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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3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将沿线国家按中国OFDI的投资目的分为资源型、市场型和创新型;按发展程度分为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探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创新目的类型的OFDI对中国出口促进效果最为显著，然后依次是市场型、资源型。此外，以欠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以较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OFDI。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OFDI）;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纵深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在国际经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随之突显。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使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引发了广大学者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和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OFDI迅速发展，自2003年发布对外投资的年度数据以来，以年均31.2%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2013年“一带一路”的提出进一步将中国与沿线国家联系起来，加深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投资与贸易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反映，了解中国OFDI与中国出口贸易的关系，有助于协调中国投资政策和贸易战略，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那么，“一带一路”背景下，在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额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运行机制呢？如何选择OFDI的规模与投资方向更有助于促进出口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呢？投资的东道国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不同对OFDI的贸易效应是否有影响呢？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实证考察，透析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为今后中国OFDI提供一定的参考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各国OFDI的快速增长，OFDI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世界范围的长时间探讨也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Mundell（1975）以及Dunning（1979）的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关系;Vernon（1966）的研究结论则是贸易与OFDI之间不存在关系;Blomstrom et al.（2000）对美国、德国数据进行研究，得出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的结论。国内学者也对两者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大多学者认为OFDI对贸易主要是促进作用，例如丘立成（1999）认为对外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替代效应;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例如项本武（2007）用引力模型对中国的OFDI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OFDI对出口规模呈互补效应，而对进口规模呈替代效应。
针对O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成果，为中国如何利用OFDI实现贸易增长，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依据。但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是对于OFDI带来怎样的贸易效应这一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均未得出较一致的结论。就O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持互补、替代、没有关系观点的均有，而国内学者同样有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等不同观点;二是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理论分析缺少实证分析，对具体实施下一步的投资计划的指导意义相对较弱;三是就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过于宏观，较少结合不同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的发展程度对贸易效果进行分析，而对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实施OFDI的效果肯定是有差异的，投资动机的差异也会对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试图进行以下拓展：（1）本文将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为样本，缩小研究范围，探讨针对“一带一路”国家中国的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2）本文将投资东道国根据投资动机分为“市场型”、“资源型”和“创新型”，根据发展程度分为“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将OFDI的作用对象进行细化，探究东道国自身的情况对中国OFDI和出口间关系带来的影响;（3）利用47个国家的GDP、OFDI以及中国对其出口额等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实证分析，将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不同投资动机、不同类型的东道国的OFDI对出口贸易分别具有怎样的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市场型”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市场型”OFDI指的是为维护本国的国外市场或开拓国外市场而进行的投资活动。为了能使本国的产品绕过贸易壁垒进入到国外市场进行投资，母国跨国企业会在投资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以绕开贸易壁垒。根据Mundell的贸易替代模型，OFDI带来的贸易变化是由开始的母国直接对外出口产品改为了在国外的分销机构满足国外市场的产品需求，同时技术外溢效应会使东道国利用母国技术大量生产，进行反向出口，这会导致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减少。此外，在国外的分销机构需要从本国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生产技术等，增加本国的原材料等出口。
