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可望而不可及的象征皇权的皇家玉器，如今只要有经济实力，即刻便可“飞入寻常百姓家”。清代“帝王玉”在拍卖市场上“一路高歌”，已成为玉器市场的真正“明星”。而乾隆玉器则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
　　综观1996年至2005年十年的玉器拍卖排行榜百强 ，清代玉器占有82件，其中乾隆时期的玉器52件；名列前十名的有3件康熙时期的玉器，6件乾隆时期的玉器。这52件乾隆玉器中，2004年香港佳士得拍卖的“和田白玉活环双龙耳万寿碗”，以2048.7万元人民币名列玉器拍卖百强排行榜探花之位。
　　乾隆年间制作的玉器以玉质之佳、琢工之精、器形之美、产量之高、用途之广和品种之多而著称，在中国琢玉史上堪称空前。时下的收藏者都注重精品，乾隆玉器自然受到人们的推崇。但若想购买乾隆玉器，首先应对这一时期的玉器有所认识。
　　清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初三。于雍正十三年九月三日即帝位，在位60年（1736年－1795年）。乾隆帝爱玉成瘾，在他一生4万余首（篇）御制诗文中，涉及玉器的篇目达800余首，记录了他对古玉的描述考证及对时作玉的品评。毫无疑问，这时期的玉器制作风格几乎围绕着乾隆帝的喜好而发展变化，并对清代玉器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将乾隆60年间的玉器品类和艺术风格随着乾隆帝的审美观而变化的脉络梳理清晰，便可基本了解乾隆时期玉器的风貌。
　　以乾隆二十四年为界，可将乾隆时期玉器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乾隆前期是清代宫廷玉器缓慢成长的时期。由于新疆玉料不易进入内地，清宫御用玉器主要用库藏的旧玉料制作，或以旧带板之类的古玉器进行改作。因制作的数量有限，此时的宫廷玉器对当时的玉器制作业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根据记载，这时新作和改作的玉器主要有佩饰、生活用器和仿古的圭、璧、环等。其数量虽不甚巨，但也可算突出。如乾隆三年，将清以前的旧玉带板200块运往苏州制作玩佩、环、双连环器等器物。乾隆六年，据不完全统计，仅玉器上刻乾隆年款的就有376件。乾隆十八年，令“在银库玉石内，挑选足作玉碗、卓木各一百件玉，共重4428斤，发往南边做玉碗”。仅此几例就可以看出乾隆对玉的痴迷和当时的风格。乾隆早期的仿古器大多因料而制，造型和纹饰皆以法古为主，融入部分清代风格。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玉比翼同心合符”，器形和纹饰均仿汉代鸡心佩，而组成“合符”是清代的创新。造型仿造“比翼鸟”寓意“比翼双飞”，“合符”则有信物、合欢之意，寓意夫妇“百年好和”，是典型的法古器形添新意的作品。又如“玉镂雕螭龙斧形佩”，呈长方形片状，镂空、浮雕技法娴熟，刀法细腻，是乾隆时期典型的仿战国纹饰器物。
　　在拍卖记录中，不难发现此类器物。如北京翰海2001年以3.52万元成交的“白玉双风绳纹系璧”，以9.35万元成交的“黄玉螭龙斧形佩”等。此类玉器虽流传较少，但韵味古朴，深得人们喜爱。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新疆地区准葛尔部和回部后，和田美玉大量进入宫廷，回部每年春秋两次向朝廷纳贡玉料4000斤，特别是适合琢制器皿的玉料的大量获得，使宫廷玉器的生产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因玉料充足，以苏州、扬州、北京造办处玉作为中心的琢玉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由原来的一二处扩展到八处之多。加上乾隆帝热衷研究古玉，监督玉器生产，使玉器制造业达到了顶峰。乾隆帝还着手制作大型的玉器，从乾隆三十年至五十年，先后制作了千斤以上的玉器近十件，如“大禹治水图玉山”等。这一时期的玉器品种激增，大型陈设玉不断出现，主要包括“仿古玉”和“时作玉”两大类。在拍卖市场上频频夺魁的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制造的仿古陈设玉和玉山子等，如香港苏富比在2003年以956.3万元成交的白玉雕十六罗汉山子和2004年以885.1万元成交的御制寒山听雪阁碧玉山子。这两件玉山子分别名列百强的第5、第6位。北京翰海以247.5万元成交的白玉狮钮鼎式长方炉名列2001年玉器排行榜之首，2005年佳士得白玉雕“四喜如意”活环盖碗以487.6万元成交，2002年中贸圣佳“白玉龙钮瓶”以231万元成交。名列百强的52件乾隆玉器中，有20件是仿古器。可见这一时期的玉器精品倍受瞩目。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四年，乾隆帝的好恶对玉器制造业的影响很大，形成了让人们“顶礼膜拜”的“乾隆工”。
　　此外，民间和宫廷琢玉、用玉也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玉器从制作水平到纹饰图案都起了新的变化，宫廷色彩变得淡薄，所谓“新样”、“时样”大批出现。这些新产品从各种途径流入皇宫，曾多次被乾隆帝发现，令他极为不满。如乾隆四十一年，他在“御制诗”中写道：“和田采玉春秋贡，琢器频翻博古图，时样颇嫌巧乃俗，因壶尤近古之模。”乾隆五十年，他在另一首诗的注释写道：“俗工只论玉之轻重以为作价之高下，不肯多去疵类，又裁花镂叶，极繁缛而益粗鄙，此亦玉之厄矣。” 这些诗句反映了当时玉器生产面貌的变化，以弘历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是极力反对的，所以，这种“新样”、“时样”玉器应少是宫廷用玉，而是当时社会时尚的产品。尽管乾隆帝三番五次对“俗样”加以斥责，这种风气还是有增无减，影响越来越大。为此，他在乾隆五十九年只得下了一道禁令：“近来苏、扬等地呈进物件，多有雕空器物，如玉盘、玉碗、玉炉等件，殊属无谓。试想，盘、碗均系贮水之器，炉鼎也需贮灰方可熏，可皆行镂空，又有何用？此皆系该处奸猾匠人造作此等无用之物，以为新巧，希图厚价获利。……朕于此物，从不赏收。……甚至回疆亦效尤相习成风，致使完整玉料俱成废弃。著传谕扬州、苏州监政织造等，此后，务须严行饬禁，不准此等奸匠仍行刻镂成作。”但这类遭禁止的玉器在乾隆玉器中仍有部分遗存。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镂雕牡丹花薰”，全器用镂雕技法雕琢了19朵牡丹花，雕工精湛，玲珑剔透。虽实用性欠佳，观赏价值较高。
　　在“新样”玉器生产的同时，另一类玉器，即仿效商周青铜器纹饰造型和描写历代文人逸士、故事及山水名胜纹样的玉器也有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制作，这类玉器得到了乾隆帝的大加赞扬和倡导。清宫旧藏的一件“碧玉雷纹瓶”系仿青铜器的经典之作，工匠巧妙利用玉质本身所含的黑斑及条纹，仿造青铜器上的锈斑，颈部隐起8个蝉纹，两侧各有一兽首形耳，耳上套活环，器身布满云雷纹。外底中心阴文“乾隆年制”四字款。这两类玉器同时成为当时的主流。到了乾隆即将退位当“太上皇”时，玉器反俗为古，古形古纹的玉器成了主流。如清宫旧藏的一件“玉镂雕夔凤长宜子孙璧”，上面镂雕双夔龙，头顶云纹，下部圆形内镂雕双夔凤及篆书“长宜子孙”左右分别琢隶书“乾隆年制”和“覆字一百八十八号”，并装于“珍符衍庆”楠木册及木函内。整个器形仿东汉玉璧，但纹饰比汉代玉璧更复杂。似与之同出一辙的有中贸圣佳2001年以46.2万元成交的“黄玉龙凤纹璧”，此璧虽不大，但雕工繁缛精细，连属巧妙。
　　


