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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中，前“法务部长”施茂林介绍一位木雕艺术家给我，他叫康木祥。
施茂林说，大陆人到台湾走马观花不一定看得到一个真正的台湾，除了“游客眼中的台湾”，
还有一个“隐形的台湾”，大陆人要深入台湾社会肌理，就不能不去了解它。
“康木祥身上承载了这个不易被看见的台湾的诸多元素和符号。”这是施茂林引荐康木祥的原因。
当着康木祥的面，他这样描述“隐形的台湾”：台湾的许多人有坚强厚实的软实力，有强大爆发力，挚爱本业，展现蓬勃生命力，而且深爱这块土地，对社会事务相当执著，由内心深处关注，以不同方式，默默投入奉献，向上向善改造，让社会充满生生不息之生机。
施茂林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康木祥却把头靠在官帽椅的“官帽”上睡着了——他连日创作，累了。我指指康木祥，问施茂林：“你喜欢康木祥哪一点?”施茂林笑笑：“豪迈，自然。”谈话快结束时，康木祥才揉揉眼睛精神过来，我问他：“你怎么敢在‘部长’面前打盹?”他答：“你们聊天，我随意。”一句轻巧话，全然“暴露”出其性情、胆识和人格，以及浑身上下的一股草根性。
富而好礼的年代
康木祥出身木雕世家，七代传承，但他超越了前人，从一名普通工匠跃升到台湾地区乃至全亚洲最一流的木雕大师行列，上演了通霄海边一个小渔村飞出金凤凰的传奇。
通霄湾位于苗栗县境内，背山面海。康家半农半雕，康木祥自小务农牧牛，乡野自然造就了他的开阔豪放，还有一个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小时候，看到船来船去，我很好奇船内装载何物，将往何处去?脑海浮现无垠想象空间。看到灯塔亮光，轻洒在船舰上，又梦幻飘逸，激发无限思考。”康木祥回忆道。
他也不爱念书，更别说什么艺术院校了，他中学没毕业就回家当了一名木雕工匠，15岁开始跟着兄长正式操刀创作木雕，然后沿着“家传－自学－超越－成名”这样一条轨迹演进。
康木祥成才，一方面是他有天赋有梦想有奋斗，另一方面是“隐形的台湾”的滋养。原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馆长陈万富是康木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贵人”，他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康木祥年代”：台湾地区的教育普及率达99％，教育的普及，提升了生活水平外，更缔造了无数的经济奇迹，尤其信息计算机科技更是独步全球。丰衣足食后、文化艺术的产业也就如火如荼地兴起。许多县市都设有文化局，文化中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康木祥生于1961年，处于新旧交接年代，也是台湾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及从贫穷走向富有的过程。他的艺术创作赶上了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19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自由、自主风气风起云涌，文化艺术便成为台湾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在台湾的艺术家因信息与航空的便捷，早早与世界艺坛接轨。艺术家本身都有很扎实的艺术根基与自我特性，在自由的领域里废寝忘食地从事创作；每个艺术家都期望自己的作品是艺坛的唯一。加上政府单位、民间收藏家与企业争相收藏，现今的文化艺术产业一片繁荣景象。康木祥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成功走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位。
在台湾木雕之乡三义乡康木祥美术馆，陈万富很有兴致地向我讲述他和康木祥的第一次结识。那是1996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他坐在馆长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个如雄狮般飞瀑长发、满脸络腮胡及带着炯炯眼神的“壮丁”，毛遂自荐：“馆长，我叫做康木祥”，然后递过来一本画册。接下来一句话把陈万富吓一跳：“馆长，我需要来展出，请你邀请我来。”彼时，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是台湾地区非常有名的展览场所，只接受出租展，几乎没有邀请展，那要有相当分量的。康木祥一开口就是邀请展，陈万富不禁多看了他两眼。
