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崔杼弑君和骊姬之乱是《左传》文本中卜筮模式贯穿时间段较长且具有卜筮解说典型性的两个事件。本文从《左传》叙事片段“崔杼弑君”和“骊姬之乱”出发，从卜筮当事人、被卜筮之事、卜筮者等诸多角度分别剖析两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并且比较卜筮因素在两个事件叙事模式上的相似性，以此呈现卜筮这一形式化工具在《左传》历史叙事中的性质和作用，审视中国早期史学秩序井然的叙事传统。
《左传》中存在大量的卜筮环节，是早期史学叙事传统的重要体现。其中崔杼弑君和骊姬之乱两个事件，不像其他大多数事件把卜筮作为小事件片段化呈现，而是个人的卜筮结果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将卜筮模式完整、充分地呈现出来。
一、崔杼弑君
崔杼弑君事件中卜筮环节的出现，是与棠姜的丈夫齐国棠公的死亡分不开的，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崔杼见棠姜貌美就想娶她，但由于“同姓不婚”禁忌的存在，崔杼（即崔武子）为娶棠姜之事进行筮占，筮占的结果是“遇困之大過”。史官认为筮占的结果是吉，陈文子认为是凶。从《左传》的描述来看，很显然陈文子的解释是正确的。崔杼想娶棠姜为妻，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同姓不婚”自西周时代就被提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亦有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作为史官，本有义务去规劝当权者。君臣关系和“同姓不婚”都属于先秦礼俗下的内容，而在娶棠姜一事上，史官的态度或许代表了专掌卜筮者对于掌权者的妥协。《左传》整理者在对待史官的解释和贵族依据《周易》作出解释的权威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是很值得称赞的。
陈文子的解释预示了崔杼的结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崔杼娶棠姜的后续事件的发展，不论是对崔杼，还是对其家族而言都是不幸的。该事件的发展和结局，正好应验了陈文子的预言，崔杼不但自己陷入困境，而且惨遭灭门，崔杼真的变成了“无所归”。
二、骊姬之乱
骊姬之乱事件的开端，记述的也是晋献公和卜人就卜筮的结果产生分歧。
在晋献公就立骊姬为夫人一事进行卜筮前，从《国语》记载可知，在晋献公伐骊戎的时候，史苏已经有过占卜。“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公曰：‘何谓也？’对曰：‘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胜也，臣故云。且惧有口，民，国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谁敢兴之？’对曰：‘苟可以，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听，遂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晋献公攻打骊戎的时候，已经占卜过战争的结果无论胜负，都对晋国发展不利。但是晋献公并没有听从史苏的劝告。而本文所分析的卜筮环节是发生在史苏之后的，是俘获骊姬之后为决定是否立骊姬为夫人而进行的占卜。
《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而占卜。龟卜不吉，进行筮占，筮占为吉。晋献公决定遵从筮占的结果。卜人为此劝说道，“筮短龟长”，应该要服从龟卜。“筮短龟长”是从龟卜和筮占的历史悠久程度、重要性和效力来进行判断的。 “筮短龟长”强调的是要倾向于龟卜的选择。
卜人更相信龟卜的效力。为增强说服力，卜人又加入了一些类似如果采用筮占的结果，未来的发展态势将会如何的预言。“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在现存的《周易》相关文献中并没有找到类似话语，我们暂且认为是卜人借助易理进行的道德劝说。卜人的回答正面否定了晋献公作出的决定，然而晋献公没有听从卜人的建议。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后，骊姬生育了奚齐。晋献公所拥有的世俗权力在此和卜人所具有的解读卜筮的神秘主义的权力产生冲突，从选择上来看，似乎是世俗权力的胜出，但是建立在违背权威的龟卜结果的基础之上。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献公看似小小的决定，却引发了长达十多年的晋国的内乱。
在《左传》的记载中，骊姬想立其子奚齐为太子，于是贿赂了晋献公近臣梁五与东閞嬖五，让他们以曲沃、蒲与二屈作为宗邑地位的重要性的理由去劝说晋献公。“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在鄙”，如此晋献公的儿子们都远离了权力中心，只有骊姬的儿子和她妹妹的儿子在国都。骊姬又联合梁五与东閞嬖五诬陷群公子，成功使得奚齐立为太子。晋献公死后，奚齐、卓子在内斗中相继被杀，直到晋成公即位，晋一直处于无公族的状态。晋文公流亡回来后才基本平定了晋国内部的王位争斗。这些都验证了最初卜人话语的合理性，晋献公娶骊姬给晋国带来的长期内乱，确实是“十年尚犹有臭”的结局。
三、作为架构历史叙事的卜筮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得知，崔杼与陈文子、晋献公与卜人之间在卜筮结果的解释上产生了矛盾，从《左传》叙事的结果来看，陈文子和卜人的预言都应验了。对于卜筮结果的解释作为构架叙事的工具似乎主导了事件的走向。《左传》“崔杼弑君”和“骊姬之乱”两个典型案例中，卜筮模式被较为完整地呈现，卜筮环节被详尽描写，卜筮话语与事件发展、结局高度吻合。
在《左传》整个系统里，以卜筮为工具来构架历史书写，基本上可以说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从事理来讲，周易里的卦辞并不是和实际发生的事件完全对应，运用与否和运用卜筮以及爻辞的哪一种更多地取决于诠释卜筮的人。也许真实历史事件的展开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遵守卜筮的规则或者结果，但《左传》的书写却体现了这样的逻辑。
