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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北四环七月工坊工作室
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和一系列传统而时尚的透明家具
当本刊摄影师看到那些常常出现在时尚大片拍摄现场的椅子时，才终于找到了那些别具匠心的透明椅子的主人——周七月。
如今66岁的周七月已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说起他的这些作品，像孩子一样兴奋。
“苗族有二十八种以上的绣的方法，我就想把绣和银饰跟我的家具结合起来。你看，这花色，这纹理，这搭配……”他兴奋地给记者展示着最近外出采风淘回来的“宝贝”——精美的苗族服饰。这也会是他下一个家具系列的素材。“你看这袖子的刺绣，这种工艺都已经失传了。”
把民族服饰上的元素运用到家具上去，这是周七月的创意。当然，被他搬上家具的还有青花瓷。
青花是古玩界炒作最甚的物什。2009年，去江西看过瓷器博物馆后，周七月才开始注意青花。“青花所代表的美学观念非常中国，含蓄中有华美，内敛中有张扬，是中国墨分五色这种美学要求在瓷器装饰上的再现。”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周七月颇有兴趣。而建筑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忽然有一天，少年时代对于颐和园（这也是他少年时听披头士音乐的公园）里的湖光山色、亭台楼阁的记忆就成了周七月的灵感来源，于是有了颐和园系列家具。
2011年，作为首位受邀参展的中国内地设计师，周七月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家居装饰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家居艺术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最让周七月感动的，是一位德国人。“她当时跑到我们展位上，指着我们，并没有马上说话。我当时还以为要批评我们呢。没想到她开口就说‘你们是我见过的惟一不去模仿别人而且做得这么好的中国人，我很佩服你们！’说完，扭头就走。”
颇为遗憾的是，中国内地人对透明家具并不买账。“中国传统讲究材料的贵重度还有年份的古老与否。设计其次。”于是，周七月也就不把它当做一门生意，而是件好玩的事儿。
“我现在就想，要是有精力和时间，我要做一套从红山文化开始，到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还有古代中原文化和一些边缘文化符号的家具，用家具的形式把这些文化体现出来。其实家具只是一种语言，真正的是要展现传统文化，传统的美。”
1968年，北京市宣武区半步桥看守所
一盘披头士的录音带和一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
周七月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是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母亲是著名艺术家王昆。
新中国成立前，周七月的父母就带着第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了苏联。临时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接着又走了，继续在苏联和东欧的文化活动。
“我三十岁之前没有在家里生活过。从托儿所开始住校，一直到高中。高中毕业完，又进了监狱。还是过集体生活，住大通铺、吃大锅饭！所以别人不适应，我倒挺适应的。”如今说起这段悲伤的历史，历尽沧桑的周七月已经很释然。
1968年，周七月入狱。那一年，他刚高中毕业。正处于大好年华的他不幸成为“文革”的受害者。
周七月的罪行除了现行反革命和里通外国，还有一条：在公开场合播放反动音乐。而原因只不过是他认识了几名在北大留学的法国留学生。
“他们听披头士的音乐，正好我父亲1964年去日本访问时带回来一台小的录音机，我就用它把音乐录了下来。所谓的公开播放也就是坐在公共场所——公园里听，就我自己听。结果这就成了罪行。”
在狱中的十年，周七月自然也没少挨揍。“后来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们一摘手表，我人就懵了，打在脸上、身上，当时也不觉得疼。”
他不许父母探望，因为“不愿让他们屈辱”。
在独自关押的死刑监狱里，周七月呆了一百多天。每天醒来也不允许动，只有脑子是活的，于是，就开始回想会唱什么歌，学过什么课文，背过什么唐诗。在脑子里一首一首地唱......