“我心里在想，你何方神圣，要邀请你展出?”今天回忆起来，陈万富依然乐不可支。他当时没有接受康木祥，但从画册作品中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便说：“找时间让我去看看你的工作室，看看你有没有分量。”其实那时候，连地方的文化中心都要让康木祥排队，他还没有名气，找最顶尖的展馆给他“邀请展”，简直是异想天开。
巧的是，陈万富也是通霄人。通霄离三义不远，那年春节回通霄过年，陈万富就致电康木祥，半小时后来到他的工作室。康木祥在工作室门口摆了一块木头等陈万富到来，二话不说就操起电锯在他面前秀起来，落刀如雨，刀斧痕迹处处可见，半小时内把一块木头整出一个艺术造型来。“一个很有自信的艺术家，胸有成竹，这个艺术形象早就在他心里，就是用刀子给劈出来而已。”看完表演，陈万富当场向康木祥发出正式邀请。
为康木祥策展时，陈万富请来很多媒体，请来乐队在现场配乐，让康木祥现场表演，果然技惊四座，从此成名，刘德华第一时间找康木祥拍MTV，表演雕刻镜头。从前让康木祥排队的各地方展馆纷纷邀请他去展出，还去了外国展出，最近几年又走向大陆，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台湾馆展出，成为当下台湾地区最耀眼的木雕艺术家。
“你要知道，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是从来没有邀请过艺术家的，康木祥改写了这个历史。”陈万富还感慨说，成名后的康木祥依然没有架子，“没有那种成名艺术家的架子，这很不容易。”
多元文化的冲刷洗礼
三义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山中小镇，三义山区遍地生长樟树，因木雕而闻名。镇上有木雕一条街，还有一个木雕博物馆。三义作为木雕之乡已经兴旺了一个多世纪。1918年，三义乡民吴进宝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了三义第一家木雕进出口公司“东达物产”，由此开启了三义木雕产业化发展之路。当时西方人大举来到东方，三义木雕被发现，随后西人纷至沓来。康木祥说，“木雕师傅们都会讲英语，不会看字，但能跟外国人沟通。”
进入1980年代，台湾经济崛起，三义木雕消费市场主力由欧美和日本客人转为岛内中产阶级与富裕商人，以“乡土题材”即“奇木巧作”为尚。这一时朗的三义基本奠定了“木雕之乡”的地位，全台最优秀的木雕艺术家群聚于此。鼎盛时朗，整条水美街两旁开立近千家木雕工作室和专卖店，绵延数公里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木雕聚落，盛兄长达二三十年。
康木祥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三义的，1986年正式成立“康木祥木雕工作室”，创作出“萌芽系列”，用树根去表现，这是他自己一个新阶段的再生，也见证了三义木雕的转型。从国际化到本土化，在三义，康木祥既熟悉各个时朗的观念、技法，又参与到三义木雕转型再生的洪流中，这是一段激情酣畅的艺术创作岁月，康木祥的作品风格充满了阳光希望，雕刻了台湾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痕迹。台湾的确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一个地区，像三义这么一个山中小镇却汇集了东西方的文化，正是这样一块土地孕育了康木祥。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地区这样，它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糅杂的自然平台，这是历史机遇造成的。著名企业家叶莺说：“我在台湾长大，从全岛没 有一盏交通灯，到今天的车水马龙。从全岛几乎人人穿木屐，到今天满街名牌鞋。台湾经过了难言的内外压力，艰巨的困境危机，都挺下来了。早期美援的支持不可否认，后期的发展确是中华传承的自发力。”这与施茂林“台湾的许多人有坚强厚实的软实力，有强大爆发力”的说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康木祥有一件作品生动体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融合，他命名为“世界和平”。这是一件抽象作品，看上去有一个镂空的观音像，再仔细一看其轮廓，又像一个圣母像，体现了中国人“有生于无”、“无化为有”之哲理，又兼具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的符号，喜欢观音的人认为这是一座观音像，信仰基督教的人会认为这是圣母像。这个作品，做好一个，人家收藏一个。
