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乡镇普遍存在的中国式难题，多数可以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找到映射。
　　“你把你的户口本准备好，我们一会就过去”，走进杨德华的办公室要踩17级铁板做的楼梯，记者进门时他正在接电话。
　　杨德华是长辛店镇东河沿村书记，今年48岁。他所在的东河沿村位于长辛店镇域北部，永定河以西，是长辛店诸多项目与道路建设的交集地，其中就包括正在修建的第九届中国园博会、中关村科技园区西一区与正在施工的北宫路和北一路等。
　　项目的集聚让东河沿村成为长辛店镇其他村域居民和农民艳羡的对象，但有时做焦点的感觉并不那么好受，那些发生在这11.14平方公里上的纠结故事，既是杨德华的本职工作，也是长辛店前进道路上的“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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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采访时杨德华接的那个电话，是一个村民同意拆迁之后打过来的，杨德华很兴奋，他保证道“自己马上带人过去签协议，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由于长辛店原有城乡面貌基础较差，但改善这些面貌，尤其是举办园博会等项目，拆迁是免不了的，与村民的沟通也需要很有耐心。他的电话中，有很多是涉及拆迁的工作。
　　今年7月21日，杨德华的手机再次被打爆。但这回不是为了拆迁。
　　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最大的一次降雨”突如其来，长辛店镇地处北京西南，降雨量大、地势低洼，一时间道路积水严重、许多房屋进水倒灌，东河沿村由于地势相对较低，又紧邻永定河，更是成为这场暴雨的“主战场”，一座被山洪冲到百米以外的小桥，让进村采访的记者记忆犹新。
　　暴雨是从中午下起来的，一点钟的时候，杨德华还在组织村干部开会，下营的拆迁户已经困扰了他一天一夜。“老杨，梨园滑坡了”，下午两点多钟，会还没散，就被村里工作人员打来的一通电话打断了。
　　“赶紧，赶紧走”，杨德华招呼起那天开会的大小干部，披上，雨衣向因暴雨造成泥石流的梨园村赶去。此时的梨园村，排水沟和道路已经被全部淹没，水深已没腰，不少村民的房子开始裂缝……“赶紧把村民们转移出去”，杨德华脱掉了碍事的雨鞋，和联防队员一起开始转移村民。
　　“大哥，家里进水了，车都淹了”，杨德华接到了弟弟的电话。“自己想办法排水吧，我在梨园回不去”，杨德华的家在沟西，是东河沿村受灾最重的三个村民组之一。
　　下午五点钟，梨园的险情基本排除，“赶紧，还得去芦井看看”，芦井在东河沿村位置较低，又有许多正在腾退的房屋，是个和下营一样让人揪心的地方。幸好，杨德华赶去时，芦井村委会已经将100多名村民安置在村委会大院中，并开始供应矿泉水和方便面。“还行，芦井的自救做得挺好”，杨德华呼了口气。
　　一场与暴雨的恶战直到22日凌晨才宣告结束，但在随后几天，杨德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7月28日，距离大暴雨已经过去了一周，但东河沿村梨园、沟西、沟东三个村民组的水质化验仍不合格，村民每人3箱的应急矿泉水喝完了。“从其他村民组运水吧”，杨德华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沟西地势高，大车估计进不去，还得用小车”，一天十几趟，3个村民组的水荒问题逐渐解决。但同时，灾后淤泥清理、防病防疫的工作还未结束，村委会前淤泥散发的臭味一直提醒着杨德华。
　　一场暴雨，让东河沿村损失一千多万元，加上拆迁过程中的各种麻烦，杨德华说自己现在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但大雨只是催化剂，东河沿村乃至长辛店镇多年以来基础设施薄弱才是罪魁祸首”，杨德华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谈及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历史欠账”四个字。多年来，这个百年小镇内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问题从未被纳入北京市的大市政中，村民饮水至今还是靠镇里统一开采的井水。因此，当暴雨造成水源基地污染和各村井水污染后，村民就都落到了无水可饮的境地。
　　“幸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新修的四条主干道、河西的再生水项目都让村民们有了盼头”，杨德华很看好自己镇里上马或正在筹划的10个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项且。不过，还历史的旧账，今人要做多少努力依然是个未知的问题。
　　管
　　“芦井村来了几个外地人，我听口音是安徽的”，村里的工作人员急匆匆跑进杨德华的办公室。7月23日，几个村子的淤泥差不多清理完毕，杨德华又开始忙起了拆迁，这几个外地人该不会是承包了农民的土地，不肯腾出?