他把狱中十年称为上了“社会大学”。在那里，他几乎干遍了所有工作——种稻、种菜、打铁、盖房子、砌墙、开机床、铸造……最不可思议的是还在监狱医院干过两年外科大夫。“我独特学习的方法就是揭下各种药品包装上的标签，贴在自制的本子上，画上装饰，边欣赏色彩边背剂量和用法……”
在狱中十年，周七月翻读了无数遍《毛泽东选集》，也和家里要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读，因为书里有些注释的书籍，监狱里管审书的人有时候不太懂，比如恩格斯提到《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周七月就要费尔巴哈的书，提到康德就向家里要康德的书……
就这样，周七月把哲学经典都系统地读过了。而也恰恰是在狱中，他发现了电影的力量。
“当时只能看《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卫士》三部片子，逢年过节才能看，反反复复播。大家都能倒背如流了，但是一看电影，还是很兴奋，很期待。所以我觉得电影这东西很厉害。”
于是出狱后，周七月选择了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从当助理“打板”开始做起。
1986年，香港，第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一个电影剧本和新中国第一个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提名
30岁那年，周七月出狱了。那会儿对他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过马路。“那时路上没什么汽车，就是自行车多，但我怎么都迈不了腿，就是过不去。”
随着开放的进程，周七月有幸参加了中外最早的合拍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龙》的拍摄。
《火龙》是周七月第一个电影剧本，他还因此获198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作奖提名。
由于偶然的机会，周七月得到美国导演阿兰·帕库拉的信任，作为他筹备的中国题材的故事片《春月》（Spring Moon）的中方导演，去美国实地见习了他拍摄的《明早见》（See You In The Morning）和《假定无罪》（Presumed Innocent）的创作全程，真正学习到美国电影的制作规范，成为第一个有如此完整经验的中国导演。
而第一次接触电视节目的制作是担任CBS顾问。CBS获得当年普利策奖后还专门发来感谢信。
阳光卫视刚成立的时候，周七月被任命为节目总监。“在那两年中，我组织创作、翻译了几个系列上千小时的节目，包括在国内开风气之先，颇有影响的《国宝背后的故事》、《杨澜工作室》（《杨澜访谈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等。”
从《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到《金陵秘事》等影视作品，都有周七月的一份心和力。
“但如今我依然没有进入影视圈的主流。”周七月的话让人听着有些悲凉。但他依然在坚持影视创作。“我最近在策划的电视剧是《好大一个家》。对于我而言，做影视也挺乐的。这就够了！”周七月乐呵呵地说道，“我觉得我挺有才的。”
当然，披头士的音乐，周七月仍然在听。
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和一系列传统而时尚的透明家具
当本刊摄影师看到那些常常出现在时尚大片拍摄现场的椅子时，才终于找到了那些别具匠心的透明椅子的主人——周七月。
如今66岁的周七月已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说起他的这些作品，像孩子一样兴奋。
“苗族有二十八种以上的绣的方法，我就想把绣和银饰跟我的家具结合起来。你看，这花色，这纹理，这搭配……”他兴奋地给记者展示着最近外出采风淘回来的“宝贝”——精美的苗族服饰。这也会是他下一个家具系列的素材。“你看这袖子的刺绣，这种工艺都已经失传了。”
把民族服饰上的元素运用到家具上去，这是周七月的创意。当然，被他搬上家具的还有青花瓷。
青花是古玩界炒作最甚的物什。2009年，去江西看过瓷器博物馆后，周七月才开始注意青花。“青花所代表的美学观念非常中国，含蓄中有华美，内敛中有张扬，是中国墨分五色这种美学要求在瓷器装饰上的再现。”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周七月颇有兴趣。而建筑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忽然有一天，少年时代对于颐和园（这也是他少年时听披头士音乐的公园）里的湖光山色、亭台楼阁的记忆就成了周七月的灵感来源，于是有了颐和园系列家具。
2011年，作为首位受邀参展的中国内地设计师，周七月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家居装饰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家居艺术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最让周七月感动的，是一位德国人。“她当时跑到我们展位上，指着我们，并没有马上说话。我当时还以为要批评我们呢。没想到她开口就说‘你们是我见过的惟一不去模仿别人而且做得这么好的中国人，我很佩服你们！’说完，扭头就走。”
颇为遗憾的是，中国内地人对透明家具并不买账。“中国传统讲究材料的贵重度还有年份的古老与否。设计其次。”于是，周七月也就不把它当做一门生意，而是件好玩的事儿。
