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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该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所敬重的先生。这些回忆非常琐碎，七宝楼台，拆卸不成片段，但写下来，对于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学家的风貌，或许有一点点帮助。
1968年，我从东北工学院金属物理专业毕业，先后在抚顺铝厂、辽宁冶金设计院工作。1978年，我决心改行，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如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我也因此认识了任继愈先生。
任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我体会这副对联的意思：做学问很苦，要有下地狱一般的决心，但其中自有一番乐趣，靠的是献身学术的情怀。
硕士生阶段，我跟冯钟芸先生学的是诗歌。1985年，因为林庚先生当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学小说，报考了吴组缃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我已近不惑之年，无法等第二年再考。冯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话：“你虽然改为攻读小说了，平时还是要读读唐诗宋词，去俗。”我想是这个道理。明清小说多写酒色财气，多写世俗的生活，而诗歌的秘密在于提炼优美的形象，与世俗离得比较远。我也由此联想到，天长日久，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论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分析吴敬梓对科举、对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议我写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觉。可是，因为懒，我没有去写。对八股的认识，确实是不深的。任先生说：“八股文，也是一种智力测验。”我体会任先生的意思是，对八股和科举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与任先生谈到国际上的宗教现象，向任先生请教。任先生说：“有的宗教在历史上经历过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没有经历过改革，它们的面貌和作用也就不一样。”
我问：“吃素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任先生说：“不一定。据统计，历史上和尚的平均寿命还不如一般人。”
谈起现在教育的问题，任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知识。”
我问任先生：“好像唐朝没有出色的哲学家？”任先生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唐朝的哲学家在和尚里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国的佛教，也就不能说是明白了中国的哲学。
我问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败？”任先生回答：“明朝的历史不是清朝人写的吗？”我醒悟到：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我曾经向任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像陈先生（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样深，为什么对钱谦益这样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谅解和同情？”
“现在对陈先生的赞扬是有点过分了。他有一种遗民情结，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过。他的家族与清朝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有他的诗为证（略）。他没有民族的自信。中国打败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装备，中国不如日本。一个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大家都那么看，那就会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
“他的学问还是挺好的。”
“那是当然。他在西南联大开课时，很多教授都去听他的课，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学问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说是好几种，真正好的，只有德语。其他几种，能读，不能说。他最推崇《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也还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兴亡。”
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任先生说：“农民意识，重个人恩怨。要突破个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级制，很厉害。臣子见他，目光不能超过他的肩膀。”
谈到知识分子，任先生说：“司马迁，汉朝对他并不好，但他的《史记》还是赞扬汉朝。他之所以伟大，也在这些地方。朱光潜、冯友兰也是这样。虽然个人受了很多委屈，但还是爱我们这个国家。鲁迅之伟大，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国民性。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对象。但他们大多数，还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以前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讲到红学，任先生说：“以前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光‘破’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东西。俞平伯的书，周汝昌的书，我现在还在读。”
1988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图书馆。先是到参考研究部，大约一年以后，又被调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说：“图书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借书的地方，要有学术品位。工作人员要有学术素养。”为此，在任先生的建议、安排和推动下，善本部办了一个有关《书目答问》的讲座。
一个制作收集名师授课录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声，希望采访任先生，請我去动员。任先生婉言谢绝了，说他的时间很紧：“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你们的存折上还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务很重，还有一些项目没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这些项目做完。”
说到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说：“他政治上受了打击，去搞资料，人又聪明，结果因祸得福。”
谈到朱自清，任先生说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儿人才多。不像王伦，嫉贤妒能。好妒之人，目标不会高远。但是，王伦能够识别人才，这是一个长处”。
谈到“文革”，任先生说：“‘文革’时期，考古学没有停滞，有很重大的发现……造神不是一个人造起来的，大家都有责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荐，我在国图文津街老馆讲了一次《红楼梦》。主持人是蔡萍老师。讲完以后，蔡老师告诉我：“任馆长来听讲座了。”我一惊，问蔡老师：“任先生现在在哪儿？”蔡老师说：“走了。”我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呢？”蔡老师向我解释说：“任先生不让告诉。怕你紧张吧？任先生经常来听讲座。”
