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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加剧，离不开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而生产发展的一个标志是铁的使用技术愈加精湛。冶铁技术催化加速了农业和军事上的革新，并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助长了诸侯欲取代周天子的勃勃野心。
【关键词】战国;铁器;冶铸技术;兼并战争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39-0054-02
平王东迁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周王朝的实力衰弱，政权不断受到冲击，却仍在名义上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自拥为王，兼并战争席卷整个社会，社会进一步分崩离析。在这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铁的使用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本文拟从对铁的使用，剖析当时社会变化的原因。
一、铁与兼并之势
周王朝的封邦建国制度，本就存在隐患，尤其经历巨大动荡后，更加唤起了诸侯取代周王室的野心。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后，国祚开始倾颓，周王室的权威受到挑战，王室力量微弱，但周天子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趋势已开始发展，各诸侯国僭主越位之心早已有之，春秋早期的“周郑交质”，就是郑庄公想取周天子而代之、成为天下共主的典型体现。但此时各封国尚且讲究周礼，诸侯会盟还常赋诵《诗经》相和，若有死丧事故亦会派人奔走各国相告，并由史官记录。
在叙述春秋时期大事件的《左传》中，还能看到诸侯公卿相见以《诗》对答的情况，据《左传》记载，文公三年，“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公赋《嘉乐》”;文公十三年，“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诸侯们尚且遵守周礼，战争也还讲求军礼，规模较小，未形成大规模的兼并。
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社会状况，许多国家甚至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再讲求，各诸侯开始自称为王，天下呈“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之势。[1]5以“战国”作为这个时期特定的历史名称，是缘于其战事连年不断、土地兼并剧烈的特征。[1]2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春秋战国之交冶铁技术的迅速发展、铁器的大规模使用，为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冶铸生铁技术的国家，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曾出现过一次冶铁技术的高峰。
春秋时代的炼铁方法是“块炼”，即在较低的冶炼温度下，将铁矿石固态还原，获得海绵铁后再锻打形成铁块。后来发展到炼出液态生铁，并铸成生产工具。 战国初期，又出现了脱碳、热处理技术，发展出了韧性铸铁。战国后期，可重复使用的“铁范”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无疑是一剂催化剂，加速并扩大了兼并战争之势，各诸侯国穷兵黩武欲演越烈，周王朝摇摇欲坠。
二、铁与生产革新
春秋战国时期，铁的运用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春秋末年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2]这既是中国法制史的一件大事，也是冶金史上的里程碑。在鼎上铸范宣子的刑书，必须要有足够的面积，可见该鼎体积规格之大。之所以能铸造如此规格的鼎，得益于冶铁鼓风炉的革新。随着冶铁鼓风炉技术的进步，此时已经出现了铁范、铸铁柔化技术、渗碳制钢技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上的一系列铸铁技术的变革，是铁的使用历史上一次小高峰，而这种技术的发展突出体现在当时农具和兵器用铁铸造数量增加这一方面。
在春秋战国之交已可见铁制农具。春秋时期已出现铁制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经说：“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3]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书指出，此处的恶金即铁，但当时并没有普及铁农具，铜制农具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根据杨宽先生的进一步推断，青铜相对而言比较稀缺贵重，不适合用来进行制作农具。青铜的硬度低于铁合金，使用率并不高。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的大量的荒地亟待开垦，荒地上往往荆棘、蓬蒿和藜藿遍地而生，青铜器难以在此作业。[1]83-84而铁农具硬度较高，同时韧性较好，有利于在贫瘠的土地上作业。宋郑两国间本来有着被称为“隙地”的荒地存在，到了春秋后期的哀公十二年，这样的荒地被陆续开垦，在这里建立了六个城邑。铁农具运用于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提供了充足的军粮，利于军队远行和长期作战。
此时的兵器虽然仍以青铜兵器为主，铁制兵器为辅，但数量却急剧增加，这得益铁范的使用，使制造效率高速并且标准化程度较高。春秋时期广泛使用的陶范制造兵器极容易毁坏，且每个陶范只能使用一次，需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塑造，生产效率极低，无法形成规模化的兵器冶铸活动。而战国时期出现的铁范本身既是白口生铁的铸件，又是鑄造铁器的模具。铁范可以重复利用，有利于批量生产[1]51，大大提高了生产速度，有利于让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为战争准备了足够的物资和人力保障，这就进一步地促使战争规模扩大。铁范的标准度提升了铸件的精度，所铸铁制兵器更加锋利，具有比以往兵器更大的杀伤力。这种铸造工艺的巨大变革无疑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铁农具的普及为兼并战争提供了大量军粮储备，铁范的使用提供了制作精良、数量可观的武器作为武装力量，为兼并战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铁与列国崛起
