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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贵阳,驱车往西,景象逐渐荒凉,几乎看不出中国这20年来经济惊人增长的痕迹。
来到中国最贫穷和最偏僻省份贵州的中心地带猫营,这里离贵阳160公里,人口4万,以苗族和布依族为主。耕地不足,没有工厂。多数居民难以在土地上获得必需温饱,只能依靠在附近的采石场从事石头墓碑的雕刻来赚些钱。在尘污弥漫的环境下工作12个小时只能得到相等于2元5角美元的工资。在这样低劣的生存条件下,有些人就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诸如上海等地方的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干活。
类似猫营这样的村落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部与西部最具对比意义的缩影。在已故领袖邓小平1978年倡导改革开放的初期,沿海省份广东、浙江和福建已经获得了超常的财富份额。但是9个内陆省份和自治区,加上直辖市重庆市仍然停留在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中。这个贫穷带,从西南的云南省一直伸展到北部的新疆,相等于中国面积的一半,人口2.85亿,略多于美国的人口。其收入为全国平均收入的6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地区研究所的主任陈东生(音译)说,这种差距还在拉开。
西方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以及在财富分配上不可能使13亿人口平均受益表示理解,但北京当局却对此差距深表不安。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共产党应当把经济上的利益作出相对合理的分配。现在的差距,以及当地官员的普遍腐败,会越来越引起工人与农民的怨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及早化解这个危机,北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开发西部的行动。为此,中央政府给予各种优先和优惠的贷款和投资政策以及国家的补助。根据陈主任的介绍,要修建3.5万公里的新道路,包括四川到贵阳的高速公路,在今后的10年内兴建4000公里的铁路。费用将以千亿计。“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一家位于成都的知名电脑软件和硬件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说,“这个规模要比我们在1978年见到的更大。”
西部的潜力是巨大的
如果维持每年7%的增长以及提供数以百万计的职业,这必须使中国经济的基础多样化。目前,国内产品总额的24%来自沿海省份的出口工业,并且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内消费市场已经疲软了两年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很多产品被堆放在仓库里。除非人口众多的穷乡僻壤也能参与到经济发展的主流中来,否则经济就难以再有巨大的增长。“如果中国不发展西部,我们国家的产品就会没有市场。”陈先生说。
中国还面临着失业人口日益增加的麻烦,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进口壁垒的撤除与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失业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即使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随之形成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估计这将涉及上千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另外,8亿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为1∶7的比例,因此大量的农村人口继续往东部的城市移动,使中国这些本来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随时会出现爆炸的大火药桶。
看来,中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内陆省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央政府保证将3960亿预算中的70%拿出来用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开发,如道路、通讯网络、水坝等的建设。计划发行120亿以上的债券来投资天然气管道和发电厂。政府还以较低的税收和地租与费用来吸引国内外公司的投资。
沉重的翅膀
但只有你亲自去过贵州与四川的边远村落后,就会明白劝说外面的公司到西部投资并非那么容易。大多数贫困的内陆地区环境闭塞、山岭起伏、距离铁路、公路、河流都比较远,而当地官员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办事难。而基础设施这类巨大的工程,一经国营企业来承担,他们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费,结果真正能使贫穷地区得益的又会有多少呢。另外,在西部的工业仍然没有走出当年错误决策与大跃进的阴影。当时很多工厂所以迁移进深山大沟,完全不是为了方便生产和赢利,而是力求处在美国与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外。这些工厂现在才开始进行漫长与痛苦的改造。显然,在中国进入WTO后,它们面临的竞争与压力比较东部地区更为尖锐和沉重。
