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3月初，盛大文学旗下起点中文网的吴文辉创始团队集体请辞。不论是从出版还是商业的角度看，事情的本质似乎是起点最资深的总编辑带着几十个网络好编辑出走，于是引起国内网络文学出版平台的混乱震荡，一家独大的盛大文学也迎来了百度、腾讯两大对手。同月2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典礼。该奖由《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提议并自掏腰包设立。这个行为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向编辑表达敬意这件事不能再等下去了。同月23日，“2013北洋传媒中国好编辑推选颁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坛”在京举行。媒体评价这既是一次中国好编辑聚首的盛会，也是在行业和全社会中高扬编辑价值的一次编辑峰会。
　　一连串的事件，让业界的话题聚焦在编辑这个群体，出版界在讨论什么是好编辑，人们在思考好编辑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在出版商业化、资本化、数字化的现实背景下，再一次认知编辑的价值，发现好编辑的社会力量，实可谓出版界的幸事、编辑界的福音。
　　同时，有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是因计算机的崛起、因App无处不在、因人人都能成为作者、因互联网掀起了“学习大革命”的帷幕、因移动终端改变了“书”的定义等等造因，世界正处在大改造途中，出版也跨进云时代。“海量资料”“大数据”成为编辑必须面对的现实，编辑的角色受到冲击、编辑的方式发生改变、编辑的能力需要重塑。因此，云出版时代，如何做好一名编辑、做一名好编辑的课题需要再一次延展。
　　本刊记者：网络编辑集体出走、作家出钱奖励编辑、2013年中国好编辑推选，您对今年年初编辑界发生的三大事件怎样看？并请进一步描述您认为的编辑地位和作用。
　　周蔚华：三个事件表面上看彼此联系不多，但显示了一个共同信号，即不管传播形态如何变化，编辑在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对编辑地位，过去有个明确说法，就是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后来随着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对这一定位，编辑界和出版界有质疑，有人认为营销在出版中居于中心地位，以至于出现了所谓谁是“龙头”的争论，有人认为发行是出版的“龙头”。我个人认为，对编辑是出版中心的论断不应否定，但对于编辑的外延应重新界定。过去编辑的界定过于狭窄，好像只有对书稿进行审读加工的才是编辑，而从事选题策划不进行审读加工的就不算编辑工作。这就有些片面了。
　　既然选题策划以及审读加工等都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那么在选题策划过程中自然包括对市场的调研、对读者需求的分析、对产品的定位等，这本身就包含了营销的因素。且现代出版业作为信息内容服务产业，已超越了过去的一次性售卖的阶段，包含信息产品的前期调研、产品研发、产品的形成以及销售后的维护或售后服务等综合性信息服务过程，这些不是单纯靠销售可以做到的，而主要是编辑的工作。可以说，在现代出版过程中，编辑工作不仅居于出版的中心地位，且贯穿出版全过程。因此，在数字传播时代，编辑工作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显重要性。上述三个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编辑的功能，过去我们习惯于从“双优”即优选、优化的角度去认识，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数字传播时代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层次上。编辑的发现、创造、创新、集成、文化传承、舆论引导、引领文化消费以及把关等功能，都应纳入对编辑功能的认识范围，对编辑的这些功能过去我们认识得还很不够，研究得也很不够，这些功能应在编辑研究中加以深化。
　　李又顺：网络编辑集体出走，是因为反映在具体利益上的编辑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与尊重。正在逐步改变着行业生态，引领行业的未来。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出版管理者，理应善待这个群体，竭力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稳住这支队伍以扩大地盘，占领出版的未来。
　　重视编辑在旧文坛时有所闻，而在当代却是新鲜事。钱理群曾将自己出版的每一本新书，都恭恭敬敬地题上几句感谢词，首先把它送给编辑。作为编辑对这一切当然感激。一本书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编辑的心血。对编辑的酬谢，不一定要像强迫募捐那样要求所有的作者都给予回报，但重视编辑的劳动并致以敬意，乃情理之中。作家出资奖励编辑这件事，有好的示范导向作用，至少能提示或警醒那些不够尊重编辑劳动的人。
　　2013年“中国好编辑”推选活动，正像此活动开宗明义的那样：凝聚书业正能量。以往书业几乎所有的光环都罩在领导和作家身上，而默默耕耘的书业垦荒者——编辑，却成了在阴暗的角落悄悄生锈的螺丝钉。中国书业要振兴、发展，须有好的出版生态，须有一本本好书做支撑，而每一本好书都须经编辑。显然，激活那些本可闪光生辉的螺丝钉才是正道、直道，这必是书业应有的正能量。
　　邵培松：眼下的出版行业正值产业的升级和挑战所带来的逼迫与困顿，以及探寻产业的转型和突破相交织的过渡期，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传播方式各有亟须解决的难题，都在反思、尝试和探索，所以出现此三件新闻事件在情理之中，也是积极的行动。但三件新闻背后更让我们肯定的一点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进步，编辑作为选题策划和材料加工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出版进入云时代，信息的海量更需要编辑的驾驭能力、筛选能力和策划能力等等。
　　金马洛：吴文辉要突破，不愿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坐以待毙、转攻为守；候小强要保全一个多元经营的综合性公司稳定运营。一个要做专做大，一个要做全做稳，二者诉求差异可谓南辕北辙。这不仅是擅长内容运作的编辑和擅长平台运营的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更是公司内部运营模式矛盾无法调和的表现。
　　《白鹿原》从一个短篇小说发芽成一部时代杰作，确实是编辑对作者帮助莫大的一个典范。白鹿文学编辑奖可视为作家陈忠实对编辑、对人民文学社的一次感恩反哺。“中国好编辑”的推选，则是一次声势隆隆的让编辑走向前台的创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我想，类似活动连续做上5年、10年，对编辑出版业的推动、对文化生态的滋养等意义才能更好地显现。
　　编辑工作无处不在，编辑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编辑是产品研发者，是出版机构运营的发动机。编辑要靠自己，让自己重要起来，能否成为一个重要的编辑，取决于编辑本人对出版机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的多重贡献。近年来，之所以有那么多关于编辑价值的话题，貌似是编辑职能受到了各种冲击而弱化，其实是市场需要“好编辑”的需求折射，也是图书行业门槛越来越高的表现，更是社会向编辑要好书的表现。 　　本刊记者：在您心目中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编辑？评价好编辑是以什么为证？应从什么角度去评价？好编辑就必将会实现社会美誉度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吗？
　　李又顺：好编辑一定是具有“编辑灵魂”的编辑。“编辑灵魂”的特质首先是嗅觉，编辑特有的嗅觉从训练中来。一旦养成自己的职业嗅觉，闻着文字的“气味”便可分出三六九等。对于一个编辑，丧失了这种对作品的判别能力，就意味着编辑内生研发能力的终止，作为编辑的生命力也行将终结。
