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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2 月， 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回国的专列上载着斯大林送他的吉斯牌防弹轿车。吉斯轿车是当时世界上的顶级豪车，但毛泽东真正相中的则是出品吉斯的斯大林汽车厂。
参观该厂时，看到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与苏联谈判商定的1950 年首批50 个援建项目中， 包括了建设一个现代化载货汽车制造厂。苏联方面给予了保证：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中国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国就有什么水平。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礼物的分量，远远大于私人座驾。
斯大林下令必须保证中国工厂成功
1950 年3 月初， 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筹备组。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国福特公司任工程师的孟少农调入筹备组，他感到非常惊喜，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然这么快就要造汽车了。20世纪上半叶，连年战乱使中国难以研发制造汽车，所谓汽车厂只有组装功能， 孟少农1946 年回国后只能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无实战之地。
筹备组成立后，孟少农等人跑遍全国寻找厂址。建车厂需要雄厚的供电供水实力和大量钢铁资源，只有东北符合条件。沈阳和哈尔滨的城区已经很拥挤，没有空地，长春过去则是一个政治中心，工厂不多。经实地考察，选定了长春孟家屯，那里原是关东军驻扎地点，残存了一些被炮火破坏的大楼，经过简单整修就可以成为建厂指挥中心。当时整个长春只有两辆汽车，都是美国吉普，中苏专家就乘着它们勘察厂址。
苏联动员了汽车、外贸、电站、机器、铁道等8 个工业部门参与援建。工厂设计由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总承包。斯大林下了死命令，必须保证中国的工厂十分成功。苏联工业部领导人告诉孟少农，这是最高权威人士的命令，这个项目必须成功，不可靠的设备和援助不能给你们。
凡是苏联有的，都原样置办一份，有的机器连苏联都是第一次试制。比如专门为一汽设计了一台压制解放卡车车架大梁的压床，重达3500 吨。苏联没有这么大的车间能够铸造这台机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36 米跨度的超大型车间，铸造出的第一台压床给中国， 第二台才自己用。苏联铁路系统全线总动员，一切列车为这台设备让路，到满洲里后，因为中苏铁轨不同还换了车皮。结果到哈尔滨时却由于体积过大无法通过桥梁，只好又绕道大庆以西，才终于将这个庞然大物运抵与莫斯科相距1 万多公里的长春。
全国支持长春三年建厂
1953 年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元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 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 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打下工业基础。建成长春汽车厂并生产出汽车，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内容。原计划四年建成，时间表已经非常紧张，但苏联专家评估后却认为努努力三年也有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通报全国，责成有关部门给予最大支持。
1953 年， 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工人，不少科长是由县团级干部担任。数百名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生毕业被分配至此，还有许多海外高级知识分子自愿回国到长春参加汽车厂建设。孟少农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政府发文指示某某地必须支援多少人。否则，我们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召集那么多人。”当时长春人口不足十万，满目疮痍，气候苦寒。一汽副总工程师陆孝宽回忆说：“在南方的传闻中， 提起长春是谈虎色变。
