留下来，所以一直没有报样保存。无奈，只好请李女士再拿1957年上半年报纸查找。李女士说报纸在仓库，刚搬家没整理，面有难色。大概因我远道而来，又是经省市新闻出版局联系的，还是把报纸找了出来。时至中午，李女士下午还要出去开会，她与我分别查找。在我翻查1、2月份报纸时，看到一则关于电影《夜半歌声》在本市上映的消息，立刻唤醒了我的记忆。当年《一江春水向东流》观后感发表后，曾想写篇《夜半歌声》观后感，已经开了头，后因学业紧张没有写成。由此推论，文章的发表肯定在此之前。果然，往前翻几页就找到了我那篇署名“光岳”的观后感。时间是1957年1月19日，三版副刊头题，几乎占半个版面，没想到那么长。
1957年，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重读文章，唤起两点感受，一是强烈的政治意识。一篇观后感，落点完全在思想内容上，看出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指向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二是文中不顺的词语和错讹的标点符号多没有改正，让我脸红。我是1 9 5 4年从大石桥的营口县初级中学毕业考入辽阳高级中学的。当时大多数同学都报考营口高中，离家近，易考取，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报考了离家远的辽阳高中。当时并不知道这两所学校都是省重点，可谓是稀里糊涂报名稀里糊涂被录取。辽阳高中的条件和环境很好，学生全部住校，地处辽阳南郊南林子，与首山相望。周边还有工农干校、辽阳师范和辽阳商校，堪称文化区。校舍是按照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同样建筑还有铁岭高中。1956年和1957年是建国后事件频发、动荡不宁的年份。1956年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更加尖锐。在中国，1954年发生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及由此引发的肃反运动刚刚平息，中央发出了整风号召，在全国开展由上而下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动员人们给党提意见。那时的政治环境似乎很宽松，人们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时当家作主的喜悅氛围中，多数人口无遮拦的提意见。《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一大批电影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公映的，同时，还引进了《春》《秋》等一批香港电影。1957年6月，《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由此开始，一大批在鸣放中提过意见的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在我校，曾经教过我们语文的一位戴眼镜的南方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6年，学校有许多新变化，对老师，取消了坐班制;对学生，提出了减轻负担、减少集体活动、提倡个性发展的口号，课间也可到宿舍休息。随着反右的开始，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很快都被取消了。我觉得，那三年高中是课程设置最多的时段。语文分汉语和文学;数学分三角、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历史分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历史;地理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还有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俄语、化学、物理、社会发展史、体育等20多科。课业虽然繁重，我们还是完成了学业。但不幸的是，这一年的高校招生发生了重大变化，往年招生在19万到20万之间，这一年陡然缩为10万7千人，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毕业生可下农村的号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见缝插针地干着“不务正业”的事。没想到成名成家的梦想竟有着如此大的诱惑力。闯劲可佳，但幼稚可笑。今天面对当年的文章，怎能不感慨万分。往昔的岁月一幕幕浮现脑际，昔日的青年学生已成今天的古稀老人，当年的风华正茂变成现在的老态龙钟。世事苍桑，人生倏忽。
