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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明确地提出“以人为本”，指明了我国发展的目的、实质，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向哪里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虽然不是新命题，但它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创新与发展。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但作为一股普遍持久的社会思潮，则始于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并贯穿于法国的启蒙运动、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用“以人为本”取代“以神为本”，提升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并进而强调现世生活的意义，提出享受尘世生活的主张，这在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二，强调对人的尊重，维护人的权利。他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因此，对人尊重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个性自由发展。在启蒙思潮中自由、平等进一步发展为人权思想的核心内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的权利，甚至于是放弃自己的义务。”①自由思想还扩展到政治法律领域，体现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并在社会现实中被实践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经济政治制度。其三，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理性力量。“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去肯定人类理智的力量。”②“相信人类有能力或潜力解决自己的问题。”③这种对理性力量的强调显示了人对自身价值、自身力量的自信。从近代以来，这种自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而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此后，理性便陷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之中。
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从历史角度看，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用“以人为本”代替了“以神为本”，把人从对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精神旗帜，尽管它在实践中存在不少病垢，但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的、合理的人文价值尺度，对其社会实践有着一定的规约作用。三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弘扬了以人的理性能力为核心的人的能动性。相信人对外部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控制能力可以无限地增强，这一信念推动着人类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其一，其人文精神是抽象性的、非历史的。他们标榜的对人的尊重、关爱、价值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是不分历史阶段、历史形态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人的存在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受到社会物质发展状态和水平制约的；没有认识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一定条件下，人们只能实现一定水平的人文关怀。他们常常不顾现实条件许给人们一个美丽而不现实的允诺，用对爱、自由、理性力量的空谈掩盖了人们对面包与利益的争夺。其二，其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虚伪性。他们标榜的“人”是不分阶级、阶层的全部人类，却漠视了在现实中存在着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往往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为前提条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进步，社会福利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合平人文理念的世界好像真正出现了，一些国家因此也以人权卫士自居。但就实质来看，它仍然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只不过是方式更加隐蔽。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实质上背离了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其态度是倾斜于大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本质依然未变。④其三，其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空幻性。他们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能真正体现他们倡导的人文理念。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以前的社会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使人文精神在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却在根本上限制着“以人为本”的实践边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规模自相残杀，这是对人文精神的重创，验证着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幻与无奈。及至当代，西方发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形式民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否证着西方制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制只是起到防止独裁的作用，它虽然具有实现民主的潜能却并未真正实现民主。因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⑤
可以说，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自它产生之后就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蹒珊行进着。一方面，他们确立的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人本”原则，给出了一个人的存在状态的理想标尺，这些原则在今天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界限而扩展到全部人类，成为人们评判、约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在现实中又不断被扭曲。“人本”时常受到“物本”的侵害，人陷入对物的依赖状态；经常是一部分人成了目的，而另一部分人却成了手段；原本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工具理性却反过来成了支配人的力量，遮蔽了价值理性。传统人本主义一直在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利益对立的群体之间，人作为目的与手段之间冲突着。从近代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内在纷争，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其实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徘徊着。
二
经历了近代人文启蒙精神洗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自由、平等、理性等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但他们超越了传统人文精神的水平。其超越并不表现在对这一精神价值的背反，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其内在的精神价值，而是在批判传统人本主义的虚伪性、抽象性、空出了性等弊端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扬弃”，吸纳了自由、平等等精神内容，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⑥
马克思恩格斯在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人本主义。他们指出：其一，平等、自由、理性等人文观念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发现，而“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⑦与历史条件无关而只与人的理性发现相关的人本主义只能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在幻想中存在。因此，人文理想的实现必定受到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只会有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文形态。这克服了传统人文主义的抽象性。其二，指出平等、自由等人文理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自由的实现也受到来自社会与自然两方面因素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经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因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而消除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因此，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是实现平等、自由等人文理想的前提条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⑧这就是说，只有在阶级消灭的前提下才可能完全消灭人与人的对立、不平等、不自由。他们将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人文关怀的现实途径，这使他们超越了以往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抽象性、虚幻性。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理想人文境界是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使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人的自由、平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对人的依赖，只不过是以一种变换了的形式掩盖于人对物的依赖之中，本是体现着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了支配人的异化力量，人沦入片面、畸形的发展之中。因此，消灭造成人的物化、片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
