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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当今社会带来了系列严重问题。该制度产生于20多年前的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已经严重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并在社会学、法学、社会语言学、教育投资学以及国际比较等角度都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急需改革。中国外语教育制度应遵循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激励化的系统改革构想。
[关键词]外语，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7)01-0018-06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修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20多年的学习中，外语是惟一始终必修、必考的课程，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门公共必考科目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唯一公共必考科目；一些高校实行学士硕士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外语专业学生还必须学习、考试第二外语；中级以上职称晋升还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由于具有以上的必修性特点，笔者在此将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称为“外语必修制度”。
1外语必修制度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现行外语必修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但收效不明显，得不偿失
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在4000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中做过一个“你在大学期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的调查，回答“占几乎全部时间”者占了19%，回答“占大部分时间”的有56%，回答“正常学习时间”的16%，回答“很少”的只有9%。也就是说，75%左右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1]。
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外语，效果如何？1996年6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外语教学座谈会上曾尖锐指出:“我们的普通外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大学二年级，花那么长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出来，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也不能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李副总理所说的这“三不”，至今没有根本改观。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1.2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3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水平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所以，在笔者调查中，有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感叹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更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者曾经对100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95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3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水平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所以，在笔者调查中，有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感叹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更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者曾经对100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95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
1.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但是，在中学，由于受高考的影响，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训练考试，研究题型，琢磨考试技巧。进人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本应该是接受素质教育，强调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也应该尽快补上因高考而耽误的外语听说技能。可是接踵而至的四六级考试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1.4影响了汉语学习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汉语理应是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种语言。可是在中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人们只会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毫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辞不达意，人们为托福满分而欢呼，却对母语的错别字连篇无动于衷。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这毫无疑问是一大悲剧。
造成以上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笔者认为外语必修制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外语必修制度下，一个中国人学不好外语，那么考大学、读硕士博士、拿学位、评中级以上职称等全都实现不了；但学不好中文却影响不大，因为一个中文只有中学水平的人可以走“函授大学—考硕士—读博士”的道路，拿学位、评职称等也没有问题。这必然使国民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当中，造成重外语轻母语的后果。
1.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
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这种制度的后果是阻碍了其他语种的学习，使外语教育不适应外语人才需求的区域多元化要求。因为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其中并不包括东盟国家语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因为为了对付高考，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没有人有时间选修东盟国家语种。在大学阶段，有人选择了东盟国家语种专业，但仅有四年时间，其中还要安排时间被迫对付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以后的硕士外语（英语）考试，所以真正学习东盟国家语种的时间被压缩到了很少，学习效果受到影响。
2外语必修制度的历史形成及现实挑战
2.1 中国外语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并没有必修性的特点
有证可考的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教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的1289年。之后，有明朝的“四夷馆”，清朝于1727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等。在以上500多年的历史时期，外语教育仅在个别学校开展，谈不上必修。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1922年南京政府颁布了《中学英语课标准》，都是将英语仅仅规定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中小学以外则无任何规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外语（俄语）也仅列为中学必修课程，在中学以外则没有外语方面的任何要求，只是根据需要在大学开设了俄语等外语专业[2]。1966年以后的十年动乱期间，中学外语教学也遭受了破坏，更谈不上必修。
