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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虽然以蔡襄的年纪最大,却是苏轼占了鳌头,成为宋代书法的领军人物,黄庭坚、米芾都深受其影响,开一代新风。关于苏轼书法的艺术成就,一般总是说他早期学二王,并且受到徐浩(徐季海)的影响,后来师法颜真卿,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认真探究起来,徐浩对苏轼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传统书学长期以来有这个说法,而且经常举黄庭坚的评论为证,似乎成了定论。
黄庭坚评论苏轼学书的历程,最重要的一篇题跋,后来刊印在《山谷题跋》中,其中提到了徐季海,是研究者经常引用的资料。天津博物馆藏有宋拓《西楼苏帖》,其中就有黄庭坚跋苏轼的书页。《西楼苏帖》是宋人汪应辰搜集苏轼书法刊刻的帖石拓本,三十卷全本早已失传,世传法帖只见残本。现存的宋拓残本,海内外仅见六册,即天津博物馆所藏五册,及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一册。因为是宋拓,最近于原来书迹,也就最具有研究价值,弥足珍贵。天津博物馆所藏《西楼苏帖》有“晋府本”一册,黄庭坚的书跋就在其中,解说资料如下:
此册帖心纵30.6厘米、横23.5厘米,共32开,锦面清装裱,收录了苏轼与程正辅、俞汝尚等亲友的书信,并黄庭坚书跋一则。苏轼行书书信,“不矜而妍,不竦而庄”。帖首清·阮元题“成都苏帖”,帖中钤“晋府书画之印”“瑛兰坡家珍藏”“江邨秘藏”“弢斋秘籍”等收藏印,以及先后有清高士奇、成亲王永瑆、梁同书、郑孝胥、杨守敬、端方题跋。此单册与另外4册曾分别流传于世,端方于宣统元年搜集在一起,民国初年归天津徐世昌,上世纪50年代入藏天津博物馆。
此拓本墨色浓郁,字口清晰,书写、摹刻、传拓均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与原迹相差无几,堪称天下真迹一等。此帖60余件作品中,除草书、楷书外,大多为行楷书,包括了苏轼早、中、晚年的作品,集苏书之大成,可以管窥其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和杰出成就。黄庭坚书跋释文:“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人。数日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绍圣五年五月己酉,渝州觉林寺下舟中书遗维昉上人。”
释文说“姿媚似徐季海”,其实有误,应该是“姿媚似徐浩”;“其合处不减北海”,则漏了“李北海”的“李”字;“数日年后”不通,因为“日”字漶漫,或许是误读了“数百年后”。(见《西楼苏帖》黄庭坚题跋图)出现明显错误的原因是抄袭了刊印的《山谷题跋》,没有仔细对照拓本文字。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训,读古人评论文字,特别是还有书迹在世的,不可大而化之,必须慎思明辨,谨严从事。黄庭坚题跋的真正寓意何在?他认为苏轼学习书法,究竟师法哪几位大家?题跋中明确指出,苏轼学王羲之《兰亭》,学颜真卿,学杨凝式,没说他学徐浩,没学柳公权,也没学李阳冰。只是在不同时段的特殊情况下,类似或合乎后三者的风格面貌。
近年有人写了专论,讨论徐浩对苏轼的影响,指出黄庭坚跋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就说苏轼学徐浩,袭用流传的说法,正式引了这么句话:“其徐会稽之圆劲,颜鲁公之肥腴,李北海之欹侧”,因此,徐浩对东坡书法的影响,由《黄州寒食帖》的黄庭坚跋语可以得到印证,不容置疑。引黄庭坚跋语,当作黄庭坚的认证,言之凿凿,似乎是研究学问的实证手段,不过,引文要依照原话,不可上下其手,改动文句,作为配合自己论点的证据。黄庭坚《黄州寒食帖跋》的原文是什么呢?请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见《黄州寒食帖》黃庭坚跋图)黄庭坚指出的是,东坡在《黄州寒食帖》中兼有的笔意,有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西台),哪里有徐浩的影子?专论又说,黄庭坚对徐浩书法的评价是:“书家论徐会稽笔法:‘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以余观之,诚不虚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确是古人对徐浩的评语,黄庭坚也曾如此引用,不过引用的语境却不是称赞徐浩,而是说徐浩当不起这样的赞誉,东坡书法才适合如此称颂。黄庭坚的原话是:“东坡此书,圆润成就,所谓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恐不在会稽之笔,而在东坡之手矣。”(《跋东坡水陆赞》)写一篇论文,如此断章取义,假造证据,混淆是非,实非学术讨论之福,也陷古人于不义。