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是一个创新和发展。
其一，科学发展观把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本”思想从政治理论层面提升到哲学高度，将其明确地表述为“以人为本”，使之成为整个发展观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造。自由、平等等人文理念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起着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西方的人本主义经过改造主要存在于我们的政治道德层面的理论中，却鲜有从哲学层面、从社会发展观的高度谈论“以人为本”，甚至有人将人本主义当作西方的专有思想，至多只承认其道德层面上的价值，否认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样，在中国以往的社会发展观中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至多只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享有者，其逻辑结果是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禁忌话题。因此，“以人为本”虽然不是一个新命题，但是将其纳入我国的发展观中，这是一个理论层次的提升。
其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赋予了我国发展以明确的价值内涵，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性一面，却忽视了其价值性一面，更讳谈“以人为本”，甚至用科学性取代了价值性。其实，社会主义发展既具有科学性的一面，这是其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必然性；又具有价值性的一面，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和目的。“维护人的尊严，保证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⑩科学性表征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而价值性表征的是社会发展的主观性、目的性，合规律性是达到合目的性的前提，而合目的性则是合规律性的意义所在。因此，丢弃合目的性而只强调合规律性，人就成了实现规律的奴隶和工具，而只有坚持用合目的性——“以人为本”统帅合规律性，发展才具有价值与意义，才更具有亲和力、凝聚力、包容性，更能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其三，科学发展观将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统一了起来。怎样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呢?这需要科学的理性设计，需要过程合理性的保驾护航，否则目的合理性就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破除了单一的经济发展观，不以单纯的CDP指标来衡量发展，这体现了过程合理性。我国发展的快速性特点使原本应逐渐出现的社会问题和要求集中在同一个时空里出现，因此，我们不可能走西方的先经济后社会、先发展后解决问题的老路。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政治民主、法治、先进文化；在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在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效率的同时更要提高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问题；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追赶信息化的步伐。总之，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开始追求全面的发展，在同一时空里解决原本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解决的问题。这使我国的发展尤为复杂、艰难，更加需要一个正确的发展观念，需要高超的理性设计正确的发展过程、战略、步骤，必须坚持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否则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下去。本世纪的头20年是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搞得好，就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搞不好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最后导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拉美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表明，发展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没有过程合理性作保障，发展就不可持续下去。有18个拉美国家在1996年的生活水平低于十年前，如今拉美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几十年的发展不仅没有减少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1亿。⑾这都告诉我们，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目的合理性并不能保证过程合理性的自然实现。只有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城乡、东西部共同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才能超越传统人本主义的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人的片面发展与全面发展、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困境，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其四，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是我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叙述方式的转变，这使其具有了更大的“普适性、包容性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⑿“以人为本”具世界通用性，这一叙述方式的变化适应了全球化趋势的要求，使我们在发展观上实现了与世界话语的对接，这不仅使我们的主流思想更容易为其他国家的人民理解与认同，也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我们自己的理论、理念，提高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能力，也有助于回应西方在“人权”等问题上对我们的攻击。
其五，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联系了起来，这使它具有了新的时代的内涵。在一个半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还远远没有暴露出来，可持续发展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潮也主要是关注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权利和发展问题。但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综合性社会问题，成为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当代人的发展时还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要考虑到发展在代际间延续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将“持续发展”问题放在“以人为本”维度来认识，而不是将其只看成一个经济问题、环境和资源问题，这是对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的正确回应，也是一种含义更宽广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因此，它揭示的客观规律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一种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有巨大吸引力的社会运动与理论，能够牢牢地吸引着人民大众。
注释：
①《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68页。
②[美]戴维·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
③[美]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④参见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⑤转自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⑦同上书第147页。
⑧同上书第146页。
⑨同上书第273页。
⑩牛先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⑾参见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3页。
