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那时的大学里，学习风气自不用说，特别地好。在青海西宁那个边远的小城，书店里的新书，几乎可以和北京同步发行。每一本新书出来，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也都会惦记着去买。第二日的早晨四五点钟，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去书店门口排队。
　　就是那时候，一本名叫《逻辑学》的书进入到我的阅读。也是年轻，似乎什么都能消化了似的。现在回头想，实际上并没有读懂，只是囫囵吞枣似的硬着头皮看了一遍。不过倒是知道一些简单的逻辑意义上的概念和法则。譬如“文革”时期，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逻辑上首先就是错误和讲不通的。大家若稍有一点儿逻辑学的知识，这样的口号便不会那样肆意流传，以至于危害到我们的社会。
　　正如先哲们讲的，逻辑是哲学的工具。人类认识事物、辨别正误，分分秒秒都离不开逻辑的推理和判断。我们民族也许是哲学过于早熟的缘故，生活中不怎么善于讲究逻辑。譬如儒家，《论语》里记录的段子，许多是在一种模棱两可之间的掂量和选择。孔子讲，过犹则不及，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当然，这也呈现着我们民族比较智慧的一面。但在时常需要一些基本的逻辑推断的时候，遇到两可的问题，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所以，现今社会看似一些特别重大的问题，细分析起来，恰恰是在一些常识性问题上出了错误。有些错误居然是如此的低级。如果我们大家多少讲究点逻辑，这些错误就有可能少发生一些。
　　实际上逻辑学的功用还不仅至此。逻辑学里讲的逻辑，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就是要求我们认识和表达要简捷、要纯粹。
　　近些年，我浏览历代画家的画作，从绘画的方面，居然发现逻辑也深藏于其中。即：愈是好画家大画家，作品逻辑力量愈加明确和巨大。四川画家石壶说，有人找齐白石请教绘画秘诀，老人只说两个字：“简单”。这“简单”，我想就是画作必须呈现出明确的意指和说服力。傅抱石日本留学回来，羁留在当时国民党治下的重庆，由于过去一直是从事美术史方面的著述，许多人认为他不会画画。大概也是美术史的积淀，使他看清自己的方向。宋明之后，中国画一直讲究中锋用笔。中锋浑厚圆润，自然不错。但一成不变，始终被中锋捆着，就有了问题。及至晚清，画家们画越画越老气横秋，越画越因循守旧，就文人雅士那些子桥头船尾的破事儿，了无丁点儿新意。傅抱石用散锋作画，即形成后来的“抱石皴”，一扫昔时中国画的萎靡守旧之风。看傅抱石的画，你会被他突如其来的简单所感动。狂扫一气，点几个小人儿，成了！原来绘画竟能够如此简单！
　　所以面对傅抱石，别的都不谈，破除中锋的一统天下，功莫大焉。当然，也不是说罪在中锋。我在别的文章里曾赞羡过吴昌硕的线条，现在探讨突然又想起来。譬如吴的梅枝，它们所呈现的近似于逻辑雄辩一样的，那种简单的强大的肯定性的力量，还是让你感动。美就是美，毋庸置疑。再譬如我们的四部古典名著，任何时候它们都会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道理其实也都一样，它们的故事人物以至于作品内涵都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它要怎么讲，以及讲的是什么。再看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品，之所以二流三流，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缺乏逻辑意义上的明确性。没有明确的意指和主题，清晰的故事叙述，仅靠所谓的独特，靠小聪明，怎么能被读者认可并欣赏呢？
　　我想，一个画家，不能让自己的画作简单明确便成不了大画家；一个作家，不能让自己的故事人物清晰挺立便成不了好作家。推而论之，一个国家，倘若不能让自己目标明确也成不了一流的国家。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