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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修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讲故事专家。他把给孩子们讲故事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看成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他开创了利用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的独特道路，他讲的故事生动有趣，声情并茂，使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和假恶丑，他讲的故事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他的一生是充满着对祖国、对下一代深沉的爱的一生。
1901年10月12日，孙敬修出生在北京南城一个贫民家庭，孙敬修的母亲曾生过五个子女，都没养活。孙敬修出生后取名“六赚”，寓意这第六个是“赚”来的。大名叫孙得宠，希望能在人们的宠爱和爱护下活下来。上学后改名为孙德崇，取号敬修。父亲在孙敬修五岁那年，当华工前往非洲，在矿井下劳作三年，带着一身伤病身无分文地回来了。为维持生活，父亲在家门口摆起书摊说书讲故事。幼年孙敬修经常在父亲的书摊听故事，这段时期的经历对孙敬修先生日后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又非常深刻的影响。
十五岁那年（1916年），孙敬修从“汇文高等小学校”毕业，考入位于卢沟桥边的京兆师范学校。在敬修眼中，做小学教师虽然“穷”，但却是一个神圣的事业。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吾等之责任为何？非儿童之师范乎？今既毕业，即服务之日至矣。夫我中华，由改共和十余年以来，初则学校不过星辰少数，后虽设立渐多，而连年多故，我国儿童之得真实良好教育者，实属不多。今学校设立较广矣，而经费颇尠，故今日之为教师者，多不欲为，究之误矣。我身既造为师资，即当尽应尽之义务。今国家多故，费用缺乏，苟为教师者皆以费尠而弗为？试思我数万万之儿童，又谁教之哉？今既毕业，行将为人师，吾等切勿以财为念，而要以义务为心。如是，我中华民国之儿童无失教之虑，而国有日强之期也。”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京西衙门口小学和华语学校初尝世态炎凉后，最终在私立钓铒胡同小学任教，当了一名被人看不起的“穷小教”。年轻的敬修想着法的把课教好，经常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虽然有一些老教师讽刺挖苦，但是校长对这位年轻的敬修老师还是很满意的。
孙敬修当老师，抱定了一条宗旨：决不误人子弟。在孙敬修的教书生涯中，只打过一次学生。母亲知道后说，你打学生，叫他妈妈知道，该多心疼啊！不能打学生，得想办法把他教会，要叫他喜欢学习，妈妈打过你吗？是啊，我小时候也犯过错儿，可是妈妈从没打过我，从没骂过我，就是跟我讲道理，给我讲故事，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那以后，敬修老师再也没有打过学生，而是开始研究起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我得爱学生，让学生爱我，不要让学生怕我，孩子们求知欲强，好奇心胜，得用他们感兴趣的方法，利用他们的好奇心调动他们对学习的热爱，真正把学到的功课记住。
“教书匠”不光要教书，还要育人，敬修老师经常发现学生对一件事从不同角度看，得出不同结论，而且很固执己见。针对这一问题，曾给学生上了这么一堂课，他让学生们在教室两边各站一排，然后拿出一个皮球，让学生们说是什么颜色，这边的学生说是红色，那边的学生说是黄色，其实这是敬修老师在皮球上染了两种颜色，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教导学生们要建立从不同角度全面看问题的观点，同时也教育学生们树立起换位思考的理念。作为初级部主任，当时年仅26岁的孙敬修除了备课、教书、批改作业外，还得琢磨着怎么才能把“初级部”办好。每天早晨的“小朝会”上总讲些干巴巴的大道理，孩子们不爱听，他就琢磨着编了个“好学生三字经”让学生们背会。在以后的“小朝会”上，敬修老师就大声地问学生们：“好学生怎么样？”学生们会高声回答：“好学生，守纪律，爱同学，敬先生；说好话，做好事，不打架，不骂人；真念书，不懒惰，好清洁，不肮脏。”这个三字经一直沿用多年。
汇文一小有住校生，平时每天晚上有自习课，但是星期六晚上没有自习，多数孩子都回家了，但是离家远的孩子仍然住在学校。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敬修老师发现学生宿舍乱成了一锅粥，哭的、闹的、打架的，这些孩子们周末不能回家，多可怜哪！敬修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大妈家当受气包的那些日子。怎么样让孩子们的周末过得高兴一点儿，有意义一点儿呢？年轻的敬修想起了小时候妈妈讲故事的情景。于是掏出哨子一吹，喊道，“同学们，都到礼堂去，我给你们讲故事！”敬修老师给学生们讲了小时候母亲给他讲过的《一身鸡毛》的故事。孩子们全被故事吸引住了，一个故事讲完了，在孩子们央求下又讲了一个故事，但孩子们还是不答应。敬修老师说，“时间不早了，你们该休息了。”孩子们说，“那——您下星期六再给我们讲啊！”，“好，可你们也得答应我，不能再打架了。”孩子们说：“我们答应！”敬修老师说“好，以后，我每周星期六晚上就来给你们讲故事！”