2.2 现行外语必修制度的产生过程
1） 1978年6月6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但从此外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3]。1979年5月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79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考试成绩按10%算分，报考一般院校则不算分[2]。1980年4月24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8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逐年提高外语成绩在高考成绩中的记分比例：1980年30%、1981年50%、1982年70%，1983年起按100%计入总分[2]。随后，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将外语列为必考科目；
2）从1979年开始，大学公共外语课程在高校逐步设立，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也被要求学习第二外语；
3）1987年、1989年国家教委先后推行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考试，当时还只是部分高校自愿参加[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有一些高校将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士硕士学位挂钩；
4）20世纪90年代，“外语热”进一步从学校蔓延到社会，其标志是人事部门规定将中级以上职称晋升也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自1999年开始，职称外语考试实施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制度。
2.3中国外语必修制度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特殊历史任务
1954年，中国把英语、法语等外语科目基本砍掉，改学俄语，因为当时中国和前苏联关系很好。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有所恶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与英、日、法、德等语种国家有了密切交往，原来培养的俄语人才显得过剩，而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外语翻译人才紧缺，以致于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外交工作。所以，大量培养英语等外语人才被当作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正如1979年11月17日在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国家计委、外交部、教育部《关于全国外语人员普查结果和做好调整、使用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外语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今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毕业生3597人，而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则为7921人，相差近一倍。”[2]
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是在中国外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
2.4 外语必修制度的现实挑战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外语必修制度面临明显的现实挑战，因为目前中国外语人才的供需情况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大不相同了。至2001年止，全国有400多个高等学校开设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在校生超过15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3]。现实中，社会上已经有许多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者选择一些跟外语完全无关的行业。另外，中国也已经成为翻译大国，中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上半年，中国有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6万人，翻译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达50万人，而有关抽样调查显示该数字可能达到100万人[4]。所以，20多年前中国外语必修制度设立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已经不存在，其原来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3对外语必修制度的若干理论反思
3.1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原因是外语很重要，特别是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加入了WTO的中国，外语非常重要。对外语的重要性，笔者非常赞同，而且也相信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外语“重要”是不是就要实行外语“必修”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外语“重要”就要实行外语“必修”，那么，按照类比推理的方法，其他科目“重要”也应该实行“必修”，比如中文“重要”也应该实行中文“必修”，法律“重要”也应该实行法律“必修”，医学“重要”也应该实行医学“必修”，还有计算机、物理、人类学、史学……实际上，有哪门学科不重要呢？那是不是都要必修呢？
实际上，按照普通社会学的“行为—关系—制度”框架理论原理，设立某种制度以强制性规范某种行为，并不是因为该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该行为与他人有关系，通常是会损害公共利益。比如杀人、抢劫、盗窃等行为，与他人有关系，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设立制度对这些行为进行强制性地规范。如果某行为与他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就没必要设立制度去进行规范。
一个人是否实施“学外语”这一行为，就像是否学法律、医学一样，这与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也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应该被强制性规范。比如甲是一个懂英语的导游，乙是一个不懂外语的导游，丙是一个懂越南语的导游，结果无非是甲多挣点英语国家游客的钱，但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导游专业水平，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越南语水平，乙和丙也许能比甲挣更多的钱，所以不应该要求乙和丙拿学位也要过英语四六级或评职称也要过职称英语考试。
3.2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1）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涉嫌违法。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等任何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中华民族儿女却会因为不懂美利坚等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读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笔者认为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2）用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涉嫌违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幼儿园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第12条、《义务教育法》第6条、《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24条等也对普通话使用作了规定。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进行双语教学甚至完全用外语教授专业课，甚至用英语在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程，还认为只有这样才体现出学校的高品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在实行全英语教学模式。