但毕竟是建设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汽车厂，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仍以调入长春为荣。”1952 年， 李岚清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一汽工作，他只知道要去长春市委报道，厂子具体地址等信息都是保密的。李岚清回忆说：“一汽第一代青年职工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刻苦学习中度过的，下班之后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大家都在苦攻俄文和技术知识。”苏联派来了大批专家手把手带徒弟， 厂里举办俄文速成班。苏方还提出一个实习生留学培养方案，列出了从生产到管理各个部门所需的人员清单，上至厂长、处长、车间主任，下至工段长、调整工，拟全部送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每人每月发700 卢布补助， 相当于苏联工程师待遇，还给置办了皮大衣、呢大衣、毛料大衣、毛料西服等行头。
从1952 年开始， 苏方多次催促赶紧签订实习生合同，甚至不签合同也行， 先送人过来，不然学成回国后就赶不上设备调试和生产准备。但国内各种政治审查、组织批准程序十分严格，实习生筛选效率较低， 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3 年底才送出几十名实习生。1956 年，由李岚清带队的最后一批实习生赴苏，至此一汽送去总共500 多名实习生。
毛泽东拒绝“冠名”
既然是全盘学习苏联，起初很多人建议厂名也学斯大林汽车厂，叫毛泽东汽车厂。这个名字很快就传开了，但毛泽东本人最反对用领导人名字来命名城市街道和企业。1953 年6 月中旬，一机部汽车局派人将一封密件送到筹建中的长春汽车厂，副厂长郭力打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车厂终于有了正式的厂名。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个名字寄托着毛泽东的希望， 有了第一，还会有第二第三，中国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一家工厂奠基题词。
奠基典礼原计划在1953 年7 月初举行，但长春从7 月1 日起就天天下雨。廠办公室工作人员张瑛回忆，他们只好与长春军用机场和军队航校气象站联系，请求他们透露“天机”，帮助选个晴天举行典礼。长春部队首长十分重视，特意与北京军方气象部门沟通对照，以便提供更为准确的天气预报， 最终预测7 月15日上午晴天。
7 月15 日上午， 果然晴空万里，一汽破土动工。6 名青年共产党员身穿厂里统一配备的短袖白衬衫，将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汉白玉基石安放在基座上，李岚清是其中一员。典礼在中午12 时结束， 就在工作人员清理现场时，忽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 主席台还没来得及拆除，台下就瞬间变成一片汪洋。 在一片荒野上，三年时间内不仅要建成年产3 万辆4 吨载重车的综合性汽车厂，还要建起容纳四五万人居住的生活区及配套基础设施。从基层干起后来当上一汽厂长的李刚说过：“鞍钢的项目虽大，但它是在原有基础上改扩建的。一汽项目是平地起家，更为艰巨。”按照东北地区的气候规律，深冬季节“猫冬”不施工，但为了实现三年建厂，必须在千里冰封的冻土上挖掘，在寒风刺骨的高空架钢筋。熬过1953 年冬天，1954 年夏季多雨， 三个月降雨44 天，大雨中也一直坚持施工。
1954 年冬天， 苏联专家基列夫想了个办法，用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在封闭厂房中取暖。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给予支持，从全国各地调来8 辆蒸汽火车头送至长春。
天价“解放”车
为适应全国工业建设需求，一汽受命优先生产载货汽车，车型按苏联专家建议选择了吉斯150。吉斯150 是苏联在二战后投产的新型卡车，是根据战时从美国租借来的通用卡车等车型改良组装的混合产品。一汽的解放卡车在吉斯150 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使之更符合中国的道路状况和运输需求。“解放”这个名字在建厂初期就定下来了。斯大林汽车厂提出，希望中方给卡车取个牌名，以便标在设计图纸和车头模子上。一机部部长黄敬等人列出“解放”“前进”“胜利”等多个名字作为候选，呈交毛泽东后，他圈定了“解放”。车牌字体取自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
1956 年7 月13 日，距离建厂三周年还有两天，一汽兑现承诺，装配出第一辆“解放”卡车，14 日装配出第一批共12 辆。14日上午召开庆祝会后，400 多名劳模、先进工作者坐上披着红花的“解放”卡车，组成报捷车浩浩荡荡驶过长春主干道，全城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市民夹道欢呼。
1956 年国庆节，第一批“解放”汽车参加了阅兵式，随后被摆在天安门广场前展示。“解放”正式投产后非常抢手，要有政府批件才能买到。孟少农回忆：最初定价是14000 多元人民币，大约有20%的利润。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大约四五百元，普通家庭的月支出大约三四十元，“解放”车也可算是天价了。
“东风”驶进中南海