孙敬修说话算话，信守他对学生们的承诺，从那以后，不管怎么忙，风雨无阻，星期六晚上的故事一定要讲，没有任何报酬，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奖金、加班费，这一讲，就讲了三十来年，一直到1957年离开汇文一小，调到北京市少年宫为止。
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孙敬修先生组织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集合，学生们把从家里拿来的日本玩具和学习用品都扔进操场的火堆里。此后不久，他又编了几首“抵制日货，消灭日寇”的歌，教给学生们唱。
1932年的一天，教育局听说汇文一小的学生会唱“抵制日货、消灭日寇”的歌，就让汇文一小组织一台节目到电台去演播。那天，孙敬修先生亲自带着学生去了电台。 那时候，电台都是现场直播，必须按照要求的时间进行。孩子们情绪激昂，比平时速度快，等节目演完了，还差好几分钟呢。怎么办，不能让电台空播呀？孙敬修灵机一动，能不能讲个故事把这段时间补上呢？与电台的人一商量，人家只能同意。敬修先生就像每星期六晚上给学生讲故事一样，讲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也正好把时间给补上了。电台负责人对孙敬修的故事很感兴趣，邀请敬修以后每个星期到电台讲一次故事。那天中午，孙敬修讲的《狼来了》的故事通过广播，在北平上空传播开来，他完全无法想像，已经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成了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起点。孙敬修先生在电台讲了六十多年的故事，讲过的故事成千上万，在这些故事中，绝没有不三不四的东西，他信守一点，决不能坏了我做老师的名声。 几年过去了，敬修先生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不仅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而且成了家长们的好朋友，讲故事的时间段成了黄金时间。一些老板找上门来请他在讲故事当中插播广告，但是敬修没有因为钱而亵渎教师这一神圣职业，婉言谢绝。但同时，孙老师却又当起了义务广告员和新闻发言人，比如呼吁听众为东北沦陷来京流浪的失学青年募捐，呼吁为育婴堂募捐，向小听众们介绍一本好书；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告诉听众哪个水坑子淹死了孩子，哪儿的电线被风刮断了，哪条胡同的墙要倒，所有这些对儿童、对别人有益的广告和新闻，都是敬修先生自愿广播的，没收过一分钱。
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孙敬修过上了亡国奴的苦日子。在电台讲故事时他编了个《灭蝇歌》，用苍蝇暗喻日寇，结果被日本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这首歌被禁唱。不想受窝囊气的他愤而离开电台。但是过了几天，电台负责儿童节目的王栋岑先生（中共地下工作者）来到家里对他说，中国的小朋友愿意听您讲故事，电台的儿童时间，由一个中国老师讲故事，起码可以把这段时间给占领。为了保护敬修先生，建议敬修改名叫“柳稚心”，寓意有一颗天真无邪的童稚之心。从此后，孙敬修使用“柳稚心”这个名字继续在电台讲故事，一直讲到日本投降。
敬修先生抱定一个信念：有儿童，国家就有希望！当时他编过一首歌，不仅在学校教学生们唱，而且在电台每次讲故事之前，也要先唱这首歌：中华谁是主人公？大好河山属儿童。寄语列强休自傲，后生可畏小英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昔日的穷教师成了国家的主人。敬修先生迎来了人生新的阶段。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文代会，见到了周总理，他下决心要为儿童教育奋斗一生。
解放后，孙敬修在电台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鸡毛信》，当讲到“八路军开火了，黑狗子被打死了”，无意中说了一句：“这些黑狗子死了，可惜呀！”故事讲完了，电台的同志说，您讲的真不错，就有一个地方，您说黑狗子死了，多可惜呀，不该这么说，黑狗子甘当日本鬼子的走狗杀害老百姓，八路军把他们杀掉了，不是大块人心的事吗？
第一次上人民电台就说了错话，敬修先生难过了好几天。他以为，不会再让他去讲故事了，可是没过几天又接到去电台的通知，而且把每周讲故事的时间都确定下来。
1951年5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少儿节目，敬修先生又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特约播音员，专门在儿童节目“小喇叭”中面向全国的小朋友播讲故事，在此后几十年里，小喇叭节目的开始曲和孙敬修爷爷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故事成为很多人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1957年孙敬修先生离开了他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汇文一小，调到北京市少年宫任辅导员，还是每天半天在电台播音，直到1966年退休。
