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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西子湖畔,老人晨练,游人信步,水光潋滟,山色安然。但一片祥和之下,却涌动着改革30多年来少有的区域性经济风险因子。
2013年下半年以来,风险圈从温州蔓延至绍兴、萧山诸地,受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波及的企业大幅增加。
有官员透露,房地产企业拖垮了大多数担保圈。在不久前曾曝出“兴润置业公司崩盘牵扯24亿元贷款”的奉化,记者看到房地产一片萧条,绿城玫瑰园等高档小区全面停工,大片工地空无一人;杭州萧山区,近一年内更是大量出险,当地企业家说“90%以上企业存在担保链”。
同时,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浙江经济,“去浙江化”、“去制造业化”和“去实体化”的空心迹象逐步明显,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落至全国25名之后。
“某种程度上,中国已出现区域性风险。”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说,3年前的温州就是当下的浙江,区域性风险底线或难守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喊了5年“狼来了”,此次是否成谶?
熄火之忧的“火炬企业”
数周前,汪金芳参加了杭州萧山区政府专门为他组织的协调会,10家贷款银行集聚一堂解决问题,他却抑制不住对银行抽贷和起诉表示“太失望”,双方火药味十足。
“制造业企业非一般的困难,只要能甩掉负债,95%的企业主都宁愿倾家荡产、洗手不干。”汪金芳经营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近30年,如今起誓下辈子再不碰实业。
汪是当地有名的发明家,研发过南极科考水陆雪地车专用传动带,还研发出一种用于石油开采的复合型传动带,获得过上百个国际国内专利,产品节电率高达19.5%。
但这一国家火炬计划企业,已4个月发不出工资,账上日均流水不过三五万元,800多万元的年毛利润不足以支付每年1500多万元的贷款利息。
“靠着每天几万元进账来坚持买原料维持生产,不然银行就蜂拥抽贷,彻底死掉。”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危机初显于2012年1月,当时某银行2800万元贷款落地,但却以承兑汇票给出,让汪自己去黑市上再掏11%的成本贴现,给上千名员工发工资过年。为这2800万元,汪先后付出高达590多万元融资成本。
2012年3月,没有一分民间借贷的他,不幸被牵连进萧山另一知名企业的担保圈,“我是这家企业的第5圈,承担4500万元担保责任”。
就是这个“第5圈”加上扩产困难,让肯莱特不但再没得到新增贷款,还被10家银行陆续抽贷。
“偶尔信号不好打不通我手机,各银行立马奔走相告,怕我跑路。”他无奈笑言,“几分钟后就不约而同地数个电话进来,要求我用办公室座机回复,祥林嫂般地一家家解释。”
眼下,汪已将总价值近亿元的两处厂房和个人住房全部抵押,但各家银行又提出诉讼要求查封,他终于有些失控了。前述协调会上,他恳请银行不要封厂,称自己会正常运转并确保员工工资和税收,“但若年底新技术推广不开,我就彻底完了。”
萧山区工商联副主席、化解企业风险办公室主任朱如江坦言,汪的情况非常典型,相当一部分企业都在饱尝银行早期抽贷之痛,“尽管现在抽贷少了,但银企僵局却多了”。
浙江省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浙江法院系统2013年处理类似的经济案件逾12万件,占全国15%左右。
“抽血型”融资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2014年以来,浙江民间借贷逐步收敛,但融资成本并未根本改善,部分企业融资反而更难、更贵。
杭州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铁钢表示,企业融资成本分成四块:一是国有大银行贷款利率约8%,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利率约10%;二是银行“以贷拉存”时,企业100万元贷款通常需到黑市购买50万?100万元存款,利息约5%;三是银行限于信贷额度管控,通常给小微企业开具承兑汇票来替代贷款,而黑市贴现成本通常不低于6%,春节、季末等流动性趋紧时则高达10%以上;四是银行日趋谨慎后,企业为获得“人情关系贷款”支出的打点成本,从信贷员、客户经理、部门经理、风控行长、分管副行长到分支行行长六个层级,往往“一个都不能少”,且越是经济下滑就越高昂。由此,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最高可达25%以上,特殊时期则可能超过35%。
浙江省社科院2014年度《浙江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显示,浙江民营企业90.54%的资金源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有33.65%的企业因成本过高而得不到融资。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曾公开指出,一个健康经济体对18%以上的融资成本应是厌恶型的,但居然能有企业应声承受,说明实体经济已经扭曲。
