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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父亲，这么好的水土，这么勤劳善良的人们，我们还从小当童工，却又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父亲默然无语。
我写过很多篇关于高考和关于读书改变命运的回忆文章。
我对曾经的高考制度一直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至今仍这样。
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感恩，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我的很多有思想的年轻朋友，曾经当面批判过我的这种感恩态度，认为我无须感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使天赋之权，他们不过是把曾经剥夺的权利归还于我们，我们还感恩戴德，念兹在兹，这骨子里是一种臣民思想，当惯了奴隶的思想。
我无言以对。年轻的朋友没有经历过黑暗的岁月，他们从一开始就享有了吃饱穿暖，读书、玩耍、考试、上大学、工作的权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他们眼中，这些权利就是天赋的，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从来没有什么天赋的权利，没有理所当然的东西，无论吃饱穿暖，读书工作，哪怕法律上规定的明明白白，它都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必经奋斗而来。即使是吃饱穿暖这样的个体基本权利，也是一代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高考和上大学更是如此。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中国没有高考制度，农村只有“修地球”这个“专业”——后来恢复高考制度时，年轻人相互打趣，说要是考不上大学，我们就只好上“修地球”这个专业了。
所谓“修地球”专业，不过就是种田的玩笑罢了。
出身农家，世代务农，种田是本业，到我们这一代，也没得说的。但是，做农民苦啊，不只是辛劳的苦，靠天吃饭的苦，还有被掠夺的苦，而被掠夺的苦，才是陷农村于万劫不复之最大的苦难。
我自小生活在鱼米之乡，小时候绰号“黄姜巴”——一种板结的泥块，比泥巴硬许多，硬度又弱于砖石，形如生姜，干瘦紧巴，意为皮包骨头无肉，其实就是缺少营养，以至于到我上高中时，家里要给我恶补，怕我万一考上大学，连体重都不够大学不要我了。那个时候，吃饱穿暖，是我们近三代人的基本梦想吧。
如此瘦小的我，在当时也是逃不脱了所有农村孩子劳作的生活轨迹。
我自七八岁起，大人下田后，循着祖母的吩咐，脚下垫着凳子，站在灶台前炒菜——菜是祖母洗好了的；炒菜的油，是祖母按量准备了的；饭锅是祖母淘好米加好水的。后来农忙，学会了拣麦穗稻穗，学会放牛赶鸡钓田鸡，学会了给菜地浇水浇粪，学会了打猪草切猪草烧猪食喂猪喂羊，学会拔秧插秧，学会了割稻割麦，学会了挑麦挑稻挑粪，学会了鞭连角打场，学会了打灯捉稻飞虱，学会了种化肥敲麦，学会了耘稻拔草，学会了拔芹菜挖藕……没有一样农活没干过。
除了农活外，我还学会了采摘各种草药树花树籽，只要药店收的，我都会去弄，哪怕卖不了几分钱；当然还学会了捉鱼钓黄鳝放甲鱼，每年夏天跟着父叔辈们走遍故乡我们能够走到的每条河流去摸甲鱼，交钱记工外可以挣些贴补家用的钱，直到我上高二，父亲觉得我能上大学才不让我再一起去摸甲鱼。
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学之余，是一个小学生到中学生学习之外几乎全部的生活。我曾问过父亲，这么好的水土，这么勤劳善良的人们，我们还从小当童工，却又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父亲默然无语。
那个时候，农村里谁无此虞？只有一种人，国家户口。也就是吃皇粮的，比如老师，比如干部，比如工人，都是城镇户口，他们有供应，不会挨饿，不会没新衣服穿。
怎样才能成为国家户口，吃上皇粮？只有招工当兵，但对于普通农家而言，这机会就像今天摸彩票一样。
当然，还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制度。
我们大队就有推荐上了大学的。不过，一般人是不能获得推荐的，必须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像我这样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人，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除非回到汉朝，举孝廉或许有一线希望。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到江西去上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小时候看电影《决裂》，知道江西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凭手上的老茧可以上，我手上过去也有老茧，都是干活干出来的。但是，2014年，我在故乡寻访旧事时，同学的父亲告诉我，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时候的数学水平，相当于我们本地小学三年级吧！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家还得种田！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想，农中毕业，大概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修地球了吧。
比较幸运的是，正在我读农中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当然，我后来知道，这个制度的恢复，不是心血来潮，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少人苦斗赢得的。要知道，曾经有那么些年，多少人的青春年华被时代耽误了啊。
