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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的祖先自何时起聚族而居？
答：八千年前即形成中华始祖聚落。
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与辽宁省西部交界的地方，有一道努鲁儿虎山脉，汉语的意思是“脊梁山”。这里的山并不高，却在其深处隐藏着一处人迹罕至的文化遗址——兴隆洼遗址。它是迄今为止华夏大地上发现的最早的古聚落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6200-公元前5400年。兴隆洼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有据可查的历史，上推到八千年前。为此，1998年，当地政府在兴隆洼立碑纪念，上书“中华始祖聚落”。
考古报告表明，兴隆洼早期遗址中，大型房址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型房址面积约50-80平方米，少有小型房址；各房址之间规划严谨，排列齐整，显然在建房之初曾经过精心的布局。在古聚落外围，更有一道环绕所有房址，起防御作用的围沟。聪明的祖先早在八千年前便已隐约构建出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雏形，其中谨严的结构和秩序，大约也为后世所传承。
只是，八千年前的聚族而居，本质上颇类似于李白诗中的 “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这种生存模式，既是源于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的本能，更是为了共同生存的现实需要。
稍晚一些的时期，在兴隆洼中期遗址里，房址明显变小，一般每间为30-50平方米。而晚期遗址的房址更小，一般为15-30平方米，且房址密集，排列不齐整，聚落的总体布局完全不清楚。例如，属于兴隆洼晚期遗址的F176房址，面积仅为22.1平方米，干脆就建在早期遗址的围沟之外，而它绝非孤例。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在原始聚落内部，大家庭渐渐解体，小家庭渐渐兴起。
问：古人如何聚族而居？
答：家国一体宗法演进。
1978年起，考古人员在山西省南部襄汾县境内，发掘出一处著名的古代都邑遗址——陶寺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700-公元前2100年之间。有学者称，这里是帝尧的都城“平阳”；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黄帝及帝喾之都“大夏”。站在周边山上俯瞰，这片总面积约2,700,000平方米的遗址，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更令人震撼的，是陶寺遗址中展现出的“宫”（古代帝皇居所）、“宅”（古代平民居所）泾渭分明的格局。尤其是2007年发掘出的陶寺遗址IFJT3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大约10,000余平方米。其上的一处宫殿遗址，就发现有18个柱洞，东西长23.5米，南北宽12.2米，面积达286.7平方米。在当时原始粗陋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建成如此规模的宫殿，至今仍不甚了了。不过，同在陶寺遗址这个古代都邑中，发现的一些窑洞式贫民住宅遗址，面积却一般不到10平方米，简陋异常。
诸多华夏古籍也提到这种“宫”“宅”分裂的现象，只是都语焉不详。譬如《广韵》引《周书》佚文曰：“黄帝始作宫室。”又如《世本》称“禹治宫室”。
“宫”、“宅”泾渭分明的事实，证明早在三皇五帝时期，族群聚落中就已出现明显的内部等级分裂，部族头领或贵族与平民、贫民阶层之间的生活水准和地位差异，已是天壤之别。
周本是小邦，武王克殷后，为了让人口不足的姬周控制住东部平原的广土众民。历代诸王分封天下，逐渐确立起一种以“血缘”为核心原则的、家国一体化的统治方式——古称“封建制”，今称“宗法制”。从此，原始的聚族而居生态方式真正被以“血缘”为核心原则的聚族而居生态方式所取代。用今天的话说，即在以血缘为核心原则的“宗法树”上，辅以昭穆、嫡庶、长幼、尊卑等原则，让每个人在社会中拥有一个明确的、并且唯一的位置。即所谓以孝治天下。
其后，孔子明确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家国一体的统治主张。文明社会中的聚族而居的法则从此完美。其潜在基础“血缘”，其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外在评判标准“道”，其内在道德要求“仁”， 完成了系统构建。待到汉帝独尊儒术的时候，孔子的主张，包括内孝外仁、家国一体化的聚族而居的思想，便在中国确立了地位，并作为统治思想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问：今天的人们还可以聚族而居吗？
