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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便是民族聚集地，丝绸之路贯穿于此，那些已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少数民族或西方古国都曾在此留下遗物。
按史学界的划分，从甘肃靖远渡黄河至武威之间的一段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这段路线里程虽短，但路途补给较为困难，因此，靖远成为一个重要的给养补充地点，堪称“丝路”重镇。
靖远环山临水，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汇集了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出土的一枚晋代羌王金印和一件神人纹鎏金银盘成为这一地区多元文化交流的印证。
晋归义羌王金印
1939年，考古人员在靖远大芦一带发现了一枚金印。此印通高2.9厘米，重64克，正方形印面，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5字，上部为驼钮。“晋归义羌王”金印属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古代官印的质地和钮式常是佩用者官位高低、权力大小的标志，而且政府对印章的文字及官职名称，特别是对印的材料、绶带、钮制都作了严格规定。在古代，为方便穿孔系绶，官印顶部通常铸制或雕刻简单的装饰，为印钮，钮式有龙、虎、龟等多种。“晋归义羌王”金印中的驼钮造型常见于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中，其中的区别在于：东汉时的驼钮较为写实，铸刻清晰，易于辨认;魏晋时期的驼钮则造型相对简单。
“晋归义羌王”金印的印文用字承袭自西汉宣帝以来的传统，即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首，先冠以“汉”“魏”或“晋”等朝代名称，其次为“归义”“率善”“率义”等字，最后为民族名及级别等第。“归义”“率善”“率义”，均含中原王朝对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招抚、对边藩归附行为的懿美之意。由此可见，“晋归义羌王”应是晋代中央政府授予羌族首领的官印。
甘肃靖远所在的西北地区自古便是羌民生息之地，而北朝以前是羌民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古羌族虽是游牧民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分布范围广、部落支系繁多的族群曾对中国历史和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据史料记载，古羌族最初分布在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之西等河西走廊之南。先秦时期，羌人开始进入中原。西汉时，古羌人迫于匈奴的压力持续内迁;东汉后，其迁徙愈加频繁，数量庞大，于是便发展为“东羌”和“西羌”。西羌仍是指原来居住地的羌人，东羌则指内迁至安定（今陕北榆林）、上郡（今宁夏固原）和北地（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的羌人。
羌民逐渐内迁并发展壮大，对中原的影响逐步加深，使中原王朝无法忽视。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首领纷纷割据，羌人也先后建立了后秦国、宕昌国、邓至国等地方政权。《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三年至太熙元年（277—290年），西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首领向晋归降、贡献，晋皆封官加爵。“晋归义羌王”金印代表的正是羌人的归附。对此，西北边疆史学者薛宗正认为，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羌族没有完善的政治组织和统治机构，而是以氏族部落为社会基本结构。他们通常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并接受皇帝册封，这种依附中原王朝以求避灾自保之策，显示了羌人较高的生存智慧，也反映出西北地区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
除“晋归义羌王”金印之外，甘肃省西和县也曾出土跪羊式单孔钮“晋归义羌侯印”和“晋归义氐王印”，宕昌县则出土“汉率善羌君印”“魏率善羌佰长印”“晋率义羌仟长印”“晋率义羌佰长印”等。上述文物互为印证，可作为当时中原王朝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构筑良好关系以及在地方事务管理上达成共识的第一手材料。
东罗马银盘
1988年，人们又在靖远北滩发现了一件神人纹鎏金银盘，是目前中国陆上丝绸之路中发现的唯一一件古罗马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神人纹鎏金银盘最大径为31厘米，高4.4厘米，重3180克，圆盘表面布满灰黑色银锈，但底部银色如新。盘口经卷折锤打和旋磨，做成厚而扁的唇边。盘内满饰浮雕花纹，盘外壁则素面抛光。圈足焊接于盘底，直径11厘米，高0.9厘米。足内盘底有一周凸起的细弦纹，中心有一透穿小孔。