暂提出H1：市场型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2.“资源型”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资源型”OFDI指的是本国为了获得国外市场的优势资源，如丰富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以及较为廉价的劳动力等进行的投资。在这种投资目的下，母国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主要是转移本国过剩的或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既能解决本国的过剩生产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资源型”OFDI一方面会带动本国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开采的资源出口到中国，会促进中国资源型加工品的出口。因此，“資源型”OFDI从以上多个方面促进中国的出口。 暂提出H2：资源型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3.“创新型”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创新型”OFDI主要是指为获得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更为优化的企业运营模式而进行的OFDI。这类投资大都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计算机服务、高端制造业和软件业等行业，投资形式主要表现为在国外设立母国的研发基地。一方面，因为“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投资可以快速学习到投资领域的技术，并带回母国，优化母国的贸易结构，促进母国出口;另一方面，母国可能会直接在投资东道国进行生产，母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等从而导致母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但由于东道国相关企业的技术发达，在母国进行投资之前就已经占有市场，母国很难从投资东道国已有的稳定市场份额中分一杯羹，所以事实上，企业大多会采取学习新技术的方式再回到母国进行生产。
暂提出H3：创新型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4.对不同发展程度东道国的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由于东道国的发展程度不同，投资所采取的形式和所能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对较发达国家，中国可能更多地是利用其先进的技术，通过对外投资引技、引智来带动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创新型”的投资;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可能更多地是利用中国相对来说处于淘汰边际的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充分利用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优势资源，促进中国的贸易，且欠发达国家资本进入难度较小，较容易获得市场，“市场型”和“资源型”投资都更可能发生在这些国家。同时，欠发达国家相对来说市场消费潜力更大，基础设施不完善，向这些国家投资可以极大地拉动中国出口贸易。因此，向欠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比向较发达国家投资来带动出口的可行路径更多。
暂提出H4：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针对欠发达国家的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四、实证模型、数据和方法
1.模型的设计与建立
其中，i和j代表国家，Y代表GDP，N代表总人口，Q表示双边OFDI流量變化，R和A分别代表两国之间的阻力因素和助力因素。本文借鉴引力模型对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显影进行分析，对（1）式进行处理，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ex代表中国贸易出口额，o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market、resource、creation、development分别代表市场型、资源型、创新型国家以及较发达国家，均用虚拟变量D表示，dis代表距离，pop代表东道国人口数，gdp代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pgdp代表东道国人均GDP，gni代表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ecfree表示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ξ为常数项。
由于所选取沿线国家大都已经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母国GDP的变动影响对所有东道国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并未将母国GDP引入到模型中。所选取沿线国家大都已经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因此引入模型中意义不大，本文改为引入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这一控制变量。由于距离是时不变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时会omitted，所以本文将地理距离乘以原油价格指数将距离转化为时变量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范围为“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2003年-2017年）。中国的OFDI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与EPS数据库，中国到各东道国的距离通过距离计算器算出，东道国GDP，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GDP增速以及东道国人口数据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各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GNI（以购买力平价测算）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自华尔街日报;国际原油价格指数来自Thomson Reuters数据库。
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国在内共有72个国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只选取2003年-2017年沿线的47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分类如下：
（1）按东道国的资源禀赋、OFDI投资分布领域和国家竞争力指数三个指标综合排名对47国所属的市场类型划分：
（2）按经济发展水平将这47个国家分为16个较发达国家31个欠发达国家：
3.模型回归及结果分析
为了估计模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Fixed Effects， FE），并进行Hausman检验：
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所以选用固定效应。
本次分析处理共用到47个国家、2003年到2017年间的共675个样本量（其中叙利亚数据缺失在分析中剔除）。由于三种投资目的类型以及发展程度都是虚拟变量，所以只对因变量ofdi，自变量ex，gdp，dis，poop，pgdp，ecfree以及gdp进行取对数处理进行分析。
（1）对全样本回归以及按投资目的类型依次对市场型、资源型、创新型进行回归
结果如①-④所示：①为全样本回归的结果;②为市场型回归结果;③为资源型回归结果;④为创新型回归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OFDI、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人口以及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东道国的距离和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影响不显著。由于按投资目的类型进行分组时对国家的分组中有重合，全样本回归可能存在一定偏误。
根据表4分析可知：以获得东道国市场型为目的的OFDI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东道国的距离以及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东道国人口数及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H1成立。
以利用东道国资源为目的的OFDI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人口数及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东道国的距离以及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H2成立。 以引进东道国先进技术为目的的OFDI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东道国的距离在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抑制作用，东道国人口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促进作用，而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没有显著影响，H3成立。
综上，前文对中国不同投资类型OFDI的出口效应所作假设一一得到验证：“市场型”OFDI、“资源型”OFDI、“创新型”OFDI均对中国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三种投资目的类型的OFDI对中国出口的促进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创新型”、“市场型”、“资源型”。