是的，三年时间在人生中并不算长，但三年的高中生活留给我的记忆却是终生难忘的。对于那时的我们，未来虽然还是扑朔迷离的未知数，但渺茫的幢憬、希冀、幻想拉扯着我们前行。我与所有同学一样，单纯得只有一根筋，幼稚得只剩一条线。人们往往眷顾自己的青春，大抵正是那时的清纯和透明吧;也正是那时，无顾忌，少保守，敢想敢闯，即使有错误，也透着天真无邪的稚嫩。我的高中学习成绩不拔尖，但语文不错，曾担任该课代表。这倒不是我在这科特别下工夫，可能是那些杂乱的阅读帮了忙，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讲评课上受到好评。我在课外可算得上是个不安分分子。我喜欢钻学校阅览室，翻看报章杂志，星期日常常步行到市内文化馆看报刊。我曾参加学校举办的以“我的理想”为主旨的普通话讲演比赛，我以“我想当一名作家”为题登上讲坛并获奖。几十年后的今天忆起这件事未免有些愧腼心跳，不懂深浅，不怕讥笑，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心迹，见出一个年青人的闯劲但也透出不谙世事的幼稚。当然，那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挣扎，终究搭上了作家的边。1982年，我被吸收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并被选为理事，1991年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加入辽宁省电影家协会，1985年又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其后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电影评论家。从个人追求角度看，还算小有所成。在高中还有更大胆的事，一个学生，在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居然向学校提出了排演大型多幕话剧《海滨激战》的建议，居然得到同意，居然与另一个同学共同导演，居然在校大礼堂隆重演出，居然受到了领导和同学的欢迎。现在想来觉得后怕又可笑，正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俗语。此前，我曾参加过学校的话剧演出。那是高年级同学编排的一出独幕话剧。剧名和那位邀我参演的同学名字已经忘记。话剧表现的是学生应努力学习、遵守纪律、防止敌人破坏的主题。我在剧中扮演一名教师。那是一次全校性的汇演活动，借用白塔公园附近的辽阳师范学校礼堂为会场。这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郑重演出，虽然紧张，毕竟顶下来了。可能就是这次演出给了我敢排《海滨激战》的勇气吧。干出这种大胆近乎荒唐的事，符合年青人性格特点。
五十年后查找当年那篇文章，并不是它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它稚嫩，没有今天这样老到，但文中却跳动着年青人的激情。更可能是人到暮年的一种怀旧情结使然。从一定意义上说，那篇小文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具有特别重要的纪念性。它鼓起了我的希望之帆，助长了我的梦想;它使我看到，我有可能成功。这就是它对我的宝贵之处。当年编选《漏痕集》时，想到了应该收入这篇文章，但因年代久远，社会颠簸失常，加之“文革”的浩劫，资料怕已荡然无存，万没想到《辽阳日报》的同志们把资料保存得如此完好。据李女士说，原件都被水浸泡了，这些是抢救出来的复制品。感谢他们的责任感。
要知道，是小时候读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让我滋生了作家梦。初中时“中苏友好月”期间展映的那些苏联电影又使我如梦如痴般地爱上电影。如此种种，鼓起了我的胆气，我开始不断给报纸杂志写稿，结果自然是怎么寄出去（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怎么退回来。虽然大多数退稿只附有一纸铅印的信，但毕竞有着落，没有使人绝望，更没有今天编、作、读之间的那些复杂的关系。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我不知深浅地继续追求那飘渺的梦想。我不知道在高中时曾有过的那种羡慕又嫉妒的心理是对是错。一个同年级同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随想式的短文，引起全校震动。同班的一个同学在《辽宁文艺》上发表一首“大公鸡喔喔啼”的儿歌，得7元钱稿费（那时很值钱），老师和班里同学都刮目相看。对此，我是嫉妒羡慕不服气又自愧不如 ，所以在暗暗地较劲。因此，在即将毕业临考的1957年1月，我居然还在给报社写稿子。按照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这纯属不务正业。当然，那篇稿子发表后，虽然心理得到一点慰藉，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我用了个笔名。直到上大学，在一些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仍用笔名。现在想来，这是一种愚人之举。如果那时用真名实姓发表文章又被人知晓，说不定会给命运的天平加上一些有利的砝码，碰到某种机遇呢。
我的第一篇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观后感》发表于1957年1月19日的《辽市市报》。那一年，以“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名义公映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影片。当时我正在辽阳高中读书。学校组织我们在距白塔附近的职工俱乐部观看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看后大开眼界，很受感动，很受教育。回校后，在阅览室翻看了电影介绍，利用自习时间偷偷写成稿子，又偷偷寄给了创刊不久的《辽阳市报》。隔数日，在班级的信箱里突然收到寄来的几元钱稿费，并附有一张通知单。那种兴奋是无以言表的。因是署笔名发表，所以一直无人知晓。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这篇小文，虽然它是稚嫩学生写的稚嫩文章，但对于一个尚未涉世而对未来又充满奇思妙想的青年来说，其意义却不同凡响。