　　其次是忠诚、牺牲、坚韧。一旦选择了编辑这个行业，首先要对这个行业忠诚。但凡在某行业取得成就的人，一定是忠诚于这个行业的人。忠诚不是空谈，需要付出努力乃至牺牲。牺牲什么？牺牲时间，牺牲精力，甚至要牺牲常人的一些天伦之乐。好的编辑往往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与作者的交往上，因为他知道，只有彻底了解一个作者，把握每一个作者、每一部作品的精神特质，才能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占有主动，才会有的放矢地把作品做成什么样，怎样宣传营销，再把作品输送到哪个渠道。编辑往往是一个人在战斗，从策划、组稿、审稿、装帧设计乃至营销方案和市场推广，孤军奋战的色彩比较浓厚。成功了欢欣鼓舞，失败了甘苦自知。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心忍辱负重，足以使你逃脱阵地。
　　因此，考察一个编辑是不是好编辑，就看他是否具有“编辑灵魂”、是否具有精神特质。如果没有，他就不是好编辑。当然这些精神特质一定会反映在“劳动成果”上。作家讲代表作，编辑也可理直气壮地说出他的“代表作”。审核或考察代表作，就能发现背后的编辑是不是具有“编辑灵魂”的好编辑。如果说某一位编辑仅一部作品一炮走红，那别人会说那只是运气使然。如果接二连三地获取成功，你总不能还说他是靠运气成功的。有些编辑做了一辈子也没有遇到一次好运，那只能说明“编辑灵魂”的欠缺，因为机会对每个人是公平的。
　　邵培松：衡量和考评一个编辑是否合格、优秀，不仅要考量他的案头工夫，更要看他的市场意识策划和社交能力，光有坐冷板凳的苦功是无法胜任编辑。编辑不是闭门造车，不是文字匠，是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去遴选和再加工国家和民众需要的精神产品的过程，我觉得编辑工作实质是一种整合的过程，一个优秀的编辑，一定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广泛社会人脉以及广博知识的人。当然，一个好的编辑也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益如何来取舍，正如文化产业的特点，产业链长，影响深远而隐形，不能一概用金钱来衡量。
　　金马洛：能组到好稿的、能编好书的、能挣到钱的、能创造文本价值、文化价值的编辑，都是我心目中的好编辑。编辑最重要的资源是作者人脉和编辑手艺，不过，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价值衡量一定不是单一的。
　　靠着能力、口碑、公信力、突出的谈判能力，找到作者，签下作品，是好编辑。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把一本（堆）普通的、老生常谈的，甚至被置若罔闻的书（材料），经过新的构思、组合，编出新意，引起读者的注意，给读者带来裨益的是好编辑。
　　畅销书能挣钱，能提高编辑水平和视野、改善编辑生活，能给出版机构创收甚至能拯救出版机构，能做畅销书的编辑肯定是好编辑。
　　能为文本增值、作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填补出版空白的图书编辑，也一定是好编辑。
　　出版业内有一种倾向——大众畅销书编辑看不上小众精品书编辑，小众精品书编辑看不上大众畅销书编辑，而那种拥有优质畅销书业绩的编辑往往能获得多方共同的尊重。这说明能出好书还能挣钱的编辑更被看好。
　　要说含金量，从事专业出版的好编辑，他们的含金量相当高，他们与他们编辑出版的书，可能不在社会关注的大浪潮中凸显，但他们带来的价值绝不容忽视。
　　周蔚华：对于好编辑的评价，可有不同的尺度，很难一概而论。在我看来，对编辑的评价与编辑功能的实现程度是紧密相关的。上一个话题我从10个方面谈了编辑的功能，那么好编辑就是在某一或某几方面把编辑功能发挥得出色的人。能够全面实现编辑各方面的功能的编辑人员当然是极为优秀的编辑，但这很难做到。如果一个编辑在某个方面做得很出色，那么他就是个好编辑。
　　在编辑评价方面，过去重视审读加工，那么就认为只有审读加工能力强，在书稿加工中质量高的编辑才是好编辑，而对那些策划出好的选题而编辑加工能力可能较弱的编辑就不认为是好编辑。近些年又出现了另一偏差，就是只看重那些策划出优秀选题特别是策划出畅销书的编辑，把他们看成好编辑，而那些默默无闻地对书稿进行加工的编辑往往被出版界忽视。
　　我们常常强调两个效益，能够同时实现两个效益的产品无疑是好产品，策划或加工出实现两个效益产品的编辑，无疑是好编辑。但对这一点仍不能绝对化，很多有文化传承价值以及很高社会价值的图书其经济效益并不突出，甚至亏损，能够策划和编辑出这样的作品的编辑同样是非常优秀的编辑。
　　另外，有些编辑策划出具有很大销量的图书，这些图书的文化价值可能并不很大，但它能够给人带来愉悦，或在某个方面给人启发，这样的编辑也应是好编辑。
　　不重视经济效益的编辑不能说是好编辑，但仅仅盯住经济效益的编辑同样不是好编辑。对好编辑不能求全责备。只要在实现编辑功能的某个方面有突出业绩，而在其他功能方面没有负面作用的编辑，就是一位好编辑。
　　本刊记者：编辑所处的出版环境已经改变，而不论接受能力的快慢，每一位编辑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云出版的时代特征。请简单谈谈您所理解的云出版及其特征，并分析出版环境的变化对编辑的影响。
　　金马洛：云出版的概念，是对未来基于数字化的出版生态的一种想象性概括，一种期待性命名。云出版平台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新技术搭建的平台，是一种虚拟空间，它是一种在线就把一切工作都干了的状态，那时，利用网络，作者在云上写作，编辑在云上办公，读者在云上买书、读书，都将成为常态。就像我们把实体书出版的相关一切统称为“传统出版”一样，云出版涵盖了数字出版时代涉及的内容产生、编辑加工、格式转换、流转发行、营销推广、销售统计、付费方式、在线互动等对接环节。除没有纸质书的印刷环节、地面实体书的物理销售（空间）环节外，其他环节都换了种形式存在——更多地转化到网上或云上实行。届时，将会有多个云出版平台，平台之上、平台之间依然会有各类竞争——争取读者、争取用户、争取广告位等等，依然会有畅销书和小众书，也依然会有畅销书出版机构和小众书出版机构在云上闪转腾挪、翻云覆雨，自然也就有做畅销书的编辑和小众书的编辑，有为自助出版者奔走的编辑，也有为出版机构效力的编辑……想想也没什么，变化或许很大，可毕竟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适应起来也容易，远不会觉得那么陌生或是光怪陆离。 　　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过渡期间有人欢喜有人忧。到底是该提前奔向未来，还是等未来接我过去？现在我依旧在做传统出版，并乐在其中，平时对数字出版的进展与现状还算有些关注。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云出版，或别的什么说法的出版，都是出版，都是我的行业、我的事业。我随时准备过渡和完成过渡。对于阅读，我对载体本身没有过分的恋物癖倾向，我更关心内容，更关心阅读的本质；对于编辑，我想技术会教会我们怎样在云上工作，但在云上工作以后，能让编辑脱颖而出的关键，还是他对这份工作的理解和态度，以及他的努力、才华和机遇。
　　至于实体图书编辑担心的现在实体书卖得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原因是图书阅读人口被其他内容载体的阅读人口分流了，这是一种竞争，一种载体和另一种载体的阅读人口的竞争，这很正常。当实体书变得越来越少，大家都面对屏幕从云上取阅时，新一阶段的竞争开始了——从海量眼球和心智那里争取“云书”的阅读人口。事实就是这样。编辑怎么办？面对，并提供、整合、呈现足够吸引眼球与心智的有价值的内容给读者。
　　大众阅读领域的云出版相对简单，而针对学生教育与学习的云出版更复杂，更有想象空间，对编辑的编辑技术要求更高。不过技术问题应不用担心，科技以人为本，只要技术想让人学会它，它就不会让人学起来太难。