（2）按东道国发展程度进行回归
其中较发达国家“Development=1”，欠发达国家“Development=0”。
根据表5分析可知，对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较发达国家这些因素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对较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在以获得先进技术为主要目的的投资动机下，投资成本的影响被弱化。距离和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经济影响不显著，这也与前面按投资目的类型分组进行的回归结果一致，H4成立。
（3）模型稳健性检验
将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成国民生产总值按上述方式进行回归，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回归结果中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模型回归方向一致，并且系数绝对值差别很小。分组结果也是创新投资目的类型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强于市场型和资源型，资源型对出口的促进效果较弱。因而，本文的实证结果具備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全样本OFDI，以不同投资动机进行分组的（市场型、资源型、创新型）OFDI，以东道国发展程度不同分组的（较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OFDI为视角，构建引力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促进中国出口;就投资目的来看，创新型OFDI的出口效应最强，其次是市场型OFDI、资源型OFDI;对欠发达东道国进行OFDI带来的出口效应大于对较发达东道国进行OFDI带来的出口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析，通过合理有效的OFDI，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资源短缺和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中国生产技术水平和科研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从而拉动经济增长。OFDI对贸易的促进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情况的影响，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水平、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优势产业类型等都会导致OFDI对母国出口贸易产生不同的效应。其中，创新型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强，其次为市场型、资源型。因此，可以加大对具有巨大潜在消费群体的以及中国已在该国具有稳定市场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既降低出口成本，又带动生产设备以及夕阳产业的对外转移，帮助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的投资也应加强，既利用当地资源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又减缓中国稀缺资源消耗。由于创新型驱动对出口贸易的创造效应最为明显，应加大对高新技术、前沿知识的投资力度。要积极开展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同时实现技术交换与引进，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对贸易促进也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边婧，张曙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05）：34-44.
[2]刘薇，李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J].价格月刊，2018（01）.
[3]龚静，尹忠明.“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沿线62个国家OFDI跨境面板数据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5-18.
[4]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J].世界经济，2011（05）.
[5]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09）：21-40.
[6]蒋冠宏，蒋殿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经济研究，2014（05）：162-175.
[7]陈立泰，刘雪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9（01）：142-146.
[8]王恕立，向姣姣.中国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2003-2012年跨国面板的经验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4（04）：135-139.
[9]周昕，刘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基于面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2，28（5）：69-81.
[10]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2009（4）：77-82.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OFDI）;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纵深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在国际经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随之突显。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使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引发了广大学者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和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OFDI迅速发展，自2003年发布对外投资的年度数据以来，以年均31.2%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2013年“一带一路”的提出进一步将中国与沿线国家联系起来，加深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投资与贸易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反映，了解中国OFDI与中国出口贸易的关系，有助于协调中国投资政策和贸易战略，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那么，“一带一路”背景下，在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额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运行机制呢？如何选择OFDI的规模与投资方向更有助于促进出口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呢？投资的东道国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不同对OFDI的贸易效应是否有影响呢？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实证考察，透析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为今后中国OFDI提供一定的参考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各国OFDI的快速增长，OFDI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世界范围的长时间探讨也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Mundell（1975）以及Dunning（1979）的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关系;Vernon（1966）的研究结论则是贸易与OFDI之间不存在关系;Blomstrom et al.（2000）对美国、德国数据进行研究，得出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的结论。国内学者也对两者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大多学者认为OFDI对贸易主要是促进作用，例如丘立成（1999）认为对外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替代效应;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例如项本武（2007）用引力模型对中国的OFDI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OFDI对出口规模呈互补效应，而对进口规模呈替代效应。