⑿罗成琰：《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学习时报》2004年4月5日。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但作为一股普遍持久的社会思潮，则始于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并贯穿于法国的启蒙运动、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用“以人为本”取代“以神为本”，提升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并进而强调现世生活的意义，提出享受尘世生活的主张，这在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二，强调对人的尊重，维护人的权利。他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因此，对人尊重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个性自由发展。在启蒙思潮中自由、平等进一步发展为人权思想的核心内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的权利，甚至于是放弃自己的义务。”①自由思想还扩展到政治法律领域，体现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并在社会现实中被实践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经济政治制度。其三，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理性力量。“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去肯定人类理智的力量。”②“相信人类有能力或潜力解决自己的问题。”③这种对理性力量的强调显示了人对自身价值、自身力量的自信。从近代以来，这种自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而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此后，理性便陷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之中。
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从历史角度看，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用“以人为本”代替了“以神为本”，把人从对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精神旗帜，尽管它在实践中存在不少病垢，但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的、合理的人文价值尺度，对其社会实践有着一定的规约作用。三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弘扬了以人的理性能力为核心的人的能动性。相信人对外部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控制能力可以无限地增强，这一信念推动着人类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其一，其人文精神是抽象性的、非历史的。他们标榜的对人的尊重、关爱、价值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是不分历史阶段、历史形态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人的存在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受到社会物质发展状态和水平制约的；没有认识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一定条件下，人们只能实现一定水平的人文关怀。他们常常不顾现实条件许给人们一个美丽而不现实的允诺，用对爱、自由、理性力量的空谈掩盖了人们对面包与利益的争夺。其二，其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虚伪性。他们标榜的“人”是不分阶级、阶层的全部人类，却漠视了在现实中存在着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往往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为前提条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进步，社会福利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合平人文理念的世界好像真正出现了，一些国家因此也以人权卫士自居。但就实质来看，它仍然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只不过是方式更加隐蔽。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实质上背离了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其态度是倾斜于大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本质依然未变。④其三，其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空幻性。他们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能真正体现他们倡导的人文理念。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以前的社会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使人文精神在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却在根本上限制着“以人为本”的实践边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规模自相残杀，这是对人文精神的重创，验证着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幻与无奈。及至当代，西方发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形式民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否证着西方制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制只是起到防止独裁的作用，它虽然具有实现民主的潜能却并未真正实现民主。因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⑤
可以说，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自它产生之后就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蹒珊行进着。一方面，他们确立的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人本”原则，给出了一个人的存在状态的理想标尺，这些原则在今天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界限而扩展到全部人类，成为人们评判、约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在现实中又不断被扭曲。“人本”时常受到“物本”的侵害，人陷入对物的依赖状态；经常是一部分人成了目的，而另一部分人却成了手段；原本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工具理性却反过来成了支配人的力量，遮蔽了价值理性。传统人本主义一直在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利益对立的群体之间，人作为目的与手段之间冲突着。从近代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内在纷争，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其实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徘徊着。
二
经历了近代人文启蒙精神洗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自由、平等、理性等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但他们超越了传统人文精神的水平。其超越并不表现在对这一精神价值的背反，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其内在的精神价值，而是在批判传统人本主义的虚伪性、抽象性、空出了性等弊端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扬弃”，吸纳了自由、平等等精神内容，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⑥
马克思恩格斯在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人本主义。他们指出：其一，平等、自由、理性等人文观念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发现，而“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⑦与历史条件无关而只与人的理性发现相关的人本主义只能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在幻想中存在。因此，人文理想的实现必定受到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只会有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文形态。这克服了传统人文主义的抽象性。其二，指出平等、自由等人文理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自由的实现也受到来自社会与自然两方面因素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经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因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而消除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因此，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是实现平等、自由等人文理想的前提条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⑧这就是说，只有在阶级消灭的前提下才可能完全消灭人与人的对立、不平等、不自由。他们将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人文关怀的现实途径，这使他们超越了以往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抽象性、虚幻性。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理想人文境界是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使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人的自由、平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对人的依赖，只不过是以一种变换了的形式掩盖于人对物的依赖之中，本是体现着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了支配人的异化力量，人沦入片面、畸形的发展之中。因此，消灭造成人的物化、片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
