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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在全面脱贫后对特殊群体的贫困进行精准识别并厘清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基于“非经济”视角，借鉴A-F方法，从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社会参与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分析老年人多维贫困特征，并进一步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揭示老年群体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社会参与三个维度的被剥夺程度最高；自身和社会两个层面与老年多维贫困相关性较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区关怀对老年多维贫困具有缓解作用，具有残疾问题、独居或农村户籍的老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
关键词：“非经济”；老年人；多维贫困
基金项目：福建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S202010394033）。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0%，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然而，与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尤其是农村老龄事业发展较为滞后[1-2]。与青壮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陷入贫困风险大，老年期劳动力下降，收入减少，疾患可能性上升，多种因素综合导致老年人成为高危贫困群体。此外，老年人脱贫难度大，老年期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内生动力逐渐下降，老年人若陷入贫困则容易衍化为长期贫困[3]。有研究发现，全国贫困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为17.5%，全国贫困老年人口总量为 2274.8万人[4]，2010年老年贫困人口总量接近1800万，老年贫困发生率超过10%，且呈现出城乡分布不均的现象[5]。
人口老龄化使中国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这使得老年贫困成为我国现阶段反贫困的新焦点[6]，老年贫困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迄今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老年贫困的现状与特征，如朱晓和范文婷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我国老年贫困呈现出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的特点[7]；解垩基于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消费贫困、健康贫困、未来信心贫困比城市老年人严重，健康和未来信心是老年多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8]。二是研究老年贫困的致因，如汪三贵、王瑜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发现农村青年人口流出会加剧老年贫困[9]；杨晓蕾从居住方式的视角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独居老人相比非独居老人更易陷入贫困[10]；周坚等从基本医疗保险的角度分析，认为养老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老年贫困[11]。三是研究缓解或消除老年贫困的对策，如罗遐和于立繁从行动的视角提出要综合政府、家庭、社会及个人的层面来化解老年贫困[12]；杨柳在对贫困老年群体和非贫困老年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从制度保障、增加教育投入、资金支持、精神保障四个方面来解决老年贫困[13]；柳如眉和柳清瑞通过对德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及经验总结，强调我国应该通过养老保险参量改革、建立老年低收入群体收入保护机制等来解决老年贫困[14]。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为深入探究老年贫困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老年群体相关调查数据的丰富，有关老年贫困的研究已从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发展到经济、健康、社会和精神等不同维度的贫困[15]。但大多数老年群体已退出劳动市场，“非经济”层面的贫困显然更符合我国老年群体的实际状况。因此，本文立足于“非经济”多维贫困视角，结合我国“两不愁、三保障”扶贫目标，对我国老年群体多维贫困进行精准识别，并分析其贫困致因，相信将为制定防范老年贫困的政策提供一些参考。
一、研究方法及变量设置
（一）贫困测度
贫困维度选择、指标权重及指数综合对于多维贫困的研究十分关键，基于研究地区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现在已出现一系列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如H-M指数、HPI人类贫困指数、Ch-M指数、F-M指数、W-M指数以MPI指数、A-F法等[16]。本研究借鉴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的阿尔基尔（Alkire）和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基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提出的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A-F双临界值法能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可较好满足从不同维度、不同指标来识别贫困的需求；同时，A-F双临界值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指标选择具有弹性，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及空间分布格局等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问题来确定[17]，该方法包括贫困识别、贫困加总及贫困分解三个步骤：
1.贫困识别
（二）贫困测度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1.贫困测度指标选取