1990年代以来，大陆及东南亚国家的木雕开始进入台湾地区，由于人工成本低廉，对三义木雕市场造成很大冲击。尤其是大陆，人才济济，而且用工相对便宜。现在，三义木雕商店里的很大一部分木雕作品是从大陆进口的，“一张照片传真过去，大陆的师傅就能做出八九成。拼产量，三义已经没有优势”。这又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期，逼着当地师傅走创作路线，往高端走。康木祥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当别的师傅还在拼产量重复自己时，他大胆走上了创作之路。
自我超越
闯出来的康木祥认为，最难超越的门槛就在一个字：钱。一种人还处在工匠阶段，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支撑他完成转型；另一种人是被钱迷住，重复自己搞量产而不去追求艺术。在工匠阶段，康木祥正好赶上富而好礼的年代，康木祥快刀利斧，作品速产又叫座，往往粉笔刚在木头上勾出雏形，还未动刀，作品就被预订抢购，短短几年就累积了可观的财富。那时，整个三义木雕的创作气氛散发着浓浓的市场导向，但每天单凭纯熟的技术在木屑堆里淘金，终究只是一个工匠。
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工匠的康木祥后来干脆把木雕店关了，封刀数年，希望突破艺术创作的瓶颈，寻找超越自我之道。今天，他已经在三义木雕博物馆旁边的小山谷里盖出一个占地20多亩的康木祥美术馆，有工作间，有展示馆，有会所，一砖一瓦，一床一椅都是他亲手打造出来的，花了整整8年时光，耗资近2亿新台币(约4200万人民币)。
去寻访他时，从外面进入康木祥美术馆是一条土石路，小径幽幽，没有任何指示牌，一般绝不会想到里面会藏着一个一流的木雕美术馆。“这是我故意藏起来的，我的美术馆不对一般公众开放，人来人往会打扰我创作。但要收藏我作品的人，总会寻到道路走进来。”康木祥如是说。
我问康木祥：“你是怎么超越‘钱’关的?”这是康木祥最自豪也最乐于分享的一个答案：“我有两个守护神，一个是达摩，一个是关公，全台湾我雕的最受欢迎，出现现金危机时，我就雕达摩和关公，供不应求，价格还很高。”正是这两个作品养着他，让他游刃有余地去超越工匠阶段。台湾地区很多大小官员都喜欢收藏康木祥的关公，原因是他们也认为关公是一个守护神，是他们在宦海沉浮中的定心剂。还有一点，康木祥没有被钱所迷，这又是很多三义木雕工匠无法超越的一关——有钱不赚去搞清苦创作，疯了吧?
“艺术家要疯，不疯就成不了艺术家。”康木祥如是说。
过了“钱”关，创作关亦难。具体到康木祥，他要完成从市场热门的神像雕刻到独具一格的艺术作品，并要摆脱传统工艺写实观念的束缚，转向抽象性和观念性的创作，而一件艺术品的灵魂则是创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譬如1994－1998年这一时期，康木祥创作的“贝壳岛民”系列，描述人间情爱，造型上有如贝壳一般，中间镂空，外形旋转流动，这种抽象的人体造型，取相于女性的柔美线条，再藉由镂空，破除具象的束缚，不但更能表现线条之美，更蕴含着空灵韵味，震撼艺坛。这个系列作品使康木祥由台湾地区走向国际，被争相邀展。
然而，一般人往往只看到成名的荣耀，却不知这荣耀背后的压力和伤痕。“人要转换的时候，一定会被伤到的。”这是康木祥最大的感触。“在海边生长起来的人，比较有韧性。韧性就是说要坚持，创造本身既要可静得下来，耐力还要比一般的人强，要有毅力，就像关公一样，过五关斩六将，每一关都很难。”记忆里，他5岁就在野地里放牛，6岁下田种花生，7岁上山采地瓜，也开始打着赤脚入小学。康木祥虽是8个兄弟姊妹里的老幺，但10岁不到已经对农家事无一不精，艰辛的童年生活练就了他吃苦耐劳的本事。
即使成名后，康木祥还是接受相关部门邀请，到台湾东北角的无人岛——龟山岛独居一年，利用2002年的台风留下的漂流木创作。一年的时间，一个人在岛上，康木祥常因创作而忘记吃饭，当要吃饭的时候，蚂蚁已经爬满了碗盘，他就用手拿起盘子，抖一抖请蚂蚁离开，才一口一口地吃。为了克服独居的恐惧，他还刻了一尊达摩作为守护神。“在龟山岛，我体悟到人是多么渺小，生命是多么渺小。但正是那种孤独的感觉，让我感受到生命是多么可贵又可爱的力量。”这一年的作品，康木祥命名为“生命潮”，讲述正是他对生命的感悟，“漂流木就是浪木，它们从高山漂到大海，然后遇到我，我把它们捡起来，再把它们创作出一个个有生命的价值呈现。我是一个再造生命的人。”
