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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以 “良知”为起点，构建起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统一的理论体系，在道德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解读了“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分析了道德教育的吊诡处境，从以知导行、知而必行、行而后知三个方面探讨了道德教育的路径。
关键词：知行合一;道德认知;道德践履
明朝中叶，商品经济萌芽并初步发展，社会风气向商业化和世俗化转变，伦理纲常受到挑战，加之社会政治局面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在大厦将倾的危局下，本该保土安民的明朝士子却空谈义理。王阳明睹其沉痛现实，为补偏救弊提出“知行合一”学说，为日渐衰落的文化形势带来曙光。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解读
从先秦到当代，先贤们对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其中以朱熹与王阳明的阐释最具代表性。
（一）“知”与“行”
甲骨文不见“知”，但有“智”。《说文·钗部》：“智，识词也。”后“知”于“智”通，为知识、知觉、求知义。王阳明的“知与二者皆异，而是良知”。他认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良知人人生而又俱有，是天赋的仁义。“行”甲骨文字形像四通八达的道路，首见《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句，义为“行为、活动”，哲学中多指实践。王阳明对“行”的概念进行推扩，不仅指外在行为，还包括内心活动。心理活动是“行”的一部分，意念开始就意味着行的开始。
关于知行关系，先贤们很早便开始探索。早期儒家思想认为行重于知，下至宋明，朱熹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王阳明为纠正明中期不知妄行、空想不行的不良倾向，主张抛开私欲，恢复纯净的良知并付诸行动。同时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二者相互渗透联合。
（二）道德自由意蕴
“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主体出于其道德人格所自主地做出道德抉择而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不受任何阻碍地被实现的状况和境界。”[3]“知行合一”思想以良知为内在根据，与个体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社会的孝悌忠信等道德准则相交融，人经过良知权衡后所实施的行为不是对外在道德规范的被动服从，而是对内心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循。道德主体既可以选择遵循理性规范，也可以选择阻止私欲的发展，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纯善的，那么人在良知的指引下能自然而然地遵守规范，自由地实施行为。一个人知善却不践行善，是因为良知被私欲阻碍，此时主体在道德上是不自由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是实现道德自由的路径方法。
二、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吊诡处境
现实生活中，大学生道德失范行为时有发生。经过案例追踪剖析发现道德失范的大学生并不缺乏道德知识和辨别能力，而是缺乏把认知和行为统一的能力。
（一）智德脱臼
应试教育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下应运而生，知识本位取向下导致道德教育处于末位。在学生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教学课程的设置以考试科目为准绳，与考试无关的道德课程被排除在核心教育之外。单一的评价机制导致教师多关心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忽略了教书过程中的育人。同时，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社会负面信息铺天盖地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造成了学生对正统道德的怀疑。部分学生在负能量的冲击下，已有的道德认知动摇，甚至出现负向的道德认知。
（二）知行分离
学校和家庭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道德知识，认为只要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就能实施正确的道德行为。教育过程中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没有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特征将教育内容具体化、阶段化和生活化。高扬的道德标杆，对学生而言只是空谈。道德要旨没有深植学生心底，学生也没有体验到良好的行为带来的幸福与快乐。道德实践能诱发道德情感、坚定道德意志、形成道德认知，从而去遵守道德信念。
三、大学生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路径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及指导意义，培育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要以知行合一为进路。
（一）以知导行
王阳明认为只有“真知”才有“真行”，教育内容必须是符合学生道德需要的真知。大学生不喜空谈，更希望道德教育能对恋爱、就业等有所裨益。然而，当前的道德教育主要集中在爱校、爱党等宏观方面，在学生急需的性道德、职业道德和生命道德等方面鲜有涉及。“行”包括“一念发动处到具体行为”，要激发学生内心深入的良知，培养学生道德内驱力，道德只有放入人心的土壤，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呵护，最终才能长出善果。
（二）知而必行
知性化育固然重要，但躬身实践也不可少。它不只是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与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融合、转换，最终落实到行动上，行动中锻炼意志、砥砺品格，最终内化成德行。王阳明主张“事上练”，道德教育中要从伟大走向平凡，围绕学生现实生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强化道德主体参与，重视主体感受。引导学生严格按照道德准则，注意细节，一丝不苟地完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切实完善道德认知。
（三）行而后知
王阳明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强调行对知的澄明和扩充作用，按良知行事是良知的践行，反过来良知得到开悟和扩充。一个人行恶之后，即使没人发现也会愧疚、自责，这就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大学生在道德践履中充分发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用良知来反思实践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和内心深处的善恶，省察克治，从而提升自己道德实践的能力，然后将这种能力推及到他人、家庭甚至国家，使每一个人都具备道德涵養。
四、结语
“德育工作在内容和方法上虽既有知的教育也有行的教育，却缺乏基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层思考。”[4]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塑造，既要培育学生内心的良知，又要引领学生对内心良知在日常学习中的践行，在践行中再与认知有机结合，克服“知”与“行”分离的弊端，日积月累，促进道德习惯的养成、道德意志的锤炼、道德规范的内化，最终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
[3] 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89.