战国时期实力较强、率先发起兼并战争的诸侯国往往有以下两种优势：
其一，其中大多国家拥有相当可观的铁矿资源储备。《山海经》中有明确记载的产铁矿山有三十余处，如《山海经·北山经》记载：“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这些矿藏多分布在战国时代的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而这些都是当时兼并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国家。其中韩国凭借拥有宜阳铁山的优势使得“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 其二，在矿藏丰富的同时，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冶炼技术。所谓“强楚劲韩”，正是由于楚韩两国锋利的兵器冠绝天下。《韩非子·定法》提到“托万乘之劲韩”，《韩非子·存韩》亦云：“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如果说韩非子作为韩人说“劲韩”可能不够客观，那么《史记·苏秦列传》也有：“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彊弓劲弩皆从韩出。”并且“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无不毕具。”考古成果也可验证这一点。战国早期的韩国墓葬中曾出土过大量铁器，如三门峡后川2040号墓出土金质腊首铁剑1件。[4]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农具出土，据殷涤非《试论东周时期铁农具》一文可知：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出土铁铲3件、铁凿1件、镢斧等5件;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墓，出土铁凿1件、铁锤1件、铁镢1件、铁斧5件。
春秋末年南方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使楚国在接下来的战国时期迈入七雄的行列[5]，也促使吴、越迅速崛起。春秋末年的楚国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冶铁技术，据颜敏玉《战国前期楚系兵器铭文集释笺证》，在当时楚国境内的长沙杨家山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长38.4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的钢剑。这种规格的钢制长剑对铸剑技术要求很高，也对材质的炼制合成有严格的标准。由此可见当时楚国制钢技术和工艺水准之高超。
楚国当时已形成佩剑之风。[6]现今挖掘的战国楚墓，无论墓主身份高低，墓中都有剑随葬。风气的形成，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群体效仿。佩剑成为风气，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人拥有剑。可见当时的楚国已掌握了水平相当高、甚至可以冶铁成钢的渗碳制钢技术，并且成规模铸造生产。这亦影响它的邻国吴越两国。吴越之人“断发文身”，不讲中原的礼制文化，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但在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夫差，以及越王勾践时期都实现过小霸。
吴越的称霸除了励精图治外，亦和其卓越的冶铁技术有关。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干将莫邪铸宝剑，就是用运用了在当地长期流传的“闷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入容器中，然后加上渗碳剂和含有磷的骨粉作为催化剂，史籍中莫邪“短发剪爪”，正是出于用头发和指甲中的磷质作催化剂的目的，然后密封加热，渗碳炼化成钢。
吴越地区虽然在春秋、战国之交掌握了发达的冶铁技术，但铁矿资源相对稀缺，因此缺少原料供应，虽有技术但无法形成大规模制造。春秋战国之际一些强大的诸侯国正是因为占据得天独厚的铁矿资源，又先其他国家取得了冶铁技术的进展，率先得到了足以支撑其吞并他国、一统天下野心的技术基础和能源储备，继而开展兼并战争。
四、结语
随着进入战国时期，这样纷乱不息的社会局面也呈无法力挽狂澜之势。动荡不断加剧，天下将迎来新的共主。春秋、战国之交冶铁技术的变革，客观上给诸侯国开展兼并战争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冶铁技术不断兴盛，无疑是加剧兼并战争的强劲催化剂。当然虽存在着春秋战国这样的分期，并不能将其完全割裂，在冶铁史上也是如此，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无法离开春秋时期对于青铜运用、铸造发展的积淀。此外，若想实现天下共主的野心，还需要国君励精图治、国家万众一心、形势顺应国情等种种因素的合力，使用铁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亦未必能在时代的此消彼长中占据优势，就如韩国，不识韩非之能，无故流失了一位大才，失去了能与强秦抗衡的最后一根稻草。研究该时期的铁器使用，无疑是一个我们重新看待两个时期、探究战国时代特征的一个窗口。
参考文献：
[1]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
[2]左丘明.春秋左傳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581.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40.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61.
[5]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7.