施茂林说，大陆人到台湾走马观花不一定看得到一个真正的台湾，除了“游客眼中的台湾”，
还有一个“隐形的台湾”，大陆人要深入台湾社会肌理，就不能不去了解它。
“康木祥身上承载了这个不易被看见的台湾的诸多元素和符号。”这是施茂林引荐康木祥的原因。
当着康木祥的面，他这样描述“隐形的台湾”：台湾的许多人有坚强厚实的软实力，有强大爆发力，挚爱本业，展现蓬勃生命力，而且深爱这块土地，对社会事务相当执著，由内心深处关注，以不同方式，默默投入奉献，向上向善改造，让社会充满生生不息之生机。
施茂林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康木祥却把头靠在官帽椅的“官帽”上睡着了——他连日创作，累了。我指指康木祥，问施茂林：“你喜欢康木祥哪一点?”施茂林笑笑：“豪迈，自然。”谈话快结束时，康木祥才揉揉眼睛精神过来，我问他：“你怎么敢在‘部长’面前打盹?”他答：“你们聊天，我随意。”一句轻巧话，全然“暴露”出其性情、胆识和人格，以及浑身上下的一股草根性。
富而好礼的年代
康木祥出身木雕世家，七代传承，但他超越了前人，从一名普通工匠跃升到台湾地区乃至全亚洲最一流的木雕大师行列，上演了通霄海边一个小渔村飞出金凤凰的传奇。
通霄湾位于苗栗县境内，背山面海。康家半农半雕，康木祥自小务农牧牛，乡野自然造就了他的开阔豪放，还有一个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小时候，看到船来船去，我很好奇船内装载何物，将往何处去?脑海浮现无垠想象空间。看到灯塔亮光，轻洒在船舰上，又梦幻飘逸，激发无限思考。”康木祥回忆道。
他也不爱念书，更别说什么艺术院校了，他中学没毕业就回家当了一名木雕工匠，15岁开始跟着兄长正式操刀创作木雕，然后沿着“家传－自学－超越－成名”这样一条轨迹演进。
康木祥成才，一方面是他有天赋有梦想有奋斗，另一方面是“隐形的台湾”的滋养。原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馆长陈万富是康木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贵人”，他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康木祥年代”：台湾地区的教育普及率达99％，教育的普及，提升了生活水平外，更缔造了无数的经济奇迹，尤其信息计算机科技更是独步全球。丰衣足食后、文化艺术的产业也就如火如荼地兴起。许多县市都设有文化局，文化中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康木祥生于1961年，处于新旧交接年代，也是台湾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及从贫穷走向富有的过程。他的艺术创作赶上了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19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自由、自主风气风起云涌，文化艺术便成为台湾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在台湾的艺术家因信息与航空的便捷，早早与世界艺坛接轨。艺术家本身都有很扎实的艺术根基与自我特性，在自由的领域里废寝忘食地从事创作；每个艺术家都期望自己的作品是艺坛的唯一。加上政府单位、民间收藏家与企业争相收藏，现今的文化艺术产业一片繁荣景象。康木祥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成功走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位。
在台湾木雕之乡三义乡康木祥美术馆，陈万富很有兴致地向我讲述他和康木祥的第一次结识。那是1996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他坐在馆长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个如雄狮般飞瀑长发、满脸络腮胡及带着炯炯眼神的“壮丁”，毛遂自荐：“馆长，我叫做康木祥”，然后递过来一本画册。接下来一句话把陈万富吓一跳：“馆长，我需要来展出，请你邀请我来。”彼时，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是台湾地区非常有名的展览场所，只接受出租展，几乎没有邀请展，那要有相当分量的。康木祥一开口就是邀请展，陈万富不禁多看了他两眼。