1956 年4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在会上说：“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就好了。”虽然解放车很快诞生，但他更盼望国产专车早日取代苏联轿车，这毕竟更加关系到国家形象。
1958 年2 月13 日，毛泽东到一汽视察，他问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 ”此时一汽对小轿车的研发组装已经开展近一年，设计参照法国的西姆卡和德国的奔驰190。毛泽东视察后，一汽全厂大动员，组成突击队，23 天昼夜奋战，突击组装出了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
1958 年5 月21 日，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铁道部派专用车厢把东风牌小轿车从长春运至北京。列车进站后，闻讯而来的群众和记者将“东风”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是借助站台服务人员帮助，“东风”根本无法驶离月台。按照计划，“东风”先在北京主要街道展示一圈，然后驶向一机部、中南海。
“东风”驶进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赶出来迎接，说明天一早再把车送来，放在怀仁堂草坪上展览几天。杨尚昆发现车头有排英文字母，问“这是啥子意思？ ”饶斌解释是拼音“东风”。杨尚昆说，这不大好，人们认不得，还以为是外国车呢。他建议换成汉字。大家觉得有道理，明天一早就要给中央领导看车了，刻不容缓。
首先，“东风” 两个字找谁写？ 有人提议从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里提取，于是一汽一行人赶赴人民日报社，报社领导一听这个创意欣然支持，指示摄影室以最快速度按一汽要求尺寸影印出毛泽东“东风”二字手迹。拿到手迹又迅速找到灯市口一家汽车修理厂，厂里师傅一看是国产第一辆小轿车，都很兴奋，彻夜劳作，用矬刀矬出“东风”并电镀，把车头七个拼音字母卸下来，洞眼补漆，重新打眼镶配汉字。
第二天一早， 小轿车镶着“东风”车标驶进了中南海，停在怀仁堂门前。怀仁堂正在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间歇中央领导人都抢着围观。周恩来围车看了一圈后打开机器盖子看发动机，问了句：“这发动机是抄奔驰190的，对吧！”带队的产品设计处副处长史汝辑说“是”。周恩来说：
“世界上的汽车都是互相抄的，但要抄得巧， 得有些改变才行，原样照搬， 人家会提出意见来的，比如发动机的气阀室盖就可以改改形状嘛。”毛泽东在散会后的一个傍晚出来看车了，他绕着车反复端详，并和林伯渠一起上车，绕怀仁堂兜风两圈。下车后，毛泽东连连说：“好呀，好呀，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
红旗CA72 进京献礼
东风小轿车只有一辆，没有投入量产，这辆车现存一汽博物馆。中央向一汽下达了新任务：赶在国庆十周年庆典前生产出高级轿车。
1958 年，一汽以“东风”为原型， 参照1955 年美国克莱斯勒轿车，设计生产出了著名的红旗CA72。“红旗”与“东风”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造型更具民族风格，内饰更为华贵。
1959 年国庆节前夕，30 多辆红旗CA72 运送至北京，其中有两辆敞篷检阅车，中隔墙上装有供检阅人专用的扶手。这次进京献礼，红旗背负着一汽全厂的三个托付：一是让两辆敞篷车成为国庆阅兵检阅车；二是让其他红旗轿车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三是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看车，让一部分中央领导在节日中坐上红旗。之所以会给出这三项任务，是因为北京汽车厂也生产出北京牌轿车和敞篷车送到中央，与“红旗”形成竞争之势。共和国十年大庆非比寻常，两家都想一展风采。阅兵指挥部专门组织了一场对比试验：按照检阅路线行驶， 出故宫大门，过金水桥，穿过天安门广场。“红旗”走得非常稳，比武胜出。红旗轿车参加游行演练也获得批准。一汽的目标达成了两个。
第三个目标是让中央首长节日期间坐上红旗轿车，要做到这点，一得让首长相中，二得在国庆前拿到牌照。一汽兵分几路， 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警卫局、总参装备部、外交部等部门提供看车试车服务。各部门都很欢迎，都提出要跑起来试试。当时长安街车很少，可以开快车，但许多领导要求跑八达岭、十三陵、潭柘寺，路遥知马力。到薄一波家试车时，薄一波提出跑天津。恰巧當时北京牌轿车也要同行试车，红旗轿车开足马力，屡屡超车，没有发生故障，又一次抢尽风头。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看车时一高兴忘了时间，突然想起来得赶去机场接外宾，身边另一位领导说：“坐他们的红旗去吧，每小时160 公里。”汪道涵到达机场时， 非但没有迟到，还提前了不少时间。
当时红旗轿车还有很多问题，开起来还是有危险的，因此，北京市公安局车务科迟迟没有通过牌照申请。1959 年9 月27日， 眼看还有三天就是国庆节了，一汽厂长饶斌向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反应情况，得到万里的支持，30 多辆红旗轿车全部拿到了牌照。10 月1 日，10 辆崭新的CA72 红旗轿车在国庆10 周年庆典上亮相， 国内外竞相报道“中国第一车”。