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是一个创新和发展。
其一，科学发展观把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本”思想从政治理论层面提升到哲学高度，将其明确地表述为“以人为本”，使之成为整个发展观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造。自由、平等等人文理念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起着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西方的人本主义经过改造主要存在于我们的政治道德层面的理论中，却鲜有从哲学层面、从社会发展观的高度谈论“以人为本”，甚至有人将人本主义当作西方的专有思想，至多只承认其道德层面上的价值，否认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样，在中国以往的社会发展观中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至多只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享有者，其逻辑结果是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禁忌话题。因此，“以人为本”虽然不是一个新命题，但是将其纳入我国的发展观中，这是一个理论层次的提升。
其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赋予了我国发展以明确的价值内涵，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性一面，却忽视了其价值性一面，更讳谈“以人为本”，甚至用科学性取代了价值性。其实，社会主义发展既具有科学性的一面，这是其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必然性；又具有价值性的一面，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和目的。“维护人的尊严，保证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⑩科学性表征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而价值性表征的是社会发展的主观性、目的性，合规律性是达到合目的性的前提，而合目的性则是合规律性的意义所在。因此，丢弃合目的性而只强调合规律性，人就成了实现规律的奴隶和工具，而只有坚持用合目的性——“以人为本”统帅合规律性，发展才具有价值与意义，才更具有亲和力、凝聚力、包容性，更能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其三，科学发展观将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统一了起来。怎样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呢?这需要科学的理性设计，需要过程合理性的保驾护航，否则目的合理性就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破除了单一的经济发展观，不以单纯的CDP指标来衡量发展，这体现了过程合理性。我国发展的快速性特点使原本应逐渐出现的社会问题和要求集中在同一个时空里出现，因此，我们不可能走西方的先经济后社会、先发展后解决问题的老路。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政治民主、法治、先进文化；在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在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效率的同时更要提高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问题；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追赶信息化的步伐。总之，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开始追求全面的发展，在同一时空里解决原本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解决的问题。这使我国的发展尤为复杂、艰难，更加需要一个正确的发展观念，需要高超的理性设计正确的发展过程、战略、步骤，必须坚持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否则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下去。本世纪的头20年是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搞得好，就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搞不好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最后导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拉美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表明，发展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没有过程合理性作保障，发展就不可持续下去。有18个拉美国家在1996年的生活水平低于十年前，如今拉美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几十年的发展不仅没有减少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1亿。⑾这都告诉我们，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目的合理性并不能保证过程合理性的自然实现。只有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城乡、东西部共同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才能超越传统人本主义的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人的片面发展与全面发展、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困境，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其四，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是我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叙述方式的转变，这使其具有了更大的“普适性、包容性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⑿“以人为本”具世界通用性，这一叙述方式的变化适应了全球化趋势的要求，使我们在发展观上实现了与世界话语的对接，这不仅使我们的主流思想更容易为其他国家的人民理解与认同，也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我们自己的理论、理念，提高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能力，也有助于回应西方在“人权”等问题上对我们的攻击。
其五，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联系了起来，这使它具有了新的时代的内涵。在一个半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还远远没有暴露出来，可持续发展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潮也主要是关注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权利和发展问题。但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综合性社会问题，成为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当代人的发展时还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要考虑到发展在代际间延续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将“持续发展”问题放在“以人为本”维度来认识，而不是将其只看成一个经济问题、环境和资源问题，这是对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的正确回应，也是一种含义更宽广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因此，它揭示的客观规律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一种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有巨大吸引力的社会运动与理论，能够牢牢地吸引着人民大众。
注释：
①《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68页。
②[美]戴维·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
③[美]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④参见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⑤转自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⑦同上书第147页。
⑧同上书第146页。
⑨同上书第273页。
⑩牛先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⑾参见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3页。
⑿罗成琰：《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学习时报》2004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