3.3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社会语言学原理认为，语言是和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学语言离不开语言环境、文化环境、学习兴趣、学习动机、语言学能等因素的支持；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本质的功能，外语教学本质特征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开跨文化交际来学习外语，就好象在岸上学游泳，是很难真正掌握的，充其量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单词和僵硬的语法规则，结果往往是产生“中国式英语”。我国的外语必修制度忽略环境、兴趣、动机等因素，要求所有人一律学习外语，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现实中，很多只有一些英语基础的中国人一旦到了美国，其英语水平很快就会提高乃至完全掌握；而很多学了半辈子英语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英语交流、使用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结果是很难提高，普遍是死记了一些单词，研究了大量死板的语法规则，对付了一个又一个考试，但难以真正掌握英语。目前，英语在全球有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缅甸、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普及，这是英国殖民主义和殖民扩张给他们提供了学习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离开这种环境来强制性普及外语，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取得成功。
3.4外语必修制度的教育投资学分析
教育投资学原理认为，选择接受教育，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是一种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资。学习外语，也必须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否则我们没必要去浪费有限的生命。
外语固然很重要，就像法律、医学等所有专业一样很重要，但谁也不敢说：100%的人、100%的专业、100%的行业都离不开外语。有一些人、有一些专业、有一些行业确实用不上外语。比如超过9亿的农民群体，成千上万的中小学非外语教师，成千上万的国家公务员（按照《通用语言文字法》第9条规定公务员应以普通话为公务用语），成千上万的工人等等，外语对他们并非必不可少。有人认为，外企、涉外商务、留学等总需要外语吧。可是，这种需求有多少？2005年1月26日，广西举行大学毕业生双选会，笔者在双选会上调查了46个用人单位1829个岗位，其中提出英语四六级要求的只有6个用人单位共160岗位，比率为8.7%。2005年1月27日下午笔者还登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调查了39个单位超过174个岗位，提出英语四六级的仅5个单位14个岗位，比率不到8%。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做科研，是离不开外语的。可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医学、中文学等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教授，用得上外语吗？再说，绝大多数人本科毕业以后没有读硕士、博士，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有多少在从事科研？就是从事科研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学贯中西、能走在国际前沿？就是有一些专业确实需要利用外国资料，比如在中国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但笔者认为，“需要外国资料”并不等于“需要学习外语”，因为可以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来实现。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专业性的知识只有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才能比较准确。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并不等于“让自己来翻译”。假如全国有1000名人才研究国际法，为什么就不能允许这1000名人才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分工呢？人各有长，为什么就不能扬长避短、相互协作呢？实际上，一个人再厉害，他还是需要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因为外语有上百种，谁能全部掌握？就算你学外语很厉害，精通了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但越南语、韩语、阿拉伯语等你懂吗？当你需要越南、韩国、阿拉伯国家的资料时，你能不利用他人的翻译成果吗？实际上，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使用了大量外国资料，但这些资料并不一定都是他们翻译的，很多资料是同行的其他人翻译的。
人的生命都非常有限，从进入大学开始计算，能学习、工作的生命可能只有40年左右，谁都想利用这点时间扬长避短，充分发展自己的特长，而不是被自己的短处纠缠半辈子，也不是被一些无用的事情纠缠半辈子。有的人都快40岁了，想考个中文、中国古代史、美术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继续深造，却被英语卡住了；一些50多岁的中文、中医、考古、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业领域的人想申报高级职称，却被英语卡住了……这是很荒唐的。马克思是懂英语、俄语的，但他不是被强迫学习的，他是因为1849年到了英国以后英语对他有用而在31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是因为俄语对他有用而在将近60岁才开始学习俄语的。
所以，外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重要。强迫用不上外语的数亿国民学外语，违背教育投资学规律，浪费国民的人力资源。
3.5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有人说，世界上大量知识是用英语表述的，中国要了解世界，与世界接轨，必须要求大家必修英语。可是，难道日本、法国不与世界接轨吗？可日本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是最差的，而法国正在全力抵制英语以保卫法语。难道俄罗斯、德国、韩国、意大利等等国家不与世界接轨吗？难道香港、台湾不与世界接轨吗？可这些国家、地区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
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都是自愿选择的，政府只是起鼓励、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4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
中国外语必修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急需改革。笔者主张应实行让中国人自愿学外语的教育制度，并按照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思路对现行外语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取消职称外语考试。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3)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4)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笔者认为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宜选择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缅甸语等东盟国家语种，在辽宁、吉林等东北边疆地区宜选择朝鲜语、日语等语种，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边疆地区宜选择俄语、蒙古语等语种，这样既发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优势，也更加实用；
5)激励化。笔者反对在制度上要求全体国民必修外语，但主张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性、倡导性的措施，比如创造尽可能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开展一些专业技能竞赛，鼓励开办外语培训机构等，以吸引更多的人自愿来学习外语。
参考文献
1 李雪林,庄承昀.无心听课专攻英语 英语“主宰”了大学生活[N].中青在线,2005-01-25.
2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
3王守仁.关于英语教育的思考[N].光明网,2001-10-18.
4 全晓书,郭丽琨.中国翻译事业迎接辉煌明天[N].参考消息.2004-11-10.