答：在现代都市里，这就是过去式。
聚族而居生态延袭至今，除被统治思想所倡导外，另有深层次的原因。
聚众避祸的需要。唐人颜真卿撰《元结表墓碑铭》，其中便有“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字样。在时分时合、战火纷飞的华夏历史长河中，人们必须指望族群的力量帮助其中的个体得以生存。此类现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盛行的坞堡，到迄今犹存的客家土楼、客家围龙屋和地处群山之间的福建永安安贞堡、福建连城竹安寨中，都能找到鲜活例证。
弥补社会福利的空白。在古代社会，如何保障鳏、寡、孤、独、贫、疾这类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虽然在宋代有不错的福利制度，但大部分时候，这都是社会中的一个盲点。而在宗族中，成功的少数人可以赡养同族的弱者，多少弥补了部分社会福利的空白。又涉及到法律在基层的规范与执行。以族长、乡绅、家长治乡里等等。
但工业时代和更新的时代的到来，或可看作是聚族而居生态的末日。根据西方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的研究，聚族而居的生态，曾经是这个星球上古代人类普通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以为大多数欧美国家，都在文艺复兴后渐渐从传统的聚族而居的生态中剥离出来，迈进现代社会。只是，有着八千年聚族而居传统，且有着一整套成熟理论指导的中华民族，改变起来显然要难得多。
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变为市民，其间身份转换的难易此处不提。但是，从传统聚族而居的族群里，来到尊重个体自由，讲究法律和契约的现代都市中，其间精神和意识上的转变，尤难于前者。
自由既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责任，可能还意味着朝不保夕、彷徨无靠的风险。具体表现在当代的都市中，在这种生活模式下有时会显得缺少温情，有时候会缺少一点大家庭气氛——让孤独的现代人更加孤独。但旧式的聚族而居的生态，因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因城市的无限扩张和人口的膨胀，因信息的爆炸与轰炸，毕竟是不可能真正重现了。或可拾掇其中最不可弃的部分，譬如公心、公义和礼仪，渐渐构筑起新的传统。
答：八千年前即形成中华始祖聚落。
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与辽宁省西部交界的地方，有一道努鲁儿虎山脉，汉语的意思是“脊梁山”。这里的山并不高，却在其深处隐藏着一处人迹罕至的文化遗址——兴隆洼遗址。它是迄今为止华夏大地上发现的最早的古聚落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6200-公元前5400年。兴隆洼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有据可查的历史，上推到八千年前。为此，1998年，当地政府在兴隆洼立碑纪念，上书“中华始祖聚落”。
考古报告表明，兴隆洼早期遗址中，大型房址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型房址面积约50-80平方米，少有小型房址；各房址之间规划严谨，排列齐整，显然在建房之初曾经过精心的布局。在古聚落外围，更有一道环绕所有房址，起防御作用的围沟。聪明的祖先早在八千年前便已隐约构建出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雏形，其中谨严的结构和秩序，大约也为后世所传承。
只是，八千年前的聚族而居，本质上颇类似于李白诗中的 “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这种生存模式，既是源于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的本能，更是为了共同生存的现实需要。
稍晚一些的时期，在兴隆洼中期遗址里，房址明显变小，一般每间为30-50平方米。而晚期遗址的房址更小，一般为15-30平方米，且房址密集，排列不齐整，聚落的总体布局完全不清楚。例如，属于兴隆洼晚期遗址的F176房址，面积仅为22.1平方米，干脆就建在早期遗址的围沟之外，而它绝非孤例。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在原始聚落内部，大家庭渐渐解体，小家庭渐渐兴起。
问：古人如何聚族而居？
答：家国一体宗法演进。