高考制度一恢复，我们全家三代人便对我吃皇粮寄予了厚望——谁都知道，只要吃上了皇粮，就像那中举的范进，不仅自己衣食无忧，关键时刻还能周济乡下家里，周围发生的故事，生生教育了普通的农民。
而我，从此走上了认真读书的路，这个认真，跟范进死读书还不太一样，我不仅死读书，也还抑制不住对世界的好奇心，开始张望教科书之外的世界——中学6年，我从连环画报富春江画报，到各式小说，我对世界的认识开始溢出教科书之外，而且，某种意义上，对小说的阅读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程乃珊的《蓝屋》，让我明白了自我奮斗的意义。
我后来跟自己的孩子谈起往事的时候，非常感慨一点，就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厌学逃过学，从来没有觉得学习苦过——我的女儿现今反驳说是因为那时我们的作业不够多，也许吧！
事实上，那时，只要想到回家种田之苦——插秧断腰戳手指，割麦浑身碜痒，割稻常常伤了自己——所有厌学的念头，也就都烟消云散了。
到高中的时候，尤其高二开始，家里的活都不用自己干了。黄梅天放学回家，偶尔到地头看看正在忙着插秧的家人，想帮个忙，周围村里人就会说，别干了，还是回家好好读书吧，要是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地球有得你修。
我记得考完大学还未放榜之前，我与恰好初中毕业的弟弟一起，抬着父亲冬天打鱼的脚盆，自觉到河里去练习站脚盆。我的心思很简单，万一考不上大学，练会了站脚盆，也是一门手艺，将来冬天可以跟着父亲去打鱼，挣些钱贴补家用。
……
我很幸运，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我大学毕业那年，在插秧时节回家了，自然少不得下地帮忙，几年没干农活，再一次干时，才真正体会到了种地之苦，家里插完秧那天，大队干部给我送来要求返校的电报，在田头喊我父亲，我直起腰，把手中剩余的秧苗一把抛向天空，狂喊道，老子这辈子再也不种田了！
确实，自此我再也没有种过田。我跟我没有上高中的弟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道，弟弟进了乡镇企业，娶妻生女，女儿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父亲的打鱼手艺，终于没有人继承了。
而我，也从一个无知干瘦的乡下顽童，最终变成了一个敢于放言敢于追求自己理想靠笔杆子吃饭的人，虽然不是皇粮，也算是祖上积德了。
我曾经跟我故乡的同学讨论，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上大学，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从故乡考上大学的同学，如今混得都不错，有的当官，有的成了富商。）
同学看着我认真的说，不上大学，以你的聪明，会成为一个小老板，或者企业家，孩子生了好几个，甚至，孙子也抱上了——这不是开玩笑，我就有同学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
我摇摇头。我说，我会跟我的父亲一样，打鱼杀猪种田摸甲鱼，娶妻生子，在江南那个小村子里，年复一年的修地球，默默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像从来没有到这个世界来过一样。
编辑 黄祥福
我写过很多篇关于高考和关于读书改变命运的回忆文章。
我对曾经的高考制度一直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至今仍这样。
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感恩，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我的很多有思想的年轻朋友，曾经当面批判过我的这种感恩态度，认为我无须感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使天赋之权，他们不过是把曾经剥夺的权利归还于我们，我们还感恩戴德，念兹在兹，这骨子里是一种臣民思想，当惯了奴隶的思想。
我无言以对。年轻的朋友没有经历过黑暗的岁月，他们从一开始就享有了吃饱穿暖，读书、玩耍、考试、上大学、工作的权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他们眼中，这些权利就是天赋的，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从来没有什么天赋的权利，没有理所当然的东西，无论吃饱穿暖，读书工作，哪怕法律上规定的明明白白，它都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必经奋斗而来。即使是吃饱穿暖这样的个体基本权利，也是一代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高考和上大学更是如此。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中国没有高考制度，农村只有“修地球”这个“专业”——后来恢复高考制度时，年轻人相互打趣，说要是考不上大学，我们就只好上“修地球”这个专业了。
所谓“修地球”专业，不过就是种田的玩笑罢了。
出身农家，世代务农，种田是本业，到我们这一代，也没得说的。但是，做农民苦啊，不只是辛劳的苦，靠天吃饭的苦，还有被掠夺的苦，而被掠夺的苦，才是陷农村于万劫不复之最大的苦难。
我自小生活在鱼米之乡，小时候绰号“黄姜巴”——一种板结的泥块，比泥巴硬许多，硬度又弱于砖石，形如生姜，干瘦紧巴，意为皮包骨头无肉，其实就是缺少营养，以至于到我上高中时，家里要给我恶补，怕我万一考上大学，连体重都不够大学不要我了。那个时候，吃饱穿暖，是我们近三代人的基本梦想吧。
如此瘦小的我，在当时也是逃不脱了所有农村孩子劳作的生活轨迹。
我自七八岁起，大人下田后，循着祖母的吩咐，脚下垫着凳子，站在灶台前炒菜——菜是祖母洗好了的；炒菜的油，是祖母按量准备了的；饭锅是祖母淘好米加好水的。后来农忙，学会了拣麦穗稻穗，学会放牛赶鸡钓田鸡，学会了给菜地浇水浇粪，学会了打猪草切猪草烧猪食喂猪喂羊，学会拔秧插秧，学会了割稻割麦，学会了挑麦挑稻挑粪，学会了鞭连角打场，学会了打灯捉稻飞虱，学会了种化肥敲麦，学会了耘稻拔草，学会了拔芹菜挖藕……没有一样农活没干过。