[摘要]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当今社会带来了系列严重问题。该制度产生于20多年前的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已经严重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并在社会学、法学、社会语言学、教育投资学以及国际比较等角度都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急需改革。中国外语教育制度应遵循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激励化的系统改革构想。
[关键词]外语，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7)01-0018-06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修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20多年的学习中，外语是惟一始终必修、必考的课程，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门公共必考科目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唯一公共必考科目；一些高校实行学士硕士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外语专业学生还必须学习、考试第二外语；中级以上职称晋升还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由于具有以上的必修性特点，笔者在此将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称为“外语必修制度”。
1外语必修制度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现行外语必修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但收效不明显，得不偿失
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在4000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中做过一个“你在大学期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的调查，回答“占几乎全部时间”者占了19%，回答“占大部分时间”的有56%，回答“正常学习时间”的16%，回答“很少”的只有9%。也就是说，75%左右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1]。
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外语，效果如何？1996年6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外语教学座谈会上曾尖锐指出:“我们的普通外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大学二年级，花那么长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出来，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也不能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李副总理所说的这“三不”，至今没有根本改观。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1.2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3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水平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所以，在笔者调查中，有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感叹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更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者曾经对100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95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3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相反，专业水平平庸、外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所以，在笔者调查中，有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感叹说：“许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外语差而被挡在门外，而一些专业一般的学生却因为外语好一点就进来了”。有人更是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只要你外语好，你肯定能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你外语不好，你肯定考不上！”笔者曾经对100名硕士考试落榜生进行调查，结果有95人是因为外语被卡住。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外语考试而失去专业发展机会的专业人才有多少，可想而知；三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比如一些有法律、经济类专业特长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丧失了竞争力，只好转向自己不爱好的、冷门的、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有些专业很好的本科生，由于外语差一点，只好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转而调剂到外语可以降分的西部一些普通高校。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因为外语加入竞争指标而失去竞争优势，被迫改变专业发展方向。
1.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但是，在中学，由于受高考的影响，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训练考试，研究题型，琢磨考试技巧。进人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本应该是接受素质教育，强调专业教育和创新教育，也应该尽快补上因高考而耽误的外语听说技能。可是接踵而至的四六级考试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1.4影响了汉语学习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汉语理应是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种语言。可是在中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人们只会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毫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辞不达意，人们为托福满分而欢呼，却对母语的错别字连篇无动于衷。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这毫无疑问是一大悲剧。
造成以上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笔者认为外语必修制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外语必修制度下，一个中国人学不好外语，那么考大学、读硕士博士、拿学位、评中级以上职称等全都实现不了；但学不好中文却影响不大，因为一个中文只有中学水平的人可以走“函授大学—考硕士—读博士”的道路，拿学位、评职称等也没有问题。这必然使国民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当中，造成重外语轻母语的后果。
1.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
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这种制度的后果是阻碍了其他语种的学习，使外语教育不适应外语人才需求的区域多元化要求。因为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其中并不包括东盟国家语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因为为了对付高考，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没有人有时间选修东盟国家语种。在大学阶段，有人选择了东盟国家语种专业，但仅有四年时间，其中还要安排时间被迫对付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以后的硕士外语（英语）考试，所以真正学习东盟国家语种的时间被压缩到了很少，学习效果受到影响。
2外语必修制度的历史形成及现实挑战
2.1 中国外语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并没有必修性的特点