其实,黄庭坚说东坡的中年书法近似徐浩,也只是说说而已,并非认真地定性论断。在《跋东坡书》一文中,黄庭坚原来是这么说的:“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鑪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真正要说的话,是前面两句赞叹东坡书法,有如华山的雄伟壮丽,更卓然特立于参昴星辰之间,是天地间难以企及的神妙之品。后面说中年像徐浩,晚年像李北海,只是形容书法的外貌,陪衬前面赞叹的附带比方,是文章笔法的延续,提供形象描述,便于一般人的理解。
黄庭坚多次以苏轼的书法与古来书家并列,述及晋唐大家对东坡的影响,却不曾标举出徐浩是真正的关键。上述这段引文,前面还有更清楚的论列,说明黄庭坚对晋唐大师的崇拜,以及东坡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余手拙,终不近也。自平原以来,惟杨少师、苏翰林可人意尔。”在《跋东坡墨迹》(即上文《西楼苏帖》黄庭坚跋的刊印本)中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悬诚。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文字与宋拓本有出入,但意思相同,说的是,苏轼年轻时学的是王羲之的书法一脉,字体的姿媚形态像徐浩,随兴自然不受拘束的时候,像柳公权的瘦劲。中年以后学的是颜真卿、杨凝式,而有李北海的风韵。这也可以从苏轼自己的论述得到印证:“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不论是黄庭坚的跋,还是苏轼自己的论述,很清楚表明,苏轼学书法,是从二王、颜真卿、杨凝式吸取精髓,与徐浩关系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关系。书法外表的体貌有类似之处,而令人感到风格相近,是因为秀美而有姿媚的倾向,但是气骨不同,也就没有真正艺术审美精神的承袭关系。 黄庭坚颂扬东坡书法不遗余力,认真探究东坡书法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以之比拟形貌相近的书家,这就在他论述中出现了模糊的空间,容易让人误读他的本意。归结起来,他对东坡书法的定位是:师法二王、颜真卿、杨凝式,这是气骨精髓的承袭与发展;而在字形章法的姿态上,与徐浩和李北海有貌似之处,则是观赏的表面印象。在《跋东坡帖后》,黄庭坚是这么评定晋唐以来书法传承脉络的:“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髣髴。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明说了二王之后,唐代诸家书法破坏了书法的超逸风气,徐浩之类更是垃圾,只有颜真卿、杨凝式传承了书法艺术的精髓,而东坡则能承袭超逸的气骨。黄庭坚多次申说这个看法,如说“余尝论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伦,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又知得于手而应于心,乃轮扁不传之妙。赏会于此,虽欧、虞、褚、薛,正当北面尔。自为此论,虽平生翰墨之友闻之,亦怃然瞠若而已。晚识子瞻,评子瞻行书当在颜、杨鸿雁行,子瞻极辞谢不敢。虽然,子瞻知我不以势利交之而为此论”(《跋李康年篆》)。黄庭坚的议论,在宋代的确有点惊世骇俗,贬低了初唐书法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突出颜真卿与杨凝式,并指出苏东坡可以和颜、杨并驾齐驱。
黄庭坚对东坡书法极其倾倒,立论坚守书法的气骨境界,要有超逸的精神,不可媚俗,也不为世俗风尚而左右。他在多处发挥这个观点,如“东坡先生不解世俗书,而翰墨满世”(《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读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所以,他坚持苏东坡的书法是宋代天下第一:“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