本文以我国扶贫纲领性文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总体目标“两不愁，三保障”作为指标选取依据，建立生活条件（包括住房结构、冲水厕所、自来水、做饭燃料及电器资产5个指标）、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慢性病和心理健康3个指标）、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2个指标）三个维度。此外，罗明辑、马瑜等人发现社会参与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较高[18-19]；杨晓蕾和慈勤英通过研究居住方式对贫困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发现代际关系较好的贫困老人在经济、生活、情感和健康层面获得的支持更多，经济能力更强[20]。社交活动可以有效体现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况，通常经济水平较好的老年群体更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因此本研究增加社会参与这一维度（包括代际关系和社交活动2个指标）。综上，本研究采用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12个指标来进行老年群体多维贫困测度。由于A-F雙界限法具有对权重不敏感的特点[21]，且阿尔基尔等人经过实证分析发现，A-F指数在不同权重条件下均具有稳健性[22]，因此本研究采用等权重法对每项指标进行赋权，即每个指标权重均为1/12，如表1所示： 2.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关于老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多数研究认为个体特征、家庭禀赋、社会环境、公共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是影响老年人群贫困发生的基本因素。本研究同样从自身、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对老年贫困的成因加以分析。刘洋洋等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老年社会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身体状况、户口性质、与子女居住、文化水平低、是否有工作等个人特质对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残疾状况、年龄、成人教育、户籍类型、婚姻状况五个变量作为个人层面的指标进行分析。另外，严佩升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生活越不满意，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更高[23]。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择居住安排、子女供养及生活满意度作为家庭层面的變量进行分析。社会层面指标多采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指标[24]，由于本研究已将医疗保险作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再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将产生模型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社区所在市人均GDP及社区关怀作为社会层面变量，各指标如表2所示。
（三）数据来源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是对中国中老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其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家庭中45岁及以上人员。该调查旨在建立一套高质量的公开的微观数据库，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迄今为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已完成了2011、2013、2015、2018年四轮全国调查，其数据质量和访问应答率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学界被广泛使用，可以满足老龄研究的需要。剔除60周岁以下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本研究共得到1690份有效样本，样本属性如表3所示：
二、结果及分析
（一）老年人贫困测度结果
1.单维贫困测度结果
由单维贫困测度结果（见表4）可知：第一，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生活条件两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较为严重。老年人“做饭燃料”这一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在45%以上，“慢性病”及“冲水厕所”两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甚至高于60%，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年人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较低，亟待进一步改善。第二，老年人社会参与度逐渐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身体机能的退化，老年群体和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因此老年群体“代际关系”和“社交活动”两个维度被剥夺现象均较为严重，其中“社交活动”的贫困发生率接近50%。第三，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自评健康”“自评心理”两个指标被剥夺现象较为严重，老年人在这些方面的贫困也应引起社会的关注。
2.多维贫困测度结果
由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见表5）可知，随着多维贫困临界值k的增大，老年人贫困发生率逐渐下降，平均剥夺份额逐渐上升，由于贫困发生率降低的速率大于平均剥夺份额上升的速率，多维贫困指数也逐渐降低。当贫困临界值k=1时，在被调查人口中有99.82%的老年人处于贫困状态；当k=3时，有78.99%的老年人存在三个及以上指标被剥夺状态；当k=7时，仍有10.12%的老年群体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这表明至少有10%的老年人存在7个及以上指标处于被剥夺状态。由此可知：首先，基本所有老年人都存在至少一个维度的贫困，说明我国老年人的致贫因子十分多元；其次，有70%以上的老年人陷入3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说明我国老年人贫困程度深；再次，随着剥夺临界值的增加，平均剥夺份额不断上升，说明陷入多维贫困的老年人难以摆脱贫困，摆脱贫困后返贫风险大。
3.各维度贡献率
根据不同临界值下的多维贫困测度结果可知，k=3时，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3%、多维贫困指数下降了2%，平均剥夺份额上升3.3%，贫困发生率、贫困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3个指标呈现出第一次显著变化，因此，本研究将k=3定义为严重贫困，并进一步对k=3时的多维贫困指数按照指标进行分解，得到k=3时各个指标对贫困的贡献率（见表6）。结果显示：第一，对老年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是“慢性病”，老年人“自评健康”及“自评心理”两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也均在30%左右。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日渐退化，慢性病逐渐成为威胁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易患病、自理能力降低、易失能、康复能力差。同时，随着社会参与度的降低，老年人的精神难以得到慰藉，交流对象变少，老年群体还面临着抑郁、失智等精神方面的问题。第二，老年人“冲水厕所”“自来水”及“做饭燃料”三个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均较高，说明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较低。