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以来，已经产生了无数类似的文学作品。“乌托邦”意味着一个理性、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美好理想。到20世纪，当这个理想迫近实现时，创造观念的知识分子们却陷于恐惧，开始产生许多反乌托邦作品。
　　可以说，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思想构成了20世纪的核心政治观念。尽管这两类作品都是预言性质的，但就人类观念的实现而言，乌托邦作品是想象的、理想的，反乌托邦作品则是实践的、现实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乌托邦理想得以实现的社会，在未来大概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倒是反乌托邦在上世纪得到实证。
　　许多人都知道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它们是札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除了札米亚京是俄国作家外，另外两名作家都是英国人。《我们》写于1925年，两位英国人在写作前都读过札米亚京的小说。这似乎说明，俄罗斯和中东欧是产生反乌托邦作品最早的地区。原因大概是，这一地区最早面临极权的威胁，这样的作品有捷克作家恰佩克的《鲵鱼之乱》、波兰哲学家维特科维奇的《永不满足》、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的《星际归来》。《鲵鱼之乱》是人们所熟悉的，后两部书鲜有人知。事实上，更少有人知道的是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他生于1898年，卒于1923年，只活了25岁。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却写了一篇反乌托邦寓言。
　　寓言的名字叫《阶梯》，讲述一位年轻人看到民众的苦难，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开头很有意思，采用了西方哲学的终极追问：“你是谁？”不过提问者是魔鬼。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平民，所有衣衫褴褛者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丑陋，人民是多么不幸！”为了实现平等理想，他必须先攀上阶梯的顶端，而魔鬼却看守着阶梯，要想通过就必须行贿，交出自己的感官。
　　年轻人先交出了听觉，魔鬼安慰他：“你仍能听见！”果然，他听见阶梯下原来悲苦呻吟的人群，如今在快乐地歌唱。接着他又交出了自己的眼睛，魔鬼安慰他：“你仍能看见！”果然，他看到原来赤裸血污的人群，如今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红玫瑰。到最后一个阶梯，魔鬼提出的条件是交出他的心脏和记忆。尽管这意味着要拿走他的人的属性，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现在，年轻人站在了顶端。他瞧着下方的人群，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那是光明、欢乐和满足的表情。他看见了下方人群的盛装集会，哀号声变成赞美的颂歌。魔鬼再一次微笑着问他：“你是谁？”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王子，众神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人民是多么幸福！”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年轻人的地位和他看世界的立场。
　　在塞平斯基生活的时代，整个“极端的年代”才刚刚开始，而他却预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尤其他还是一位工人诗人，并被1946年执政的保共视为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肖像印在邮票上，许多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诗描写了下层的苦难：“在街灯的昏暗光线下/你在庆祝罪恶的节日/当你在夜晚发出笑声/无人能听见你笑声中的痛苦。”
　　假如他活得更长，看到1946年后保加利亚的极权现实，又会写下什么样的诗歌？他还会被视为革命的同志嗎？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这则寓言里，魔鬼就是权力的象征，它把守着通往乌托邦的道路，要想攀上社会顶层就得放弃人的属性。所有反乌托邦作品都会描写一个理性的、机械的、无个性的世界，塞平斯基的寓言描写的则是乌托邦在人性上的不可能：同情心驱使革命者想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则需要拥有权力，而权力必然会导致同情心的丧失。
　　这则寓言令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或吉拉斯的《新阶级》，作者都是曾经的革命者，作品揭示的是革命的被背叛。塞平斯基则不同，他揭示了革命本身的悖论。如果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之革命，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乌托邦的理想就不会消失，但人们对它的警惕也会不断加深，就像对权力的警惕。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