除了农活外，我还学会了采摘各种草药树花树籽，只要药店收的，我都会去弄，哪怕卖不了几分钱；当然还学会了捉鱼钓黄鳝放甲鱼，每年夏天跟着父叔辈们走遍故乡我们能够走到的每条河流去摸甲鱼，交钱记工外可以挣些贴补家用的钱，直到我上高二，父亲觉得我能上大学才不让我再一起去摸甲鱼。
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学之余，是一个小学生到中学生学习之外几乎全部的生活。我曾问过父亲，这么好的水土，这么勤劳善良的人们，我们还从小当童工，却又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父亲默然无语。
那个时候，农村里谁无此虞？只有一种人，国家户口。也就是吃皇粮的，比如老师，比如干部，比如工人，都是城镇户口，他们有供应，不会挨饿，不会没新衣服穿。
怎样才能成为国家户口，吃上皇粮？只有招工当兵，但对于普通农家而言，这机会就像今天摸彩票一样。
当然，还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制度。
我们大队就有推荐上了大学的。不过，一般人是不能获得推荐的，必须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像我这样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人，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除非回到汉朝，举孝廉或许有一线希望。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到江西去上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小时候看电影《决裂》，知道江西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凭手上的老茧可以上，我手上过去也有老茧，都是干活干出来的。但是，2014年，我在故乡寻访旧事时，同学的父亲告诉我，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时候的数学水平，相当于我们本地小学三年级吧！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家还得种田！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想，农中毕业，大概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修地球了吧。
比较幸运的是，正在我读农中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当然，我后来知道，这个制度的恢复，不是心血来潮，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少人苦斗赢得的。要知道，曾经有那么些年，多少人的青春年华被时代耽误了啊。
高考制度一恢复，我们全家三代人便对我吃皇粮寄予了厚望——谁都知道，只要吃上了皇粮，就像那中举的范进，不仅自己衣食无忧，关键时刻还能周济乡下家里，周围发生的故事，生生教育了普通的农民。
而我，从此走上了认真读书的路，这个认真，跟范进死读书还不太一样，我不仅死读书，也还抑制不住对世界的好奇心，开始张望教科书之外的世界——中学6年，我从连环画报富春江画报，到各式小说，我对世界的认识开始溢出教科书之外，而且，某种意义上，对小说的阅读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程乃珊的《蓝屋》，让我明白了自我奮斗的意义。
我后来跟自己的孩子谈起往事的时候，非常感慨一点，就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厌学逃过学，从来没有觉得学习苦过——我的女儿现今反驳说是因为那时我们的作业不够多，也许吧！
事实上，那时，只要想到回家种田之苦——插秧断腰戳手指，割麦浑身碜痒，割稻常常伤了自己——所有厌学的念头，也就都烟消云散了。
到高中的时候，尤其高二开始，家里的活都不用自己干了。黄梅天放学回家，偶尔到地头看看正在忙着插秧的家人，想帮个忙，周围村里人就会说，别干了，还是回家好好读书吧，要是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地球有得你修。
我记得考完大学还未放榜之前，我与恰好初中毕业的弟弟一起，抬着父亲冬天打鱼的脚盆，自觉到河里去练习站脚盆。我的心思很简单，万一考不上大学，练会了站脚盆，也是一门手艺，将来冬天可以跟着父亲去打鱼，挣些钱贴补家用。
……
我很幸运，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我大学毕业那年，在插秧时节回家了，自然少不得下地帮忙，几年没干农活，再一次干时，才真正体会到了种地之苦，家里插完秧那天，大队干部给我送来要求返校的电报，在田头喊我父亲，我直起腰，把手中剩余的秧苗一把抛向天空，狂喊道，老子这辈子再也不种田了！
确实，自此我再也没有种过田。我跟我没有上高中的弟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道，弟弟进了乡镇企业，娶妻生女，女儿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父亲的打鱼手艺，终于没有人继承了。
而我，也从一个无知干瘦的乡下顽童，最终变成了一个敢于放言敢于追求自己理想靠笔杆子吃饭的人，虽然不是皇粮，也算是祖上积德了。
我曾经跟我故乡的同学讨论，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上大学，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从故乡考上大学的同学，如今混得都不错，有的当官，有的成了富商。）
同学看着我认真的说，不上大学，以你的聪明，会成为一个小老板，或者企业家，孩子生了好几个，甚至，孙子也抱上了——这不是开玩笑，我就有同学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
我摇摇头。我说，我会跟我的父亲一样，打鱼杀猪种田摸甲鱼，娶妻生子，在江南那个小村子里，年复一年的修地球，默默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像从来没有到这个世界来过一样。
编辑 黄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