　　周蔚华：就我粗浅的认识看，所谓云出版其实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所形成的便捷性、交互性、海量性等传播特点对信息进行集成、加工、传播和消费的过程。这种传播特性或者传播环境当然会对编辑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信息产品的生产方式、呈现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和盈利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如何将我们习惯了的产品研发、编辑加工、销售方式等转变为适应全新的信息提供和服务方式，对每一个编辑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这种挑战表现在多个方面：从生产环节看，首先是产品的呈现形态发生了变化，出版概念发生了变化，“图书”变成了碎片化的、经过再加工而满足消费者不同功能需要的“信息产品”；从编辑加工环节看，过去只要把作者提供的完整作品按照新闻出版有关规定进行优选、优化，就可进行传播，现在需根据消费者的阅读爱好，来确定用何种方式进行集成、组合，它已不是“加工”，而是再创造、再创新，变成了与原“作品”不同的新“产品”；从传播方式来说，它摒弃了传统的物流系统，直接通过信息流传播，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无缝对接，同时不再是单向的“发行”，而是双向的“互动”“对话”“交流”，从而真正体现信息社会的特征；从消费方式来说，消费者不再是单纯地接受者，而是通过互动而实现“按需消费”，它所消费的产品不再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下的“大规模定制化产品”，而是个性化产品；从销售手段方面看，过去习惯的营销方式已不再有效，“注意力经济”特征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眼球上的争夺”将左右出版企业竞争的成败；从盈利模式看，它颠覆了过去习惯了投入——产出模式，呈现了一次投入多样化产出，一次开发多种方式盈利的特点，盈利模式更加多样化，往往有“出其不意”之效果。
　　邵培松：我所理解的云出版不仅仅是信息量的庞大和繁杂，还有整个出版形式的多样化和盈利模式的多样化等，这个变革对编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就眼前来说还是压力所在。
　　李又顺：新闻出版总署互联网出版监测中心副主任刘成勇认为，完整的云出版包含几层含义：出版内容云，出版技术云，出版渠道云，出版服务云。云出版的精髓在于共享，理想的云出版应是内容提供商、技术商、渠道商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司其职、互相服务，从而提供更优质的出版服务云。通过云出版，出版社可以对社内资源加密，可选择发行渠道进行授权、安全分发，渠道运营商可打通各种渠道的终端应用，对出版单位授权的资源进行运营。一切流程通过云出版服务平台进行，渠道的销售数据随时反映在平台上，出版单位可随时掌握，甚至连读者的查询、点击、购买等行为，出版单位也可通过云出版平台了解掌握。由此可见，云出版从本质上是传统出版的革命，它将从根本上影响出版的格局与生态，也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方式与生活方式。云出版相较传统出版而言，具有随时访问性（随时访问阅读内容）、便携性（随地访问）、自由性（自由化选择阅读内容、碎片化阅读）、个性化选择（定制阅读内容、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变换阅读文本形式）及社交性（可即时在社交平台与他人分享阅读感受、推荐阅读内容）。云出版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更具人性化的阅读体验。基于此，编辑的工作方式及理念也应随之变化。在这种变化面前，既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以过去从事多年的传统出版经验、驾轻就熟，抵制和否定正在到来的云出版时代；也无需盲目激进一味追赶时髦和潮流，以渐成气候的云出版完全抛弃和否定业已存在近千年的传统纸质出版。为此，编辑须做的：1. 冷静观察和研究云出版的来龙去脉，关注发展动态，熟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原理、特性以及运行规律，做到胸中有数；2. 关注云出版产业链的分工有序建设。任何人都不是神，不可能包办一切。作为一种现代分工，云出版一定会朝着更加有序、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虽然在目前的初级阶段还没有看到这种较为理想的局面。现实是，内容提供商在干技术提供商的活，技术提供商在干内容提供商的活，渠道商在抢内容上的作者等等，各搞一块，都想做老大，大而全，一统天下。未来成熟的云出版生态，应是各有分工，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互相配合，共享资源，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共同建立一个有序繁荣的云出版产业。到那时，才能享有名副其实的内容云、技术云、渠道云和周到密布的服务云。3. 立足编辑本职工作，不懈怠不气馁，在积聚内容，尤其是优质内容上多下工夫，努力做到厚积薄发，为当下以及将来做好积极的准备。试想，一个握有大量内容资源（尤其是优质内容资源），并能不断发现与拥有优质内容资源从而逐步建立并壮大自己“内容云”的编辑，你还愁什么呢？
　　本刊记者：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胡守文说：“好编辑要培养云思维习惯。”台湾资深出版人周浩正讲要“冷观‘海量资料’的消化与运用，创建编辑‘云魅力’。”您怎么理解其中的“云思维”和“云魅力”？ 　　李又顺：“云思维”应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自由自在。云出版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对未来出版的一种美妙想象，且这种想象更多体现在对读者阅读状态和阅读体验的想象上。什么时候阅读，在哪里阅读，选择什么样的阅读方式，读什么不读什么，在社交平台对哪个作者好评、对哪个作者表达不满，都是读者的自由。作为编辑不能不考虑、不研究读者的这一“自由”。我们可以对读者在网上访问阅读内容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归纳、分析、跟踪，从中窥见读者的喜好，从而策划出更好的适合读者需要的“内容”；第二，虚拟性。天空中有美丽的云，也有雾霭。作为编辑，作为一个好编辑，应努力坚守职业精神，为这片广阔的空间多提供美丽的“云”，多提供更加持久的漂浮在互联网上空，不断激励和滋润千万读者心灵的云，给他们一个仰望这一片虚拟天空的理由；第三，创造性。云思维亦即想象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把互联网称作“云”，把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叫做“云出版”时，一种无限的可能就被寓意其中。一方面，云出版环境下，通过云的输入，会占有海量的数据条件，从而为创造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云端又在壮大。
　　“云魅力”之于编辑，就是充分体现编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且这种自主性和创造性应充分展现编辑的个人魅力。越是海量数据，越要有自主性。一个健全社会，应是公民充分发挥其个性并给予尊重的社会，一个好的“云出版”环境，应允许编辑自由流动，以找到能让他充分发挥其个人潜力与魅力的公司与平台。而这一切也正是市场化竞争所必需的。
　　周蔚华：他们两位所言当然都有一定道理，如果编辑具有云思维和云魅力当然值得庆幸。他们其实是要告诉编辑，必须正视出版环境的特别是传播环境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功能和定位。
　　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云思维或云魅力首先是管理者应考虑的，应从出版转型方面给编辑提供云平台，如果没有这种传播平台，编辑的云思维是不可能转化为现实产品的，最后将“不知所云”，就更谈不上展示云魅力了。如果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就有了一种倒逼机制，让编辑不得不用云思维去思考问题、展示才能、实现功能。
　　邵培松：云思维讲的是编辑要有大出版意识，所做的选题和书稿，要在尽可能多的材料背景下去粗取精，云魅力就是在云思维背景下做成的成品和图书，一定更优、更好、更精，充分体现云信息背景下的出版物的高质量。
　　本刊记者：有观点认为，不论“海量资料”“大数据”对我们的冲击力道有多广泛而强烈， “云端”都将再一次给大家重回起跑线的机会。谈谈您对此观点的认识。从编辑角度来看，这个“起跑线”的意义是什么？
　　周蔚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言过其实，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说法。可取之处在于，数字传播技术对每一个现有出版者都是一种极大挑战，如果不能抓住机会就会在未来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小的出版企业或后来者如果抓住了数字传播的机会就有可能在未来竞争中取胜。但这种说法的言过其实之处在于，它忽视了信息是需要不断积累和集成的，由于各出版企业的历史、传承以及占有资源不同，所具有的内在实力仍不同。