2007年，省新闻出版局召开全省审读工作会议，辽阳新闻出版局一位女同志参加了会议，我突然萌生了通过出版局查找那篇文章的念头。会后我托省局报刊处同志帮忙，与辽阳联系。同年11月12日，省局电话告知我已联系妥，可直接去《辽阳日报》社资料室找李女士接洽。
趁天气尚未大冷，我于11月13日乘大客去了辽阳。车停在辽阳火车站前，出租车和三轮车拥塞在站前广场上。司机们大呼小叫地揽客。我不知道报社地址，为了节省时间，我上了一辆女司机出租车。车向右行不到一百米，就到了报社。这是一幢比较老旧的建筑，不似现在某些机关办公楼那样豪华气派。看时间11时45分，即将午休。我急忙上到四楼资料室，见到了李女士。说明来意，她拿出了1956年9月创刊的《辽阳市报》全年合订本，看来是预先准备好的。报纸为4版4开，凸版纸，印制粗劣。翻了两遍，没有找到。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1956年，因为1957年将毕业备考，没有时间写稿。当年收到稿费后，星期日去辽阳市文化馆翻看报纸曾看到文章，不过没好意思留下来，所以一直没有报样保存。无奈，只好请李女士再拿1957年上半年报纸查找。李女士说报纸在仓库，刚搬家没整理，面有难色。大概因我远道而来，又是经省市新闻出版局联系的，还是把报纸找了出来。时至中午，李女士下午还要出去开会，她与我分别查找。在我翻查1、2月份报纸时，看到一则关于电影《夜半歌声》在本市上映的消息，立刻唤醒了我的记忆。当年《一江春水向东流》观后感发表后，曾想写篇《夜半歌声》观后感，已经开了头，后因学业紧张没有写成。由此推论，文章的发表肯定在此之前。果然，往前翻几页就找到了我那篇署名“光岳”的观后感。时间是1957年1月19日，三版副刊头题，几乎占半个版面，没想到那么长。
1957年，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重读文章，唤起两点感受，一是强烈的政治意识。一篇观后感，落点完全在思想内容上，看出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指向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二是文中不顺的词语和错讹的标点符号多没有改正，让我脸红。我是1 9 5 4年从大石桥的营口县初级中学毕业考入辽阳高级中学的。当时大多数同学都报考营口高中，离家近，易考取，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报考了离家远的辽阳高中。当时并不知道这两所学校都是省重点，可谓是稀里糊涂报名稀里糊涂被录取。辽阳高中的条件和环境很好，学生全部住校，地处辽阳南郊南林子，与首山相望。周边还有工农干校、辽阳师范和辽阳商校，堪称文化区。校舍是按照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同样建筑还有铁岭高中。1956年和1957年是建国后事件频发、动荡不宁的年份。1956年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更加尖锐。在中国，1954年发生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及由此引发的肃反运动刚刚平息，中央发出了整风号召，在全国开展由上而下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动员人们给党提意见。那时的政治环境似乎很宽松，人们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时当家作主的喜悅氛围中，多数人口无遮拦的提意见。《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一大批电影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公映的，同时，还引进了《春》《秋》等一批香港电影。1957年6月，《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由此开始，一大批在鸣放中提过意见的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在我校，曾经教过我们语文的一位戴眼镜的南方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6年，学校有许多新变化，对老师，取消了坐班制;对学生，提出了减轻负担、减少集体活动、提倡个性发展的口号，课间也可到宿舍休息。随着反右的开始，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很快都被取消了。我觉得，那三年高中是课程设置最多的时段。语文分汉语和文学;数学分三角、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历史分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历史;地理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还有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俄语、化学、物理、社会发展史、体育等20多科。课业虽然繁重，我们还是完成了学业。但不幸的是，这一年的高校招生发生了重大变化，往年招生在19万到20万之间，这一年陡然缩为10万7千人，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毕业生可下农村的号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见缝插针地干着“不务正业”的事。没想到成名成家的梦想竟有着如此大的诱惑力。闯劲可佳，但幼稚可笑。今天面对当年的文章，怎能不感慨万分。往昔的岁月一幕幕浮现脑际，昔日的青年学生已成今天的古稀老人，当年的风华正茂变成现在的老态龙钟。世事苍桑，人生倏忽。