二
苏轼的儿子苏过(1072-1123)最反對东坡学徐浩的说法,他在《斜川集》卷六中说:
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后知其书。然其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公之书如有道之士,隐显不足以议其荣辱。昔之人有欲挤之于渊,则此书隐,今之人以此书为进取资,则风俗靡然,争以多藏为夸。而逐利之夫临摹百出,朱紫相乱,十七八矣。呜呼,此皆书之不幸也。
苏过捍卫他父亲书法超逸的精神境界,强调的是胸中勃发的浩然之气,就像苏轼称赞表兄文同画竹,是“胸有成竹”的。世俗之士,不懂这个道理,只从外表形貌来判断,说苏轼书法学徐浩,简直是荒唐,是鄙陋之见。
黄庭坚说东坡的字“圆润成就”“字形温润”“笔圆而韵胜”,这些特色都与徐浩书法在外貌上类似,因此,有人说东坡书法与徐浩可以呼应,也师出有名。黄庭坚虽然一味贬低徐浩,也曾说过:“东坡少时观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从字体的丰腴肥厚,用墨浓重而言,东坡的字与徐浩笔法是有接近之处,也无怪世间总是有东坡学徐浩的说法。但是,从书法追求的艺术独创精神来说,东坡书法的境界与徐浩就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黄庭坚念兹在兹、反复申说的论点,也是苏过不满俗子说他父亲学徐浩的缘由。
从用笔施墨的技巧而言,苏轼的好友李之仪指出:“东坡每属辞,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要之,东坡之浓与迟,出于习熟。”(《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七)还说:“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于糊,然后濡染。”(同上,卷三十八)李之仪本身也是书法家,很能体会东坡写字的特性,研墨浓重,用笔迟缓,却毫不间断,跟创作的艺术思绪紧密结合,绵绵不绝,涣涣如流水,有如早春的冰雪融化,涓涓成为溪流。用东坡自己的话来说,就跟写诗作文一样,“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东坡书法的姿态,最显著的是丰腴肥厚,圆润浓重,打个不太尊敬的现代比方,很有点海派本帮菜肴“浓油赤酱”的意味。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两大书家相互调笑,东坡说黄庭坚的字瘦峭,像一条挂在树梢的蛇,黄庭坚回应一句,说东坡的字肥扁,像压在石头下的虾蟆。两人玩笑戏弄,比喻得有点刻薄,却相视莫逆,成为朋友间的一段佳话,倒也反映两人书法各有特色。曾敏行说“以为深中其病”,未免是皮相之见,容易误导后人的认识,以为艺术特色是“病”。其实两人的谑弄话语,真正道出了各自书法艺术创作的独创风格,是苏东坡与黄庭坚在书法史上不朽的原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以及黄庭坚的跋,出现在同一幅长卷上(见《黄州寒食帖》图),显示了同样学习颜真卿的书法精神,却展现南辕北辙的外貌,凸显个人的艺术风格,以树梢挂蛇对照石压蛤蟆,相映成趣。
前人谈苏轼的书法,总是指出,他年轻时书写风格比较俊秀,中年逐渐沉稳蕴藉,是学习了颜真卿笔力的丰腴厚重。黄庭坚特别强调这个看法,也是苏轼自己首肯的。苏轼三十四岁(1069)的时候,在当时可算是中年了,写过《石苍舒醉墨堂》一诗,其中说到自己写字的体会:“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在自娱自乐之中追求艺术情趣。在他四十六岁,贬谪到黄州第二年(1081)之时,有姓唐的朋友为他展示了六家书法,有智永禅师、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迹作品,他写了《书唐氏六家书后》, 其中谈到浸淫书法的体会:“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明确说出,先掌握了楷书的诀窍,才能写好行书,然后才能写草书。还不会站立,不会走路,就想健步如飞,那是不可能的。东坡批评,有些人自夸草书写得好,却不会写楷书,不会写行书,根本是胡说八道。