《蓝皮书》显示,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总产值负增长0.26%,医药、计算机等设备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均为负增长,最高负值达10.16%。饮料食品、纺织服装、铁路船舶、航天航空等利润总额增速为负,最大负值高达413.95%。其中,轻工业80种主要产品中35%减产,机械工业112种主要产品50%减产,趋近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时期。
以上制造业,均为浙江长期以来的重点支持发展产业。
2013年9月起,浙江全省出口规模负增长1.5%,工业出口大面积严重受挫。全省PPI连续20多个月为负数。此外,31个制造业产业中,有20个存在从业人员负增长,多数行业开工不足。全省企业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仅5%,大量企业增产不增收,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面更是高达17.4%。
“行业企业超常规洗牌,核心原因是经济整体风险已大幅上升。”向松祚指出。
后担保链风险时代
银行当下最无奈的,是企业主用“假死”替代了以前闻之色变的“跑路”。
最基本的“假死”手法,是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便可“清清爽爽”。有知情人士说,建德地区2013年“破产”的50多家企业中,有1/3采用此法。 进一步操作,是将一些司法上已判决拍卖的房产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赁出去,由于租赁合约受法律保护,从而避免银行快速处置。此外,逐步将名下资产用以参股外省甚至境外公司,也能造成司法无法执行的效果。
再进一步,一些企业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壳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订单形式一笔笔汇出货款,扣除“帮忙费”后剩余“货款”归自己账下。为了假装现金流匮乏,部分企业主将“货款”记账,只待“破产清算”时遵照债权优先原则来偿还,让银行等机构无法近身。
“只有颇具经验的审核人员才可能看出破绽。”一位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风控部主管说。
温州市银监局局长赵秀乐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些企业主谙熟此道且谋划已久,制造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苦了银行也苦了担保企业,最终造成原企业逃脱而担保企业债务缠身,继而牵连整个担保圈。
浙江省银监局人士对此表示,眼下企业已呈现出后“两链”风险的阶段性特征:风险源头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已退居其次,次生风险的担保链问题却后来居上。
另一个让银行颇为无奈的问题,是房地产贬值导致抵押物、抵债物普遍缩水。
据悉,温州企业贷款约58%采用房地产抵押,杭州等地区比例更高。但温州近两年来房价已下跌31.8%,杭州去年以来更是快速下跌33%以上。诸多银行人士表示,“明显缩水1/3,银行大都只能认了。”
杭州一家农业企业主透露,银行当下是在吞食前几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苦果。当时,客户经理追着他放贷,使得他原本5000万元的承贷能力却融资2亿元,多出的1.5亿元很自然地投进了如火如荼的楼市。
“当时9000多元均价的写字楼涨到30000多元,即便现在大跌也超出当年的价位。但有价无市让现金都困在了钢筋水泥里,卖不出退不掉。”该企业主说,因过度授信而涉足房地产的企业均被“套牢”,自己超负荷运转的1.5亿元贷款也只能用房产以物抵债,“统统不要了,先保命再说”。
前述银行风控人士说,接受以物抵债的客户经理会被严肃处理,因为银行只能一方面眼看着房价狂跌,一方面还要在接手和转卖时两次纳税,且通常走完三次拍卖流程仍可能流拍,时间长成本高,“银行亏大了。”
据悉,杭州的抵押物拍卖市场目前非常低迷,厂房多数流标,商铺成交量也正走下坡路,处置速度较去年明显下滑。
不良率震荡波
于是,银行业不良率跌入深渊。
《蓝皮书》显示,2013年三季末,浙江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新增均占全国银行业的20%,不良率1.76%居全国首位,全省出险企业443家,涉及银行贷款243.6亿元,其中温州不良率高达3.85%,全省的不良贷款处置压力空前巨大。
但这仅是官方的数据。
另据可靠消息,2014年上半年个别市县的不良贷款累计已超450亿元,不良率超4.6%且持续飙升;关注类贷款基本也达到这一规模,成为高危蓄水池,即便加大核销力度,不良贷款也很可能在年底时暴涨1/3以上。
数位不同市县的银监局人士均透露,建行不良率最为严重,在个别市县已接近9%,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已过百亿元。他们担心,去年建行几乎将所有的核销都倾斜给了温州,今年浙江“全面开花”,自己究竟能分到多少。
前述风控人士也表示,杭州地区不良率均值在4%以上,自己所在银行除温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不良率均值为6.7%,属中等水平。最严重的是城商行,隐性不良率高达15%左右。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调研中他接触过更危险的高不良率。他表示,全国制造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27.5%,余额约20万亿元。作最悲观估计,20%的制造业贷款将成为坏账,总额高达4万亿元,全国不良率均值将上升至少5个百分点,接近6%。
新金融引导浙江?