那时期，敬修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收获了党和政府给予的各种荣誉，被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参加了第二次文代会，参加了汉语规范、汉字简化的讨论。最令他高兴的是他有了自己的徒弟——肖君成。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敬修先生经常与儿童广播剧团的孩子们在一起排戏。其中有一个戏的名字叫《黄瓜》，说的是一个小孩儿偷吃菜园子里的黄瓜，被看园子的老爷爷抓住、教育他的故事。在戏中，敬修先生扮演看园子的老爷爷，而那个演偷黄瓜的小朋友就是肖君成。 多年后，肖君成长成了一个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1年初，为了使孙敬修讲故事的风格后继有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决定让孙敬修收个徒弟，这个徒弟就是肖君成。后来，肖君成改名叫肖君，成了敬修先生的助手。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敬修先生是怀着一种十分虔诚的心情看待这场革命的，他一方面努力在电台搞好播音工作，另一方面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参加各种活动。
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电台播音员的调门越来越高。而孙敬修先生那种自然、亲切、口语化的播音风格，就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了。每次录音，都要受到批评，说他语调不革命，充满了哄孩子的味道，激发不起红卫兵、红小兵的革命气概。几乎每次录音都要重来。于是，我们敬修先生的播音调门也一天天地高了起来。有一天，敬修先生“喊”完了一段故事，正休息的时候，碰上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和他的徒弟马季。侯宝林问：“孙先生，您近来的播音，怎么变味儿啦？”敬修苦苦一笑：“不变味不成啊！人家说我原来的味儿是哄孩子！”侯宝林诙谐地说：“我还就爱听您哄孩子的味儿。这一改，那个可爱的味儿没了。”
一天夜里，一伙造反派闯进家来，其中一个人质问敬修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孙敬修！”“怎么写？”“子孙的孙，敬爱的敬，修正的修！”“你为什么反动？”“我不反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你这敬修是什么意思？”敬修先生不相信这个人会愚昧到这种地步，就十分郑重地说：“我这敬修，不是敬爱修正主义的意思，我起这名字的时候，还没有苏联呢。”“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明白，凡是反动的东西都要改，你自己看着办！”这一夜，敬修先生没有睡好，他决定改名叫“孙灭修”。第二天在楼下写了张大字报，题目是“更名启事”，还到街道、派出所正式办了改名手续。
没几天，敬修先生得知自己被内定为三开人物。所谓三开人物，当时指的是：在日本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到共产党时期还是吃得开的人。孙敬修先生被剥夺了讲故事的权利，开始了受审查、挨批判的日子。他的身体垮了，精神垮了，然而，一股温暖的力量使他有了挣扎的勇气。过去的一些同事在私下悄悄地对他说，您一定要挺住。
自从孙敬修先生受审查、挨批判以后，他的徒弟肖君成就不能跟他学习讲故事了。《小喇叭》节目被停播，他被调到了别的部门。造反派、工宣队多次找肖君成要他揭发孙敬修的罪行，但他总用各种理由推脱开。敬修先生的批判会，他一次都没有参加。一天夜里，孙敬修挨完批斗，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从树丛里走出一个人搀起了他的胳膊，正是徒弟肖君成，他说“孙老师，听说今天开您的批判会，我在这儿已经等了好半天了！”我们的敬修先生泣不成声了。“君成，我完了，你还敢搀扶我！”“您是我的老师，您的为人我知道，您不是坏人，千万别想不开呀！”那些日子里，肖君成经常在树丛后面等着他的敬修老师，等着送他。 1968年底，孙敬修虽然最终没定什么罪，但仍被赶出了电台，在街道劳动改造。 体力上的煎熬还能忍受，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精神上的煎熬。在街道上，他像是一个得了瘟疫的人，孩子见了他，刚叫声孙爷爷，马上被父母拉开。一天晚上，敬修先生对偷着去看他的曹灿说：“曹灿啊，现在不让我讲故事了，我难受啊!我心里头就是这么想的，我要在电台话筒前面讲故事，讲着讲着扑通一声倒在那儿……。”
