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问题在中古时期就被提出，随后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之后，后世提出的“言意”理论在全面性、理论性上没有形成超越。它最初是从思辨的角度来阐述言意关系，而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言不尽意论被引入文论中，一直到唐宋这一论题依然流行，成为古代文论批评的最重要审美原则之一。
　　首先是言不尽意论。《庄子·天道》曾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的本意是要“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摒礼乐”，意在蔑视儒家经典，但他阐明了言不尽意的道理。郭象（西晋）注：“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物之粗者可以言论，物之精者虽不可言论而可以意致，但这还在“有形”的范围之内，至于超越无形的道，自然也就在言意之外。
　　魏晋时期，言不尽意论十分流行。《周易》中认识到“言不尽意”的道理，故采取变通的方法，借助于“立象”“设卦”已尽意、尽“情伪”;而荀粲则将庄子“精”与“粗”、“有形”与“无形”的思想运用其中，进一步提出了“意外”“象外”和“系表”之说。他认为意内、象内、系内可言之，而意外、象外、系表的东西则“蕴而不出”，心或知之而不可尽言之，甚至根本就无从言之。这就把“言不尽意”的道理讲得更深入，也更玄妙了。“意内”之物本来就难以尽言，而“意外”之物自然也就无从言之。所以，“意外”之说已经超出言意之辩的范围。但从总体上来看，言不尽意论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只是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规律。
　　得意忘言论最早见于《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里也同样是以老庄解易的方法，进一步论述了得意忘言的论点。其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首先必须肯定，王弼对于“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论述是建立在“言不尽意”基础之上的。王弼同其他玄学家一样，认为“道”是“无名”“无形”的，因而是不可名言的。王弼认为包含着无限的“道”“玄”等，是不能以有限事物的名称去指谓它的。若强言之、强名之，则失其常而离去真。这就是王弼的“言不尽意”论。
　　言尽意论的倡导者是西晋的欧阳建。他认为，“名”与“物”、“言”与“理”之间的关系，是“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是不可区分为二的，既没有不可言尽的“理”，也没有不可尽理的“言”，所以说是“言无不尽”。这就是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欧阳建“言尽意论”的“意”，包括“物”与“理”两个方面，“物”属于客观物质的范畴，而“理”则是指“鉴识”“情志”，即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欧阳建把二者混为一谈，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更为重要的是，欧阳健并没有真正理解荀粲、王弼所说不可言尽的“意”是无形、无名的，包含了无限可能性的‘道’，这些是不可以用有限而固定的“名”“言”去加以指谓和把握的。因此，就对日常事物的表达来说，就那些本体的“意”的表述来说，欧阳建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哲学“言—象—言”对中国古代文论言意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它表现了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言与意之间关系的矛盾。文学上的言意理论力图超越“言”“意”之间的隔阂，从而实现双方的统一。
　　陆机的“文不逮意”力图捋顺文学创作中言与意的关系，其《文赋》中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见识。陆机在自叙作《文赋》的意图时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文不逮意”实际上正是玄学中“言不尽意”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的反映。陆机并没有停留在指出或承认“言不尽意”的事实，而是对如何以有限的言来传达无线的美作了积极的探索。他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要真实地描写千变万化的事物情状的确太难了，未能再现一切的真实，但至少艺术家还是应该向“穷形而尽相”的方面去努力。
　　对于以有限的言来传达无线的艺术美，陆机并没有丧失信心。完全真实地再现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语言的艺术再现，创造出无限的美，并非没有可能，所以说“期穷形而尽相”。除此之外，陆机还提出语言表“意”在于独创性，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刘勰的“言授于意”明确提出了“思—意—言”的理论模式。不仅如此，他还研究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将其理论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处阐述到言不尽意的论题。刘勰明确提出了“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的困难性，而这便是言与意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在这样的困境下，刘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文章的内容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而语言又是受内容支配的，如果三者结合的密切就会天衣无缝，否则就会远隔千里。那么，如何将“情”“言”“意”结合呢？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提到：“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这里的“隐”就是指言外之意;所谓“秀”就是指作品中突出的句子。“隐”以内容丰富为工巧，“秀”以卓越独到为精妙。也就是说，刘勰担心的“至于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的这种文不达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含蓄的手法解决的。
　　到了宋代，受到中晚唐以来诗学理论批评思潮的影响，诗坛上普遍强调要意在言外。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姜夔等一大批诗论家都以“意在言外“为诗歌审美表现，这在两宋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为后代文学理论提供了创新性的体裁。
　　无论是中古时期还是近古时期，诗学批评家都十分关注言意理论。古代言意理论的生成源于哲学上的言意之辩，随后进入魏晋南北朝这个自觉解放的时期，文人们开始认识到文的不同，真正意义上的言意文论开始形成。它对于文艺理论，特别是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具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