[6]刘爽.东周时期的楚剑及其文化[D].华中师范大学，2015：36.
作者简介：张宏，女，汉族，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
【关键词】战国;铁器;冶铸技术;兼并战争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39-0054-02
平王东迁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周王朝的实力衰弱，政权不断受到冲击，却仍在名义上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自拥为王，兼并战争席卷整个社会，社会进一步分崩离析。在这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铁的使用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本文拟从对铁的使用，剖析当时社会变化的原因。
一、铁与兼并之势
周王朝的封邦建国制度，本就存在隐患，尤其经历巨大动荡后，更加唤起了诸侯取代周王室的野心。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后，国祚开始倾颓，周王室的权威受到挑战，王室力量微弱，但周天子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趋势已开始发展，各诸侯国僭主越位之心早已有之，春秋早期的“周郑交质”，就是郑庄公想取周天子而代之、成为天下共主的典型体现。但此时各封国尚且讲究周礼，诸侯会盟还常赋诵《诗经》相和，若有死丧事故亦会派人奔走各国相告，并由史官记录。
在叙述春秋时期大事件的《左传》中，还能看到诸侯公卿相见以《诗》对答的情况，据《左传》记载，文公三年，“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公赋《嘉乐》”;文公十三年，“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诸侯们尚且遵守周礼，战争也还讲求军礼，规模较小，未形成大规模的兼并。
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社会状况，许多国家甚至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再讲求，各诸侯开始自称为王，天下呈“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之势。[1]5以“战国”作为这个时期特定的历史名称，是缘于其战事连年不断、土地兼并剧烈的特征。[1]2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春秋战国之交冶铁技术的迅速发展、铁器的大规模使用，为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冶铸生铁技术的国家，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曾出现过一次冶铁技术的高峰。
春秋时代的炼铁方法是“块炼”，即在较低的冶炼温度下，将铁矿石固态还原，获得海绵铁后再锻打形成铁块。后来发展到炼出液态生铁，并铸成生产工具。 战国初期，又出现了脱碳、热处理技术，发展出了韧性铸铁。战国后期，可重复使用的“铁范”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无疑是一剂催化剂，加速并扩大了兼并战争之势，各诸侯国穷兵黩武欲演越烈，周王朝摇摇欲坠。
二、铁与生产革新
春秋战国时期，铁的运用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春秋末年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2]这既是中国法制史的一件大事，也是冶金史上的里程碑。在鼎上铸范宣子的刑书，必须要有足够的面积，可见该鼎体积规格之大。之所以能铸造如此规格的鼎，得益于冶铁鼓风炉的革新。随着冶铁鼓风炉技术的进步，此时已经出现了铁范、铸铁柔化技术、渗碳制钢技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上的一系列铸铁技术的变革，是铁的使用历史上一次小高峰，而这种技术的发展突出体现在当时农具和兵器用铁铸造数量增加这一方面。
在春秋战国之交已可见铁制农具。春秋时期已出现铁制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经说：“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3]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书指出，此处的恶金即铁，但当时并没有普及铁农具，铜制农具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根据杨宽先生的进一步推断，青铜相对而言比较稀缺贵重，不适合用来进行制作农具。青铜的硬度低于铁合金，使用率并不高。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的大量的荒地亟待开垦，荒地上往往荆棘、蓬蒿和藜藿遍地而生，青铜器难以在此作业。[1]83-84而铁农具硬度较高，同时韧性较好，有利于在贫瘠的土地上作业。宋郑两国间本来有着被称为“隙地”的荒地存在，到了春秋后期的哀公十二年，这样的荒地被陆续开垦，在这里建立了六个城邑。铁农具运用于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提供了充足的军粮，利于军队远行和长期作战。
此时的兵器虽然仍以青铜兵器为主，铁制兵器为辅，但数量却急剧增加，这得益铁范的使用，使制造效率高速并且标准化程度较高。春秋时期广泛使用的陶范制造兵器极容易毁坏，且每个陶范只能使用一次，需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塑造，生产效率极低，无法形成规模化的兵器冶铸活动。而战国时期出现的铁范本身既是白口生铁的铸件，又是鑄造铁器的模具。铁范可以重复利用，有利于批量生产[1]51，大大提高了生产速度，有利于让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为战争准备了足够的物资和人力保障，这就进一步地促使战争规模扩大。铁范的标准度提升了铸件的精度，所铸铁制兵器更加锋利，具有比以往兵器更大的杀伤力。这种铸造工艺的巨大变革无疑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铁农具的普及为兼并战争提供了大量军粮储备，铁范的使用提供了制作精良、数量可观的武器作为武装力量，为兼并战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铁与列国崛起