参观该厂时，看到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与苏联谈判商定的1950 年首批50 个援建项目中， 包括了建设一个现代化载货汽车制造厂。苏联方面给予了保证：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中国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国就有什么水平。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礼物的分量，远远大于私人座驾。
斯大林下令必须保证中国工厂成功
1950 年3 月初， 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筹备组。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国福特公司任工程师的孟少农调入筹备组，他感到非常惊喜，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然这么快就要造汽车了。20世纪上半叶，连年战乱使中国难以研发制造汽车，所谓汽车厂只有组装功能， 孟少农1946 年回国后只能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无实战之地。
筹备组成立后，孟少农等人跑遍全国寻找厂址。建车厂需要雄厚的供电供水实力和大量钢铁资源，只有东北符合条件。沈阳和哈尔滨的城区已经很拥挤，没有空地，长春过去则是一个政治中心，工厂不多。经实地考察，选定了长春孟家屯，那里原是关东军驻扎地点，残存了一些被炮火破坏的大楼，经过简单整修就可以成为建厂指挥中心。当时整个长春只有两辆汽车，都是美国吉普，中苏专家就乘着它们勘察厂址。
苏联动员了汽车、外贸、电站、机器、铁道等8 个工业部门参与援建。工厂设计由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总承包。斯大林下了死命令，必须保证中国的工厂十分成功。苏联工业部领导人告诉孟少农，这是最高权威人士的命令，这个项目必须成功，不可靠的设备和援助不能给你们。
凡是苏联有的，都原样置办一份，有的机器连苏联都是第一次试制。比如专门为一汽设计了一台压制解放卡车车架大梁的压床，重达3500 吨。苏联没有这么大的车间能够铸造这台机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36 米跨度的超大型车间，铸造出的第一台压床给中国， 第二台才自己用。苏联铁路系统全线总动员，一切列车为这台设备让路，到满洲里后，因为中苏铁轨不同还换了车皮。结果到哈尔滨时却由于体积过大无法通过桥梁，只好又绕道大庆以西，才终于将这个庞然大物运抵与莫斯科相距1 万多公里的长春。
全国支持长春三年建厂
1953 年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元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 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 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打下工业基础。建成长春汽车厂并生产出汽车，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内容。原计划四年建成，时间表已经非常紧张，但苏联专家评估后却认为努努力三年也有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通报全国，责成有关部门给予最大支持。
1953 年， 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工人，不少科长是由县团级干部担任。数百名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生毕业被分配至此，还有许多海外高级知识分子自愿回国到长春参加汽车厂建设。孟少农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政府发文指示某某地必须支援多少人。否则，我们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召集那么多人。”当时长春人口不足十万，满目疮痍，气候苦寒。一汽副总工程师陆孝宽回忆说：“在南方的传闻中， 提起长春是谈虎色变。
但毕竟是建设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汽车厂，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仍以调入长春为荣。”1952 年， 李岚清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一汽工作，他只知道要去长春市委报道，厂子具体地址等信息都是保密的。李岚清回忆说：“一汽第一代青年职工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刻苦学习中度过的，下班之后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大家都在苦攻俄文和技术知识。”苏联派来了大批专家手把手带徒弟， 厂里举办俄文速成班。苏方还提出一个实习生留学培养方案，列出了从生产到管理各个部门所需的人员清单，上至厂长、处长、车间主任，下至工段长、调整工，拟全部送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每人每月发700 卢布补助， 相当于苏联工程师待遇，还给置办了皮大衣、呢大衣、毛料大衣、毛料西服等行头。
