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指人一生功过是非，要等盖上棺材盖才能结论。然而，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真能“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历史上，有人能，有人不能，有人不用。况且，论定尺度在民心，未必要等到“盖棺”。
　　一般而言，国人笃信“死去元知万事空”，对来世和天堂并不当真，在意的是“赢得生前身后名”。也正是在“生前”和“身后”的态度上，见证人的“伟大”与“渺小”。可以说，对“生前”的选择，涉及的是“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问题；对“身后”的选择，也就是“盖棺”后的“论定”问题，则主要体现在“世界观”上。
　　就“世界观”来讲，古人虽不懂“人对世界总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概念，然“运用之妙”绝不逊今人。《汉书》载，御使大夫陈万年，不但重视“生前”的富贵荣华，对“身后”的“盖棺论定”更“处心积虑”：“陈万年乃朝中重臣也，尝病，召其子陈咸戒于床下，语至三更，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从字面上理解，陈万年临终要把自己一生政治经验，留给儿子陈咸。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儿子为官以“谄”当先，尽享荣华富贵。陈万年“盖棺”前嘱托的结果，以“咸睡”和“万年乃不复言”定格。具讽刺意味的是，据史载，陈咸为官清廉，敢于犯颜直谏，与乃父从政风格截然相反。陈万年若泉下有知，该为儿子的做法骄傲，还是为“盖棺”前的自己感到羞愧？
　　其实，选择“盖棺”前来一番“临终嘱咐”，并非陈万年一人。五代十国时期，大将李存审，跟陈万年一样，也选在自己“盖棺”前，把一生政治经验留给子孙。《资治通鉴》载：“李存审出于寒微，常戒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馀。’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粱，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子孙皆诺。”
　　陈万年、李存审两位不同朝代的政治人物，都选择在“盖棺”前这一时机，把政治遗产传给子孙，起码来讲，他们都懂得“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的道理。尽管，这个“经”未必都充满正能量，甚至与传统社会价值观相悖，但就“盖棺论定”之“身后”考虑，无论时间节点的选择，还是主观作用，都堪称用心良苦。
　　另一能与之比肩的，唯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景通，病重期间考虑“盖棺”前的“身后”事。戚景通与陈万年、李存审不同的是，亲撰并手书一联，作为“遗产”传给其子戚继光。“授产何若授业，片长薄技免饥寒；遗金不如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戚景通死后，十七岁的戚继光，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名句表明心跡。
　　其实，“生前”与“身后”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身后”给子孙“留”什么的问题。古人都懂“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而今，有些贪官一边为子孙敛财、谋官、出国，一边告诫公众生前与身后还有“盖棺定论”裁度。如此为官，“论定”还用等到“盖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