有证可考的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教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的1289年。之后，有明朝的“四夷馆”，清朝于1727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等。在以上500多年的历史时期，外语教育仅在个别学校开展，谈不上必修。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1922年南京政府颁布了《中学英语课标准》，都是将英语仅仅规定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中小学以外则无任何规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外语（俄语）也仅列为中学必修课程，在中学以外则没有外语方面的任何要求，只是根据需要在大学开设了俄语等外语专业[2]。1966年以后的十年动乱期间，中学外语教学也遭受了破坏，更谈不上必修。
2.2 现行外语必修制度的产生过程
1） 1978年6月6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但从此外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3]。1979年5月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79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考试成绩按10%算分，报考一般院校则不算分[2]。1980年4月24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8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逐年提高外语成绩在高考成绩中的记分比例：1980年30%、1981年50%、1982年70%，1983年起按100%计入总分[2]。随后，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将外语列为必考科目；
2）从1979年开始，大学公共外语课程在高校逐步设立，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也被要求学习第二外语；
3）1987年、1989年国家教委先后推行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考试，当时还只是部分高校自愿参加[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有一些高校将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士硕士学位挂钩；
4）20世纪90年代，“外语热”进一步从学校蔓延到社会，其标志是人事部门规定将中级以上职称晋升也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自1999年开始，职称外语考试实施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制度。
2.3中国外语必修制度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特殊历史任务
1954年，中国把英语、法语等外语科目基本砍掉，改学俄语，因为当时中国和前苏联关系很好。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有所恶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与英、日、法、德等语种国家有了密切交往，原来培养的俄语人才显得过剩，而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外语翻译人才紧缺，以致于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外交工作。所以，大量培养英语等外语人才被当作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正如1979年11月17日在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国家计委、外交部、教育部《关于全国外语人员普查结果和做好调整、使用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外语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今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毕业生3597人，而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则为7921人，相差近一倍。”[2]
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是在中国外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
2.4 外语必修制度的现实挑战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外语必修制度面临明显的现实挑战，因为目前中国外语人才的供需情况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大不相同了。至2001年止，全国有400多个高等学校开设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在校生超过15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3]。现实中，社会上已经有许多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者选择一些跟外语完全无关的行业。另外，中国也已经成为翻译大国，中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上半年，中国有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6万人，翻译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达50万人，而有关抽样调查显示该数字可能达到100万人[4]。所以，20多年前中国外语必修制度设立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已经不存在，其原来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3对外语必修制度的若干理论反思
3.1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原因是外语很重要，特别是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加入了WTO的中国，外语非常重要。对外语的重要性，笔者非常赞同，而且也相信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外语“重要”是不是就要实行外语“必修”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外语“重要”就要实行外语“必修”，那么，按照类比推理的方法，其他科目“重要”也应该实行“必修”，比如中文“重要”也应该实行中文“必修”，法律“重要”也应该实行法律“必修”，医学“重要”也应该实行医学“必修”，还有计算机、物理、人类学、史学……实际上，有哪门学科不重要呢？那是不是都要必修呢？
实际上，按照普通社会学的“行为—关系—制度”框架理论原理，设立某种制度以强制性规范某种行为，并不是因为该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该行为与他人有关系，通常是会损害公共利益。比如杀人、抢劫、盗窃等行为，与他人有关系，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设立制度对这些行为进行强制性地规范。如果某行为与他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就没必要设立制度去进行规范。
一个人是否实施“学外语”这一行为，就像是否学法律、医学一样，这与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也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应该被强制性规范。比如甲是一个懂英语的导游，乙是一个不懂外语的导游，丙是一个懂越南语的导游，结果无非是甲多挣点英语国家游客的钱，但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导游专业水平，丙可以利用甲学英语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越南语水平，乙和丙也许能比甲挣更多的钱，所以不应该要求乙和丙拿学位也要过英语四六级或评职称也要过职称英语考试。
3.2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1）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涉嫌违法。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等任何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中华民族儿女却会因为不懂美利坚等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读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国民因为不懂英语或日语等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笔者认为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2）用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涉嫌违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幼儿园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第12条、《义务教育法》第6条、《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24条等也对普通话使用作了规定。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进行双语教学甚至完全用外语教授专业课，甚至用英语在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程，还认为只有这样才体现出学校的高品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在实行全英语教学模式。