卜筮環节在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倾向于认为是一种程式化的叙事工具。借用卜筮，《左传》的编纂者不但有效地设计了故事的有序叙述，把纷乱的事件放进一个可预言的封闭框架里来讲述，而且赋予事件以道德伦理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
《左传》中存在大量的卜筮环节，是早期史学叙事传统的重要体现。其中崔杼弑君和骊姬之乱两个事件，不像其他大多数事件把卜筮作为小事件片段化呈现，而是个人的卜筮结果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将卜筮模式完整、充分地呈现出来。
一、崔杼弑君
崔杼弑君事件中卜筮环节的出现，是与棠姜的丈夫齐国棠公的死亡分不开的，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崔杼见棠姜貌美就想娶她，但由于“同姓不婚”禁忌的存在，崔杼（即崔武子）为娶棠姜之事进行筮占，筮占的结果是“遇困之大過”。史官认为筮占的结果是吉，陈文子认为是凶。从《左传》的描述来看，很显然陈文子的解释是正确的。崔杼想娶棠姜为妻，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同姓不婚”自西周时代就被提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亦有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作为史官，本有义务去规劝当权者。君臣关系和“同姓不婚”都属于先秦礼俗下的内容，而在娶棠姜一事上，史官的态度或许代表了专掌卜筮者对于掌权者的妥协。《左传》整理者在对待史官的解释和贵族依据《周易》作出解释的权威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是很值得称赞的。
陈文子的解释预示了崔杼的结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崔杼娶棠姜的后续事件的发展，不论是对崔杼，还是对其家族而言都是不幸的。该事件的发展和结局，正好应验了陈文子的预言，崔杼不但自己陷入困境，而且惨遭灭门，崔杼真的变成了“无所归”。
二、骊姬之乱
骊姬之乱事件的开端，记述的也是晋献公和卜人就卜筮的结果产生分歧。
在晋献公就立骊姬为夫人一事进行卜筮前，从《国语》记载可知，在晋献公伐骊戎的时候，史苏已经有过占卜。“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公曰：‘何谓也？’对曰：‘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胜也，臣故云。且惧有口，民，国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谁敢兴之？’对曰：‘苟可以，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听，遂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晋献公攻打骊戎的时候，已经占卜过战争的结果无论胜负，都对晋国发展不利。但是晋献公并没有听从史苏的劝告。而本文所分析的卜筮环节是发生在史苏之后的，是俘获骊姬之后为决定是否立骊姬为夫人而进行的占卜。
《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而占卜。龟卜不吉，进行筮占，筮占为吉。晋献公决定遵从筮占的结果。卜人为此劝说道，“筮短龟长”，应该要服从龟卜。“筮短龟长”是从龟卜和筮占的历史悠久程度、重要性和效力来进行判断的。 “筮短龟长”强调的是要倾向于龟卜的选择。
卜人更相信龟卜的效力。为增强说服力，卜人又加入了一些类似如果采用筮占的结果，未来的发展态势将会如何的预言。“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在现存的《周易》相关文献中并没有找到类似话语，我们暂且认为是卜人借助易理进行的道德劝说。卜人的回答正面否定了晋献公作出的决定，然而晋献公没有听从卜人的建议。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后，骊姬生育了奚齐。晋献公所拥有的世俗权力在此和卜人所具有的解读卜筮的神秘主义的权力产生冲突，从选择上来看，似乎是世俗权力的胜出，但是建立在违背权威的龟卜结果的基础之上。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献公看似小小的决定，却引发了长达十多年的晋国的内乱。
在《左传》的记载中，骊姬想立其子奚齐为太子，于是贿赂了晋献公近臣梁五与东閞嬖五，让他们以曲沃、蒲与二屈作为宗邑地位的重要性的理由去劝说晋献公。“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在鄙”，如此晋献公的儿子们都远离了权力中心，只有骊姬的儿子和她妹妹的儿子在国都。骊姬又联合梁五与东閞嬖五诬陷群公子，成功使得奚齐立为太子。晋献公死后，奚齐、卓子在内斗中相继被杀，直到晋成公即位，晋一直处于无公族的状态。晋文公流亡回来后才基本平定了晋国内部的王位争斗。这些都验证了最初卜人话语的合理性，晋献公娶骊姬给晋国带来的长期内乱，确实是“十年尚犹有臭”的结局。
三、作为架构历史叙事的卜筮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得知，崔杼与陈文子、晋献公与卜人之间在卜筮结果的解释上产生了矛盾，从《左传》叙事的结果来看，陈文子和卜人的预言都应验了。对于卜筮结果的解释作为构架叙事的工具似乎主导了事件的走向。《左传》“崔杼弑君”和“骊姬之乱”两个典型案例中，卜筮模式被较为完整地呈现，卜筮环节被详尽描写，卜筮话语与事件发展、结局高度吻合。
在《左传》整个系统里，以卜筮为工具来构架历史书写，基本上可以说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从事理来讲，周易里的卦辞并不是和实际发生的事件完全对应，运用与否和运用卜筮以及爻辞的哪一种更多地取决于诠释卜筮的人。也许真实历史事件的展开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遵守卜筮的规则或者结果，但《左传》的书写却体现了这样的逻辑。
卜筮環节在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倾向于认为是一种程式化的叙事工具。借用卜筮，《左传》的编纂者不但有效地设计了故事的有序叙述，把纷乱的事件放进一个可预言的封闭框架里来讲述，而且赋予事件以道德伦理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