贵州JONYANG机械工业公司典型地揭示了这种挑战的严峻。在潮湿阴暗的仓库里排列着满是尘封的,用于矿业或建筑的开凿机。这是一家举步艰难的原国营企业,过去生产过榴弹炮。这家企业要负责3600
名职工和2400名退休人员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它已经支付几笔钱给当地政府来摆脱某些责任,但是它摆脱不了到期必须偿还的相当于700万美元的债务。因此它没有钱来更新设备,生产不出适合国外需要的产品。1997年,它只能与一家加拿大的投资公司签订了一项2500万美元的合资经营协议。但是现在它面临的问题是,它在国内的老对手却与更加财大气粗的国际跨国公司合资经营,相对之下,优势又变成了劣势。除了裁减工人和砍掉某些社会服务外,别无他法。“我们已经把学校交了出去,”方总裁说,“下一个将是医院和建筑部门。”这就是很多内地国营企业共同面临的为难问题。
如何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西部
中国已经吸收了外国的资金达3000亿美元,而截至1999年,西部只分到99亿。偏僻的贵州省仅仅得到了1亿美元,西部最富裕的省份四川也只有68亿美元,比较上海浦东开发区这方寸之地近年来的110亿美元,真是令人难以想像。
外国资本集中在沿海,除了沿海各省所获得的优惠政策外,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某些跨国公司在内地吃过亏,急于要撤出来而不是进去。例如当地官员对中国的法律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以及声名狼藉的腐败。
除了外国的资金,政府也劝说那些成功的中国企业投资西部,并不要求它们牺牲什么,而是力求使它们得到什么,例如合并内地效率差的国营企业也并非都是吃亏的事,内部股一旦上市,就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一般来说,西安是一个比较吸引外来资本投资其高科技的地方:税收低,土地便宜,电力与道路过得去,研究机构多。4月,深圳的中兴公司决定投资600万于西安研究与发展研究所。IBM最近也同意在开发区的管理上进行有关的软件开发。而HP公司估计投资700万美元用于电子商务的研究与发展。光是4月份,西安就接待了国内外70个代表团来访。开发区本身也投入了1800万美元的风险基金指定要用于扶植小公司。随着沿海地区成本的攀升,某些来自富裕省份的国内企业开始发现西部那未经开发的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西部的工资往往只是沿海富裕地区的一半。青岛的海尔用2400万收购了贵州的一家国营电视机工厂后,销售额增长了3倍,估计今年会达到6000万。“西部的市场实在太大了。”海尔的销售经理说。□
来到中国最贫穷和最偏僻省份贵州的中心地带猫营,这里离贵阳160公里,人口4万,以苗族和布依族为主。耕地不足,没有工厂。多数居民难以在土地上获得必需温饱,只能依靠在附近的采石场从事石头墓碑的雕刻来赚些钱。在尘污弥漫的环境下工作12个小时只能得到相等于2元5角美元的工资。在这样低劣的生存条件下,有些人就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诸如上海等地方的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干活。
类似猫营这样的村落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部与西部最具对比意义的缩影。在已故领袖邓小平1978年倡导改革开放的初期,沿海省份广东、浙江和福建已经获得了超常的财富份额。但是9个内陆省份和自治区,加上直辖市重庆市仍然停留在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中。这个贫穷带,从西南的云南省一直伸展到北部的新疆,相等于中国面积的一半,人口2.85亿,略多于美国的人口。其收入为全国平均收入的6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地区研究所的主任陈东生(音译)说,这种差距还在拉开。
西方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以及在财富分配上不可能使13亿人口平均受益表示理解,但北京当局却对此差距深表不安。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共产党应当把经济上的利益作出相对合理的分配。现在的差距,以及当地官员的普遍腐败,会越来越引起工人与农民的怨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及早化解这个危机,北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开发西部的行动。为此,中央政府给予各种优先和优惠的贷款和投资政策以及国家的补助。根据陈主任的介绍,要修建3.5万公里的新道路,包括四川到贵阳的高速公路,在今后的10年内兴建4000公里的铁路。费用将以千亿计。“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一家位于成都的知名电脑软件和硬件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说,“这个规模要比我们在1978年见到的更大。”
西部的潜力是巨大的
