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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有个性的员工”
记者：“幕天讲坛”重在发动社会精英关注乡村学生的人生成长，你是“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你觉得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什么弊端？
范以锦：一个反常的问题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本来是最需要生动活泼，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为孩子健康成长打基础的时候，孩子们却变成书呆子，没有很多自我。但是到了大学就反过来了，就放飞了，很轻松。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困境在：没有压力，要中小学生很自觉读书是不可能，因为他是孩子，问题是这个压力太大，需要减压，可是目前就是谁减压谁吃亏，谁上当。现在升学就考分数。
记者：在报社时，需要和许多有个性的新闻人相处，你的相处之道是什么？
范以锦：我是喜欢有个性的员工，没有很大个性也是他的个性嘛。有个性的人就可能争论比较大，同事之间有部分人会不喜欢，领导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有个性的人往往做出有个性的项目。有个性的报纸和个人的个性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不是完全划等号。作为领导，要尊重他的个性，发挥他的个性，将他的专长用得更好，一旦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在这里干得非常愉快了，这时你去指出他的问题，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理的说理，他会听你的。
记者：“文人办报”的观念现在落伍了吗？
范以锦：我们是事业单位，要服从上级的指示，又是企业家，自负盈亏。我们不仅要办出社会效应，还要有经济效应，我们要养家糊口，那必须企业家办报，但文人办报的气节不能全丢了。如果一味顺从官场这种游戏规则，那就很难办出一张好的报纸。官员办报、文人办报、企业家办报，三不像又三个都必须有，这是比较难的。
领导也不是完全掌握情况
记者：三不像中你最像哪个？
范以锦：我就是想要把这三个特点结合得好一点，三个我应该都有一点，但做得好不容易。我确实有担当精神，但也不是什么都敢对抗。游戏规则是常态的，你不按游戏规则来办是非常态的，非常态的只能适可而止地用。南都案件你为什么敢顶，那是忍无可忍了，那是一种底线，那时就是想豁出去。一般正常情况下，你所处的环境没有到那么窝囊的地步，你没有必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还是要注意分寸。
记者：在新媒体日益加逼的当下，传统媒体从业者如何建立职业荣誉感？
范以锦：现在我们处在转型期，是非常痛苦的。现在破坏性的意见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多。所谓破坏性的意见就是看什么都不行，很迷茫，找不到出路。现在还在探索当中，处在转折时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直接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搞纸媒的人，要坚信一条，纸媒是一个传播的平台，不可能很快完蛋，总是有一部分人要看，国家最终还是会保护纸媒的发展。但是会有一部分垮掉，那是肯定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纸媒不可能那么快死，虽然有的会死，但“肯定不是我而是别人。要有这个自信。”
记者：出于良知保护部下，但是这种保护有时和你的职责是冲突的。
范以锦：良知也需要沟通，但是如果沟通不了，上面下令，那你也顶不住。我觉得能沟通的情况下尽量沟通，因为领导也是人，领导也不是说完全掌握情况，包括他的知识面，包括他对一些问题的把握，有机会跟领导反映情况，采取稳妥的办法解决问题。当然，最终上面拍板了，也必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纪律，也是国情。
记者：这种对边界的把握，是一种艺术，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标准？
范以锦：这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要注意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所以我就讲还是要内行去把握，包括你对社会环境的把握，对管理制度的把握，对新闻内部的把握，内行的话你就知道它的分界在哪里，当然还有个人的勇气，良知。如果你老想，为什么我要得罪领导啊？如果我跟着执行的话可以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领导？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对领导也没有好处。其实，有些决策向上反映后，也会被采纳的。
“生为新闻人，死为新闻鬼”
记者：从集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这几年是什么样的状态？
范以锦：退休以后，可以说“解除装备”了，轻松了。搞报纸，白纸黑字，一切思想观念都会呈现在报纸上，一目了然。当领导的时候整天就为这些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大学里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大家都是自由的交流，跟报纸完全两码事。现在就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
记者：从事报业三十多年，你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范以锦：虚一点来说，我这一辈子从事新闻事业，为新闻事业奋斗一辈子，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一参加工作就当记者，退休至今，进行传媒研究，每天还是看报纸，关注舆论。我很自豪，我一辈子是新闻人。生为新闻人，死为新闻鬼，没有动摇过。比较实一点来说，值得我自豪的在于我在推进南方报业多品牌战略、人才战略时的员工认同感。当年我们虽然经历风雨，但是压力都是来自外部，内部员工还是很认可很支持我的。
记者：离开南方报业，有什么遗憾吗？
范以锦：当年我提出媒体多品牌战略的出发点，重点还是打造内容品牌，通过内容的影响力来推动发展。但是我来不及做的一点是，从产业布局来说，视野还不够开阔。应该在报纸之外的跨行业上做一些努力。南都事件也有遗憾，并不圆满。但我也尽力了，想要更圆满一点可能也有困难。