苏轼还从书家的人品与性格,联系艺术创作的神思过程,反思艺术境界的追求:“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苏轼所举的“窃斧”典故,其实出自《列子》与《吕氏春秋》,说的是有人怀疑邻居偷了斧头,就觉得邻居的举止行径都像个小偷。《韩非子》也说过“智子疑邻”的故事,说的是天雨墙坏,儿子与邻居都说会发生盗窃,结果真的发生了。“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苏轼举证不那么严谨精确,有点混淆,不过,意思是明白的,就是以“窃斧疑邻”比喻书家与书法的关系,是说人品不正,对艺术创作缺少自我把持与执着,作品也就扭捏作态,谄媚俗好。
《王直方诗话》探讨苏轼论文章的审美境界,曾引与苏门学士来往密切的晁以道(晁说之,1059-1129)之言:“近见东坡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挽得数万斤起,可以言文字已。”苏轼相信,写文章要胸中有浩然磅礴之气,才能笔力万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他对书法的态度。关于写字技巧,陈师道(1053-1102)有过细腻的观察,指出苏轼与黄庭坚写字都不悬腕,说他们与王羲之的书写方式不同:“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后山丛谈》卷一)他做的解释非常有趣,以王羲之爱鹅作为书写技巧的张本,认为王羲之不是真的爱鹅,而是模仿鹅的长脖子婉转流动的姿态, 将其化为“悬手转腕”书写方法。苏轼的书写方式不同,把手臂放在书案上,保持手腕的姿态稳定,不随便转动,是与王羲之不同的。虽然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熟悉苏轼的文章与书法,但是,这段论述大概形容的只是苏轼日常书写中小行楷的情况。苏轼也写擘窠大字,恐怕就不能总是“以手抵案”了。
苏轼写字有自己的体会,对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再三致意,也就是黄庭坚崇尚东坡书法的根本原因。所谓“字如其人”,不是要书法艺术家化身为社会规范的道德表率,而是希望书家能够本着纯粹的艺术追求,有一种不求功利、不为世俗风气左右的“不食人间烟火”精神(黄庭坚也用类似的话语,称赞东坡在黄州写的《卜算子》一词),在审美品位的领域为文化承传开拓创新的局面。
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虽然以蔡襄的年纪最大,却是苏轼占了鳌头,成为宋代书法的领军人物,黄庭坚、米芾都深受其影响,开一代新风。关于苏轼书法的艺术成就,一般总是说他早期学二王,并且受到徐浩(徐季海)的影响,后来师法颜真卿,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认真探究起来,徐浩对苏轼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传统书学长期以来有这个说法,而且经常举黄庭坚的评论为证,似乎成了定论。
黄庭坚评论苏轼学书的历程,最重要的一篇题跋,后来刊印在《山谷题跋》中,其中提到了徐季海,是研究者经常引用的资料。天津博物馆藏有宋拓《西楼苏帖》,其中就有黄庭坚跋苏轼的书页。《西楼苏帖》是宋人汪应辰搜集苏轼书法刊刻的帖石拓本,三十卷全本早已失传,世传法帖只见残本。现存的宋拓残本,海内外仅见六册,即天津博物馆所藏五册,及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一册。因为是宋拓,最近于原来书迹,也就最具有研究价值,弥足珍贵。天津博物馆所藏《西楼苏帖》有“晋府本”一册,黄庭坚的书跋就在其中,解说资料如下:
此册帖心纵30.6厘米、横23.5厘米,共32开,锦面清装裱,收录了苏轼与程正辅、俞汝尚等亲友的书信,并黄庭坚书跋一则。苏轼行书书信,“不矜而妍,不竦而庄”。帖首清·阮元题“成都苏帖”,帖中钤“晋府书画之印”“瑛兰坡家珍藏”“江邨秘藏”“弢斋秘籍”等收藏印,以及先后有清高士奇、成亲王永瑆、梁同书、郑孝胥、杨守敬、端方题跋。此单册与另外4册曾分别流传于世,端方于宣统元年搜集在一起,民国初年归天津徐世昌,上世纪50年代入藏天津博物馆。
此拓本墨色浓郁,字口清晰,书写、摹刻、传拓均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与原迹相差无几,堪称天下真迹一等。此帖60余件作品中,除草书、楷书外,大多为行楷书,包括了苏轼早、中、晚年的作品,集苏书之大成,可以管窥其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和杰出成就。黄庭坚书跋释文:“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人。数日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绍圣五年五月己酉,渝州觉林寺下舟中书遗维昉上人。”