“我心里在想，你何方神圣，要邀请你展出?”今天回忆起来，陈万富依然乐不可支。他当时没有接受康木祥，但从画册作品中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便说：“找时间让我去看看你的工作室，看看你有没有分量。”其实那时候，连地方的文化中心都要让康木祥排队，他还没有名气，找最顶尖的展馆给他“邀请展”，简直是异想天开。
巧的是，陈万富也是通霄人。通霄离三义不远，那年春节回通霄过年，陈万富就致电康木祥，半小时后来到他的工作室。康木祥在工作室门口摆了一块木头等陈万富到来，二话不说就操起电锯在他面前秀起来，落刀如雨，刀斧痕迹处处可见，半小时内把一块木头整出一个艺术造型来。“一个很有自信的艺术家，胸有成竹，这个艺术形象早就在他心里，就是用刀子给劈出来而已。”看完表演，陈万富当场向康木祥发出正式邀请。
为康木祥策展时，陈万富请来很多媒体，请来乐队在现场配乐，让康木祥现场表演，果然技惊四座，从此成名，刘德华第一时间找康木祥拍MTV，表演雕刻镜头。从前让康木祥排队的各地方展馆纷纷邀请他去展出，还去了外国展出，最近几年又走向大陆，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台湾馆展出，成为当下台湾地区最耀眼的木雕艺术家。
“你要知道，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是从来没有邀请过艺术家的，康木祥改写了这个历史。”陈万富还感慨说，成名后的康木祥依然没有架子，“没有那种成名艺术家的架子，这很不容易。”
多元文化的冲刷洗礼
三义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山中小镇，三义山区遍地生长樟树，因木雕而闻名。镇上有木雕一条街，还有一个木雕博物馆。三义作为木雕之乡已经兴旺了一个多世纪。1918年，三义乡民吴进宝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了三义第一家木雕进出口公司“东达物产”，由此开启了三义木雕产业化发展之路。当时西方人大举来到东方，三义木雕被发现，随后西人纷至沓来。康木祥说，“木雕师傅们都会讲英语，不会看字，但能跟外国人沟通。”
进入1980年代，台湾经济崛起，三义木雕消费市场主力由欧美和日本客人转为岛内中产阶级与富裕商人，以“乡土题材”即“奇木巧作”为尚。这一时朗的三义基本奠定了“木雕之乡”的地位，全台最优秀的木雕艺术家群聚于此。鼎盛时朗，整条水美街两旁开立近千家木雕工作室和专卖店，绵延数公里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木雕聚落，盛兄长达二三十年。
康木祥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三义的，1986年正式成立“康木祥木雕工作室”，创作出“萌芽系列”，用树根去表现，这是他自己一个新阶段的再生，也见证了三义木雕的转型。从国际化到本土化，在三义，康木祥既熟悉各个时朗的观念、技法，又参与到三义木雕转型再生的洪流中，这是一段激情酣畅的艺术创作岁月，康木祥的作品风格充满了阳光希望，雕刻了台湾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痕迹。台湾的确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一个地区，像三义这么一个山中小镇却汇集了东西方的文化，正是这样一块土地孕育了康木祥。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地区这样，它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糅杂的自然平台，这是历史机遇造成的。著名企业家叶莺说：“我在台湾长大，从全岛没 有一盏交通灯，到今天的车水马龙。从全岛几乎人人穿木屐，到今天满街名牌鞋。台湾经过了难言的内外压力，艰巨的困境危机，都挺下来了。早期美援的支持不可否认，后期的发展确是中华传承的自发力。”这与施茂林“台湾的许多人有坚强厚实的软实力，有强大爆发力”的说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康木祥有一件作品生动体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融合，他命名为“世界和平”。这是一件抽象作品，看上去有一个镂空的观音像，再仔细一看其轮廓，又像一个圣母像，体现了中国人“有生于无”、“无化为有”之哲理，又兼具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的符号，喜欢观音的人认为这是一座观音像，信仰基督教的人会认为这是圣母像。这个作品，做好一个，人家收藏一个。