　　“重回起跑线”给不同的出版企业一个超越的可能性。但超越能否成为现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不同出版企业的竞争实力。例如，一家著名民营教辅出版商，在若干年前该民营公司曾一度达到每年10亿元以上的印制码洋，在国内教辅出版界处于领先地位。当该公司教辅出版还处于“辉煌”时，也备受教辅书高码洋、高退货、低效益等问题之困，利润率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亏损。为摆脱困境，该出版商抓住教育信息化的契机，利用其出版传统教辅书时所积累的作者资源、渠道资源以及用户资源，投巨资建立网上学习资源库，可以说为教师教学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方案”。经过几年的建设，该项目消费者需求及市场潜力巨大、业务员发展迅猛、盈利状况良好。该公司已成功转型，成为网络教育出版的领头羊。仔细分析，发现它所利用的还是过去的资源，包括作者资源、编辑资源、用户或渠道资源，所转换的是产品呈现形式和信息服务方式。编辑之所以受到重视就是因为无论哪种传播形态，编辑在其中的中心作用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起点中文网的资深总编辑带着几十个网络编辑出走，之所以引起国内网络文学出版平台的混乱震荡的根本原因。因此，说编辑与出版资源、市场、作者的关系都将重新洗牌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目前在数字出版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过去都有出版的背景，更何况数字出版具有规模经济特征，那些传统大社名社更具有规模整合优势。当然，由于目前整个出版业靠一定程度的垄断尤其是教育图书的垄断，日子比较好过，转型的紧迫性还不够，转型动力不足，导致了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比较迟缓。
　　邵培松：那些有多年传统出版物出版经验的出版单位，如果能早作打算、早做准备、早点启程的话，在未来的云出版时代依旧会有领先优势。但这次出版业的升级转型，也给那些拥有新技术新渠道的出版新兵一次入场的契机，一次大家在一场新的征程中一起出发的机会。编辑与出版资源、市场、作者的关系或都将重新洗牌。
　　金马洛：数字出版时代云出版，既要求传统编辑得懂技术，也要求数字出版编辑多懂一些传统出版运行中的一些基本规则。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所有从事云出版的人，都将重新学习做一个编辑，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起跑线。那时，或许会出现一些类似培训师的角色，他能横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为两类编辑和两类编辑思维的融合提供恰当的培训。相关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或许就能直接在云上开始自己的编辑生涯，也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些老编辑的“新”老师。（待续）
　　本刊记者：编辑的角色和功能，随着出版时代的改变在改变，但有一些东西是本质的、从来不会也不应该改变，您认为这个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编辑，不管在传统出版、数字出版，或未来的任何出版时代，坚守的应是什么？
　　周蔚华：几年前，邵益文先生和我共同主编了《普通编辑学》一书，书中我们把编辑界定为“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依据一定原则对编辑客体进行选择、优化，并使之适宜于传播的能动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认为这就是编辑的本质所在。 　　这个问题可分解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数字传播时代需要编辑吗？有人认为在数字传播条件下，已进入“自媒体”时代，编辑可有可无了。在任何社会，传播都是一种社会公共行为，需要遵守公共秩序，按照公共规范进行传播，否则就会鱼龙混珠、真假难辨，一些不负责的谣言、虚假信息等就会无遮拦地传播，会给社会造成危害，由于数字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因此，对信息进行编辑把关就会变得比以往更加需要。
　　第二，编辑的基本职能是什么？我在第一个话题里谈到了编辑的10项功能，但编辑的核心功能是优选、优化和把关功能，使其宜于传播，这一点无论在什么传播环境下都是其基本功能，也是其主要功能。
　　第三，编辑需坚守什么？既然编辑活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履行传播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编辑在任何情况下须坚守的。产品形态、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可以不断变化，盈利模式可多种多样，但出版企业须承担传承文明、记录历史、留住记忆、化育人类、弘扬真理的职能没有变，那么编辑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就不能有任何动摇。
　　李又顺：我认为，唯一永远不会变的是出版本质。也就说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出版呢？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出版，就因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精神文明成果需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从而起到延续人类优秀精神文明的作用。可以说，一部人类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的演进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传统纸质出版，还是云出版，只是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出版一是为了传承文明，二是为了传播文明。如果说传统纸质出版的传播方式是单线的、单一的（只是以一本书固有的形态出版、发行、流通，也是静态的，除非再版改变它原来的形态），那么，云出版则是多向的（一个文本多种形态，即多媒体）、丰富的、立体的、动态的（可适时根据读者反馈加以改变文本的形态与体量）。虽存在这些差异，但出版的本质不会改变。无论哪种出版，都需更加优质的内容资源。因为，只有那些更加优质的内容资源才能传之久远。因此，无优质内容资源做基础的纸质出版就是浪费纸质资源，同样，无优质内容资源作为后盾的云出版，就是浪费云资源。因此，作为编辑，竭力寻找和发现一流的优质出版资源并善于维护、经营它们，正是编辑职业的灵魂所在。
　　金马洛：时代要求编辑的改变，编辑也确实应时代要求发生了改变。因为出版品类的多样，每一类对编辑的具体要求又有差异，实在很难概括出所有编辑都应着重修炼的几条是什么。但有一条是确定的，就是编辑的助手角色：助作者一臂之力，助读者一臂之力。无论编辑是以个人之力、还是群体之力，无论是发现作者的才华，呈现作者的才华，无论是向一个人推荐作者，还是通过大规模的营销向无垠的读者推荐作者，都是在帮助作者；反过来，编辑把作者作品传递到读者手中所做的，正是对读者的帮助。为作者和读者着想，帮到了作者和读者，编辑就帮到了自己，成就了自己。
　　本刊记者：或许，我们对编辑该改变什么，该坚守什么有着一定的共识，我们也切实去努力做了，但真正要成为一名好编辑，在出版业界修成正果，是否还需一些条件？
　　周蔚华：编辑要修成正果，当然需要一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给编辑一个成长、成才和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让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简单地说就是要给编辑建台子、搭梯子、压担子、捧场子，让他们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
　　李又顺：我认为还须有一种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同时，要养成尊重自己、相信自己的习惯。