终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敬修先生悄悄爬起来，来到当时荒凉的龙潭湖边，他想在这里告别人生。在湖边的长椅上，在生与死的路口上，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磨难。他想起了一些同事私下对他说的话：要挺住，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单位开始陆续请敬修先生去讲故事，这虽然给他的生活增加了一些生气，但是“文革”的苦难仍令他心有余悸，他被整怕了。 但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进行平反时，孙敬修像小孩一样哭了。回首一生，在他生活的北京上空曾飘扬过五面旗，大清朝的黄龙旗，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日伪时期的膏药旗、国民党时期的青天白日旗和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他的一生经历过多少委屈，可是过去有那个政府向他道过谦呢？只有共产党！从那以后，孙敬修先生像一部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又为儿童教育奔波了。1978年，孙敬修先生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台，重新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话筒前。1980年，孙敬修先生以80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80高龄的孙敬修没有半点闲暇，他给自己开辟了五个战场，并且五个战场全面开花。
第一战场：给孩子们讲故事，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城郊区的少年宫、少年之家，很多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请他去讲故事，几乎有请必到。还有很多时候，是孩子们到家里来，在家里讲故事。这一拨下楼去，第二拨又上来。
第二战场：敬修先生不仅给孩子们讲故事，而且把课堂扩大到青年和成人中去。到师范学院去讲儿童心理学，到广播学院去讲儿童广播的经验，到中央团校去讲儿童的教育方法，到儿童医院去讲职业道德。还毛遂自荐，到少管所、到监狱去给失足青少年讲故事，通过故事去教育那些失足犯法的孩子们。
第三战场：繁忙的社会工作，敬修先生应聘做了很多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成为很多青少年教育机构和儿童杂志的顾问，成了政协委员，成了人大代表。
第四战场：来信和来访。回复来信和在家接待来访成了敬修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仅1982年一年，敬修先生在徒弟的协助下，给全国各地的回信达一千多封，在家接待各种客人七百多人次。
第五战场：著书立说。敬修先生在他徒弟肖君成的协助下，完成了《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的出版，编著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雷锋故事》、《怎样给儿童讲故事》、《孙敬修全集》、《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录》等著作共计19部。
一位大学教授曾向孙敬修请教儿童工作最关键、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敬修微笑着说：“我们要用行动告诉孩子，咱们是一头儿的”。
“咱们是一头儿的”，这句生动的儿童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寓意啊！它是孙敬修先生几十年亲身的实践，包含着他对孩子们无限的热爱和殷切的感情。
在孙敬修学生们的回忆中，孙老师永远定格在一个姿势：清晨，我们跨进校门，有时正遇孙敬修老师走过，我们向老师行礼，孙老师必定停住脚步，右手略举，头向右稍偏，微笑着向孩子们点头答礼，无一例外，无一怠慢，也从未见过他对某个学生特别的亲近，使我们都能感受到被关爱和被尊重，同时传递给了我们自尊和自信。对孙敬修老师的思念，是由于那份永远的被信任、被尊重和被爱。在孙敬修老师面前，我们从未感受过被歧视、被冷落，或不屑一顾。
孙敬修老师留给学生们的印象，永远是精神振奋、笑容可掬、和蔼亲切。直到晚年，孙老师的神采依旧，着装依然是典雅、舒适，不失时尚。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使孩子们从小爱好广泛，长大以后不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忙中偷闲，找到自己喜爱的多种色彩。不管什么时候去拜访孙老师，老师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接待。见面的第一件事，是从玻璃罐子里变出一粒粒冰糖，分给每人一颗。不论是在他曾经居住过的简易筒子楼里，还是后来搬进温暖明亮的新居，不论是在“文革”他最艰难的岁月，还是后来他成为红遍全国的孙爷爷，始终如一。
孙敬修以一颗真诚的爱孩子的心，以他那雄浑、醇厚、慈祥的声调，以民族化的风格、像一个老爷爷在月光下娓娓动听地给孩子“讲”故事一样给孩子讲了一生的故事。他的故事艺术炉火纯青，至今仍无后来者。
王光美同志在《孙敬修全集》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成就了这项事业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成就。” 胡耀邦同志1984年说：“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人。”
