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深入中国西部荒野40余次，勘探喜马拉雅以东的未登峰无数。
　　我著书若干本，这些著作在中国和日本都很受欢迎。我在世界各地将近20个国家作过《喜马拉雅以东》主题演讲30余次。我也因此获得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国际探险奖项。
　　今有幸应中国《户外探险》杂志主编宋明蔚之邀，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专访。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对媒体完整地讲述我的一生。

邂逅山峰

　　我叫中村保（Tamotsu Nakamura），朋友们都叫我Tom。
　　1934年我出生于日本东京。在我读大学之前，我从没有接触真正意义上的登山。
　　我后来去了日本东京的一桥大学读会计和金融，并加入了一桥大学登山社团。在这里我接触了户外运动和登山，开始攀登日本的阿尔卑斯山。
　　1961年，我和大学登山队远征南美洲的山峰。在秘鲁，我们首登了科迪勒拉山系的Pucahirca Norte峰（ 海拔6046米）。之后，我们又在玻利维亚完成了三次首登。
　　这就是我的全部攀登经历，直到30年后我在中国云南再次遇见雪山之前，我再没有与山打过交道。
　　这次登山一年后，我大学毕业了—其实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毕业，1986年才完成了学位—我去了日本IHI工作。IHI是日本一家重工业公司，涉及飞机汽车等重工业制造。我在IHI开始了按部就班的上班族生活。
　　在IHI集团工作期间，我先后被公司委派到巴基斯坦、墨西哥、新西兰和香港等地工作和生活。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担任IHI香港分公司的董事经理。1991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中国云南丽江一带度假旅行。
　　在滇西北，我见到了壮丽的玉龙雪山和长江第一湾，再次回忆起大学时当年攀登雪山的豪情。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没有探访到的角落。我曾见识过狂野的南美洲山峰，后来我也去了壮阔的喜马拉雅山脉，但中国西部的山峰更加吸引我。
　　3個月后，我和继跃又去了四川阿坝州四姑娘山的长坪沟。张继跃彼时还是四川登山协会的联络官，我们是通过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驻成都分公司的职员介绍认识的。没想到，我们这次偶然的结交，竟然持续了将近30年，贯穿了我的后半生。
　　我每次到中国西部的探索，都是交给张继跃帮我打点一切。他的丰富的经验和人脉资源帮了我太多。
　　这次旅行，我们从长坪沟进入四姑娘山的南面，见到了幺妹峰。四姑娘山的山峰再次改变了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原来中国西部还有这么多有魅力的山峰。我更加痴迷于中国西部的自然山区了。
　　1991年3月开始，整整两个月，我又沿着怒江，从六库到贡山，探索了云南怒江州的怒江大峡谷。12月，从四川峨眉山到金沙江。1992年5月，我勘查了四川甘孜州的雀儿山，1993年4月，滇西北的梅里雪山，1994年冬天的云南玉龙雪山和虎跳峡……
　　一开始，我对中国西部的探索，纯粹是出于旅行性质的个人好奇，因此我到访的都是一些现在看来较为常规的景点和山峰。但是到了后来，我渐渐不满于此，在那个年代，中国西部开放的山峰非常有限，我却希望看到西部更多隐秘的角落。
　　从1994年开始，在继跃的帮助下，我又勘查了四川贡嘎山的西面，以及贡嘎山所在的大雪山山脉。第二年10月，我们又去了西藏东南部的岗日嘎布山域以及察隅地区。
　　当时西藏察隅地区还属于禁区—别说如此深入中国西部腹地的察隅，就连现在距成都市近5个小时车程的康定市，对于我这样的日本人来说也算是禁区。
　　有人说我是日本间谍？ 哈哈， 好吧， 我的每次西部探索可都是合法的。随着我对西部山峰的兴趣渐浓，我必然会探索一些边远的山区，这些山区的信息时至今日仅在军方内部有据可查，在中国公开发行的地图上仍旧是空白。
　　我知道每次勘查的申请都会困难重重，甚至要涉及中国军方。这些遥远的疆域本就是敏感地带，对于我这种带着想要了解山峰信息目的的日本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但我每次都放心地交给继跃去帮我打点，他总能巧妙地处理好一切。我每次只是支付佣金，从来不过问其中的细节。
　　编者按：
　　在后续的采访中，当聊到很多人怀疑中村保是日本间谍时，张继跃哈哈大笑，有人能有这种怀疑也很正常。他随即严肃地说，中村保的每次行程，不仅是合法的，而且都经过正规程序的重重审批。 　　“首先要经过四川省外办”，他说，以前康定都要办手续，就连石棉也要办手续，接着还要走省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还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这几个部门是必须的，都要报批”。