针对O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成果，为中国如何利用OFDI实现贸易增长，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依据。但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是对于OFDI带来怎样的贸易效应这一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均未得出较一致的结论。就O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持互补、替代、没有关系观点的均有，而国内学者同样有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等不同观点;二是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理论分析缺少实证分析，对具体实施下一步的投资计划的指导意义相对较弱;三是就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过于宏观，较少结合不同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的发展程度对贸易效果进行分析，而对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实施OFDI的效果肯定是有差异的，投资动机的差异也会对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试图进行以下拓展：（1）本文将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为样本，缩小研究范围，探讨针对“一带一路”国家中国的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2）本文将投资东道国根据投资动机分为“市场型”、“资源型”和“创新型”，根据发展程度分为“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将OFDI的作用对象进行细化，探究东道国自身的情况对中国OFDI和出口间关系带来的影响;（3）利用47个国家的GDP、OFDI以及中国对其出口额等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实证分析，将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不同投资动机、不同类型的东道国的OFDI对出口贸易分别具有怎样的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市场型”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市场型”OFDI指的是为维护本国的国外市场或开拓国外市场而进行的投资活动。为了能使本国的产品绕过贸易壁垒进入到国外市场进行投资，母国跨国企业会在投资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以绕开贸易壁垒。根据Mundell的贸易替代模型，OFDI带来的贸易变化是由开始的母国直接对外出口产品改为了在国外的分销机构满足国外市场的产品需求，同时技术外溢效应会使东道国利用母国技术大量生产，进行反向出口，这会导致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减少。此外，在国外的分销机构需要从本国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生产技术等，增加本国的原材料等出口。
暂提出H1：市场型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2.“资源型”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资源型”OFDI指的是本国为了获得国外市场的优势资源，如丰富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以及较为廉价的劳动力等进行的投资。在这种投资目的下，母国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主要是转移本国过剩的或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既能解决本国的过剩生产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资源型”OFDI一方面会带动本国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开采的资源出口到中国，会促进中国资源型加工品的出口。因此，“資源型”OFDI从以上多个方面促进中国的出口。 暂提出H2：资源型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3.“创新型”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创新型”OFDI主要是指为获得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更为优化的企业运营模式而进行的OFDI。这类投资大都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计算机服务、高端制造业和软件业等行业，投资形式主要表现为在国外设立母国的研发基地。一方面，因为“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投资可以快速学习到投资领域的技术，并带回母国，优化母国的贸易结构，促进母国出口;另一方面，母国可能会直接在投资东道国进行生产，母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等从而导致母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但由于东道国相关企业的技术发达，在母国进行投资之前就已经占有市场，母国很难从投资东道国已有的稳定市场份额中分一杯羹，所以事实上，企业大多会采取学习新技术的方式再回到母国进行生产。
暂提出H3：创新型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4.对不同发展程度东道国的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由于东道国的发展程度不同，投资所采取的形式和所能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对较发达国家，中国可能更多地是利用其先进的技术，通过对外投资引技、引智来带动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创新型”的投资;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可能更多地是利用中国相对来说处于淘汰边际的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充分利用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优势资源，促进中国的贸易，且欠发达国家资本进入难度较小，较容易获得市场，“市场型”和“资源型”投资都更可能发生在这些国家。同时，欠发达国家相对来说市场消费潜力更大，基础设施不完善，向这些国家投资可以极大地拉动中国出口贸易。因此，向欠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比向较发达国家投资来带动出口的可行路径更多。
暂提出H4：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针对欠发达国家的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四、实证模型、数据和方法
1.模型的设计与建立
其中，i和j代表国家，Y代表GDP，N代表总人口，Q表示双边OFDI流量變化，R和A分别代表两国之间的阻力因素和助力因素。本文借鉴引力模型对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显影进行分析，对（1）式进行处理，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ex代表中国贸易出口额，o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market、resource、creation、development分别代表市场型、资源型、创新型国家以及较发达国家，均用虚拟变量D表示，dis代表距离，pop代表东道国人口数，gdp代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pgdp代表东道国人均GDP，gni代表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ecfree表示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ξ为常数项。