孙敬修先生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做红烛照人寰”为座右铭。他常说，我是个小蜡头儿，它烧了八十多年了，已经没有多大亮了，但是我要用这点儿光去照亮儿童们的心。
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安葬于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伴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1901年10月12日，孙敬修出生在北京南城一个贫民家庭，孙敬修的母亲曾生过五个子女，都没养活。孙敬修出生后取名“六赚”，寓意这第六个是“赚”来的。大名叫孙得宠，希望能在人们的宠爱和爱护下活下来。上学后改名为孙德崇，取号敬修。父亲在孙敬修五岁那年，当华工前往非洲，在矿井下劳作三年，带着一身伤病身无分文地回来了。为维持生活，父亲在家门口摆起书摊说书讲故事。幼年孙敬修经常在父亲的书摊听故事，这段时期的经历对孙敬修先生日后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又非常深刻的影响。
十五岁那年（1916年），孙敬修从“汇文高等小学校”毕业，考入位于卢沟桥边的京兆师范学校。在敬修眼中，做小学教师虽然“穷”，但却是一个神圣的事业。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吾等之责任为何？非儿童之师范乎？今既毕业，即服务之日至矣。夫我中华，由改共和十余年以来，初则学校不过星辰少数，后虽设立渐多，而连年多故，我国儿童之得真实良好教育者，实属不多。今学校设立较广矣，而经费颇尠，故今日之为教师者，多不欲为，究之误矣。我身既造为师资，即当尽应尽之义务。今国家多故，费用缺乏，苟为教师者皆以费尠而弗为？试思我数万万之儿童，又谁教之哉？今既毕业，行将为人师，吾等切勿以财为念，而要以义务为心。如是，我中华民国之儿童无失教之虑，而国有日强之期也。”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京西衙门口小学和华语学校初尝世态炎凉后，最终在私立钓铒胡同小学任教，当了一名被人看不起的“穷小教”。年轻的敬修想着法的把课教好，经常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虽然有一些老教师讽刺挖苦，但是校长对这位年轻的敬修老师还是很满意的。
孙敬修当老师，抱定了一条宗旨：决不误人子弟。在孙敬修的教书生涯中，只打过一次学生。母亲知道后说，你打学生，叫他妈妈知道，该多心疼啊！不能打学生，得想办法把他教会，要叫他喜欢学习，妈妈打过你吗？是啊，我小时候也犯过错儿，可是妈妈从没打过我，从没骂过我，就是跟我讲道理，给我讲故事，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那以后，敬修老师再也没有打过学生，而是开始研究起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我得爱学生，让学生爱我，不要让学生怕我，孩子们求知欲强，好奇心胜，得用他们感兴趣的方法，利用他们的好奇心调动他们对学习的热爱，真正把学到的功课记住。
“教书匠”不光要教书，还要育人，敬修老师经常发现学生对一件事从不同角度看，得出不同结论，而且很固执己见。针对这一问题，曾给学生上了这么一堂课，他让学生们在教室两边各站一排，然后拿出一个皮球，让学生们说是什么颜色，这边的学生说是红色，那边的学生说是黄色，其实这是敬修老师在皮球上染了两种颜色，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教导学生们要建立从不同角度全面看问题的观点，同时也教育学生们树立起换位思考的理念。作为初级部主任，当时年仅26岁的孙敬修除了备课、教书、批改作业外，还得琢磨着怎么才能把“初级部”办好。每天早晨的“小朝会”上总讲些干巴巴的大道理，孩子们不爱听，他就琢磨着编了个“好学生三字经”让学生们背会。在以后的“小朝会”上，敬修老师就大声地问学生们：“好学生怎么样？”学生们会高声回答：“好学生，守纪律，爱同学，敬先生；说好话，做好事，不打架，不骂人；真念书，不懒惰，好清洁，不肮脏。”这个三字经一直沿用多年。
汇文一小有住校生，平时每天晚上有自习课，但是星期六晚上没有自习，多数孩子都回家了，但是离家远的孩子仍然住在学校。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敬修老师发现学生宿舍乱成了一锅粥，哭的、闹的、打架的，这些孩子们周末不能回家，多可怜哪！敬修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大妈家当受气包的那些日子。怎么样让孩子们的周末过得高兴一点儿，有意义一点儿呢？年轻的敬修想起了小时候妈妈讲故事的情景。于是掏出哨子一吹，喊道，“同学们，都到礼堂去，我给你们讲故事！”敬修老师给学生们讲了小时候母亲给他讲过的《一身鸡毛》的故事。孩子们全被故事吸引住了，一个故事讲完了，在孩子们央求下又讲了一个故事，但孩子们还是不答应。敬修老师说，“时间不早了，你们该休息了。”孩子们说，“那——您下星期六再给我们讲啊！”，“好，可你们也得答应我，不能再打架了。”孩子们说：“我们答应！”敬修老师说“好，以后，我每周星期六晚上就来给你们讲故事！”
孙敬修说话算话，信守他对学生们的承诺，从那以后，不管怎么忙，风雨无阻，星期六晚上的故事一定要讲，没有任何报酬，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奖金、加班费，这一讲，就讲了三十来年，一直到1957年离开汇文一小，调到北京市少年宫为止。