第三，老年人“代际关系”及“社交活动”两个指标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在50%左右，对老年人多维贫困贡献率较高，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能力已经严重被剥夺，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后与亲友之间见面交流机会变少。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老年群体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与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这阻碍了老年人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此外，随着老年人信息缺失、信息失衡、反应力降低等问题的出现，他们难以融入一个情景或话题，这也导致与子女孙辈间关系变得更加疏离。 （二）老年贫困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贫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将k=3时的多维贫困状态作为因变量，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老年人赋值为1，未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老年人赋值为0，以此来验证自身、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见表7）。
1.个人禀赋
从个人特征来看，“户籍类型”“残疾状况”两个因素对老年群体多维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户籍类型”表现出高相关性，根据相关系数的正负可知，农村老年群体更易陷入多维贫困，原因可能是农村老年人享受的社會保障政策、医疗体系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城市老年人差，因此农村老年群体更易陷入医疗保障、社会参与等维度的贫困。“残疾状况”也表现出较高相关性，相对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具有残疾问题的老年人更难进行生产劳动，他们难以通过劳动获取足够的物质资本来维持生活。此外，具有残疾问题可能导致老年人产生抑郁、自卑等不良情绪。因此，具有残疾问题的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更大。“婚姻状况”和“成人教育”未表现出较高相关性，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老年人思想较为传统，离婚、分居或是不结婚等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很少出现。同时，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未接受过成人教育，所以这个因素也未能表现出相关性。
2.家庭影响
从家庭层面来看，老年群体的家庭特征对个体陷入多维贫困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子女供养”未表现出相关性，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因此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在父母年老且无法进行生产活动后，子女通常会给予父母一定的经济支持，所以子女供养不会对老年群体陷入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居住安排”及“生活满意度”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对自身家庭生活不满意的老年群体通常缺乏内生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能力较为低下；同时，对生活不满意的老年人更易产生不良情绪，更易患抑郁、老年痴呆等精神类疾病，这使得他们更易陷入经济、精神、社会参与等维度的贫困。此外，与配偶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的老年人不易陷入社会参与这一维度的贫困，这说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具有缓解作用。
3.社会扶持
从社会层面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区关怀”对老年人是否陷入多维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表现出了较高相关性，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中等和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地区的老年群体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依次增加。老年群体在经济发达地区享受的社会福利政策更好，如社区对于老年群体服务设施的建设更加完善，老年人能享受到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此外，老年人在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找到更多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老年贫困相关性较高。社区关怀同样表现出高相关性，社区居民会（村委会）与居住在该社区（村）的居民联系十分密切，建立老年活动中心，表现出社区（村）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拥有休闲娱乐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使老年群体心情更加愉悦，降低了老年人陷入社会参与、精神贫困的风险，因此社区关怀对老年人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第一，首先，从贫困识别情况来看，我国老年群体陷入贫困的风险高，当k=1和k=2时贫困发生率均在90%以上；当k=7时，仍有10%以上的老年群体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其次，随着剥夺临界值的增加，平均剥夺份额不断上升，说明陷入贫困的老年群体难以摆脱贫困，摆脱贫困后返贫风险大。
第二，老年人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社会参与3个维度的被剥夺程度较高，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有慢性病、冲水厕所、做饭燃料及社交活动。
第三，从不同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来看，老年人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程度急需得到社会关注，对于老年贫困群体的帮扶政策需要具有针对性。
第四，个人禀赋和社会层面对老年贫困影响较大，值得关注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区关怀对老年多维贫困具有较强缓解作用。
（二）政策启示
根据我国扶贫总目标“两不愁、三保障”，联系我国老年群体多维贫困实际情况，本研究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普遍较低，冲水厕所、自来水、做饭燃料等指标被剥夺现象较为严重，应结合“住房保障”的要求，改善老年群体居住环境，推行改厕、引水、改灶等策略，宣传健康生活、绿色生活，让老年群体生活更美好。
第二，针对我国老年群体普遍患有慢性病的情况，结合“医疗有保障”要求，大力宣传老年群体按期体检，针对老年群体实行体检报销、最大化精简医疗报销流程政策，社区医院或村医疗室对区域内老人实行“一对多”定期上门基础检查，如量血压、测心率等，让老年群体看病更便捷。
第三，加强人文关怀，社会应给予老年人更多关注，各地区可开设老年大学、老年兴趣培训班等机构；各企业单位为员工设置探亲假，地区政府给予子女一定的探亲补偿，让子女有更多机会陪伴父母；社区（村）可定期举行老年活动，倡导老年群体参与社区娱乐、老年协会等，增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感。