从人民大学退休后，我带女儿张岩一起去见任先生。因为女儿很想见见这位大哲学家，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记得有如下的一段谈话： “退休了，有什么好处？”
“不用老填表了。当年冯友兰先生也不喜欢填表，说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张岩大笑。任先生问张岩：“笑什么？”张岩回答：“这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话。”
谈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任先生说：“概括力不强，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要挑主要的讲，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60万字，该讲的都讲了，从黄帝讲到当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书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价值与部头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任先生常常问起我《太平广记》校勘的进展。可惜，我的进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他说：“《太平广记》有用，别人要用。你以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校勘《太平广记》的意义大。”我对任先生说：“像《太平广记》这样的项目，我一辈子也就只能做一个了。”任先生说：“做一个就够了。”
我觉得自己在图书馆不适合搞学问。任先生说：“要学王阳明，一边做官，一边搞学问。”
讲到研究文学的学者的知识结构，任先生说：“光是艺术分析，不搞考证，是缺腿的。”我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几次知识结构的调整，先是从理工科转为文科，接着是从诗歌转为小说，又从事文学研究，补了文献学、版本学的课，可以说是恶补。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国图的几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也培养了对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问冯老师，任先生如此高龄，身体是如何保养的。当时任先生有80多岁。冯老师说：“每天泡枸杞吃。”我也从此喝枸杞，从2000年到现在。任先生说：“枸杞利肝利肾，药性温和，副作用小。”
我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重文轻武的历史现象。我问任先生：“是不是从隋唐实行科举以后，重文轻武的倾向就越来越严重了？”任先生想了一下，说：“是从宋朝开始的。”
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中年学者，写过一本中国文学与禅宗的书，是当时的畅销书。因为我没有佛教知识，就问任先生：“您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说：“他不懂禅宗。”
我去见冯老师和任先生，从来不带东西。倒不是有意脱俗，只是书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從家乡回北京，带了一盒无锡的三凤桥酱排骨，送给老师尝尝。冯老师：“张国风也学了一点小世故。”说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北京医院度过。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儿任远在。任先生说：“医院不愿意病人长住，占着床位。”我说：“医院考虑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任先生说：“只讲利益，就不能长久。”这是我和任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
（小 柯摘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13日，李 晨图）
1968年，我从东北工学院金属物理专业毕业，先后在抚顺铝厂、辽宁冶金设计院工作。1978年，我决心改行，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如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我也因此认识了任继愈先生。
任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我体会这副对联的意思：做学问很苦，要有下地狱一般的决心，但其中自有一番乐趣，靠的是献身学术的情怀。
硕士生阶段，我跟冯钟芸先生学的是诗歌。1985年，因为林庚先生当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学小说，报考了吴组缃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我已近不惑之年，无法等第二年再考。冯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话：“你虽然改为攻读小说了，平时还是要读读唐诗宋词，去俗。”我想是这个道理。明清小说多写酒色财气，多写世俗的生活，而诗歌的秘密在于提炼优美的形象，与世俗离得比较远。我也由此联想到，天长日久，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论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分析吴敬梓对科举、对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议我写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觉。可是，因为懒，我没有去写。对八股的认识，确实是不深的。任先生说：“八股文，也是一种智力测验。”我体会任先生的意思是，对八股和科举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与任先生谈到国际上的宗教现象，向任先生请教。任先生说：“有的宗教在历史上经历过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没有经历过改革，它们的面貌和作用也就不一样。”
我问：“吃素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任先生说：“不一定。据统计，历史上和尚的平均寿命还不如一般人。”
谈起现在教育的问题，任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知识。”
我问任先生：“好像唐朝没有出色的哲学家？”任先生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唐朝的哲学家在和尚里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国的佛教，也就不能说是明白了中国的哲学。
我问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败？”任先生回答：“明朝的历史不是清朝人写的吗？”我醒悟到：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我曾经向任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像陈先生（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样深，为什么对钱谦益这样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谅解和同情？”
“现在对陈先生的赞扬是有点过分了。他有一种遗民情结，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过。他的家族与清朝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有他的诗为证（略）。他没有民族的自信。中国打败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装备，中国不如日本。一个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大家都那么看，那就会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