“我现在就想，要是有精力和时间，我要做一套从红山文化开始，到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还有古代中原文化和一些边缘文化符号的家具，用家具的形式把这些文化体现出来。其实家具只是一种语言，真正的是要展现传统文化，传统的美。”
1968年，北京市宣武区半步桥看守所
一盘披头士的录音带和一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
周七月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是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母亲是著名艺术家王昆。
新中国成立前，周七月的父母就带着第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了苏联。临时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接着又走了，继续在苏联和东欧的文化活动。
“我三十岁之前没有在家里生活过。从托儿所开始住校，一直到高中。高中毕业完，又进了监狱。还是过集体生活，住大通铺、吃大锅饭！所以别人不适应，我倒挺适应的。”如今说起这段悲伤的历史，历尽沧桑的周七月已经很释然。
1968年，周七月入狱。那一年，他刚高中毕业。正处于大好年华的他不幸成为“文革”的受害者。
周七月的罪行除了现行反革命和里通外国，还有一条：在公开场合播放反动音乐。而原因只不过是他认识了几名在北大留学的法国留学生。
“他们听披头士的音乐，正好我父亲1964年去日本访问时带回来一台小的录音机，我就用它把音乐录了下来。所谓的公开播放也就是坐在公共场所——公园里听，就我自己听。结果这就成了罪行。”
在狱中的十年，周七月自然也没少挨揍。“后来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们一摘手表，我人就懵了，打在脸上、身上，当时也不觉得疼。”
他不许父母探望，因为“不愿让他们屈辱”。
在独自关押的死刑监狱里，周七月呆了一百多天。每天醒来也不允许动，只有脑子是活的，于是，就开始回想会唱什么歌，学过什么课文，背过什么唐诗。在脑子里一首一首地唱......
他把狱中十年称为上了“社会大学”。在那里，他几乎干遍了所有工作——种稻、种菜、打铁、盖房子、砌墙、开机床、铸造……最不可思议的是还在监狱医院干过两年外科大夫。“我独特学习的方法就是揭下各种药品包装上的标签，贴在自制的本子上，画上装饰，边欣赏色彩边背剂量和用法……”
在狱中十年，周七月翻读了无数遍《毛泽东选集》，也和家里要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读，因为书里有些注释的书籍，监狱里管审书的人有时候不太懂，比如恩格斯提到《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周七月就要费尔巴哈的书，提到康德就向家里要康德的书……
就这样，周七月把哲学经典都系统地读过了。而也恰恰是在狱中，他发现了电影的力量。
“当时只能看《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卫士》三部片子，逢年过节才能看，反反复复播。大家都能倒背如流了，但是一看电影，还是很兴奋，很期待。所以我觉得电影这东西很厉害。”
于是出狱后，周七月选择了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从当助理“打板”开始做起。
1986年，香港，第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一个电影剧本和新中国第一个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提名
30岁那年，周七月出狱了。那会儿对他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过马路。“那时路上没什么汽车，就是自行车多，但我怎么都迈不了腿，就是过不去。”
随着开放的进程，周七月有幸参加了中外最早的合拍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龙》的拍摄。
《火龙》是周七月第一个电影剧本，他还因此获198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作奖提名。
由于偶然的机会，周七月得到美国导演阿兰·帕库拉的信任，作为他筹备的中国题材的故事片《春月》（Spring Moon）的中方导演，去美国实地见习了他拍摄的《明早见》（See You In The Morning）和《假定无罪》（Presumed Innocent）的创作全程，真正学习到美国电影的制作规范，成为第一个有如此完整经验的中国导演。
而第一次接触电视节目的制作是担任CBS顾问。CBS获得当年普利策奖后还专门发来感谢信。
阳光卫视刚成立的时候，周七月被任命为节目总监。“在那两年中，我组织创作、翻译了几个系列上千小时的节目，包括在国内开风气之先，颇有影响的《国宝背后的故事》、《杨澜工作室》（《杨澜访谈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等。”
从《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到《金陵秘事》等影视作品，都有周七月的一份心和力。
“但如今我依然没有进入影视圈的主流。”周七月的话让人听着有些悲凉。但他依然在坚持影视创作。“我最近在策划的电视剧是《好大一个家》。对于我而言，做影视也挺乐的。这就够了！”周七月乐呵呵地说道，“我觉得我挺有才的。”
当然，披头士的音乐，周七月仍然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