第四，加强社区（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开设老年活动中心、敬老院、老年心理辅导中心等机构，让老年人生活更舒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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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经济”；老年人；多维贫困
基金项目：福建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S202010394033）。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0%，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然而，与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尤其是农村老龄事业发展较为滞后[1-2]。与青壮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陷入贫困风险大，老年期劳动力下降，收入减少，疾患可能性上升，多种因素综合导致老年人成为高危贫困群体。此外，老年人脱贫难度大，老年期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内生动力逐渐下降，老年人若陷入贫困则容易衍化为长期贫困[3]。有研究发现，全国贫困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为17.5%，全国贫困老年人口总量为 2274.8万人[4]，2010年老年贫困人口总量接近1800万，老年贫困发生率超过10%，且呈现出城乡分布不均的现象[5]。
人口老龄化使中国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这使得老年贫困成为我国现阶段反贫困的新焦点[6]，老年贫困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迄今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老年贫困的现状与特征，如朱晓和范文婷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我国老年贫困呈现出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的特点[7]；解垩基于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消费贫困、健康贫困、未来信心贫困比城市老年人严重，健康和未来信心是老年多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8]。二是研究老年贫困的致因，如汪三贵、王瑜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发现农村青年人口流出会加剧老年贫困[9]；杨晓蕾从居住方式的视角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独居老人相比非独居老人更易陷入贫困[10]；周坚等从基本医疗保险的角度分析，认为养老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老年贫困[11]。三是研究缓解或消除老年贫困的对策，如罗遐和于立繁从行动的视角提出要综合政府、家庭、社会及个人的层面来化解老年贫困[12]；杨柳在对贫困老年群体和非贫困老年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从制度保障、增加教育投入、资金支持、精神保障四个方面来解决老年贫困[13]；柳如眉和柳清瑞通过对德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及经验总结，强调我国应该通过养老保险参量改革、建立老年低收入群体收入保护机制等来解决老年贫困[14]。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为深入探究老年贫困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老年群体相关调查数据的丰富，有关老年贫困的研究已从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发展到经济、健康、社会和精神等不同维度的贫困[15]。但大多数老年群体已退出劳动市场，“非经济”层面的贫困显然更符合我国老年群体的实际状况。因此，本文立足于“非经济”多维贫困视角，结合我国“两不愁、三保障”扶贫目标，对我国老年群体多维贫困进行精准识别，并分析其贫困致因，相信将为制定防范老年贫困的政策提供一些参考。
一、研究方法及变量设置
（一）贫困测度
贫困维度选择、指标权重及指数综合对于多维贫困的研究十分关键，基于研究地区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现在已出现一系列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如H-M指数、HPI人类贫困指数、Ch-M指数、F-M指数、W-M指数以MPI指数、A-F法等[16]。本研究借鉴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的阿尔基尔（Alkire）和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基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提出的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A-F双临界值法能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可较好满足从不同维度、不同指标来识别贫困的需求；同时，A-F双临界值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指标选择具有弹性，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及空间分布格局等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问题来确定[17]，该方法包括贫困识别、贫困加总及贫困分解三个步骤：
1.贫困识别
（二）贫困测度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1.贫困测度指标选取
本文以我国扶贫纲领性文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总体目标“两不愁，三保障”作为指标选取依据，建立生活条件（包括住房结构、冲水厕所、自来水、做饭燃料及电器资产5个指标）、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慢性病和心理健康3个指标）、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2个指标）三个维度。此外，罗明辑、马瑜等人发现社会参与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较高[18-19]；杨晓蕾和慈勤英通过研究居住方式对贫困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发现代际关系较好的贫困老人在经济、生活、情感和健康层面获得的支持更多，经济能力更强[20]。社交活动可以有效体现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况，通常经济水平较好的老年群体更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因此本研究增加社会参与这一维度（包括代际关系和社交活动2个指标）。综上，本研究采用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12个指标来进行老年群体多维贫困测度。