记者：“幕天讲坛”重在发动社会精英关注乡村学生的人生成长，你是“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你觉得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什么弊端？
范以锦：一个反常的问题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本来是最需要生动活泼，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为孩子健康成长打基础的时候，孩子们却变成书呆子，没有很多自我。但是到了大学就反过来了，就放飞了，很轻松。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困境在：没有压力，要中小学生很自觉读书是不可能，因为他是孩子，问题是这个压力太大，需要减压，可是目前就是谁减压谁吃亏，谁上当。现在升学就考分数。
记者：在报社时，需要和许多有个性的新闻人相处，你的相处之道是什么？
范以锦：我是喜欢有个性的员工，没有很大个性也是他的个性嘛。有个性的人就可能争论比较大，同事之间有部分人会不喜欢，领导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有个性的人往往做出有个性的项目。有个性的报纸和个人的个性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不是完全划等号。作为领导，要尊重他的个性，发挥他的个性，将他的专长用得更好，一旦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在这里干得非常愉快了，这时你去指出他的问题，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理的说理，他会听你的。
记者：“文人办报”的观念现在落伍了吗？
范以锦：我们是事业单位，要服从上级的指示，又是企业家，自负盈亏。我们不仅要办出社会效应，还要有经济效应，我们要养家糊口，那必须企业家办报，但文人办报的气节不能全丢了。如果一味顺从官场这种游戏规则，那就很难办出一张好的报纸。官员办报、文人办报、企业家办报，三不像又三个都必须有，这是比较难的。
领导也不是完全掌握情况
记者：三不像中你最像哪个？
范以锦：我就是想要把这三个特点结合得好一点，三个我应该都有一点，但做得好不容易。我确实有担当精神，但也不是什么都敢对抗。游戏规则是常态的，你不按游戏规则来办是非常态的，非常态的只能适可而止地用。南都案件你为什么敢顶，那是忍无可忍了，那是一种底线，那时就是想豁出去。一般正常情况下，你所处的环境没有到那么窝囊的地步，你没有必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还是要注意分寸。
记者：在新媒体日益加逼的当下，传统媒体从业者如何建立职业荣誉感？
范以锦：现在我们处在转型期，是非常痛苦的。现在破坏性的意见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多。所谓破坏性的意见就是看什么都不行，很迷茫，找不到出路。现在还在探索当中，处在转折时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直接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搞纸媒的人，要坚信一条，纸媒是一个传播的平台，不可能很快完蛋，总是有一部分人要看，国家最终还是会保护纸媒的发展。但是会有一部分垮掉，那是肯定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纸媒不可能那么快死，虽然有的会死，但“肯定不是我而是别人。要有这个自信。”
记者：出于良知保护部下，但是这种保护有时和你的职责是冲突的。
范以锦：良知也需要沟通，但是如果沟通不了，上面下令，那你也顶不住。我觉得能沟通的情况下尽量沟通，因为领导也是人，领导也不是说完全掌握情况，包括他的知识面，包括他对一些问题的把握，有机会跟领导反映情况，采取稳妥的办法解决问题。当然，最终上面拍板了，也必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纪律，也是国情。
记者：这种对边界的把握，是一种艺术，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标准？
范以锦：这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要注意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所以我就讲还是要内行去把握，包括你对社会环境的把握，对管理制度的把握，对新闻内部的把握，内行的话你就知道它的分界在哪里，当然还有个人的勇气，良知。如果你老想，为什么我要得罪领导啊？如果我跟着执行的话可以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领导？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对领导也没有好处。其实，有些决策向上反映后，也会被采纳的。
“生为新闻人，死为新闻鬼”
记者：从集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这几年是什么样的状态？
范以锦：退休以后，可以说“解除装备”了，轻松了。搞报纸，白纸黑字，一切思想观念都会呈现在报纸上，一目了然。当领导的时候整天就为这些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大学里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大家都是自由的交流，跟报纸完全两码事。现在就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
记者：从事报业三十多年，你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范以锦：虚一点来说，我这一辈子从事新闻事业，为新闻事业奋斗一辈子，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一参加工作就当记者，退休至今，进行传媒研究，每天还是看报纸，关注舆论。我很自豪，我一辈子是新闻人。生为新闻人，死为新闻鬼，没有动摇过。比较实一点来说，值得我自豪的在于我在推进南方报业多品牌战略、人才战略时的员工认同感。当年我们虽然经历风雨，但是压力都是来自外部，内部员工还是很认可很支持我的。
记者：离开南方报业，有什么遗憾吗？
范以锦：当年我提出媒体多品牌战略的出发点，重点还是打造内容品牌，通过内容的影响力来推动发展。但是我来不及做的一点是，从产业布局来说，视野还不够开阔。应该在报纸之外的跨行业上做一些努力。南都事件也有遗憾，并不圆满。但我也尽力了，想要更圆满一点可能也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