1990年代以来，大陆及东南亚国家的木雕开始进入台湾地区，由于人工成本低廉，对三义木雕市场造成很大冲击。尤其是大陆，人才济济，而且用工相对便宜。现在，三义木雕商店里的很大一部分木雕作品是从大陆进口的，“一张照片传真过去，大陆的师傅就能做出八九成。拼产量，三义已经没有优势”。这又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期，逼着当地师傅走创作路线，往高端走。康木祥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当别的师傅还在拼产量重复自己时，他大胆走上了创作之路。
自我超越
闯出来的康木祥认为，最难超越的门槛就在一个字：钱。一种人还处在工匠阶段，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支撑他完成转型；另一种人是被钱迷住，重复自己搞量产而不去追求艺术。在工匠阶段，康木祥正好赶上富而好礼的年代，康木祥快刀利斧，作品速产又叫座，往往粉笔刚在木头上勾出雏形，还未动刀，作品就被预订抢购，短短几年就累积了可观的财富。那时，整个三义木雕的创作气氛散发着浓浓的市场导向，但每天单凭纯熟的技术在木屑堆里淘金，终究只是一个工匠。
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工匠的康木祥后来干脆把木雕店关了，封刀数年，希望突破艺术创作的瓶颈，寻找超越自我之道。今天，他已经在三义木雕博物馆旁边的小山谷里盖出一个占地20多亩的康木祥美术馆，有工作间，有展示馆，有会所，一砖一瓦，一床一椅都是他亲手打造出来的，花了整整8年时光，耗资近2亿新台币(约4200万人民币)。
去寻访他时，从外面进入康木祥美术馆是一条土石路，小径幽幽，没有任何指示牌，一般绝不会想到里面会藏着一个一流的木雕美术馆。“这是我故意藏起来的，我的美术馆不对一般公众开放，人来人往会打扰我创作。但要收藏我作品的人，总会寻到道路走进来。”康木祥如是说。
我问康木祥：“你是怎么超越‘钱’关的?”这是康木祥最自豪也最乐于分享的一个答案：“我有两个守护神，一个是达摩，一个是关公，全台湾我雕的最受欢迎，出现现金危机时，我就雕达摩和关公，供不应求，价格还很高。”正是这两个作品养着他，让他游刃有余地去超越工匠阶段。台湾地区很多大小官员都喜欢收藏康木祥的关公，原因是他们也认为关公是一个守护神，是他们在宦海沉浮中的定心剂。还有一点，康木祥没有被钱所迷，这又是很多三义木雕工匠无法超越的一关——有钱不赚去搞清苦创作，疯了吧?
“艺术家要疯，不疯就成不了艺术家。”康木祥如是说。
过了“钱”关，创作关亦难。具体到康木祥，他要完成从市场热门的神像雕刻到独具一格的艺术作品，并要摆脱传统工艺写实观念的束缚，转向抽象性和观念性的创作，而一件艺术品的灵魂则是创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譬如1994－1998年这一时期，康木祥创作的“贝壳岛民”系列，描述人间情爱，造型上有如贝壳一般，中间镂空，外形旋转流动，这种抽象的人体造型，取相于女性的柔美线条，再藉由镂空，破除具象的束缚，不但更能表现线条之美，更蕴含着空灵韵味，震撼艺坛。这个系列作品使康木祥由台湾地区走向国际，被争相邀展。
然而，一般人往往只看到成名的荣耀，却不知这荣耀背后的压力和伤痕。“人要转换的时候，一定会被伤到的。”这是康木祥最大的感触。“在海边生长起来的人，比较有韧性。韧性就是说要坚持，创造本身既要可静得下来，耐力还要比一般的人强，要有毅力，就像关公一样，过五关斩六将，每一关都很难。”记忆里，他5岁就在野地里放牛，6岁下田种花生，7岁上山采地瓜，也开始打着赤脚入小学。康木祥虽是8个兄弟姊妹里的老幺，但10岁不到已经对农家事无一不精，艰辛的童年生活练就了他吃苦耐劳的本事。
即使成名后，康木祥还是接受相关部门邀请，到台湾东北角的无人岛——龟山岛独居一年，利用2002年的台风留下的漂流木创作。一年的时间，一个人在岛上，康木祥常因创作而忘记吃饭，当要吃饭的时候，蚂蚁已经爬满了碗盘，他就用手拿起盘子，抖一抖请蚂蚁离开，才一口一口地吃。为了克服独居的恐惧，他还刻了一尊达摩作为守护神。“在龟山岛，我体悟到人是多么渺小，生命是多么渺小。但正是那种孤独的感觉，让我感受到生命是多么可贵又可爱的力量。”这一年的作品，康木祥命名为“生命潮”，讲述正是他对生命的感悟，“漂流木就是浪木，它们从高山漂到大海，然后遇到我，我把它们捡起来，再把它们创作出一个个有生命的价值呈现。我是一个再造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