由于A-F雙界限法具有对权重不敏感的特点[21]，且阿尔基尔等人经过实证分析发现，A-F指数在不同权重条件下均具有稳健性[22]，因此本研究采用等权重法对每项指标进行赋权，即每个指标权重均为1/12，如表1所示： 2.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关于老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多数研究认为个体特征、家庭禀赋、社会环境、公共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是影响老年人群贫困发生的基本因素。本研究同样从自身、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对老年贫困的成因加以分析。刘洋洋等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老年社会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身体状况、户口性质、与子女居住、文化水平低、是否有工作等个人特质对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残疾状况、年龄、成人教育、户籍类型、婚姻状况五个变量作为个人层面的指标进行分析。另外，严佩升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生活越不满意，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就更高[23]。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择居住安排、子女供养及生活满意度作为家庭层面的變量进行分析。社会层面指标多采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指标[24]，由于本研究已将医疗保险作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再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将产生模型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社区所在市人均GDP及社区关怀作为社会层面变量，各指标如表2所示。
（三）数据来源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是对中国中老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其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家庭中45岁及以上人员。该调查旨在建立一套高质量的公开的微观数据库，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迄今为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已完成了2011、2013、2015、2018年四轮全国调查，其数据质量和访问应答率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学界被广泛使用，可以满足老龄研究的需要。剔除60周岁以下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本研究共得到1690份有效样本，样本属性如表3所示：
二、结果及分析
（一）老年人贫困测度结果
1.单维贫困测度结果
由单维贫困测度结果（见表4）可知：第一，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生活条件两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较为严重。老年人“做饭燃料”这一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在45%以上，“慢性病”及“冲水厕所”两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甚至高于60%，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年人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较低，亟待进一步改善。第二，老年人社会参与度逐渐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身体机能的退化，老年群体和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因此老年群体“代际关系”和“社交活动”两个维度被剥夺现象均较为严重，其中“社交活动”的贫困发生率接近50%。第三，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自评健康”“自评心理”两个指标被剥夺现象较为严重，老年人在这些方面的贫困也应引起社会的关注。
2.多维贫困测度结果
由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见表5）可知，随着多维贫困临界值k的增大，老年人贫困发生率逐渐下降，平均剥夺份额逐渐上升，由于贫困发生率降低的速率大于平均剥夺份额上升的速率，多维贫困指数也逐渐降低。当贫困临界值k=1时，在被调查人口中有99.82%的老年人处于贫困状态；当k=3时，有78.99%的老年人存在三个及以上指标被剥夺状态；当k=7时，仍有10.12%的老年群体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这表明至少有10%的老年人存在7个及以上指标处于被剥夺状态。由此可知：首先，基本所有老年人都存在至少一个维度的贫困，说明我国老年人的致贫因子十分多元；其次，有70%以上的老年人陷入3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说明我国老年人贫困程度深；再次，随着剥夺临界值的增加，平均剥夺份额不断上升，说明陷入多维贫困的老年人难以摆脱贫困，摆脱贫困后返贫风险大。
3.各维度贡献率
根据不同临界值下的多维贫困测度结果可知，k=3时，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3%、多维贫困指数下降了2%，平均剥夺份额上升3.3%，贫困发生率、贫困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3个指标呈现出第一次显著变化，因此，本研究将k=3定义为严重贫困，并进一步对k=3时的多维贫困指数按照指标进行分解，得到k=3时各个指标对贫困的贡献率（见表6）。结果显示：第一，对老年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是“慢性病”，老年人“自评健康”及“自评心理”两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也均在30%左右。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日渐退化，慢性病逐渐成为威胁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易患病、自理能力降低、易失能、康复能力差。同时，随着社会参与度的降低，老年人的精神难以得到慰藉，交流对象变少，老年群体还面临着抑郁、失智等精神方面的问题。第二，老年人“冲水厕所”“自来水”及“做饭燃料”三个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均较高，说明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较低。第三，老年人“代际关系”及“社交活动”两个指标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在50%左右，对老年人多维贫困贡献率较高，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能力已经严重被剥夺，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后与亲友之间见面交流机会变少。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老年群体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与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这阻碍了老年人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此外，随着老年人信息缺失、信息失衡、反应力降低等问题的出现，他们难以融入一个情景或话题，这也导致与子女孙辈间关系变得更加疏离。 （二）老年贫困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贫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将k=3时的多维贫困状态作为因变量，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老年人赋值为1，未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老年人赋值为0，以此来验证自身、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见表7）。