　　是否具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也影响着当下出版环境中的编辑的态度与抉择。现今是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并存的时代，不少从事多年传统出版的编辑同人，有一种职业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且这种负面情绪还在不断放大，像疫病一样在业界蔓延。但现实是，美国亚马逊在持续的电子书销售猛增后，也显趋缓之势。美国的独立书店在经历大萧条之后有复苏的迹象，欧洲电子书销售占比也仅2%，这似乎对传统出版并未构成多大威胁。且有数字表明，真正好的纸质版图书，还在受到读者的追捧，好的文本加上好的设计与装帧，同样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与此鲜明对照的另一面是，在国内，大量的虚拟出版投入，并未带来实际收益，电子书销售也远未达到人们想象的程度。甚至有报道称电子书与网络出版，只是看着好看的一道美丽而虚幻的风景。因此，要想云出版真正取代传统出版，须形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须有相关成熟的版权保护体系，须突破很多瓶颈的问题。当然最终还要看读者对云出版的依附程度。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作为编辑，一味悲观无作为不可取，一味追赶时髦心浮气躁更不可取。当下环境下，传统出版编辑还得有自己的独立的坚持和立场，一方面关注云出版的动态并做好应对的准备，另一方面更要戒除浮躁心理，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努力发现好选题，好作者，然后投入精力把它做成精品，做成艺术品，做成具有收藏价值属性的珍品，以满足当下爱书人多方位的高品位需求。
　　邵培松：还需要一些好的工作机遇和平台，但出版工作不是光有一个好的编辑就行了，它也是一个系统性工作，也是有产业链的，也需要设计、发行、营销等的配合，更需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领导和通力协作，这些都具备了，才能从各个方面促进编辑工作更好地完成，才能真正修炼出一个好编辑。
　　金马洛：成为一名好编辑：第一，获得信任。首先，作为编辑，与作者交好，对作者的服务非常重要，让作者满意，让作者感受到他的存在，不要伤害作者和作品，更重要的是为作者的写作加分、作品增值，实现作者合理的名利诉求，让作者信赖你。其次，建立领导和周围同事、朋友对你选题编辑能力的信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获得这些信任之后，压力反而更大，你需更加谨慎以便不辜负他们的信任。第二，打持久战。对于你欣赏的作者和想成为其编辑的作者，要敢于并想方设法靠近他们勾搭他们，用细致耐心的服务传递编辑的诚意。第三，有感情。一是做编辑工作有乐趣，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说就是做衣裳本身的乐趣，未免有点不甘不愿——至少我是这样的——这事说到底还是跟发现美和成就美有关，和参与世道人心的变革和完善有关——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当我做一本好书出来，自己满足、作者满意、读者欢欣时，我尤其这样认为。第四，作为策划编辑，需养成多方面看数据分析数据的习惯，也不要尽以数据为参考与决定某些书是否能做的唯一标准——这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多看作品多分析作品有时比多看多分析数据重要，尤其是那些每读一次都有新感受的作品，这时你需要相信自己从阅读中获益良多，继而推论读者也会有多重发现，由此可以找到更好的至少在行业平均水平以上的方法让一本数据（可能）平平的书焕发出格外的光彩。当然，做选题，别为了说服而说服，以免自欺欺人。 　　本刊记者：关于编辑有这样一个戏言：“编辑是出版的灵魂，但出版什么，编辑没有最终决定权，因为市场营销部和业务部会追着问：‘这能卖得动吗？’。”而关于出版，刘景琳先生同样有个疑问：“出版在所有传媒产业里是最具 “滞后”性质的，把 “后”做好才是出版的本分，现在搞反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与时俱进。”在此，请您仅从编辑角度理解这句戏言和刘先生的“争先恐后”？面对这样的环境，一名好编辑会怎样回答营销部的追问？该不该“争先恐后”？
　　周蔚华：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了当前出版界的最大困惑，即出版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矛盾。这是个老问题，在20个世纪30年代邹韬奋就曾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好回答。他用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关系来说明，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统一，提倡二者的完美结合。但在今天，在商业化和市场化浪潮冲击下，“卖得动”或销量成了判断编辑的最高标准，文化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几年前有家出版社曾经翻译出版过一本美国出版人Andre Schiffrin著的《出版业》（The Business of Books），该书谈到，20世纪后半叶，市场至上，市场化和商业化统治了一切，所有的价值观为之臣服，并把它看作是消费者民主的一种体现，出版业在盈利的驱使下沦为第二个娱乐业。该书进一步提出：卡夫卡的处女作只卖了800本，布莱希特的处女作只印了600本，假如当初有人觉得不值得出版他们的著作，那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该书作者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市场审查制度”，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之所以说编辑是出版的灵魂，其实体现的就是出版文化性的一面，就是说，出版什么样的产品、怎样出版这些产品、效果如何等等，要靠编辑的眼光、靠选题策划、靠作品对文化的贡献来体现，但他们的市场效果如何，能够盈利要靠市场检验，这种市场检验体现了出版的商业性的一面。出版的文化面是体现了出版得本质，是出版的灵魂；出版的销售量体现了其经济实力，是其血肉。完美的产品当然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体：出版社需要生存，出版产业需要可持续，不考虑读者和市场是不行的；但仅仅盯着销量，不考虑出版的文化价值，则更可怕。如果一个编辑整天想着如何赚钱，那他不如改行做金融、房地产等其他行业，如果以这种理念做出版，出版将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不仅对社会无益，反而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对于后一个问题，我理解刘景琳先生所言的“后”，其实是“厚”，即出版的厚重感。也就是说，如果说其他媒体的特点是更强调空间上的延展性，必须争先恐后（比如新闻的一个特点就是及时性，否则就是旧闻），那么出版的显著特点是历时性，就是其传承性，它不一定要赶时髦、求时尚，但一定要有文化的积淀，有文化的厚重感。当然，对不同的出版物要有不同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争先恐后”就好还是不好。比如同样是在教育出版中，教材就需吸收成熟的、大体上约定成形的“定论”，因此它需要一定的“滞后性”，但对于教学辅助图书特别是考试图书，就不能“滞后”，把考试中不需要提供的内容进入到图书中肯定是不行的，这也是教辅图书每年更换的原因所在。学术图书中很多内容需要历史积淀，需总结前人的成果，但学术著作的价值恰恰在其前沿性和创新性，如果没有“前”和“新”这两个特点，就不能说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大众图书因其更加注重读者的需求以及阅读兴趣，因此也就需“争先恐后”，需与时俱进，否则就变成跟风、炒冷饭，不仅不能回答“销售部之问”，文化价值也不大，其实也就没有出版的必要了。
　　李又顺：市场部、营销部站在市场的角度提出意见这本身没有错。既然出版已改制，为计划而生产转变为为市场而生产，这是一个进步。环顾世界，除少数大学出版社不追求商业利润外，其他更多数的出版社都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在市场的环境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比如，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年还要为牛津大学提供至少上千万英镑的资助，以帮助其运转。