沉舟侧畔千帆过。
危机中浙江经济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和壮大。
浙江省银监局一位官员说,浙江已领先发展了第三方支付、网络理财、网络银行等新金融业态,支付宝在第三方支付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余额宝等各种“宝宝”在浙江也有巨大“粉丝团”。此外,银监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中浙江占据两席,阿里牵头发起的将是一家以网络为手段和工具,全流程网络操作、专注于小微的网络银行。
但新金融能否拯救浙江危机,前景仍不甚明朗。
目前,浙江企业仍主要集中在完全竞争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处于中低端。在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之下,浙江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加之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以及印度、越南等国家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渐凸显,浙江若不抓紧提升制造业、不成功实现向产业链中上游的转型,各种产能压缩将让经济出现断档风险。
不仅如此,受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制约,浙江企业正被迫加速外迁,且产业资本日益“去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重点后,民资炒房、民企造楼成为民营经济巨大的收益来源,“产业空心化”迫使大量资本退出实体领域,进一步束缚了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加重经济泡沫化风险。
“新金融目前还不可能重构浙江经济,夯实产业基础、加速企业转型才是关键。”向松祚说,“毕竟实体兴才能国家兴”。
2013年下半年以来,风险圈从温州蔓延至绍兴、萧山诸地,受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波及的企业大幅增加。
有官员透露,房地产企业拖垮了大多数担保圈。在不久前曾曝出“兴润置业公司崩盘牵扯24亿元贷款”的奉化,记者看到房地产一片萧条,绿城玫瑰园等高档小区全面停工,大片工地空无一人;杭州萧山区,近一年内更是大量出险,当地企业家说“90%以上企业存在担保链”。
同时,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浙江经济,“去浙江化”、“去制造业化”和“去实体化”的空心迹象逐步明显,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落至全国25名之后。
“某种程度上,中国已出现区域性风险。”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说,3年前的温州就是当下的浙江,区域性风险底线或难守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喊了5年“狼来了”,此次是否成谶?