是的，三年时间在人生中并不算长，但三年的高中生活留给我的记忆却是终生难忘的。对于那时的我们，未来虽然还是扑朔迷离的未知数，但渺茫的幢憬、希冀、幻想拉扯着我们前行。我与所有同学一样，单纯得只有一根筋，幼稚得只剩一条线。人们往往眷顾自己的青春，大抵正是那时的清纯和透明吧;也正是那时，无顾忌，少保守，敢想敢闯，即使有错误，也透着天真无邪的稚嫩。我的高中学习成绩不拔尖，但语文不错，曾担任该课代表。这倒不是我在这科特别下工夫，可能是那些杂乱的阅读帮了忙，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讲评课上受到好评。我在课外可算得上是个不安分分子。我喜欢钻学校阅览室，翻看报章杂志，星期日常常步行到市内文化馆看报刊。我曾参加学校举办的以“我的理想”为主旨的普通话讲演比赛，我以“我想当一名作家”为题登上讲坛并获奖。几十年后的今天忆起这件事未免有些愧腼心跳，不懂深浅，不怕讥笑，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心迹，见出一个年青人的闯劲但也透出不谙世事的幼稚。当然，那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挣扎，终究搭上了作家的边。1982年，我被吸收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并被选为理事，1991年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加入辽宁省电影家协会，1985年又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其后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电影评论家。从个人追求角度看，还算小有所成。在高中还有更大胆的事，一个学生，在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居然向学校提出了排演大型多幕话剧《海滨激战》的建议，居然得到同意，居然与另一个同学共同导演，居然在校大礼堂隆重演出，居然受到了领导和同学的欢迎。现在想来觉得后怕又可笑，正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俗语。此前，我曾参加过学校的话剧演出。那是高年级同学编排的一出独幕话剧。剧名和那位邀我参演的同学名字已经忘记。话剧表现的是学生应努力学习、遵守纪律、防止敌人破坏的主题。我在剧中扮演一名教师。那是一次全校性的汇演活动，借用白塔公园附近的辽阳师范学校礼堂为会场。这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郑重演出，虽然紧张，毕竟顶下来了。可能就是这次演出给了我敢排《海滨激战》的勇气吧。干出这种大胆近乎荒唐的事，符合年青人性格特点。
五十年后查找当年那篇文章，并不是它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它稚嫩，没有今天这样老到，但文中却跳动着年青人的激情。更可能是人到暮年的一种怀旧情结使然。从一定意义上说，那篇小文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具有特别重要的纪念性。它鼓起了我的希望之帆，助长了我的梦想;它使我看到，我有可能成功。这就是它对我的宝贵之处。当年编选《漏痕集》时，想到了应该收入这篇文章，但因年代久远，社会颠簸失常，加之“文革”的浩劫，资料怕已荡然无存，万没想到《辽阳日报》的同志们把资料保存得如此完好。据李女士说，原件都被水浸泡了，这些是抢救出来的复制品。感谢他们的责任感。
要知道，是小时候读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让我滋生了作家梦。初中时“中苏友好月”期间展映的那些苏联电影又使我如梦如痴般地爱上电影。如此种种，鼓起了我的胆气，我开始不断给报纸杂志写稿，结果自然是怎么寄出去（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怎么退回来。虽然大多数退稿只附有一纸铅印的信，但毕竞有着落，没有使人绝望，更没有今天编、作、读之间的那些复杂的关系。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我不知深浅地继续追求那飘渺的梦想。我不知道在高中时曾有过的那种羡慕又嫉妒的心理是对是错。一个同年级同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随想式的短文，引起全校震动。同班的一个同学在《辽宁文艺》上发表一首“大公鸡喔喔啼”的儿歌，得7元钱稿费（那时很值钱），老师和班里同学都刮目相看。对此，我是嫉妒羡慕不服气又自愧不如 ，所以在暗暗地较劲。因此，在即将毕业临考的1957年1月，我居然还在给报社写稿子。按照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这纯属不务正业。当然，那篇稿子发表后，虽然心理得到一点慰藉，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我用了个笔名。直到上大学，在一些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仍用笔名。现在想来，这是一种愚人之举。如果那时用真名实姓发表文章又被人知晓，说不定会给命运的天平加上一些有利的砝码，碰到某种机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