1978年起，考古人员在山西省南部襄汾县境内，发掘出一处著名的古代都邑遗址——陶寺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700-公元前2100年之间。有学者称，这里是帝尧的都城“平阳”；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黄帝及帝喾之都“大夏”。站在周边山上俯瞰，这片总面积约2,700,000平方米的遗址，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更令人震撼的，是陶寺遗址中展现出的“宫”（古代帝皇居所）、“宅”（古代平民居所）泾渭分明的格局。尤其是2007年发掘出的陶寺遗址IFJT3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大约10,000余平方米。其上的一处宫殿遗址，就发现有18个柱洞，东西长23.5米，南北宽12.2米，面积达286.7平方米。在当时原始粗陋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建成如此规模的宫殿，至今仍不甚了了。不过，同在陶寺遗址这个古代都邑中，发现的一些窑洞式贫民住宅遗址，面积却一般不到10平方米，简陋异常。
诸多华夏古籍也提到这种“宫”“宅”分裂的现象，只是都语焉不详。譬如《广韵》引《周书》佚文曰：“黄帝始作宫室。”又如《世本》称“禹治宫室”。
“宫”、“宅”泾渭分明的事实，证明早在三皇五帝时期，族群聚落中就已出现明显的内部等级分裂，部族头领或贵族与平民、贫民阶层之间的生活水准和地位差异，已是天壤之别。
周本是小邦，武王克殷后，为了让人口不足的姬周控制住东部平原的广土众民。历代诸王分封天下，逐渐确立起一种以“血缘”为核心原则的、家国一体化的统治方式——古称“封建制”，今称“宗法制”。从此，原始的聚族而居生态方式真正被以“血缘”为核心原则的聚族而居生态方式所取代。用今天的话说，即在以血缘为核心原则的“宗法树”上，辅以昭穆、嫡庶、长幼、尊卑等原则，让每个人在社会中拥有一个明确的、并且唯一的位置。即所谓以孝治天下。
其后，孔子明确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家国一体的统治主张。文明社会中的聚族而居的法则从此完美。其潜在基础“血缘”，其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外在评判标准“道”，其内在道德要求“仁”， 完成了系统构建。待到汉帝独尊儒术的时候，孔子的主张，包括内孝外仁、家国一体化的聚族而居的思想，便在中国确立了地位，并作为统治思想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问：今天的人们还可以聚族而居吗？
答：在现代都市里，这就是过去式。
聚族而居生态延袭至今，除被统治思想所倡导外，另有深层次的原因。
聚众避祸的需要。唐人颜真卿撰《元结表墓碑铭》，其中便有“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字样。在时分时合、战火纷飞的华夏历史长河中，人们必须指望族群的力量帮助其中的个体得以生存。此类现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盛行的坞堡，到迄今犹存的客家土楼、客家围龙屋和地处群山之间的福建永安安贞堡、福建连城竹安寨中，都能找到鲜活例证。
弥补社会福利的空白。在古代社会，如何保障鳏、寡、孤、独、贫、疾这类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虽然在宋代有不错的福利制度，但大部分时候，这都是社会中的一个盲点。而在宗族中，成功的少数人可以赡养同族的弱者，多少弥补了部分社会福利的空白。又涉及到法律在基层的规范与执行。以族长、乡绅、家长治乡里等等。
但工业时代和更新的时代的到来，或可看作是聚族而居生态的末日。根据西方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的研究，聚族而居的生态，曾经是这个星球上古代人类普通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以为大多数欧美国家，都在文艺复兴后渐渐从传统的聚族而居的生态中剥离出来，迈进现代社会。只是，有着八千年聚族而居传统，且有着一整套成熟理论指导的中华民族，改变起来显然要难得多。
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变为市民，其间身份转换的难易此处不提。但是，从传统聚族而居的族群里，来到尊重个体自由，讲究法律和契约的现代都市中，其间精神和意识上的转变，尤难于前者。
自由既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责任，可能还意味着朝不保夕、彷徨无靠的风险。具体表现在当代的都市中，在这种生活模式下有时会显得缺少温情，有时候会缺少一点大家庭气氛——让孤独的现代人更加孤独。但旧式的聚族而居的生态，因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因城市的无限扩张和人口的膨胀，因信息的爆炸与轰炸，毕竟是不可能真正重现了。或可拾掇其中最不可弃的部分，譬如公心、公义和礼仪，渐渐构筑起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