释文说“姿媚似徐季海”,其实有误,应该是“姿媚似徐浩”;“其合处不减北海”,则漏了“李北海”的“李”字;“数日年后”不通,因为“日”字漶漫,或许是误读了“数百年后”。(见《西楼苏帖》黄庭坚题跋图)出现明显错误的原因是抄袭了刊印的《山谷题跋》,没有仔细对照拓本文字。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训,读古人评论文字,特别是还有书迹在世的,不可大而化之,必须慎思明辨,谨严从事。黄庭坚题跋的真正寓意何在?他认为苏轼学习书法,究竟师法哪几位大家?题跋中明确指出,苏轼学王羲之《兰亭》,学颜真卿,学杨凝式,没说他学徐浩,没学柳公权,也没学李阳冰。只是在不同时段的特殊情况下,类似或合乎后三者的风格面貌。
近年有人写了专论,讨论徐浩对苏轼的影响,指出黄庭坚跋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就说苏轼学徐浩,袭用流传的说法,正式引了这么句话:“其徐会稽之圆劲,颜鲁公之肥腴,李北海之欹侧”,因此,徐浩对东坡书法的影响,由《黄州寒食帖》的黄庭坚跋语可以得到印证,不容置疑。引黄庭坚跋语,当作黄庭坚的认证,言之凿凿,似乎是研究学问的实证手段,不过,引文要依照原话,不可上下其手,改动文句,作为配合自己论点的证据。黄庭坚《黄州寒食帖跋》的原文是什么呢?请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见《黄州寒食帖》黃庭坚跋图)黄庭坚指出的是,东坡在《黄州寒食帖》中兼有的笔意,有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西台),哪里有徐浩的影子?专论又说,黄庭坚对徐浩书法的评价是:“书家论徐会稽笔法:‘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以余观之,诚不虚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确是古人对徐浩的评语,黄庭坚也曾如此引用,不过引用的语境却不是称赞徐浩,而是说徐浩当不起这样的赞誉,东坡书法才适合如此称颂。黄庭坚的原话是:“东坡此书,圆润成就,所谓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恐不在会稽之笔,而在东坡之手矣。”(《跋东坡水陆赞》)写一篇论文,如此断章取义,假造证据,混淆是非,实非学术讨论之福,也陷古人于不义。
其实,黄庭坚说东坡的中年书法近似徐浩,也只是说说而已,并非认真地定性论断。在《跋东坡书》一文中,黄庭坚原来是这么说的:“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鑪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真正要说的话,是前面两句赞叹东坡书法,有如华山的雄伟壮丽,更卓然特立于参昴星辰之间,是天地间难以企及的神妙之品。后面说中年像徐浩,晚年像李北海,只是形容书法的外貌,陪衬前面赞叹的附带比方,是文章笔法的延续,提供形象描述,便于一般人的理解。
黄庭坚多次以苏轼的书法与古来书家并列,述及晋唐大家对东坡的影响,却不曾标举出徐浩是真正的关键。上述这段引文,前面还有更清楚的论列,说明黄庭坚对晋唐大师的崇拜,以及东坡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余手拙,终不近也。自平原以来,惟杨少师、苏翰林可人意尔。”在《跋东坡墨迹》(即上文《西楼苏帖》黄庭坚跋的刊印本)中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悬诚。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文字与宋拓本有出入,但意思相同,说的是,苏轼年轻时学的是王羲之的书法一脉,字体的姿媚形态像徐浩,随兴自然不受拘束的时候,像柳公权的瘦劲。中年以后学的是颜真卿、杨凝式,而有李北海的风韵。这也可以从苏轼自己的论述得到印证:“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不论是黄庭坚的跋,还是苏轼自己的论述,很清楚表明,苏轼学书法,是从二王、颜真卿、杨凝式吸取精髓,与徐浩关系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关系。