如果维持每年7%的增长以及提供数以百万计的职业,这必须使中国经济的基础多样化。目前,国内产品总额的24%来自沿海省份的出口工业,并且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内消费市场已经疲软了两年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很多产品被堆放在仓库里。除非人口众多的穷乡僻壤也能参与到经济发展的主流中来,否则经济就难以再有巨大的增长。“如果中国不发展西部,我们国家的产品就会没有市场。”陈先生说。
中国还面临着失业人口日益增加的麻烦,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进口壁垒的撤除与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失业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即使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随之形成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估计这将涉及上千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另外,8亿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为1∶7的比例,因此大量的农村人口继续往东部的城市移动,使中国这些本来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随时会出现爆炸的大火药桶。
看来,中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内陆省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央政府保证将3960亿预算中的70%拿出来用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开发,如道路、通讯网络、水坝等的建设。计划发行120亿以上的债券来投资天然气管道和发电厂。政府还以较低的税收和地租与费用来吸引国内外公司的投资。
沉重的翅膀
但只有你亲自去过贵州与四川的边远村落后,就会明白劝说外面的公司到西部投资并非那么容易。大多数贫困的内陆地区环境闭塞、山岭起伏、距离铁路、公路、河流都比较远,而当地官员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办事难。而基础设施这类巨大的工程,一经国营企业来承担,他们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费,结果真正能使贫穷地区得益的又会有多少呢。另外,在西部的工业仍然没有走出当年错误决策与大跃进的阴影。当时很多工厂所以迁移进深山大沟,完全不是为了方便生产和赢利,而是力求处在美国与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外。这些工厂现在才开始进行漫长与痛苦的改造。显然,在中国进入WTO后,它们面临的竞争与压力比较东部地区更为尖锐和沉重。
贵州JONYANG机械工业公司典型地揭示了这种挑战的严峻。在潮湿阴暗的仓库里排列着满是尘封的,用于矿业或建筑的开凿机。这是一家举步艰难的原国营企业,过去生产过榴弹炮。这家企业要负责3600
名职工和2400名退休人员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它已经支付几笔钱给当地政府来摆脱某些责任,但是它摆脱不了到期必须偿还的相当于700万美元的债务。因此它没有钱来更新设备,生产不出适合国外需要的产品。1997年,它只能与一家加拿大的投资公司签订了一项2500万美元的合资经营协议。但是现在它面临的问题是,它在国内的老对手却与更加财大气粗的国际跨国公司合资经营,相对之下,优势又变成了劣势。除了裁减工人和砍掉某些社会服务外,别无他法。“我们已经把学校交了出去,”方总裁说,“下一个将是医院和建筑部门。”这就是很多内地国营企业共同面临的为难问题。
如何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西部
中国已经吸收了外国的资金达3000亿美元,而截至1999年,西部只分到99亿。偏僻的贵州省仅仅得到了1亿美元,西部最富裕的省份四川也只有68亿美元,比较上海浦东开发区这方寸之地近年来的110亿美元,真是令人难以想像。
外国资本集中在沿海,除了沿海各省所获得的优惠政策外,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某些跨国公司在内地吃过亏,急于要撤出来而不是进去。例如当地官员对中国的法律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以及声名狼藉的腐败。
除了外国的资金,政府也劝说那些成功的中国企业投资西部,并不要求它们牺牲什么,而是力求使它们得到什么,例如合并内地效率差的国营企业也并非都是吃亏的事,内部股一旦上市,就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一般来说,西安是一个比较吸引外来资本投资其高科技的地方:税收低,土地便宜,电力与道路过得去,研究机构多。4月,深圳的中兴公司决定投资600万于西安研究与发展研究所。IBM最近也同意在开发区的管理上进行有关的软件开发。而HP公司估计投资700万美元用于电子商务的研究与发展。光是4月份,西安就接待了国内外70个代表团来访。开发区本身也投入了1800万美元的风险基金指定要用于扶植小公司。随着沿海地区成本的攀升,某些来自富裕省份的国内企业开始发现西部那未经开发的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西部的工资往往只是沿海富裕地区的一半。青岛的海尔用2400万收购了贵州的一家国营电视机工厂后,销售额增长了3倍,估计今年会达到6000万。“西部的市场实在太大了。”海尔的销售经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