熄火之忧的“火炬企业”
数周前,汪金芳参加了杭州萧山区政府专门为他组织的协调会,10家贷款银行集聚一堂解决问题,他却抑制不住对银行抽贷和起诉表示“太失望”,双方火药味十足。
“制造业企业非一般的困难,只要能甩掉负债,95%的企业主都宁愿倾家荡产、洗手不干。”汪金芳经营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近30年,如今起誓下辈子再不碰实业。
汪是当地有名的发明家,研发过南极科考水陆雪地车专用传动带,还研发出一种用于石油开采的复合型传动带,获得过上百个国际国内专利,产品节电率高达19.5%。
但这一国家火炬计划企业,已4个月发不出工资,账上日均流水不过三五万元,800多万元的年毛利润不足以支付每年1500多万元的贷款利息。
“靠着每天几万元进账来坚持买原料维持生产,不然银行就蜂拥抽贷,彻底死掉。”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危机初显于2012年1月,当时某银行2800万元贷款落地,但却以承兑汇票给出,让汪自己去黑市上再掏11%的成本贴现,给上千名员工发工资过年。为这2800万元,汪先后付出高达590多万元融资成本。
2012年3月,没有一分民间借贷的他,不幸被牵连进萧山另一知名企业的担保圈,“我是这家企业的第5圈,承担4500万元担保责任”。
就是这个“第5圈”加上扩产困难,让肯莱特不但再没得到新增贷款,还被10家银行陆续抽贷。
“偶尔信号不好打不通我手机,各银行立马奔走相告,怕我跑路。”他无奈笑言,“几分钟后就不约而同地数个电话进来,要求我用办公室座机回复,祥林嫂般地一家家解释。”
眼下,汪已将总价值近亿元的两处厂房和个人住房全部抵押,但各家银行又提出诉讼要求查封,他终于有些失控了。前述协调会上,他恳请银行不要封厂,称自己会正常运转并确保员工工资和税收,“但若年底新技术推广不开,我就彻底完了。”
萧山区工商联副主席、化解企业风险办公室主任朱如江坦言,汪的情况非常典型,相当一部分企业都在饱尝银行早期抽贷之痛,“尽管现在抽贷少了,但银企僵局却多了”。
浙江省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浙江法院系统2013年处理类似的经济案件逾12万件,占全国15%左右。
“抽血型”融资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2014年以来,浙江民间借贷逐步收敛,但融资成本并未根本改善,部分企业融资反而更难、更贵。
杭州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铁钢表示,企业融资成本分成四块:一是国有大银行贷款利率约8%,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利率约10%;二是银行“以贷拉存”时,企业100万元贷款通常需到黑市购买50万?100万元存款,利息约5%;三是银行限于信贷额度管控,通常给小微企业开具承兑汇票来替代贷款,而黑市贴现成本通常不低于6%,春节、季末等流动性趋紧时则高达10%以上;四是银行日趋谨慎后,企业为获得“人情关系贷款”支出的打点成本,从信贷员、客户经理、部门经理、风控行长、分管副行长到分支行行长六个层级,往往“一个都不能少”,且越是经济下滑就越高昂。由此,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最高可达25%以上,特殊时期则可能超过35%。
浙江省社科院2014年度《浙江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显示,浙江民营企业90.54%的资金源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有33.65%的企业因成本过高而得不到融资。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曾公开指出,一个健康经济体对18%以上的融资成本应是厌恶型的,但居然能有企业应声承受,说明实体经济已经扭曲。
《蓝皮书》显示,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总产值负增长0.26%,医药、计算机等设备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均为负增长,最高负值达10.16%。饮料食品、纺织服装、铁路船舶、航天航空等利润总额增速为负,最大负值高达413.95%。其中,轻工业80种主要产品中35%减产,机械工业112种主要产品50%减产,趋近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时期。
以上制造业,均为浙江长期以来的重点支持发展产业。
2013年9月起,浙江全省出口规模负增长1.5%,工业出口大面积严重受挫。全省PPI连续20多个月为负数。此外,31个制造业产业中,有20个存在从业人员负增长,多数行业开工不足。全省企业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仅5%,大量企业增产不增收,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面更是高达17.4%。
“行业企业超常规洗牌,核心原因是经济整体风险已大幅上升。”向松祚指出。
后担保链风险时代
银行当下最无奈的,是企业主用“假死”替代了以前闻之色变的“跑路”。
最基本的“假死”手法,是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便可“清清爽爽”。有知情人士说,建德地区2013年“破产”的50多家企业中,有1/3采用此法。 进一步操作,是将一些司法上已判决拍卖的房产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赁出去,由于租赁合约受法律保护,从而避免银行快速处置。此外,逐步将名下资产用以参股外省甚至境外公司,也能造成司法无法执行的效果。
再进一步,一些企业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壳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订单形式一笔笔汇出货款,扣除“帮忙费”后剩余“货款”归自己账下。为了假装现金流匮乏,部分企业主将“货款”记账,只待“破产清算”时遵照债权优先原则来偿还,让银行等机构无法近身。