从1952 年开始， 苏方多次催促赶紧签订实习生合同，甚至不签合同也行， 先送人过来，不然学成回国后就赶不上设备调试和生产准备。但国内各种政治审查、组织批准程序十分严格，实习生筛选效率较低， 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3 年底才送出几十名实习生。1956 年，由李岚清带队的最后一批实习生赴苏，至此一汽送去总共500 多名实习生。
毛泽东拒绝“冠名”
既然是全盘学习苏联，起初很多人建议厂名也学斯大林汽车厂，叫毛泽东汽车厂。这个名字很快就传开了，但毛泽东本人最反对用领导人名字来命名城市街道和企业。1953 年6 月中旬，一机部汽车局派人将一封密件送到筹建中的长春汽车厂，副厂长郭力打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车厂终于有了正式的厂名。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个名字寄托着毛泽东的希望， 有了第一，还会有第二第三，中国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一家工厂奠基题词。
奠基典礼原计划在1953 年7 月初举行，但长春从7 月1 日起就天天下雨。廠办公室工作人员张瑛回忆，他们只好与长春军用机场和军队航校气象站联系，请求他们透露“天机”，帮助选个晴天举行典礼。长春部队首长十分重视，特意与北京军方气象部门沟通对照，以便提供更为准确的天气预报， 最终预测7 月15日上午晴天。
7 月15 日上午， 果然晴空万里，一汽破土动工。6 名青年共产党员身穿厂里统一配备的短袖白衬衫，将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汉白玉基石安放在基座上，李岚清是其中一员。典礼在中午12 时结束， 就在工作人员清理现场时，忽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 主席台还没来得及拆除，台下就瞬间变成一片汪洋。 在一片荒野上，三年时间内不仅要建成年产3 万辆4 吨载重车的综合性汽车厂，还要建起容纳四五万人居住的生活区及配套基础设施。从基层干起后来当上一汽厂长的李刚说过：“鞍钢的项目虽大，但它是在原有基础上改扩建的。一汽项目是平地起家，更为艰巨。”按照东北地区的气候规律，深冬季节“猫冬”不施工，但为了实现三年建厂，必须在千里冰封的冻土上挖掘，在寒风刺骨的高空架钢筋。熬过1953 年冬天，1954 年夏季多雨， 三个月降雨44 天，大雨中也一直坚持施工。
1954 年冬天， 苏联专家基列夫想了个办法，用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在封闭厂房中取暖。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给予支持，从全国各地调来8 辆蒸汽火车头送至长春。
天价“解放”车
为适应全国工业建设需求，一汽受命优先生产载货汽车，车型按苏联专家建议选择了吉斯150。吉斯150 是苏联在二战后投产的新型卡车，是根据战时从美国租借来的通用卡车等车型改良组装的混合产品。一汽的解放卡车在吉斯150 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使之更符合中国的道路状况和运输需求。“解放”这个名字在建厂初期就定下来了。斯大林汽车厂提出，希望中方给卡车取个牌名，以便标在设计图纸和车头模子上。一机部部长黄敬等人列出“解放”“前进”“胜利”等多个名字作为候选，呈交毛泽东后，他圈定了“解放”。车牌字体取自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
1956 年7 月13 日，距离建厂三周年还有两天，一汽兑现承诺，装配出第一辆“解放”卡车，14 日装配出第一批共12 辆。14日上午召开庆祝会后，400 多名劳模、先进工作者坐上披着红花的“解放”卡车，组成报捷车浩浩荡荡驶过长春主干道，全城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市民夹道欢呼。
1956 年国庆节，第一批“解放”汽车参加了阅兵式，随后被摆在天安门广场前展示。“解放”正式投产后非常抢手，要有政府批件才能买到。孟少农回忆：最初定价是14000 多元人民币，大约有20%的利润。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大约四五百元，普通家庭的月支出大约三四十元，“解放”车也可算是天价了。
“东风”驶进中南海
1956 年4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在会上说：“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就好了。”虽然解放车很快诞生，但他更盼望国产专车早日取代苏联轿车，这毕竟更加关系到国家形象。