3.3外语必修制度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社会语言学原理认为，语言是和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学语言离不开语言环境、文化环境、学习兴趣、学习动机、语言学能等因素的支持；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本质的功能，外语教学本质特征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离开跨文化交际来学习外语，就好象在岸上学游泳，是很难真正掌握的，充其量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单词和僵硬的语法规则，结果往往是产生“中国式英语”。我国的外语必修制度忽略环境、兴趣、动机等因素，要求所有人一律学习外语，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现实中，很多只有一些英语基础的中国人一旦到了美国，其英语水平很快就会提高乃至完全掌握；而很多学了半辈子英语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英语交流、使用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结果是很难提高，普遍是死记了一些单词，研究了大量死板的语法规则，对付了一个又一个考试，但难以真正掌握英语。目前，英语在全球有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缅甸、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普及，这是英国殖民主义和殖民扩张给他们提供了学习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离开这种环境来强制性普及外语，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取得成功。
3.4外语必修制度的教育投资学分析
教育投资学原理认为，选择接受教育，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是一种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资。学习外语，也必须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否则我们没必要去浪费有限的生命。
外语固然很重要，就像法律、医学等所有专业一样很重要，但谁也不敢说：100%的人、100%的专业、100%的行业都离不开外语。有一些人、有一些专业、有一些行业确实用不上外语。比如超过9亿的农民群体，成千上万的中小学非外语教师，成千上万的国家公务员（按照《通用语言文字法》第9条规定公务员应以普通话为公务用语），成千上万的工人等等，外语对他们并非必不可少。有人认为，外企、涉外商务、留学等总需要外语吧。可是，这种需求有多少？2005年1月26日，广西举行大学毕业生双选会，笔者在双选会上调查了46个用人单位1829个岗位，其中提出英语四六级要求的只有6个用人单位共160岗位，比率为8.7%。2005年1月27日下午笔者还登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调查了39个单位超过174个岗位，提出英语四六级的仅5个单位14个岗位，比率不到8%。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做科研，是离不开外语的。可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医学、中文学等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教授，用得上外语吗？再说，绝大多数人本科毕业以后没有读硕士、博士，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有多少在从事科研？就是从事科研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学贯中西、能走在国际前沿？就是有一些专业确实需要利用外国资料，比如在中国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但笔者认为，“需要外国资料”并不等于“需要学习外语”，因为可以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来实现。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专业性的知识只有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才能比较准确。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让本专业的人才来翻译”并不等于“让自己来翻译”。假如全国有1000名人才研究国际法，为什么就不能允许这1000名人才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分工呢？人各有长，为什么就不能扬长避短、相互协作呢？实际上，一个人再厉害，他还是需要利用别人的翻译成果，因为外语有上百种，谁能全部掌握？就算你学外语很厉害，精通了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但越南语、韩语、阿拉伯语等你懂吗？当你需要越南、韩国、阿拉伯国家的资料时，你能不利用他人的翻译成果吗？实际上，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使用了大量外国资料，但这些资料并不一定都是他们翻译的，很多资料是同行的其他人翻译的。
人的生命都非常有限，从进入大学开始计算，能学习、工作的生命可能只有40年左右，谁都想利用这点时间扬长避短，充分发展自己的特长，而不是被自己的短处纠缠半辈子，也不是被一些无用的事情纠缠半辈子。有的人都快40岁了，想考个中文、中国古代史、美术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继续深造，却被英语卡住了；一些50多岁的中文、中医、考古、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业领域的人想申报高级职称，却被英语卡住了……这是很荒唐的。马克思是懂英语、俄语的，但他不是被强迫学习的，他是因为1849年到了英国以后英语对他有用而在31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是因为俄语对他有用而在将近60岁才开始学习俄语的。
所以，外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重要。强迫用不上外语的数亿国民学外语，违背教育投资学规律，浪费国民的人力资源。
3.5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有人说，世界上大量知识是用英语表述的，中国要了解世界，与世界接轨，必须要求大家必修英语。可是，难道日本、法国不与世界接轨吗？可日本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是最差的，而法国正在全力抵制英语以保卫法语。难道俄罗斯、德国、韩国、意大利等等国家不与世界接轨吗？难道香港、台湾不与世界接轨吗？可这些国家、地区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
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都是自愿选择的，政府只是起鼓励、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4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
中国外语必修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急需改革。笔者主张应实行让中国人自愿学外语的教育制度，并按照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思路对现行外语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取消职称外语考试。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3)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4)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笔者认为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宜选择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缅甸语等东盟国家语种，在辽宁、吉林等东北边疆地区宜选择朝鲜语、日语等语种，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边疆地区宜选择俄语、蒙古语等语种，这样既发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优势，也更加实用；
5)激励化。笔者反对在制度上要求全体国民必修外语，但主张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性、倡导性的措施，比如创造尽可能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开展一些专业技能竞赛，鼓励开办外语培训机构等，以吸引更多的人自愿来学习外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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