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的概念来源于西蒙·波伏娃的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即指称女性或具有女性意识的男性。追溯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国女性文学最为风靡的时候。彼时，许多诸如此类张扬着女性价值观念，批判男权主义的前沿理论伴随着先锋派文学作品的实验，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并进入大众视野之中。新世纪以来，诸多女性作家在吸取和借鉴西方女性主义书写的基础上，已逐渐进入了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化”时期。与激进的女性主义先锋作家们不同，薛广玲的写作没有一味附和跟随及盲目批判，而是冷静地创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笔下的“非虚构”的女性日常生活世界。可以看到，小说背后的作家，是一个满溢着人文关怀与深沉思考的女性，她的创作恰好呼应了当下女性写作转型的契机。
　　从叙事审美的层面而言，薛广玲小说中的女性大多真切的处于邻里琐事、家庭纷争，亦或是情感波动等生存的困境和感情的矛盾之中，如何从中破茧而获得自身的成长成为作家格外关注的主题。处于消费时代的当下，“美女作家”、“身体书写”等噱头的消费速食主义，造成了写作如商业流水线产品般产出，只迎合了一般读者的猎取心理，反而使得女性身体沦落为新的被观看的对象，却难以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而薛广玲却能够用真实、朴素和动容的笔调展现着一出出女性细腻、曼妙且柔软的情感波动和生命体验的悲喜剧，呈现出不浮夸、不做作的更多趋向于古典主义美学的真实与细腻。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诸如潘兰欣、罗玉娇、林宝静等等，同样经历着现代的生存困境与情感焦虑，却仍旧能够潜在地流淌着温暖与诗意的底色。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都被归入两大类：一类是美丽温顺的纯情少女或贤妻良母；另一类则为丑陋古怪阴险狠毒的巫婆恶魔。具体体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书写之中，前者体现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贤妻良母等形象，后者则体现为亡国祸水、恶妇妒妇等形象。但是薛广玲笔下的女性则更多呈现为有血有肉的复杂个体。比如在小说《等待安比》中，主人公潘兰欣一方面粗枝大叶，对待穿衣打扮、涂脂抹粉之事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又脆弱敏感，丈夫刘凡一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纤细的神经。在表面上，她因善良热诚打动着身边的街坊邻居，并因此颇具好人缘；而在内心深处，她却压抑着嫉妒的欲望，与妹妹潘兰雪作对并终酿成事端。从偶然间对丈夫的一个误会，到不断翻转的态势直至真相大白的一段故事，作家着力展现的，其实是一位普通女性在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中多方位的心理成长阶段。
　　从书写视域的层面而言，与诸多都市女性作家执着于自身身体经验的书写不同，薛广玲的写作裹挟着深沉的乡土及底层经验与关怀，这使得她能够突破相对狭隘的创作空间，转向更加广阔的农村/底层生活场域，从而彰显了女性文学与乡土叙事相结合的另一种可能性。她的将目光聚焦至西部底层人民的命运悲欢，从而以深刻的思考表现出极强的人文关怀。这无疑呈现出了后现代女性书写的华丽表象下被遮蔽的真实内在。她的短篇小说《许愿牌》以进城务工的浪潮为时代背景，通过描写一对普通的农村夫妻，为了给儿子更好的未来而选择外出打工挣钱，从而缺失了对儿子潘向前正常的成长陪伴，也另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大家庭走向失落的边缘。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作者超越了单一的性别书写，以罗玉娇夫妻与孩子间的亲近与疏离，展现了在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农民的精神焦虑与留守儿童的成长现状，构筑了独特深沉的女性乡土叙事景观。此外，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指出的：“放眼看看周围，不用过多地审视，就能极容易地看到，很多女人都在过着这样或那样的生活。她们沉浸其中，过得有滋有味，并没有过多地品味出生活中酸苦的滋味。”虽然女性的地位也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跟随男性到创造自身话语空间的跨越，但是应当看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一跨越并不只存在于宏观的理论与抽象的想象之中，它的艰难跨越过程是与文化、政治、教育、心理等诸多广泛的社会及观念变革相伴相行的。结合我们日常所熟识的以母亲、妻子、女儿为角色的诸多女性们，结合作者作品中诸如罗玉娇、潘兰欣、林宝静的遭遇，她们是否真正便携带着先锋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所高扬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自觉地融入全球化大潮，于西方理论中撷取艺术土壤的同时，女性作家们确实还应当对现实生活保持着高度观照与深切同情的态度。只有这样扎根于对最普遍的女性们日常生活的深入观照，才能与浮泛的大潮保持适当距离，从高处对所见所闻做出更冷静地观察、思考与批评。薛广玲的小说创作便是如此地显示了更为深远的主体形象与作家更为深沉的思考历程。
　　最后，从创作主体的层面而言，作家薛广玲能够突破单一的叙事视角，伴随故事的需要不断转变叙事身份及角度，从而呈现出相对成熟及丰富的创作样态。诚如布斯所言“：一部伟大作品建立起它的隐含作者的‘诚实’，而不顾及创造了这个隐含作者的那个真人，在他的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何与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相悖离”。虽然同处于世俗纷扰的世俗生活之中，每一位女性却依旧遭遇着相似又相异的人生境遇。在这三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分别处于不同的人生困境与幸福生活之中：短篇小说《许愿牌》更加突出的是罗玉娇与留守农村的儿子潘向前之间的母子关系这一条主线；短篇小说《等待安比》则更突出的是潘兰欣与刘凡一的夫妻感情这一条主轴；中篇小说《腌臜年》则围绕着“病“———林宝静与儿子王远达的疾病为主要线索串联起整个故事叙述。在不同侧重点的叙事之中，不同女性在面对不同对象时相区别的心理活动、性格特征被完整丰满地呈现出来，真实可信且令人动容。此外，作家对于许多女性的书写更多是以侧面描写的形式，融合在家族繁衍的与时代变迁大潮之中。譬如以自身魅力为重、重视亲情的潘兰雪、表面风光却内心缺失的相如、金钱至上且财大气粗的刘琪、艰难维持生计而忍耐顺从的白玲等女性配角形象，或美丽温柔或妖娆性感或外强中干，各自秉持着自身的价值观念及处世哲学。作者借助人物语言或内心奥秘的意识流动，呈现出了一众丰富的女性形象，进一步渲染了小说性别色彩的同时，也能够重视用新写实主义的手法面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焦虑、乡村生活伦理的转型及文化精神的困境等现实问题。作家着重于女性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女性，通过借助各种看似粗鄙的日常俗语、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幼甚至颇显灵异色彩的乡土传奇故事，共同描绘了一副日常而普遍且兼及城乡的广大民众的生活画卷，呈现并实践了女性书写的诸多可能性与可行性。
　　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戴锦华曾指出：“女性在今日文化中遭遇的正是一座镜城……在我看来，是在女人自身体验的忠实写作中逐渐打破了所有的镜子”，薛广玲的小说创作正是如此。从她的创作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又能感受到作者本身所接受着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浸染，这使得她的女性书写充满了现实感、深沉感和灵动性。在突破了固化的女性写作的模式后，她的创作总体表现为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审视现实，用柔美的语言丰富文本，用细腻的情丝体察人事，这使其文学创作呈现出了良性的发展态势。虽然相较于经典的女性作家作品，薛广玲的小说写作尚存在诸如人物、情节较为同质化等问题与差距，但其较为独特的非虚构女性写作风貌仍然能够为当下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借鉴。我们也有信心期待其能够收获十分瞩目的创作实绩。
　　作者简介：魏欣怡，女，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