1958 年2 月13 日，毛泽东到一汽视察，他问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 ”此时一汽对小轿车的研发组装已经开展近一年，设计参照法国的西姆卡和德国的奔驰190。毛泽东视察后，一汽全厂大动员，组成突击队，23 天昼夜奋战，突击组装出了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
1958 年5 月21 日，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铁道部派专用车厢把东风牌小轿车从长春运至北京。列车进站后，闻讯而来的群众和记者将“东风”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是借助站台服务人员帮助，“东风”根本无法驶离月台。按照计划，“东风”先在北京主要街道展示一圈，然后驶向一机部、中南海。
“东风”驶进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赶出来迎接，说明天一早再把车送来，放在怀仁堂草坪上展览几天。杨尚昆发现车头有排英文字母，问“这是啥子意思？ ”饶斌解释是拼音“东风”。杨尚昆说，这不大好，人们认不得，还以为是外国车呢。他建议换成汉字。大家觉得有道理，明天一早就要给中央领导看车了，刻不容缓。
首先，“东风” 两个字找谁写？ 有人提议从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里提取，于是一汽一行人赶赴人民日报社，报社领导一听这个创意欣然支持，指示摄影室以最快速度按一汽要求尺寸影印出毛泽东“东风”二字手迹。拿到手迹又迅速找到灯市口一家汽车修理厂，厂里师傅一看是国产第一辆小轿车，都很兴奋，彻夜劳作，用矬刀矬出“东风”并电镀，把车头七个拼音字母卸下来，洞眼补漆，重新打眼镶配汉字。
第二天一早， 小轿车镶着“东风”车标驶进了中南海，停在怀仁堂门前。怀仁堂正在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间歇中央领导人都抢着围观。周恩来围车看了一圈后打开机器盖子看发动机，问了句：“这发动机是抄奔驰190的，对吧！”带队的产品设计处副处长史汝辑说“是”。周恩来说：
“世界上的汽车都是互相抄的，但要抄得巧， 得有些改变才行，原样照搬， 人家会提出意见来的，比如发动机的气阀室盖就可以改改形状嘛。”毛泽东在散会后的一个傍晚出来看车了，他绕着车反复端详，并和林伯渠一起上车，绕怀仁堂兜风两圈。下车后，毛泽东连连说：“好呀，好呀，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
红旗CA72 进京献礼
东风小轿车只有一辆，没有投入量产，这辆车现存一汽博物馆。中央向一汽下达了新任务：赶在国庆十周年庆典前生产出高级轿车。
1958 年，一汽以“东风”为原型， 参照1955 年美国克莱斯勒轿车，设计生产出了著名的红旗CA72。“红旗”与“东风”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造型更具民族风格，内饰更为华贵。
1959 年国庆节前夕，30 多辆红旗CA72 运送至北京，其中有两辆敞篷检阅车，中隔墙上装有供检阅人专用的扶手。这次进京献礼，红旗背负着一汽全厂的三个托付：一是让两辆敞篷车成为国庆阅兵检阅车；二是让其他红旗轿车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三是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看车，让一部分中央领导在节日中坐上红旗。之所以会给出这三项任务，是因为北京汽车厂也生产出北京牌轿车和敞篷车送到中央，与“红旗”形成竞争之势。共和国十年大庆非比寻常，两家都想一展风采。阅兵指挥部专门组织了一场对比试验：按照检阅路线行驶， 出故宫大门，过金水桥，穿过天安门广场。“红旗”走得非常稳，比武胜出。红旗轿车参加游行演练也获得批准。一汽的目标达成了两个。
第三个目标是让中央首长节日期间坐上红旗轿车，要做到这点，一得让首长相中，二得在国庆前拿到牌照。一汽兵分几路， 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警卫局、总参装备部、外交部等部门提供看车试车服务。各部门都很欢迎，都提出要跑起来试试。当时长安街车很少，可以开快车，但许多领导要求跑八达岭、十三陵、潭柘寺，路遥知马力。到薄一波家试车时，薄一波提出跑天津。恰巧當时北京牌轿车也要同行试车，红旗轿车开足马力，屡屡超车，没有发生故障，又一次抢尽风头。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看车时一高兴忘了时间，突然想起来得赶去机场接外宾，身边另一位领导说：“坐他们的红旗去吧，每小时160 公里。”汪道涵到达机场时， 非但没有迟到，还提前了不少时间。
当时红旗轿车还有很多问题，开起来还是有危险的，因此，北京市公安局车务科迟迟没有通过牌照申请。1959 年9 月27日， 眼看还有三天就是国庆节了，一汽厂长饶斌向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反应情况，得到万里的支持，30 多辆红旗轿车全部拿到了牌照。10 月1 日，10 辆崭新的CA72 红旗轿车在国庆10 周年庆典上亮相， 国内外竞相报道“中国第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