该盘内纹样呈同心圆状布局，凡三层。最外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刻画着鹦鹉、蚱蜢、蜗牛、蜜蜂等姿态各异的昆虫与飞鸟。中间层为圆弧状分布，刻画动物造型和“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等）。最里层为一骑猛兽的青年男神，男神上身裸露，腹下裹巾，肩扛两端装饰花蕾的权杖。其所倚坐之兽，仰首张嘴，颈下鬃毛浓密似狮，而身上遍布圆斑又似豹。
关于银盘的具体时代，考古界尚存不同观点。甘肃省博物馆将此盘的年代定为东罗马时代，即4—5世纪，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学者石渡美江则定得更早一些，为2—3世纪，可能产自东罗马帝国东方行省中的某个城市。他还认为，4世纪中期，波斯萨珊王朝的沙卜尔二世曾统辖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从而打通了从波斯经大夏到中国的道路，所以在中国屡有沙卜尔二世以后的萨珊王朝钱币出土，银盘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带到中国的。俄罗斯中亚史专家马尔沙克曾亲临甘肃省博物馆仔细观察该盘，认为此盘时代在1—2世纪，甚至更早。
此外，这件神人纹鎏金银盘圈足內有一行虚点錾刻的铭文，关于铭文的所属语系、族群和内容，目前学界尚存争议。另有刻划的粟特文铭文，马尔沙克释读为SYK，他推测为名字缩写，很可能是银盘曾经的所有者之名。北京大学学者林梅村则认为是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的大夏文铭文。
按照甘肃省博物馆的说法，这只银盘很有可能是当时东罗马使者所携带的贡品，只是不知何故遗留在黄河古渡口，抑或是来自西方商旅的商品交换物。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北魏。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古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由此可见，甘肃省博物馆的上述两种推测皆有可能。
丝绸之路开通后，靖远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北道要隘，其辖内的黄河古渡口至少有五处，历史上，行走在这里的中外商旅和使者络绎不绝，因此，神人纹鎏金银盘的出土绝非偶然，它是丝绸之路的物质遗存，也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交往的历史证明。
张小华，供职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靖远一中。
按史学界的划分，从甘肃靖远渡黄河至武威之间的一段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这段路线里程虽短，但路途补给较为困难，因此，靖远成为一个重要的给养补充地点，堪称“丝路”重镇。
靖远环山临水，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汇集了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出土的一枚晋代羌王金印和一件神人纹鎏金银盘成为这一地区多元文化交流的印证。
晋归义羌王金印
1939年，考古人员在靖远大芦一带发现了一枚金印。此印通高2.9厘米，重64克，正方形印面，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5字，上部为驼钮。“晋归义羌王”金印属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古代官印的质地和钮式常是佩用者官位高低、权力大小的标志，而且政府对印章的文字及官职名称，特别是对印的材料、绶带、钮制都作了严格规定。在古代，为方便穿孔系绶，官印顶部通常铸制或雕刻简单的装饰，为印钮，钮式有龙、虎、龟等多种。“晋归义羌王”金印中的驼钮造型常见于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中，其中的区别在于：东汉时的驼钮较为写实，铸刻清晰，易于辨认;魏晋时期的驼钮则造型相对简单。
“晋归义羌王”金印的印文用字承袭自西汉宣帝以来的传统，即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首，先冠以“汉”“魏”或“晋”等朝代名称，其次为“归义”“率善”“率义”等字，最后为民族名及级别等第。“归义”“率善”“率义”，均含中原王朝对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招抚、对边藩归附行为的懿美之意。由此可见，“晋归义羌王”应是晋代中央政府授予羌族首领的官印。
甘肃靖远所在的西北地区自古便是羌民生息之地，而北朝以前是羌民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古羌族虽是游牧民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分布范围广、部落支系繁多的族群曾对中国历史和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据史料记载，古羌族最初分布在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之西等河西走廊之南。先秦时期，羌人开始进入中原。西汉时，古羌人迫于匈奴的压力持续内迁;东汉后，其迁徙愈加频繁，数量庞大，于是便发展为“东羌”和“西羌”。西羌仍是指原来居住地的羌人，东羌则指内迁至安定（今陕北榆林）、上郡（今宁夏固原）和北地（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的羌人。