书法外表的体貌有类似之处,而令人感到风格相近,是因为秀美而有姿媚的倾向,但是气骨不同,也就没有真正艺术审美精神的承袭关系。 黄庭坚颂扬东坡书法不遗余力,认真探究东坡书法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以之比拟形貌相近的书家,这就在他论述中出现了模糊的空间,容易让人误读他的本意。归结起来,他对东坡书法的定位是:师法二王、颜真卿、杨凝式,这是气骨精髓的承袭与发展;而在字形章法的姿态上,与徐浩和李北海有貌似之处,则是观赏的表面印象。在《跋东坡帖后》,黄庭坚是这么评定晋唐以来书法传承脉络的:“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髣髴。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明说了二王之后,唐代诸家书法破坏了书法的超逸风气,徐浩之类更是垃圾,只有颜真卿、杨凝式传承了书法艺术的精髓,而东坡则能承袭超逸的气骨。黄庭坚多次申说这个看法,如说“余尝论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伦,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又知得于手而应于心,乃轮扁不传之妙。赏会于此,虽欧、虞、褚、薛,正当北面尔。自为此论,虽平生翰墨之友闻之,亦怃然瞠若而已。晚识子瞻,评子瞻行书当在颜、杨鸿雁行,子瞻极辞谢不敢。虽然,子瞻知我不以势利交之而为此论”(《跋李康年篆》)。黄庭坚的议论,在宋代的确有点惊世骇俗,贬低了初唐书法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突出颜真卿与杨凝式,并指出苏东坡可以和颜、杨并驾齐驱。
黄庭坚对东坡书法极其倾倒,立论坚守书法的气骨境界,要有超逸的精神,不可媚俗,也不为世俗风尚而左右。他在多处发挥这个观点,如“东坡先生不解世俗书,而翰墨满世”(《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读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所以,他坚持苏东坡的书法是宋代天下第一:“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
二
苏轼的儿子苏过(1072-1123)最反對东坡学徐浩的说法,他在《斜川集》卷六中说:
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后知其书。然其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公之书如有道之士,隐显不足以议其荣辱。昔之人有欲挤之于渊,则此书隐,今之人以此书为进取资,则风俗靡然,争以多藏为夸。而逐利之夫临摹百出,朱紫相乱,十七八矣。呜呼,此皆书之不幸也。
苏过捍卫他父亲书法超逸的精神境界,强调的是胸中勃发的浩然之气,就像苏轼称赞表兄文同画竹,是“胸有成竹”的。世俗之士,不懂这个道理,只从外表形貌来判断,说苏轼书法学徐浩,简直是荒唐,是鄙陋之见。
黄庭坚说东坡的字“圆润成就”“字形温润”“笔圆而韵胜”,这些特色都与徐浩书法在外貌上类似,因此,有人说东坡书法与徐浩可以呼应,也师出有名。黄庭坚虽然一味贬低徐浩,也曾说过:“东坡少时观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从字体的丰腴肥厚,用墨浓重而言,东坡的字与徐浩笔法是有接近之处,也无怪世间总是有东坡学徐浩的说法。但是,从书法追求的艺术独创精神来说,东坡书法的境界与徐浩就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黄庭坚念兹在兹、反复申说的论点,也是苏过不满俗子说他父亲学徐浩的缘由。
从用笔施墨的技巧而言,苏轼的好友李之仪指出:“东坡每属辞,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要之,东坡之浓与迟,出于习熟。”(《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七)还说:“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于糊,然后濡染。”(同上,卷三十八)李之仪本身也是书法家,很能体会东坡写字的特性,研墨浓重,用笔迟缓,却毫不间断,跟创作的艺术思绪紧密结合,绵绵不绝,涣涣如流水,有如早春的冰雪融化,涓涓成为溪流。