　　我赞同刘敬林先生所说的“出版在所有传媒产业里是最具”滞后”性质”的论断。他在这里所说的出版，不是报纸、杂志出版，也不是互联网出版，而是专指图书出版。随着出版环境的改变，有相当多的图书功能已为其他媒体（尤其是网络平板电脑、手机、apaid等）所取代，比如知识信息汇集的功能、工具书查找的功能、娱乐化轻松阅读的功能等，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现在某些杂志的深度专题，在过去就是一本很好的书的素材。曾听一位新闻周刊杂志的撰稿人说，现在做杂志，就像写书一样，每写一个专题，要阅读六七本甚至更多的图书。如果没有相当的思想含量和宽阔的问题视觉，读者不会买账。杂志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图书何为？事实也证明，如今图书市场，要想一本书从书的海洋里浮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没有超强的文字驾驭能力，没有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知识典故，没有市场的敏锐嗅觉，没有独到的思想智慧和创见，没有真诚、细致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想要赢得读者的认可，比做梦还难。因此，一本好书，一定得有干货才行，那种一年要出版好几本书，指望赚好多钱，期盼一夜成明的作者，不是好作者。你写一篇哗众取宠的短评时论还可以，写一篇一百余字引人瞩目的微博还可以，你写一个娱人大脑却不能滋养精神的故事、段子还可以，但不沉下心来把浮躁抛在脑后，把“争先恐后”“与时俱进”关进笼子清除出去，不在原创上下功夫花力气，很难获取图书出版上的成功。编辑也应抛弃那些不真诚的写作，抛弃那些没有思想价值含量的写作，抛弃那些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智慧的启发的文字，抛弃那些没有真正学术精神与探讨价值的文字。刘景琳说的对，图书出版不应“争先恐后”，而具有“滞后”性。这就像一张大网撒出去，收网时不断有小鱼从网眼里漏出去，最后剩下的、被网住的那条大鱼，就是图书出版。
　　从内容的质地角度要求，我们认为图书出版的“滞后”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因此就排斥图书出版的“与时俱进”与“争先恐后”。简单地说，如果你的封面设计、排版装帧不能体现当下审美趣味，或不能反映读者趣味的变化，因循守旧，那一定会在市场上被撞得鼻青脸肿。这是从形式的角度说的。从选题的角度来看，适度的与时俱进，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畅销就带有某种“与时俱进”的性质。 　　总之，刘景琳先生谈论的图书出版的“滞后”性，其强调的是图书的内容品位与质地，突出图书的“经典”价值，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问题：读者在互联网时代凭什么要花钱、费时去购买一本书。如果将其与“与时俱进”结合起来，也就不用再为图书没有销路而犯愁了。
　　邵培松：做出版，重视市场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强调市场，不能过分追逐发行和经济回报。出版工作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宣传，相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编辑，应有这种自觉和使命。
　　金马洛：如之前所说，编辑价值、编辑水平、编辑功能都是多样化的。在信息分众时代，了解图书对应的读者群并将出版信息有效传达给读者继而在读者那里实现购买，这绝非一人之力可得完成。
　　在出版机构，销售部是编辑的第一个读者群，他们扮演了最挑剔最不愿花钱买书的读者，编辑遭到销售部门的质疑实属正常。现在很多出版机构，编辑的一个必备技能是给销售部“说书”“讲书”。在磨铁公司，优秀的产品经理和编辑，为了把书说好，让销售对一本书有信心进而把这信心传递给经销商，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最具标志性的工作便是做一个超有说服力的PPT。在PPT中，产品经理和编辑将书的封面效果图呈现出来，将书的与众不同、优于同类的亮点一一提炼出来，将书对应的核心读者群描述出来，将书的作者之前的销售数据、同类书的销售数据都调查出来，把作者、编辑、部门能为这本书所用的营销资源、所做的营销动作的预案也抛出来。在产品经理把文本优势、设计包装、市场优劣势都考虑到的时候，销售部的同事又岂会无动于衷而不积极上阵呢？去年磨铁出版了一书人文旅游书《说走就走》，第一次在全公司亮相之前默默无闻，作者也没什么知名度，可几十位一线做销售业务的同事，看着产品经理精心设计的PPT，听她讲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故事后，大家都颇受触动，当即预期这本书能卖到5万册以上，并保证给各渠道商多做工作。后来这本书势头果然很好，且还超出预期。
　　编辑常犯一个毛病：以偏概全。被销售追问会更有利于编辑的成长和强大，让编辑逐渐弥补自己的不足和偏狭。一本书的成功非一人之力可得完成，可一本书的失败常常一个人就可完成、且可能完成的很彻底。面对销售部的质疑，编辑一面需要拿出足够的数据和事实说服销售，一面需要虚心听取销售的意见，并与销售配合，甚至要帮助销售卖书。
　　刘景琳先生的“滞后”论我完全同意，只是文化需求多样，出版形式多样，有些与时俱进的内容编成书，恰好可满足一部分追求与时俱进的读者的与时俱进的需求，无可厚非，这也是编辑的功能之一。文明，是人类跨越历史的文化选择，图书出版算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我筛选机制之一。没法要求上了筛子的都是谷子而非秕子，也没法要求筛子的洞眼都是一个尺寸。如同粮食，有爱吃粗粮的，有爱吃细粮的，有喜欢粗细搭配的，在出版生态中，为读者提供有益的、有趣的、有用的、无害的内容的出版机构和编辑都有存在之必要，有的喜欢做快书，有的喜欢出慢书，都可以。至于单个的出版机构怎么选择，是专是广，是粗是精，是争先恐后，还是争后恐先，自由其经营方略决定。不说老牌大社，单说业内做大众出版的几家民营图书公司，各有特点，各有千百万的读者购买他们出版的书，这就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阅读生态，这也是出版所追求和营造的。
　　本刊记者：有说法是“好编辑，不仅是出版企业的一名好员工，更是一件好产品”。您认同“产品”一词吗？可以用这个说法来描述现今编辑和出版企业的关系吗？此前提到的三件新闻事件中，是否已有怎样营销好编辑这个“产品”的意识？
　　周蔚华：我是坚定的“人本主义者”，不认同“编辑是产品”的说法。编辑如产品，需要发现、开发、呵护、培育和“宣传营销”。但编辑是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把他等同于产品我是不认同的。人力资源的维护和投入不同于产品的投入，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更需要感情的投入，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人不能“物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它把一切都纳入“物化”范畴，马克思把它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把编辑喻为“产品”，其实也是这种拜物教的体现，物的价值超越了人的价值。人被异化了，表面上好像很重视编辑，其实挺可悲的。
　　李又顺：一个精明的企业主，一定会善待一切可能会给他带来利益的一切事与人。好编辑是能给出版社带来良好声誉的编辑。就前面提到的三件新闻来说吧，著名作家陈忠实设奖项奖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这件事不仅仅是给相关编辑带来荣誉，同时也给他所在出版社带来巨大声誉。你想，一个重量级的优秀作家，为编辑设奖，不仅是嘉许这个编辑团队的敬业精神、职业操守、可贵品质，同时也在为这家出版企业的品牌增光添彩。这种客观上给出版社带来的美誉度，往往是花上十万元乃至数十万元做广告，也未必能达到的。盛大文学编辑团队的集体出走，则从反面证明了企业的管理者不尊重编辑或尊重不够这一现实的存在。2013年百道网发起与组织的全国好编辑评选活动，则是正本清源，把关注的焦点拉回到出版行业的重心所在。正如聂振宁先生在“中国好编辑”论坛上的发言所言：没有一支好的编辑队伍，就不可能有好的出版。因此，作为出版企业，尤其要重视培养好编辑，并善于营销“好编辑”，不仅要切实做到待遇留人，更应做到事业留人。
