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档案》创刊于1984年。回顾《北京档案》20多年来的变化，她紧跟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每个五年计划期间都有新的突破。想当初，《北京档案》1984、1985两年试刊， 1986年即以双月刊正式出版发行，从此首都档案人有了自己的刊物。1991年，《北京档案》有了国内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从而告别了素面朝天，且只限于内部发行的窘境。历经十年的磨练，1996年《北京档案》一下子长大了，从双月刊变成了月刊。进入新世纪后，《北京档案》紧跟潮流、不落时尚，从普通的标准16开本改成了国际流行的A4开本。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二年，为适应“新北京、新奥运”对档案宣传工作的要求，《北京档案》再次旧貌换新颜，以全新的版面设计和时尚的装帧与各界读者见面。
　　装帧上的变化是读者对内容需求的外在反映。《北京档案》创刊时内文仅32页，现在已稳定在56个页码。如果算上从双月刊变成月刊，如今《北京档案》一年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相当于创刊初期的3.5倍。细心的读者注意到，《北京档案》1991年即被列入“全国中文（档案学）核心期刊”，1998年10月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社科期刊”。进入新世纪，《北京档案》与时俱进，整体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日渐扩大，200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纳入“中国期刊方阵”之列。这一切都说明《北京档案》已经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档案刊物，乃至诸多专业刊物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十多年来，每年的发行量始终稳定在逾万份以上，更进一步昭示《北京档案》广大的读者、作者群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纵观20多年来《北京档案》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笔者以为原因有四：
　　一是解放思想。以笔者主持的“每期一辩”为例，自1996年出台，至今已历12个年头、上千人次的参与，《中国档案报》、《上海档案》等报刊相继转载或摘编。老实说，不少辩题和观点直接涉及档案部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可以想见，如果编辑部没有解放思想的办刊宗旨，这个争鸣性的栏目就不会坚持到今天。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其中“解放思想”排在首位，他说“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愿《北京档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继续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去开拓首都档案事业的新局面。
　　二是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作为一份杂志，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就会令读者生厌。《北京档案》200期，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办刊理念贯穿其中，仅刊头题字就先后请了廖沫沙、李铎、刘东声、刘炳森等知名学者、书法家题名，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韵味。尤其是近年来期刊封面展示的古都老照片，不仅体现了浓郁的档案文化，更突出了京腔京味儿的地方特色，使其在北京潘家园旧书报市场成为被人追逐的收藏品。此外，《北京档案》在保留“京城茶座”、“港台掠影”、“业务天地”等经典栏目的同时，还不断开辟新栏目，如“京都旧影”、“京城名家”、“档人心语”等，较好地满足了读者喜新、追新、求新的心理需求。
　　三是开门办刊。《北京档案》坚持开门办刊已有多年，首先体现在编辑部每年都邀请既懂编辑业务，又了解读者需求心理的有关学者、同人研讨来年的办刊思路，虚心探讨半刊新思路，广纳博取众听。其次体现在把作者群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从档案界扩展到文物、民俗、收藏界，从而聚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作者、知名学者成为《北京档案》撰稿人，这对提高刊物的整体质量、理论层次、学术水准起到重要作用。
　　四是领导重视。纵观国内档案学术期刊，可以说没有一位领导不重视自己的刊物，但北京市档案局领导对《北京档案》的重视，却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局领导不仅亲自兼任编委会主任、社长、总编辑之职，有的还20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为每期刊物撰写评论员文章，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旗帜之鲜明、文笔之犀利、精神之勤奋，无不受到业内同人之钦佩和赞赏。局领导既挂帅，又出征；既动嘴，更动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做法，是《北京档案》越办越好的一条经验，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就推崇，并身体力行的好做法。在领导干部学历日高、年龄日轻的今天，应当大力提倡。
　　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档案室主任起，即和《北京档案》过往甚密，即对《北京档案》一往情深。一套保存至今的完好无缺的《北京档案》可以为证，其上无数篇署名诗文更是笔者终生的骄傲。笔者在职期间，始终坚持订好、读好、用好《北京档案》的“三好”宗旨，认为订好刊物是前提，读好刊物是手段，用好刊物是目的。只有在订好刊物的前提下，认认真真、有的放矢地读好刊物，才能达到用好刊物，即推动档案工作，有效争取领导支持的目的。回顾笔者能成为北京市首届十佳档案员，所在档案室能成为北京市档案先进集体，固然有自身努力，但经《北京档案》宣传后所带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也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如今，笔者已退休，是《北京档案》的盛情邀请使笔者仍能参加编辑部组织的许多活动，仍能主持“每期一辩”和“档人心语”等栏目。人要懂得感恩，而感恩的最好形式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笔者格外珍惜《北京档案》这缕温馨的阳光，使笔者能继续有机会为首善之区的档案事业奉献余热。
　　毋庸讳言，《北京档案》仍有待改进之处，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读者群，尽快从档案界走向全社会，从北京市走向全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期刊市场。当然，这也是诸多档案刊物共同面临的艰巨课题。借鉴电台、电视台及一些报刊的成功经验，笔者以为充分利用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不失为目前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甚至能有所收益的捷径。比如，可将两百期《北京档案》制成光盘，或投放市场，或随赠订阅2008年《北京档案》的读者；也可将两百期《北京档案》的诸多文章，经筛选、择优、分类出书，投放市场；进而还可开辟《北京档案》博客，为网民网上阅读及检索《北京档案》提供方便。以上三点，又可作为《北京档案》奉献新北京、新奥运的一份厚礼。总之，编辑一期刊物耗费精力颇多，应多在综合利用上下功夫；也惟有综合利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书不尽言，值此《北京档案》出刊两百期之际，衷心期盼《北京档案》再创新辉煌，是为对《北京档案》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