用东坡自己的话来说,就跟写诗作文一样,“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东坡书法的姿态,最显著的是丰腴肥厚,圆润浓重,打个不太尊敬的现代比方,很有点海派本帮菜肴“浓油赤酱”的意味。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两大书家相互调笑,东坡说黄庭坚的字瘦峭,像一条挂在树梢的蛇,黄庭坚回应一句,说东坡的字肥扁,像压在石头下的虾蟆。两人玩笑戏弄,比喻得有点刻薄,却相视莫逆,成为朋友间的一段佳话,倒也反映两人书法各有特色。曾敏行说“以为深中其病”,未免是皮相之见,容易误导后人的认识,以为艺术特色是“病”。其实两人的谑弄话语,真正道出了各自书法艺术创作的独创风格,是苏东坡与黄庭坚在书法史上不朽的原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以及黄庭坚的跋,出现在同一幅长卷上(见《黄州寒食帖》图),显示了同样学习颜真卿的书法精神,却展现南辕北辙的外貌,凸显个人的艺术风格,以树梢挂蛇对照石压蛤蟆,相映成趣。
前人谈苏轼的书法,总是指出,他年轻时书写风格比较俊秀,中年逐渐沉稳蕴藉,是学习了颜真卿笔力的丰腴厚重。黄庭坚特别强调这个看法,也是苏轼自己首肯的。苏轼三十四岁(1069)的时候,在当时可算是中年了,写过《石苍舒醉墨堂》一诗,其中说到自己写字的体会:“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在自娱自乐之中追求艺术情趣。在他四十六岁,贬谪到黄州第二年(1081)之时,有姓唐的朋友为他展示了六家书法,有智永禅师、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迹作品,他写了《书唐氏六家书后》, 其中谈到浸淫书法的体会:“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明确说出,先掌握了楷书的诀窍,才能写好行书,然后才能写草书。还不会站立,不会走路,就想健步如飞,那是不可能的。东坡批评,有些人自夸草书写得好,却不会写楷书,不会写行书,根本是胡说八道。
苏轼还从书家的人品与性格,联系艺术创作的神思过程,反思艺术境界的追求:“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苏轼所举的“窃斧”典故,其实出自《列子》与《吕氏春秋》,说的是有人怀疑邻居偷了斧头,就觉得邻居的举止行径都像个小偷。《韩非子》也说过“智子疑邻”的故事,说的是天雨墙坏,儿子与邻居都说会发生盗窃,结果真的发生了。“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苏轼举证不那么严谨精确,有点混淆,不过,意思是明白的,就是以“窃斧疑邻”比喻书家与书法的关系,是说人品不正,对艺术创作缺少自我把持与执着,作品也就扭捏作态,谄媚俗好。
《王直方诗话》探讨苏轼论文章的审美境界,曾引与苏门学士来往密切的晁以道(晁说之,1059-1129)之言:“近见东坡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挽得数万斤起,可以言文字已。”苏轼相信,写文章要胸中有浩然磅礴之气,才能笔力万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他对书法的态度。关于写字技巧,陈师道(1053-1102)有过细腻的观察,指出苏轼与黄庭坚写字都不悬腕,说他们与王羲之的书写方式不同:“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后山丛谈》卷一)他做的解释非常有趣,以王羲之爱鹅作为书写技巧的张本,认为王羲之不是真的爱鹅,而是模仿鹅的长脖子婉转流动的姿态, 将其化为“悬手转腕”书写方法。苏轼的书写方式不同,把手臂放在书案上,保持手腕的姿态稳定,不随便转动,是与王羲之不同的。虽然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熟悉苏轼的文章与书法,但是,这段论述大概形容的只是苏轼日常书写中小行楷的情况。苏轼也写擘窠大字,恐怕就不能总是“以手抵案”了。
苏轼写字有自己的体会,对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再三致意,也就是黄庭坚崇尚东坡书法的根本原因。所谓“字如其人”,不是要书法艺术家化身为社会规范的道德表率,而是希望书家能够本着纯粹的艺术追求,有一种不求功利、不为世俗风气左右的“不食人间烟火”精神(黄庭坚也用类似的话语,称赞东坡在黄州写的《卜算子》一词),在审美品位的领域为文化承传开拓创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