　　编辑与出版企业的关系应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好的出版企业总会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让好编辑脱颖而出。而好的编辑一旦养成，也会给出版企业带来近期或远期的效益，包括好的声誉。因此，编辑不应仅仅被看做是出版社的一个“产品”。如今社会早已进入各种品牌竞争时代，但一个品牌的培育与发展乃至成熟，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于改企转制不久的出版企业来说，品牌的概念还未能深入人心。出版品牌，还仅仅停留在出版企业层面，比如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是一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品牌出版社。但品牌的概念还需进一步引申到出版的其他层面，并发扬光大，这也是衡量出版企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一所大学可以有名教授、大教授，一个出版社同样可以有好编辑、名编辑、大编辑。好的编辑就是出版企业的一个品牌标示，出版企业应充分打造并善于营销这一品牌，从而为出版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 　　是否重视好编辑、名编辑、大编辑的培养及其营销，反映了一家出版企业是否具有现代经营理念与思维，反映了一个出版管理者是否具有战略眼光。有的出版企业口头上、名义上予以重视，但实际上却不付之行动，他们总跳不开一以贯之、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思维定势，天平的倾斜度总随“官”位而定。有的出版企业重视“好编辑”，但只是从现实收入与物质待遇上加以考量，而不大考虑为其编辑人才搭建更大、更好的舞台，以让他们淋漓尽致地施展拳脚。这种管理思维与模式，与建立现代出版服务业相去甚远。当然出版界也有一些好的举措值得关注，比如有的出版社以资深编辑、名编辑的个人名义设立工作室，并在政策上、资金上予以扶持，以便于他们充分施展其才华，发挥其更大的潜能。
　　金马洛：好编辑是一件好产品，就像说好编辑是一张好名片一样，是个类比的说法，旨在说明编辑人才对于出版企业的重要性。尊重编辑价值、肯定编辑能力、认可编辑品牌，是好事，是否一定要把编辑比做产品，作为一时之选的策略性说法，吹吹牛，尚可接受，但打心里把编辑当做产品，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高明或尊重人的提法。把编辑产品化就是把人简单化，太粗暴了。
　　本刊记者：青年编辑是出版的希望和未来。但对于许多刚刚选择进入出版行业的青年编辑来说，要成为一名好编辑，心理常常有两种矛盾。一方面要达到与老编辑同等水平的阅历、经验等种种，不仅底气不足，更得熬年头；另一方面总有“其实我不愿意出这样的书，是出版社的任务”这类的抱怨。您对青年编辑这样矛盾的心理怎么看？各单位在编辑选拔和培训方面都非常注重青年编辑。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或实际经验？
　　周蔚华：青年编辑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很正常的，这也是所有行业从业者的一般心态。编辑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既需要悟性，也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资源的积累，在这方面老编辑固然有其优势。但也应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就是新编辑对新事物接受得快，尤其是对数字传播技术以及在这种传播环境下人们的阅读偏好更加了解，这一方面又是老编辑不足之处。无论是老编辑还是新编辑，都要重视发挥自己优势的一面，尽快弥补自己不足的一面，争取做一个全面发展的编辑。
　　李又顺：年轻编辑进入出版社时，往往会被以培养编辑加工书稿能力的名义，审读一大堆书稿。长达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看那些稿子（这些稿子往往是出版社积压多时的资助出版稿或人情稿），一则可能一开始就会引起他们对这一职业的反感，二则会败坏他们的胃口，会让他们错误地认为，编辑就是处理这些“烂稿子”。于是便有“其实我不愿意出这样的书，是出版社的任务”这类的抱怨发生。
　　应该说，年轻编辑进入这个行业总会带有一份梦想和期待。记得当初我在考虑就业方向时，毫不犹豫地推掉了一家政府部门的录用，而选择进入出版社。因为在我的职业期待中，始终有一个关于“文化”的理想和梦想，而出版社与“文化”沾边，且直接生产“文化”。出版社之所以能吸引年轻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感召力与魅力。
　　当年轻编辑进入出版社开始当“学徒”时，应充分让他们感受到、领略到文化的魅力所在。第一堂职业教育或培训课应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文化虽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但须摈弃那些大而无当的说教。可先从身边的人与事说起。我想每个出版社都会有这样合适的人与故事可挖掘。一个优秀编辑做成一本好书的艰辛努力与幸福收获，一个出版人与作家、学者的交往传奇，一个“文化”集体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实现所表现出的那种互相支持与密切配合的融洽氛围等等，都可作为素材的来源。
　　“发现”优秀文本是编辑最重要的一项本领。因为只有将那些优秀的文本从知识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发现”出来，然后通过自己的编辑功能输送到客户端，才能体现编辑的价值，确证编辑的存在。要善于发现，就要善于辨别、鉴别。因此，培养编辑的鉴别、鉴赏文本的超凡能力，便是对年轻编辑进行培训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个话题说起来比较空泛，但要落到实处。须分门别类进行示范，告诉年轻编辑哪类文本是一流的，为什么一流，有哪些特质与属性。你也要告诉他们哪类文本是二三流的，为什么说它们是二三流的。只有实实在在进行个案分析，且有实例展示，就会在年轻编辑的心目中形成一个清晰的印象，日后再加上自己的观察体会与工作实践，就会在遇到一流的好文本的情况下不至于错过，这自然会缩短他们摸索的时间。一旦能在实践中获得一次成功的机会，就会鼓励他们继续走下去，且会越走越好。
　　业界有关于编辑要成为“专家”或“杂家”一说，且各有执词。专家型的编辑要求年轻编辑将来要成为专家，杂家型的编辑要求编辑成为杂家。这要尊重编辑的意愿，顺其自然。不要先下结论，把刚进门的年轻人吓跑。究竟成为什么还得要他们自己在实践中自然加以选择。编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推出好书，能不能持续的编出好作品。如果一个编辑做着做着便成为了一个学者、专家，且有志于此，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我还是认为他选择专门去做专家、学者也许会更好。
　　云时代的出版，年轻编辑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出版社要创造有利条件，定时加以培训这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否则就是失职。当然，对年轻编的培训还有很多内容，如加工书稿、与作者如何交往、如何利用现代媒介营销等等。
　　邵培松：这一代的新编辑跟以往的老编辑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更负责，不仅要考量出版物的质量问题，还要操心效益问题。
　　金马洛：对于青年编辑的建议是：第一，如果没有策划选题、自由发挥的空间，那就多编几本书好。要相信经营模式的存在——很多人迷信出版是创意产业，想当然地认为跟别的行业不一样——经营理念清晰的公司，模式也是清晰的——模式就蕴含在每一本图书产品中，你编的书越多，你对这种模式的认知、理解会越发自觉，并具有判断乃至批判力——这是你的能力；另外，难免碰到烂书要编，那就编吧——就当去一回炼狱，但还是要尽可能地多编好书，如果“好书”也不多，你一边可以在心底诅咒你的策划编辑，同时抓紧闲暇读书吧——为了将来成为一个少被诅咒的策划人，看书至少可提高你的基本鉴赏力。 　　第二，需确立自己的选题方向。一个什么书都能做的公司，产品的成功率一定低于一家更专注的公司，同样一个什么书都能做的编辑或老板，你要离他远点，他对你专业的损害可能大于对你的帮助，不要让这样的人做你的导师。相反，从那些专注的人身上学习他们的绝技——今天乃至将来的出版业，专业和专业集团拯救一切，一招鲜吃遍天不会过时。理论上讲，通常编辑喜欢什么样的书，就做什么样的选题，成功率会更高。但能做到这样的编辑凤毛麟角——别轻易相信你就是那样的编辑——尤其是刚开始做选题的、成功案例少的编辑，需建立老板对你选题能力的信任。获得老板的信任后，压力反倒更大，你需要更加谨慎以便不辜负他的信任。