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孙敬修先生组织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集合，学生们把从家里拿来的日本玩具和学习用品都扔进操场的火堆里。此后不久，他又编了几首“抵制日货，消灭日寇”的歌，教给学生们唱。
1932年的一天，教育局听说汇文一小的学生会唱“抵制日货、消灭日寇”的歌，就让汇文一小组织一台节目到电台去演播。那天，孙敬修先生亲自带着学生去了电台。 那时候，电台都是现场直播，必须按照要求的时间进行。孩子们情绪激昂，比平时速度快，等节目演完了，还差好几分钟呢。怎么办，不能让电台空播呀？孙敬修灵机一动，能不能讲个故事把这段时间补上呢？与电台的人一商量，人家只能同意。敬修先生就像每星期六晚上给学生讲故事一样，讲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也正好把时间给补上了。电台负责人对孙敬修的故事很感兴趣，邀请敬修以后每个星期到电台讲一次故事。那天中午，孙敬修讲的《狼来了》的故事通过广播，在北平上空传播开来，他完全无法想像，已经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成了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起点。孙敬修先生在电台讲了六十多年的故事，讲过的故事成千上万，在这些故事中，绝没有不三不四的东西，他信守一点，决不能坏了我做老师的名声。 几年过去了，敬修先生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不仅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而且成了家长们的好朋友，讲故事的时间段成了黄金时间。一些老板找上门来请他在讲故事当中插播广告，但是敬修没有因为钱而亵渎教师这一神圣职业，婉言谢绝。但同时，孙老师却又当起了义务广告员和新闻发言人，比如呼吁听众为东北沦陷来京流浪的失学青年募捐，呼吁为育婴堂募捐，向小听众们介绍一本好书；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告诉听众哪个水坑子淹死了孩子，哪儿的电线被风刮断了，哪条胡同的墙要倒，所有这些对儿童、对别人有益的广告和新闻，都是敬修先生自愿广播的，没收过一分钱。
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孙敬修过上了亡国奴的苦日子。在电台讲故事时他编了个《灭蝇歌》，用苍蝇暗喻日寇，结果被日本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这首歌被禁唱。不想受窝囊气的他愤而离开电台。但是过了几天，电台负责儿童节目的王栋岑先生（中共地下工作者）来到家里对他说，中国的小朋友愿意听您讲故事，电台的儿童时间，由一个中国老师讲故事，起码可以把这段时间给占领。为了保护敬修先生，建议敬修改名叫“柳稚心”，寓意有一颗天真无邪的童稚之心。从此后，孙敬修使用“柳稚心”这个名字继续在电台讲故事，一直讲到日本投降。
敬修先生抱定一个信念：有儿童，国家就有希望！当时他编过一首歌，不仅在学校教学生们唱，而且在电台每次讲故事之前，也要先唱这首歌：中华谁是主人公？大好河山属儿童。寄语列强休自傲，后生可畏小英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昔日的穷教师成了国家的主人。敬修先生迎来了人生新的阶段。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文代会，见到了周总理，他下决心要为儿童教育奋斗一生。
解放后，孙敬修在电台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鸡毛信》，当讲到“八路军开火了，黑狗子被打死了”，无意中说了一句：“这些黑狗子死了，可惜呀！”故事讲完了，电台的同志说，您讲的真不错，就有一个地方，您说黑狗子死了，多可惜呀，不该这么说，黑狗子甘当日本鬼子的走狗杀害老百姓，八路军把他们杀掉了，不是大块人心的事吗？
第一次上人民电台就说了错话，敬修先生难过了好几天。他以为，不会再让他去讲故事了，可是没过几天又接到去电台的通知，而且把每周讲故事的时间都确定下来。
1951年5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少儿节目，敬修先生又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特约播音员，专门在儿童节目“小喇叭”中面向全国的小朋友播讲故事，在此后几十年里，小喇叭节目的开始曲和孙敬修爷爷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故事成为很多人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1957年孙敬修先生离开了他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汇文一小，调到北京市少年宫任辅导员，还是每天半天在电台播音，直到1966年退休。