第二人生

　　1996年，我终于从IHI香港分公司董事经理的职位上退休了。我更自由了。
　　辞职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热爱的中国西部山峰，我不接受任何赞助商的赞助，也不受任何公司和体制的约束。从此开始了我的第二人生。
　　当然，这也跟我有丰厚的退休金有关，我每个月都能从公司拿到300万日元的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9万）。此外，我在东京有很多地产，常年出租。我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些租金。
　　我的随身物件里必备纸、笔、相机三样，我每次从中国回来，都会整理出此行的成果。这一年，我的第一本著作《喜马拉雅以东》在日本出版了。但我并没有停止我的脚步。
　　我在中国西部的探索，不仅限于一些从未有人攀登过的隐秘山峰，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调研考察。1997年，我追寻日本僧人能海宽的足迹，从云南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市）到四川的稻城、理塘、巴塘、芒康，再回到云南的德钦县。
　　日本僧人能海宽曾在1900年左右，三次从云南进入西藏考察当地的民俗文化，是日本早期考察这片区域的先驱和探险家。为此，他还在康定学习藏文，并用梵文、藏文、日文、汉语翻译过《心经》。他还曾写过一篇《西藏探险的必要性》，我也受过这篇文章的启发。
　　1901年，能海宽从重庆出发，取道贵州前往云南。4月他在云南邓川写了最后一封书信，就和国内的家人失联，从此杳无音讯。虽然有种说法是他在西藏边境被当地人杀害，但我并不得而知。他的失踪一直是个谜。
　　同时，我对这片区域的宗教传播之路也很感兴趣。比如我也曾深入滇西北，调研天主教在云南茨中一带的传播，以及传教士被杀一案。但那就是后话了。
　　1998年7月，我再次来到四姑娘山，从毕棚沟到长坪沟探索这片邛崃山域的未登峰。藏东南这片山域的隐秘山峰们越来越吸引我，之后的3年中，我又考察了四川的央莫龙山域和甲金甲博山域。
　　2000年，我的第二本书《被深深侵蚀的峡谷地带》在日本出版了。这本书总结了我那几年在中国西部等地的考察成果。
　　2001年5月，我来到了西藏念青唐古拉山东部的嘉黎和易贡藏布发源地，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念青东，却被这里的山峰和湖泊深深吸引。这里太美了。半年后，我又来到念青东的巴松措。从2001年开始，我反复探索念青东。在之后的5年中，我7次到访这里，想要走遍念青东的每一条山谷。
　　这一年，我创办了英文杂志《日本山岳新闻JapaneseAlpine News》，更新亚洲攀登圈的新闻，但这本杂志的内容可并不仅局限于此，它还刊载了一些有意义的探险旅行和文化考察，兼有一些动植物等自然方面的信息。这本刊物前几年改成了电子版，一直到最近还有更新。
　　2003年，很荣幸，我被日本山岳会授予了第六屆秩父宫纪念山岳奖，以表彰我这几年的考察成果。但这只是第二人生的开始。
　　编者按：
　　别看中村保老师早年登过山，而且每年都深入到中国西部探索山峰，但是他的体能并不好。每次出行，能坐车的地方肯定要坐车，不能坐车的地方基本都要骑马。
　　“经常在这些山区骑马，马到密林中时，树枝一刮，我们就经常从马上摔下来”，张继跃回忆道，“中村保也经常摔马。”
　　知道这一点，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头发花白、84岁高龄的中村保，步履蹒跚行动十分缓慢了。其实中村保老师并不算是一名登山者，体能并不算好。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老人。

请叫我探险家

　　很多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是如何探索广阔的中国西部山区的。
　　除了继跃和他的团队会帮助我之外，永井刚先生也常常随我在这些地方一同考察。在那个还没有谷歌地图和GPS的年代，我真正的秘密武器其实是苏联地图。
　　当年苏联和中国交好的时候，两国曾一起测绘过中国西部的山峰资源。苏联解体后，当年山峰测绘的地图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一部分关于中国西部的原版苏联地图辗转到了日本的东北大学。20世纪90年代，东北大学又将这些看起来无用的地图贱卖到了岐阜县的几家书店。
　　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了岐阜县一家二手书店，发现了这些极其珍贵又精确的中国地图。书店老板说，每张地图只卖100日元（当时人民币约11元）。我一口气买了200多张。
　　有了这些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中国地图，我才得以进一步统计“喜马拉雅以东”的山峰信息。虽然这些山峰信息曾初步被苏联和中国军方统计过，但总结我这十年多的探索，我越发认识到，川西、藏东南这些疆域的山峰，大多还没有人从攀登的角度重新考量它们。这片区域的攀登资源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