　　第三，无论是字书还是图文书，你皆能独立完成该书完整的编辑工作；无论是名家作品还是草根作者的作品，你都能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编辑工作，当你已经具备了这两项实力时，你不要频繁跳槽，要保证在一个地方，工作3到5年。在2.5年或4.5年的时刻（实际上每年年底的总结都是必要的），你算一算创造的产值和品牌效应是否超过同事与同行的平均水平甚至以上。如果没有，那就接受事实；如果有，你已是一位有足够价值的编辑。任何时候、任何工作环境，向同行学习非常必要，先沿着老编辑的路走一段，走着就会发现新的路，而这岔口出现的地方，正是出版表现其多样化魅力的地方。虽然“要着急，开书局”是编辑人的常态，但耐心更是编辑人的习性。
　　第四，无论如何，在辛苦的积累和磨练后，在经过助理编辑和普通编辑的进阶后，你已是个具有至少6年以上经验的专业编辑了，这时要面对的是，重新思考和选择如何继续自己的职业编辑生涯。（1）当初为什么入这行，无论崇高，或者庸俗，今后目标还有可能达成吗？（2）这行我还能怎么干？（3）对这行的认识和理解除掉人云亦云部分，属于我自己的有哪些？（4）我有真正擅长的领域吗？身价和资源以及决心是否能支撑我向职业出版人迈出第一步？（5）如果我来做一个品牌带一个团队第一桶金在哪里？（6）如果他人给我钱和空间，我敢做吗？能做吗？有像样的可行的计划吗？我能找到并与同样专业的人合作吗？（7）以上之外，你需要对目前同业公司的编辑出版生态有详细的观察和分析，最好形成自己的见识为自己所借鉴。（8）如果你一直没有机会读到世界级出版人的传记，那么你可能需要找个十本、八本来读读，我认为这是足够有益的，他会打开更大的窗口给你，你也许会发现，出版是一个不可能让人厌倦的行业，虽然过程往往让人痛苦不堪。
　　我遇到的退出出版业的编辑，一定是被这个职业给伤透了心才远走高飞的。基本上，今天的出版业比以前难做多了，一方面，大环境更规范，投机取巧、攒书拼凑的图书市场日益狭窄，愈发显得低端、愈发集中在欠发达地区销售、愈发可被网络代替，同时，原创性强的图书资源比较欠缺（让我们暂不要谈我们国家的出版不自由问题）；另一方面，出版资源更加向名人名家大公司大编辑集中，小编辑小公司小选题在市场创收路上举步维艰不说，上路之后还被层层盘剥，收益可比之前的年头薄多了。
　　出版业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大社之外，纵观传统出版业知名民营公司，各有一套生存之道，各自都在创造风景，而最具人文气质且后来居上的贝贝特理想国品牌，会不会成为数字出版时代来临前传统出版业的一种极致或曰灿烂的回光返照呢，全看你对出版业是什么的判断了。这似乎涉及到另一重选择。不过，在我看来，不管你怎么选，出版业天然的魅力，会促使新一波的编辑们继续谈论老编辑们曾经谈论过的问题：理想、价值、专业、责任、耐心、行动、情怀、错误、生存、荣誉、生意、人文、参与、选择、放弃……没有这些，出版业毫无魅力可言。
　　本刊记者：作为一名好编辑，想做一名好编辑，对于编辑的未来须走在前沿，须时刻清楚挑战。从编辑职业的发展来看，您认为未来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新课题在等着我们？
　　周蔚华：最重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市场的挑战和技术的挑战。前一个挑战考验我们能否在市场大潮中对文化坚守，也就是说，市场的诱惑考验我们对文化的忠贞程度，能否真正做文化的守望者。后一个挑战考验我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能否充分利用新技术所形成的传播能力，把文化传的更多样、更广泛、更久远。这既是挑战，当然也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所以，好编辑归根到底就是经得住这两个考验的编辑，他们是中国实现出版强国梦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国出版界的希望。
　　李又顺：的确，无论是云出版时代还是其他什么时代，只要有读者，就需要编辑，只要有阅读，就会需要编辑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与挑战：一、传统出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需要在云出版时代继续作出努力。如机制体制的问题。僵化的体制与不良的运行机制仍然存在，这直接导致企业发展缺乏应有的动力。缺乏活力，人心思动，人浮于事，不讲效率，效益低下，用人、分配缺乏公平正义，裙带风、小团体意识恶化企业文化，决策缺乏民主性与科学性，持续的高库存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等，再加上国民阅读书籍的质与量都偏低、图书发行渠道的不畅、图书出版低水平重复、图书市场恶性竞争所导致的逆淘汰、肆意盗版等客观的外在环境，这一切都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客观上影响着编辑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二、传统出版与云出版如何兼容并备，顺应发展潮流。目前所处的时代是传统出版与云出版并存的时代，由传统出版向云出版过渡的时代。虽然出版界（包括云出版）都在积极探索，但两者究竟如何区分，如何对待，策略是什么，应对措施是什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穿梭来往，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该注重哪一块，什么时候又该放下哪一块，什么时候又该两者兼顾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在每一个编辑的脑海里纠缠。可以说，至今没有哪一个人给编辑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面对当下，该做什么，怎么做，这个问题原本不是问题，但现在俨然成了一个问题。对传统出版出路的担忧，对纸质可能面对消亡命运的焦虑，对云出版身感很近，触手可摸，但同时又茫然无措，身感很远。
　　评价一个编辑是不是好编辑，应怎样努力才能成为一名好编辑，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传统出版的标准和要求去衡量，或者主要是站在传统出版的角度去评判。但随着云出版时代的到来，我们面临的出版环境发生了（或即将发生）很大变化。如过去找作者通常看图书、杂志、报纸，如今要看博客、网上电子杂志、网络专栏，甚至微博。过去只管书稿编辑、加工、设计、出版、印刷、发行，现在还要考虑怎样编辑书稿才能更适合其他新媒介，如手机、网络出版，视频、甚至apaid等，过去营销图书是搞作者签名、读者作者见面会等活动，现在还要搞博客、微博、视频等传销。过去新书主要在实体书店按明码标价卖，现在新书主要在网店卖且还可以打折，过去一本书出版了，编辑可收到读者来信反馈意见，现在则可在网店上直接看到读者对书的评价。再说，如果将来某一天，云出版时代占据了主流，以真正形成了新的强大的商业模式，而传统出版失守主要阵地退居“二线”，甚至只是云出版的“陪衬”，那么，出版的生态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环境必然催生新的标准，但这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将来一定会有答案。“云出版时代，如何成为一名好编辑”，是现在就要面对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金马洛：看清眼前，做好眼前的事最重要。综上所述，未来没什么大的挑战。想做管理型编辑就专注于眼下的管理学习与实践，想做业务型编辑就深入到编辑出版一线去摸索去干，想做创业型编辑就双管齐下，多多积累。至于新课题，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去解决吧。
　　本刊记者：我们已经来到云出版时代，如何做好一名编辑、做一名好编辑的课题再一次延展。也许明天，出版将会从一个独立产业扩散到各实体经济的一个原子功能，但只要有读者，就需要编辑；只要人们需求阅读，编辑的工作就越富有价值。最后以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琳女士的一句话送给诸位编辑：“无知无畏，不理会什么条条框框，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做事情，甚至不必在意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编辑，因为你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