那时期，敬修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收获了党和政府给予的各种荣誉，被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参加了第二次文代会，参加了汉语规范、汉字简化的讨论。最令他高兴的是他有了自己的徒弟——肖君成。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敬修先生经常与儿童广播剧团的孩子们在一起排戏。其中有一个戏的名字叫《黄瓜》，说的是一个小孩儿偷吃菜园子里的黄瓜，被看园子的老爷爷抓住、教育他的故事。在戏中，敬修先生扮演看园子的老爷爷，而那个演偷黄瓜的小朋友就是肖君成。 多年后，肖君成长成了一个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1年初，为了使孙敬修讲故事的风格后继有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决定让孙敬修收个徒弟，这个徒弟就是肖君成。后来，肖君成改名叫肖君，成了敬修先生的助手。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敬修先生是怀着一种十分虔诚的心情看待这场革命的，他一方面努力在电台搞好播音工作，另一方面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参加各种活动。
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电台播音员的调门越来越高。而孙敬修先生那种自然、亲切、口语化的播音风格，就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了。每次录音，都要受到批评，说他语调不革命，充满了哄孩子的味道，激发不起红卫兵、红小兵的革命气概。几乎每次录音都要重来。于是，我们敬修先生的播音调门也一天天地高了起来。有一天，敬修先生“喊”完了一段故事，正休息的时候，碰上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和他的徒弟马季。侯宝林问：“孙先生，您近来的播音，怎么变味儿啦？”敬修苦苦一笑：“不变味不成啊！人家说我原来的味儿是哄孩子！”侯宝林诙谐地说：“我还就爱听您哄孩子的味儿。这一改，那个可爱的味儿没了。”
一天夜里，一伙造反派闯进家来，其中一个人质问敬修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孙敬修！”“怎么写？”“子孙的孙，敬爱的敬，修正的修！”“你为什么反动？”“我不反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你这敬修是什么意思？”敬修先生不相信这个人会愚昧到这种地步，就十分郑重地说：“我这敬修，不是敬爱修正主义的意思，我起这名字的时候，还没有苏联呢。”“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明白，凡是反动的东西都要改，你自己看着办！”这一夜，敬修先生没有睡好，他决定改名叫“孙灭修”。第二天在楼下写了张大字报，题目是“更名启事”，还到街道、派出所正式办了改名手续。
没几天，敬修先生得知自己被内定为三开人物。所谓三开人物，当时指的是：在日本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到共产党时期还是吃得开的人。孙敬修先生被剥夺了讲故事的权利，开始了受审查、挨批判的日子。他的身体垮了，精神垮了，然而，一股温暖的力量使他有了挣扎的勇气。过去的一些同事在私下悄悄地对他说，您一定要挺住。
自从孙敬修先生受审查、挨批判以后，他的徒弟肖君成就不能跟他学习讲故事了。《小喇叭》节目被停播，他被调到了别的部门。造反派、工宣队多次找肖君成要他揭发孙敬修的罪行，但他总用各种理由推脱开。敬修先生的批判会，他一次都没有参加。一天夜里，孙敬修挨完批斗，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从树丛里走出一个人搀起了他的胳膊，正是徒弟肖君成，他说“孙老师，听说今天开您的批判会，我在这儿已经等了好半天了！”我们的敬修先生泣不成声了。“君成，我完了，你还敢搀扶我！”“您是我的老师，您的为人我知道，您不是坏人，千万别想不开呀！”那些日子里，肖君成经常在树丛后面等着他的敬修老师，等着送他。 1968年底，孙敬修虽然最终没定什么罪，但仍被赶出了电台，在街道劳动改造。 体力上的煎熬还能忍受，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精神上的煎熬。在街道上，他像是一个得了瘟疫的人，孩子见了他，刚叫声孙爷爷，马上被父母拉开。一天晚上，敬修先生对偷着去看他的曹灿说：“曹灿啊，现在不让我讲故事了，我难受啊!我心里头就是这么想的，我要在电台话筒前面讲故事，讲着讲着扑通一声倒在那儿……。”
终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敬修先生悄悄爬起来，来到当时荒凉的龙潭湖边，他想在这里告别人生。在湖边的长椅上，在生与死的路口上，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磨难。他想起了一些同事私下对他说的话：要挺住，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单位开始陆续请敬修先生去讲故事，这虽然给他的生活增加了一些生气，但是“文革”的苦难仍令他心有余悸，他被整怕了。 但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进行平反时，孙敬修像小孩一样哭了。回首一生，在他生活的北京上空曾飘扬过五面旗，大清朝的黄龙旗，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日伪时期的膏药旗、国民党时期的青天白日旗和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他的一生经历过多少委屈，可是过去有那个政府向他道过谦呢？只有共产党！从那以后，孙敬修先生像一部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又为儿童教育奔波了。1978年，孙敬修先生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台，重新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话筒前。1980年，孙敬修先生以80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80高龄的孙敬修没有半点闲暇，他给自己开辟了五个战场，并且五个战场全面开花。