羌民逐渐内迁并发展壮大，对中原的影响逐步加深，使中原王朝无法忽视。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首领纷纷割据，羌人也先后建立了后秦国、宕昌国、邓至国等地方政权。《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三年至太熙元年（277—290年），西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首领向晋归降、贡献，晋皆封官加爵。“晋归义羌王”金印代表的正是羌人的归附。对此，西北边疆史学者薛宗正认为，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羌族没有完善的政治组织和统治机构，而是以氏族部落为社会基本结构。他们通常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并接受皇帝册封，这种依附中原王朝以求避灾自保之策，显示了羌人较高的生存智慧，也反映出西北地区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
除“晋归义羌王”金印之外，甘肃省西和县也曾出土跪羊式单孔钮“晋归义羌侯印”和“晋归义氐王印”，宕昌县则出土“汉率善羌君印”“魏率善羌佰长印”“晋率义羌仟长印”“晋率义羌佰长印”等。上述文物互为印证，可作为当时中原王朝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构筑良好关系以及在地方事务管理上达成共识的第一手材料。
东罗马银盘
1988年，人们又在靖远北滩发现了一件神人纹鎏金银盘，是目前中国陆上丝绸之路中发现的唯一一件古罗马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神人纹鎏金银盘最大径为31厘米，高4.4厘米，重3180克，圆盘表面布满灰黑色银锈，但底部银色如新。盘口经卷折锤打和旋磨，做成厚而扁的唇边。盘内满饰浮雕花纹，盘外壁则素面抛光。圈足焊接于盘底，直径11厘米，高0.9厘米。足内盘底有一周凸起的细弦纹，中心有一透穿小孔。
该盘内纹样呈同心圆状布局，凡三层。最外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刻画着鹦鹉、蚱蜢、蜗牛、蜜蜂等姿态各异的昆虫与飞鸟。中间层为圆弧状分布，刻画动物造型和“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等）。最里层为一骑猛兽的青年男神，男神上身裸露，腹下裹巾，肩扛两端装饰花蕾的权杖。其所倚坐之兽，仰首张嘴，颈下鬃毛浓密似狮，而身上遍布圆斑又似豹。
关于银盘的具体时代，考古界尚存不同观点。甘肃省博物馆将此盘的年代定为东罗马时代，即4—5世纪，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学者石渡美江则定得更早一些，为2—3世纪，可能产自东罗马帝国东方行省中的某个城市。他还认为，4世纪中期，波斯萨珊王朝的沙卜尔二世曾统辖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从而打通了从波斯经大夏到中国的道路，所以在中国屡有沙卜尔二世以后的萨珊王朝钱币出土，银盘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带到中国的。俄罗斯中亚史专家马尔沙克曾亲临甘肃省博物馆仔细观察该盘，认为此盘时代在1—2世纪，甚至更早。
此外，这件神人纹鎏金银盘圈足內有一行虚点錾刻的铭文，关于铭文的所属语系、族群和内容，目前学界尚存争议。另有刻划的粟特文铭文，马尔沙克释读为SYK，他推测为名字缩写，很可能是银盘曾经的所有者之名。北京大学学者林梅村则认为是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的大夏文铭文。
按照甘肃省博物馆的说法，这只银盘很有可能是当时东罗马使者所携带的贡品，只是不知何故遗留在黄河古渡口，抑或是来自西方商旅的商品交换物。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北魏。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古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由此可见，甘肃省博物馆的上述两种推测皆有可能。
丝绸之路开通后，靖远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北道要隘，其辖内的黄河古渡口至少有五处，历史上，行走在这里的中外商旅和使者络绎不绝，因此，神人纹鎏金银盘的出土绝非偶然，它是丝绸之路的物质遗存，也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交往的历史证明。
张小华，供职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靖远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