由于所选取沿线国家大都已经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母国GDP的变动影响对所有东道国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并未将母国GDP引入到模型中。所选取沿线国家大都已经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因此引入模型中意义不大，本文改为引入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这一控制变量。由于距离是时不变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时会omitted，所以本文将地理距离乘以原油价格指数将距离转化为时变量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范围为“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2003年-2017年）。中国的OFDI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与EPS数据库，中国到各东道国的距离通过距离计算器算出，东道国GDP，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GDP增速以及东道国人口数据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各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GNI（以购买力平价测算）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自华尔街日报;国际原油价格指数来自Thomson Reuters数据库。
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国在内共有72个国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只选取2003年-2017年沿线的47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分类如下：
（1）按东道国的资源禀赋、OFDI投资分布领域和国家竞争力指数三个指标综合排名对47国所属的市场类型划分：
（2）按经济发展水平将这47个国家分为16个较发达国家31个欠发达国家：
3.模型回归及结果分析
为了估计模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Fixed Effects， FE），并进行Hausman检验：
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所以选用固定效应。
本次分析处理共用到47个国家、2003年到2017年间的共675个样本量（其中叙利亚数据缺失在分析中剔除）。由于三种投资目的类型以及发展程度都是虚拟变量，所以只对因变量ofdi，自变量ex，gdp，dis，poop，pgdp，ecfree以及gdp进行取对数处理进行分析。
（1）对全样本回归以及按投资目的类型依次对市场型、资源型、创新型进行回归
结果如①-④所示：①为全样本回归的结果;②为市场型回归结果;③为资源型回归结果;④为创新型回归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OFDI、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人口以及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东道国的距离和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影响不显著。由于按投资目的类型进行分组时对国家的分组中有重合，全样本回归可能存在一定偏误。
根据表4分析可知：以获得东道国市场型为目的的OFDI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东道国的距离以及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东道国人口数及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H1成立。
以利用东道国资源为目的的OFDI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人口数及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东道国的距离以及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H2成立。 以引进东道国先进技术为目的的OFDI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东道国的距离在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抑制作用，东道国人口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促进作用，而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没有显著影响，H3成立。
综上，前文对中国不同投资类型OFDI的出口效应所作假设一一得到验证：“市场型”OFDI、“资源型”OFDI、“创新型”OFDI均对中国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三种投资目的类型的OFDI对中国出口的促进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创新型”、“市场型”、“资源型”。
（2）按东道国发展程度进行回归
其中较发达国家“Development=1”，欠发达国家“Development=0”。
根据表5分析可知，对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中国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较发达国家这些因素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对较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在以获得先进技术为主要目的的投资动机下，投资成本的影响被弱化。距离和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中国经济影响不显著，这也与前面按投资目的类型分组进行的回归结果一致，H4成立。
（3）模型稳健性检验
将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成国民生产总值按上述方式进行回归，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回归结果中O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模型回归方向一致，并且系数绝对值差别很小。分组结果也是创新投资目的类型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强于市场型和资源型，资源型对出口的促进效果较弱。因而，本文的实证结果具備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全样本OFDI，以不同投资动机进行分组的（市场型、资源型、创新型）OFDI，以东道国发展程度不同分组的（较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OFDI为视角，构建引力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促进中国出口;就投资目的来看，创新型OFDI的出口效应最强，其次是市场型OFDI、资源型OFDI;对欠发达东道国进行OFDI带来的出口效应大于对较发达东道国进行OFDI带来的出口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析，通过合理有效的OFDI，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资源短缺和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中国生产技术水平和科研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从而拉动经济增长。OFDI对贸易的促进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情况的影响，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水平、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优势产业类型等都会导致OFDI对母国出口贸易产生不同的效应。其中，创新型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强，其次为市场型、资源型。因此，可以加大对具有巨大潜在消费群体的以及中国已在该国具有稳定市场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既降低出口成本，又带动生产设备以及夕阳产业的对外转移，帮助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的投资也应加强，既利用当地资源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又减缓中国稀缺资源消耗。由于创新型驱动对出口贸易的创造效应最为明显，应加大对高新技术、前沿知识的投资力度。要积极开展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同时实现技术交换与引进，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对贸易促进也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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