第一战场：给孩子们讲故事，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城郊区的少年宫、少年之家，很多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请他去讲故事，几乎有请必到。还有很多时候，是孩子们到家里来，在家里讲故事。这一拨下楼去，第二拨又上来。
第二战场：敬修先生不仅给孩子们讲故事，而且把课堂扩大到青年和成人中去。到师范学院去讲儿童心理学，到广播学院去讲儿童广播的经验，到中央团校去讲儿童的教育方法，到儿童医院去讲职业道德。还毛遂自荐，到少管所、到监狱去给失足青少年讲故事，通过故事去教育那些失足犯法的孩子们。
第三战场：繁忙的社会工作，敬修先生应聘做了很多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成为很多青少年教育机构和儿童杂志的顾问，成了政协委员，成了人大代表。
第四战场：来信和来访。回复来信和在家接待来访成了敬修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仅1982年一年，敬修先生在徒弟的协助下，给全国各地的回信达一千多封，在家接待各种客人七百多人次。
第五战场：著书立说。敬修先生在他徒弟肖君成的协助下，完成了《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的出版，编著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雷锋故事》、《怎样给儿童讲故事》、《孙敬修全集》、《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录》等著作共计19部。
一位大学教授曾向孙敬修请教儿童工作最关键、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敬修微笑着说：“我们要用行动告诉孩子，咱们是一头儿的”。
“咱们是一头儿的”，这句生动的儿童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寓意啊！它是孙敬修先生几十年亲身的实践，包含着他对孩子们无限的热爱和殷切的感情。
在孙敬修学生们的回忆中，孙老师永远定格在一个姿势：清晨，我们跨进校门，有时正遇孙敬修老师走过，我们向老师行礼，孙老师必定停住脚步，右手略举，头向右稍偏，微笑着向孩子们点头答礼，无一例外，无一怠慢，也从未见过他对某个学生特别的亲近，使我们都能感受到被关爱和被尊重，同时传递给了我们自尊和自信。对孙敬修老师的思念，是由于那份永远的被信任、被尊重和被爱。在孙敬修老师面前，我们从未感受过被歧视、被冷落，或不屑一顾。
孙敬修老师留给学生们的印象，永远是精神振奋、笑容可掬、和蔼亲切。直到晚年，孙老师的神采依旧，着装依然是典雅、舒适，不失时尚。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使孩子们从小爱好广泛，长大以后不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忙中偷闲，找到自己喜爱的多种色彩。不管什么时候去拜访孙老师，老师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接待。见面的第一件事，是从玻璃罐子里变出一粒粒冰糖，分给每人一颗。不论是在他曾经居住过的简易筒子楼里，还是后来搬进温暖明亮的新居，不论是在“文革”他最艰难的岁月，还是后来他成为红遍全国的孙爷爷，始终如一。
孙敬修以一颗真诚的爱孩子的心，以他那雄浑、醇厚、慈祥的声调，以民族化的风格、像一个老爷爷在月光下娓娓动听地给孩子“讲”故事一样给孩子讲了一生的故事。他的故事艺术炉火纯青，至今仍无后来者。
王光美同志在《孙敬修全集》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成就了这项事业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成就。” 胡耀邦同志1984年说：“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人。”
孙敬修先生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做红烛照人寰”为座右铭。他常说，我是个小蜡头儿，它烧了八十多年了，已经没有多大亮了，但是我要用这点儿光去照亮儿童们的心。
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安葬于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伴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