　　乾隆六十年，乾隆帝略有感慨地题诗：“去俗渐从正，良工究属吴。虽然仍寓巧，亦可许归儒，鼎爵钟铃别，渔樵耕读图，四民胥乐业，王道又何殊。”从现有的乾隆玉器，特别是宫廷用玉器看，这种仿古、山水人物图玉器占有很大比例。如“玉耕读图香筒”和“玉渔樵图香筒”，无论在造型和图案上都有鲜明的时代感。乾隆时期小型香筒较多，纹饰以山林楼阁为主，并衬以各种人物、耕读、渔樵、求仙、祝寿等题材。1999年香港佳士得以40.25万元港币成交了一件“白玉人物山水香筒”，玉质润白，通体镂雕山水人物，构图饱满，雕琢细腻精致。此种小型香筒为文房用具，也可做精美的陈设品。
　　


　　乾隆玉器的另一特点是多在玉器的底部或适当的部位刻有年款，见到的有“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乾隆御玩”、“大清乾隆仿古”和“乾隆仿古”等多种，多用阴线刻成，凡圆章式款、有方框式、圆章式、长方式等，也有用直行或横行，或一字或二字或多字一行书刻于器上的。字体有隶书、篆书和楷书三种，皆规整，章法有序，苍劲有力。
　　在拍卖市场上，大凡有“乾隆款”的玉器，与同类无款玉器相比，价格都会略高。例如，2002年中贸圣佳以30.8万元成交的青玉双耳瓶，雕工非常简单，只在瓶颈两侧分别琢S形耳，为了突出玉质本身的自然纹理，整件器身光素无纹饰，刻有“乾隆仿古”隶书款。2001年北京翰海以34.1万元成交的“白玉梅花扁瓶”在瓶底刻有“乾隆年制”篆书款。
　　乾隆帝还非常推崇痕都斯坦玉，乾隆诗中有56首是咏题痕都斯坦玉的，记载了痕玉的名称、器型、装饰、工艺以及他对痕玉的高度评价。皇帝的爱好很快影响到全国，首先是苏州的专诸巷开始仿制，随之扬州、北京等地的玉器作坊也不甘落后，仿制了一批痕都斯坦玉。于是民间玉肆就称痕都斯坦玉器为“蕃作”，把仿痕都斯坦玉器称为“仿蕃作”。拍卖中，此类“蕃作”和“仿蕃作”的玉器还是很受欢迎的。2001年上海敬华以7.26万元成交“白玉痕都斯坦风格匜”。
　　


　　乾隆时期的玉器，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又正值“乾隆盛世”政治稳定，加之皇帝的爱好和其亲自参与玉器制作的许多过程的原因，因此各种玉器均很精致。又因当时玉器的价格是以重量计算，所以玉器都显得较为浑厚。从艺术风格看，除一部分“时样”有裁花镂叶的雕琢繁缛外，大多是典雅质朴的。从技术角度看，玉器表面的抛光、器形的规整以及大件玉器的制作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