1.个人禀赋
从个人特征来看，“户籍类型”“残疾状况”两个因素对老年群体多维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户籍类型”表现出高相关性，根据相关系数的正负可知，农村老年群体更易陷入多维贫困，原因可能是农村老年人享受的社會保障政策、医疗体系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城市老年人差，因此农村老年群体更易陷入医疗保障、社会参与等维度的贫困。“残疾状况”也表现出较高相关性，相对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具有残疾问题的老年人更难进行生产劳动，他们难以通过劳动获取足够的物质资本来维持生活。此外，具有残疾问题可能导致老年人产生抑郁、自卑等不良情绪。因此，具有残疾问题的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更大。“婚姻状况”和“成人教育”未表现出较高相关性，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老年人思想较为传统，离婚、分居或是不结婚等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很少出现。同时，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未接受过成人教育，所以这个因素也未能表现出相关性。
2.家庭影响
从家庭层面来看，老年群体的家庭特征对个体陷入多维贫困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子女供养”未表现出相关性，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因此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在父母年老且无法进行生产活动后，子女通常会给予父母一定的经济支持，所以子女供养不会对老年群体陷入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居住安排”及“生活满意度”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对自身家庭生活不满意的老年群体通常缺乏内生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能力较为低下；同时，对生活不满意的老年人更易产生不良情绪，更易患抑郁、老年痴呆等精神类疾病，这使得他们更易陷入经济、精神、社会参与等维度的贫困。此外，与配偶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的老年人不易陷入社会参与这一维度的贫困，这说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具有缓解作用。
3.社会扶持
从社会层面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区关怀”对老年人是否陷入多维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表现出了较高相关性，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中等和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地区的老年群体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依次增加。老年群体在经济发达地区享受的社会福利政策更好，如社区对于老年群体服务设施的建设更加完善，老年人能享受到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此外，老年人在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找到更多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老年贫困相关性较高。社区关怀同样表现出高相关性，社区居民会（村委会）与居住在该社区（村）的居民联系十分密切，建立老年活动中心，表现出社区（村）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拥有休闲娱乐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使老年群体心情更加愉悦，降低了老年人陷入社会参与、精神贫困的风险，因此社区关怀对老年人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第一，首先，从贫困识别情况来看，我国老年群体陷入贫困的风险高，当k=1和k=2时贫困发生率均在90%以上；当k=7时，仍有10%以上的老年群体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其次，随着剥夺临界值的增加，平均剥夺份额不断上升，说明陷入贫困的老年群体难以摆脱贫困，摆脱贫困后返贫风险大。
第二，老年人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社会参与3个维度的被剥夺程度较高，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有慢性病、冲水厕所、做饭燃料及社交活动。
第三，从不同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来看，老年人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程度急需得到社会关注，对于老年贫困群体的帮扶政策需要具有针对性。
第四，个人禀赋和社会层面对老年贫困影响较大，值得关注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区关怀对老年多维贫困具有较强缓解作用。
（二）政策启示
根据我国扶贫总目标“两不愁、三保障”，联系我国老年群体多维贫困实际情况，本研究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普遍较低，冲水厕所、自来水、做饭燃料等指标被剥夺现象较为严重，应结合“住房保障”的要求，改善老年群体居住环境，推行改厕、引水、改灶等策略，宣传健康生活、绿色生活，让老年群体生活更美好。
第二，针对我国老年群体普遍患有慢性病的情况，结合“医疗有保障”要求，大力宣传老年群体按期体检，针对老年群体实行体检报销、最大化精简医疗报销流程政策，社区医院或村医疗室对区域内老人实行“一对多”定期上门基础检查，如量血压、测心率等，让老年群体看病更便捷。
第三，加强人文关怀，社会应给予老年人更多关注，各地区可开设老年大学、老年兴趣培训班等机构；各企业单位为员工设置探亲假，地区政府给予子女一定的探亲补偿，让子女有更多机会陪伴父母；社区（村）可定期举行老年活动，倡导老年群体参与社区娱乐、老年协会等，增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感。
第四，加强社区（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开设老年活动中心、敬老院、老年心理辅导中心等机构，让老年人生活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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