“只有颇具经验的审核人员才可能看出破绽。”一位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风控部主管说。
温州市银监局局长赵秀乐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些企业主谙熟此道且谋划已久,制造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苦了银行也苦了担保企业,最终造成原企业逃脱而担保企业债务缠身,继而牵连整个担保圈。
浙江省银监局人士对此表示,眼下企业已呈现出后“两链”风险的阶段性特征:风险源头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已退居其次,次生风险的担保链问题却后来居上。
另一个让银行颇为无奈的问题,是房地产贬值导致抵押物、抵债物普遍缩水。
据悉,温州企业贷款约58%采用房地产抵押,杭州等地区比例更高。但温州近两年来房价已下跌31.8%,杭州去年以来更是快速下跌33%以上。诸多银行人士表示,“明显缩水1/3,银行大都只能认了。”
杭州一家农业企业主透露,银行当下是在吞食前几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苦果。当时,客户经理追着他放贷,使得他原本5000万元的承贷能力却融资2亿元,多出的1.5亿元很自然地投进了如火如荼的楼市。
“当时9000多元均价的写字楼涨到30000多元,即便现在大跌也超出当年的价位。但有价无市让现金都困在了钢筋水泥里,卖不出退不掉。”该企业主说,因过度授信而涉足房地产的企业均被“套牢”,自己超负荷运转的1.5亿元贷款也只能用房产以物抵债,“统统不要了,先保命再说”。
前述银行风控人士说,接受以物抵债的客户经理会被严肃处理,因为银行只能一方面眼看着房价狂跌,一方面还要在接手和转卖时两次纳税,且通常走完三次拍卖流程仍可能流拍,时间长成本高,“银行亏大了。”
据悉,杭州的抵押物拍卖市场目前非常低迷,厂房多数流标,商铺成交量也正走下坡路,处置速度较去年明显下滑。
不良率震荡波
于是,银行业不良率跌入深渊。
《蓝皮书》显示,2013年三季末,浙江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新增均占全国银行业的20%,不良率1.76%居全国首位,全省出险企业443家,涉及银行贷款243.6亿元,其中温州不良率高达3.85%,全省的不良贷款处置压力空前巨大。
但这仅是官方的数据。
另据可靠消息,2014年上半年个别市县的不良贷款累计已超450亿元,不良率超4.6%且持续飙升;关注类贷款基本也达到这一规模,成为高危蓄水池,即便加大核销力度,不良贷款也很可能在年底时暴涨1/3以上。
数位不同市县的银监局人士均透露,建行不良率最为严重,在个别市县已接近9%,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已过百亿元。他们担心,去年建行几乎将所有的核销都倾斜给了温州,今年浙江“全面开花”,自己究竟能分到多少。
前述风控人士也表示,杭州地区不良率均值在4%以上,自己所在银行除温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不良率均值为6.7%,属中等水平。最严重的是城商行,隐性不良率高达15%左右。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调研中他接触过更危险的高不良率。他表示,全国制造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27.5%,余额约20万亿元。作最悲观估计,20%的制造业贷款将成为坏账,总额高达4万亿元,全国不良率均值将上升至少5个百分点,接近6%。
新金融引导浙江?
沉舟侧畔千帆过。
危机中浙江经济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和壮大。
浙江省银监局一位官员说,浙江已领先发展了第三方支付、网络理财、网络银行等新金融业态,支付宝在第三方支付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余额宝等各种“宝宝”在浙江也有巨大“粉丝团”。此外,银监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中浙江占据两席,阿里牵头发起的将是一家以网络为手段和工具,全流程网络操作、专注于小微的网络银行。
但新金融能否拯救浙江危机,前景仍不甚明朗。
目前,浙江企业仍主要集中在完全竞争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处于中低端。在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之下,浙江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加之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以及印度、越南等国家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渐凸显,浙江若不抓紧提升制造业、不成功实现向产业链中上游的转型,各种产能压缩将让经济出现断档风险。
不仅如此,受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制约,浙江企业正被迫加速外迁,且产业资本日益“去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重点后,民资炒房、民企造楼成为民营经济巨大的收益来源,“产业空心化”迫使大量资本退出实体领域,进一步束缚了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加重经济泡沫化风险。
“新金融目前还不可能重构浙江经济,夯实产业基础、加速企业转型才是关键。”向松祚说,“毕竟实体兴才能国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