战国时期实力较强、率先发起兼并战争的诸侯国往往有以下两种优势：
其一，其中大多国家拥有相当可观的铁矿资源储备。《山海经》中有明确记载的产铁矿山有三十余处，如《山海经·北山经》记载：“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这些矿藏多分布在战国时代的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而这些都是当时兼并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国家。其中韩国凭借拥有宜阳铁山的优势使得“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 其二，在矿藏丰富的同时，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冶炼技术。所谓“强楚劲韩”，正是由于楚韩两国锋利的兵器冠绝天下。《韩非子·定法》提到“托万乘之劲韩”，《韩非子·存韩》亦云：“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如果说韩非子作为韩人说“劲韩”可能不够客观，那么《史记·苏秦列传》也有：“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彊弓劲弩皆从韩出。”并且“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无不毕具。”考古成果也可验证这一点。战国早期的韩国墓葬中曾出土过大量铁器，如三门峡后川2040号墓出土金质腊首铁剑1件。[4]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农具出土，据殷涤非《试论东周时期铁农具》一文可知：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出土铁铲3件、铁凿1件、镢斧等5件;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墓，出土铁凿1件、铁锤1件、铁镢1件、铁斧5件。
春秋末年南方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使楚国在接下来的战国时期迈入七雄的行列[5]，也促使吴、越迅速崛起。春秋末年的楚国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冶铁技术，据颜敏玉《战国前期楚系兵器铭文集释笺证》，在当时楚国境内的长沙杨家山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长38.4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的钢剑。这种规格的钢制长剑对铸剑技术要求很高，也对材质的炼制合成有严格的标准。由此可见当时楚国制钢技术和工艺水准之高超。
楚国当时已形成佩剑之风。[6]现今挖掘的战国楚墓，无论墓主身份高低，墓中都有剑随葬。风气的形成，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群体效仿。佩剑成为风气，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人拥有剑。可见当时的楚国已掌握了水平相当高、甚至可以冶铁成钢的渗碳制钢技术，并且成规模铸造生产。这亦影响它的邻国吴越两国。吴越之人“断发文身”，不讲中原的礼制文化，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但在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夫差，以及越王勾践时期都实现过小霸。
吴越的称霸除了励精图治外，亦和其卓越的冶铁技术有关。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干将莫邪铸宝剑，就是用运用了在当地长期流传的“闷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入容器中，然后加上渗碳剂和含有磷的骨粉作为催化剂，史籍中莫邪“短发剪爪”，正是出于用头发和指甲中的磷质作催化剂的目的，然后密封加热，渗碳炼化成钢。
吴越地区虽然在春秋、战国之交掌握了发达的冶铁技术，但铁矿资源相对稀缺，因此缺少原料供应，虽有技术但无法形成大规模制造。春秋战国之际一些强大的诸侯国正是因为占据得天独厚的铁矿资源，又先其他国家取得了冶铁技术的进展，率先得到了足以支撑其吞并他国、一统天下野心的技术基础和能源储备，继而开展兼并战争。
四、结语
随着进入战国时期，这样纷乱不息的社会局面也呈无法力挽狂澜之势。动荡不断加剧，天下将迎来新的共主。春秋、战国之交冶铁技术的变革，客观上给诸侯国开展兼并战争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冶铁技术不断兴盛，无疑是加剧兼并战争的强劲催化剂。当然虽存在着春秋战国这样的分期，并不能将其完全割裂，在冶铁史上也是如此，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无法离开春秋时期对于青铜运用、铸造发展的积淀。此外，若想实现天下共主的野心，还需要国君励精图治、国家万众一心、形势顺应国情等种种因素的合力，使用铁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亦未必能在时代的此消彼长中占据优势，就如韩国，不识韩非之能，无故流失了一位大才，失去了能与强秦抗衡的最后一根稻草。研究该时期的铁器使用，无疑是一个我们重新看待两个时期、探究战国时代特征的一个窗口。
参考文献：
[1]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
[2]左丘明.春秋左傳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581.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40.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61.
[5]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7.
[6]刘爽.东周时期的楚剑及其文化[D].华中师范大学，2015：36.
作者简介：张宏，女，汉族，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