[4] 丁蔼然.“知行合一”是评价德育的核心指标[J].教育科学研究，2017，（9）：1
关键词：知行合一;道德认知;道德践履
明朝中叶，商品经济萌芽并初步发展，社会风气向商业化和世俗化转变，伦理纲常受到挑战，加之社会政治局面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在大厦将倾的危局下，本该保土安民的明朝士子却空谈义理。王阳明睹其沉痛现实，为补偏救弊提出“知行合一”学说，为日渐衰落的文化形势带来曙光。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解读
从先秦到当代，先贤们对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其中以朱熹与王阳明的阐释最具代表性。
（一）“知”与“行”
甲骨文不见“知”，但有“智”。《说文·钗部》：“智，识词也。”后“知”于“智”通，为知识、知觉、求知义。王阳明的“知与二者皆异，而是良知”。他认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良知人人生而又俱有，是天赋的仁义。“行”甲骨文字形像四通八达的道路，首见《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句，义为“行为、活动”，哲学中多指实践。王阳明对“行”的概念进行推扩，不仅指外在行为，还包括内心活动。心理活动是“行”的一部分，意念开始就意味着行的开始。
关于知行关系，先贤们很早便开始探索。早期儒家思想认为行重于知，下至宋明，朱熹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王阳明为纠正明中期不知妄行、空想不行的不良倾向，主张抛开私欲，恢复纯净的良知并付诸行动。同时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二者相互渗透联合。
（二）道德自由意蕴
“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主体出于其道德人格所自主地做出道德抉择而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不受任何阻碍地被实现的状况和境界。”[3]“知行合一”思想以良知为内在根据，与个体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社会的孝悌忠信等道德准则相交融，人经过良知权衡后所实施的行为不是对外在道德规范的被动服从，而是对内心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循。道德主体既可以选择遵循理性规范，也可以选择阻止私欲的发展，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纯善的，那么人在良知的指引下能自然而然地遵守规范，自由地实施行为。一个人知善却不践行善，是因为良知被私欲阻碍，此时主体在道德上是不自由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是实现道德自由的路径方法。
二、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吊诡处境
现实生活中，大学生道德失范行为时有发生。经过案例追踪剖析发现道德失范的大学生并不缺乏道德知识和辨别能力，而是缺乏把认知和行为统一的能力。
（一）智德脱臼
应试教育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下应运而生，知识本位取向下导致道德教育处于末位。在学生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教学课程的设置以考试科目为准绳，与考试无关的道德课程被排除在核心教育之外。单一的评价机制导致教师多关心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忽略了教书过程中的育人。同时，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社会负面信息铺天盖地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造成了学生对正统道德的怀疑。部分学生在负能量的冲击下，已有的道德认知动摇，甚至出现负向的道德认知。
（二）知行分离
学校和家庭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道德知识，认为只要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就能实施正确的道德行为。教育过程中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没有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特征将教育内容具体化、阶段化和生活化。高扬的道德标杆，对学生而言只是空谈。道德要旨没有深植学生心底，学生也没有体验到良好的行为带来的幸福与快乐。道德实践能诱发道德情感、坚定道德意志、形成道德认知，从而去遵守道德信念。
三、大学生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实现路径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及指导意义，培育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要以知行合一为进路。
（一）以知导行
王阳明认为只有“真知”才有“真行”，教育内容必须是符合学生道德需要的真知。大学生不喜空谈，更希望道德教育能对恋爱、就业等有所裨益。然而，当前的道德教育主要集中在爱校、爱党等宏观方面，在学生急需的性道德、职业道德和生命道德等方面鲜有涉及。“行”包括“一念发动处到具体行为”，要激发学生内心深入的良知，培养学生道德内驱力，道德只有放入人心的土壤，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呵护，最终才能长出善果。
（二）知而必行
知性化育固然重要，但躬身实践也不可少。它不只是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与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融合、转换，最终落实到行动上，行动中锻炼意志、砥砺品格，最终内化成德行。王阳明主张“事上练”，道德教育中要从伟大走向平凡，围绕学生现实生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强化道德主体参与，重视主体感受。引导学生严格按照道德准则，注意细节，一丝不苟地完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切实完善道德认知。
（三）行而后知
王阳明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强调行对知的澄明和扩充作用，按良知行事是良知的践行，反过来良知得到开悟和扩充。一个人行恶之后，即使没人发现也会愧疚、自责，这就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大学生在道德践履中充分发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用良知来反思实践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和内心深处的善恶，省察克治，从而提升自己道德实践的能力，然后将这种能力推及到他人、家庭甚至国家，使每一个人都具备道德涵養。
四、结语
“德育工作在内容和方法上虽既有知的教育也有行的教育，却缺乏基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层思考。”[4]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塑造，既要培育学生内心的良知，又要引领学生对内心良知在日常学习中的践行，在践行中再与认知有机结合，克服“知”与“行”分离的弊端，日积月累，促进道德习惯的养成、道德意志的锤炼、道德规范的内化，最终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
[3] 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89.
[4] 丁蔼然.“知行合一”是评价德育的核心指标[J].教育科学研究，201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