“他的学问还是挺好的。”
“那是当然。他在西南联大开课时，很多教授都去听他的课，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学问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说是好几种，真正好的，只有德语。其他几种，能读，不能说。他最推崇《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也还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兴亡。”
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任先生说：“农民意识，重个人恩怨。要突破个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级制，很厉害。臣子见他，目光不能超过他的肩膀。”
谈到知识分子，任先生说：“司马迁，汉朝对他并不好，但他的《史记》还是赞扬汉朝。他之所以伟大，也在这些地方。朱光潜、冯友兰也是这样。虽然个人受了很多委屈，但还是爱我们这个国家。鲁迅之伟大，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国民性。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对象。但他们大多数，还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以前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讲到红学，任先生说：“以前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光‘破’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东西。俞平伯的书，周汝昌的书，我现在还在读。”
1988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图书馆。先是到参考研究部，大约一年以后，又被调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说：“图书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借书的地方，要有学术品位。工作人员要有学术素养。”为此，在任先生的建议、安排和推动下，善本部办了一个有关《书目答问》的讲座。
一个制作收集名师授课录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声，希望采访任先生，請我去动员。任先生婉言谢绝了，说他的时间很紧：“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你们的存折上还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务很重，还有一些项目没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这些项目做完。”
说到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说：“他政治上受了打击，去搞资料，人又聪明，结果因祸得福。”
谈到朱自清，任先生说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儿人才多。不像王伦，嫉贤妒能。好妒之人，目标不会高远。但是，王伦能够识别人才，这是一个长处”。
谈到“文革”，任先生说：“‘文革’时期，考古学没有停滞，有很重大的发现……造神不是一个人造起来的，大家都有责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荐，我在国图文津街老馆讲了一次《红楼梦》。主持人是蔡萍老师。讲完以后，蔡老师告诉我：“任馆长来听讲座了。”我一惊，问蔡老师：“任先生现在在哪儿？”蔡老师说：“走了。”我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呢？”蔡老师向我解释说：“任先生不让告诉。怕你紧张吧？任先生经常来听讲座。”
从人民大学退休后，我带女儿张岩一起去见任先生。因为女儿很想见见这位大哲学家，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记得有如下的一段谈话： “退休了，有什么好处？”
“不用老填表了。当年冯友兰先生也不喜欢填表，说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张岩大笑。任先生问张岩：“笑什么？”张岩回答：“这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话。”
谈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任先生说：“概括力不强，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要挑主要的讲，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60万字，该讲的都讲了，从黄帝讲到当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书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价值与部头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任先生常常问起我《太平广记》校勘的进展。可惜，我的进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他说：“《太平广记》有用，别人要用。你以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校勘《太平广记》的意义大。”我对任先生说：“像《太平广记》这样的项目，我一辈子也就只能做一个了。”任先生说：“做一个就够了。”
我觉得自己在图书馆不适合搞学问。任先生说：“要学王阳明，一边做官，一边搞学问。”
讲到研究文学的学者的知识结构，任先生说：“光是艺术分析，不搞考证，是缺腿的。”我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几次知识结构的调整，先是从理工科转为文科，接着是从诗歌转为小说，又从事文学研究，补了文献学、版本学的课，可以说是恶补。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国图的几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也培养了对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问冯老师，任先生如此高龄，身体是如何保养的。当时任先生有80多岁。冯老师说：“每天泡枸杞吃。”我也从此喝枸杞，从2000年到现在。任先生说：“枸杞利肝利肾，药性温和，副作用小。”
我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重文轻武的历史现象。我问任先生：“是不是从隋唐实行科举以后，重文轻武的倾向就越来越严重了？”任先生想了一下，说：“是从宋朝开始的。”
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中年学者，写过一本中国文学与禅宗的书，是当时的畅销书。因为我没有佛教知识，就问任先生：“您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说：“他不懂禅宗。”
我去见冯老师和任先生，从来不带东西。倒不是有意脱俗，只是书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從家乡回北京，带了一盒无锡的三凤桥酱排骨，送给老师尝尝。冯老师：“张国风也学了一点小世故。”说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北京医院度过。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儿任远在。任先生说：“医院不愿意病人长住，占着床位。”我说：“医院考虑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任先生说：“只讲利益，就不能长久。”这是我和任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
（小 柯摘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13日，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