　　没想到，第一个进入他办公室的是芦井村民张磊，后面跟着几个年轻人。为首的一个先说了话，“杨书记，我们几个租了张磊的院子，办了个家具厂，但下了雨家具都被淹了，钱都打了水漂。这都是房东张磊的院子排水口太小造成的，我让他赔他说没他的责任，你们政府管不管?”领头的年轻人来自安徽阜阳，走进杨德华的办公室就开始发问。
　　“这是天灾，你还要我说几遍。我一共出租了8问房子和你这个院子，要是都让我赔，我不得上街要饭去?”张磊也不示弱，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杨德华是两边劝。但持续很久没见效，直到家具厂来人，叫走了几个年轻人。
　　安徽人所住的芦井村是东河沿村的中心，早年间，因为村镇发展缓慢，许多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家中留下的老人、妇女便将房子出租给在北京市内租不起房的外来人口以补贴家用，许多租住房屋的外地人大多靠捡拾垃圾和采集砂石为生。时间长了，芦井村的“瓦片经济”渐成规模，租房造就了东河沿的“芦井一条街”。
　　然而，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杨德华管的几个村子社会治安问题、居民统一管理问题、环境问题就三不五时地冒了出来，冲进村委会找他要个说法的外地人也多了起来。
　　在这一点上，长辛店“驿站”的身份显露无疑，作为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瓦片经济”甚至可以称为东河沿村的“支柱产业”，在满足老百姓生活所需之外，也把村庄农民就业难和乡镇企业转型不顺两个问题暴露了出来。
　　1985年前后，靠山吃山的长辛店曾靠开采石板山、烧制白石灰发展迅速。东河沿村辖区内虽然没有矿山可采，但与采矿紧密联系的下游产业如水泥构件厂、汽车运输厂、石粉厂却很多，村民靠着这些集体企业一直以来温饱无虞，杨德华的少年时代也从未怀疑过村子有一天会渐渐衰落。但在2004年，随着长辛店政府对非煤矿山的关停以及向绿色涵养要效益的转型，东河沿村的水泥厂、石粉厂也陆续关张。 　　从灰色到绿色在色谱上要跨越许多个色阶，对东河沿来说，当村民赖以生存的饭碗被打碎，一大批年轻人只好选择离开村庄，留守的村民只好利用村子的地理优势，出租自己房子给外地人，产业转型与就业难问题摆在了杨德华的案头。
　　“其实，东河沿村在1999年时，曾推广过种植大枣的项目。但这么多年来，大部分农民的意识转变始终是个问题，与种大枣的辛苦相比，水泥厂、石灰厂的工资要高得多。而且，发展特色农业，向绿色要效益，既要技术更要投资，以往镇里交通还不发达，枣农们每年收的枣除了在大枣节上能卖个好价钱，其他时候还得考虑销路”。
　　杨德华的声音在打路基的轰鸣声中有些低沉，对于东河沿村，这个已经向绿色农业迈出步伐的村庄，随着长辛店镇内四条主干道的修通，也许交通运输不会再成为难点，但农民意识转变和产品销路——两个位于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一头一尾的问题，依然待解。
　　难
　　在东河沿，园博会是个大话题。这座在原垃圾填埋场上建设的生态环保园林，占地267公顷，全部位于东河沿村。
　　对东河沿村村民来说，这个目前看起来还很神秘的园林究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是个谜。对杨德华也说，园博会的拉动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几家有意向在园博会周边落地的企业已经到过村委会来接洽。
　　不过，这些项目却在7月25日被杨德华正式拒绝了。“我并不是不想让企业落地东河沿，村民的就业问题一直以来就困扰着乡村的发展。但是，园博会周边按照规划要全部建成绿地，并没有为招商留下土地。”
　　一边是好项目，一边是既定规划，土地政策与招商政策间的博弈让杨德华很头痛，“我想了一个办法，绿地还是要好好建设，但希望绿地中间能让我们建设些与园博会风格相符的店铺，这样既能保证镇里对绿地的规划，也能让村民真正感受到园博会对村里经济的拉动。”
　　杨德华的打算能不能实现，目前还不清楚。但对长辛店镇来说，土地性质与招商投资间的矛盾却数不胜数。多年来，长辛店的落后令自身的许多建筑用地指标被区里其他发展快速的乡镇所占用，永定河东的卢沟桥、花乡等都已成为标准的城镇，永定河西的长辛店却由于承担了过多的耕地指标，使得好项目找来时却无地可用。
　　“算了，不抱怨了。相比东河沿，其他兄弟村的困难肯定更多。你去过赵辛店吗?和大灰厂一样是贫困村”，杨德华说的赵辛店村是个名副其实的“交通要塞”，整个辖区被京汉、京九铁路，京石高速公路、京周公路所分割，凌乱的地块使得没有好项目愿意落地，在长辛店镇没有关停污染企业之前，一直以运输大灰厂和其他村所产的水泥、石灰为生。“能跑运输的时候，赵辛店也不容易。你从城区过来，肯定经过了杜家坎收费站。从收费站到长辛店不超过5分钟的车程，却得掏5块钱。”
　　杨德华所说的杜家坎收费站，恐怕是京港澳高速上争议最多的收费站。它固守北京的南大门，却在修建后的20年中不断被质疑，长辛店人曾经无数次幻想着这个家门口的收费站能够挪动个地方，毕竟5分钟车程要花5块钱买单确实不具“性价比”。然而，这个几乎次次都要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议案，却始终未如长辛店人所愿。
　　于是，为了省掉5块钱的高速费，进出长辛店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绕行，杜家坎环岛作为必经的地段，每天早晨六点到八点都是一派水泄不通的景象，堪比早高峰的西三环六里桥。“这么堵，买房的人不敢来，投资的人不敢来，长辛店说是交通发达，却在咽喉处卡了个枣核”，杨德华摇摇了头。
　　这个夏季寻常的一周，因为一场大暴雨变得极不寻常。但即便没有大自然的不可抗力，杨德华的基层工作依然会琐碎，谁都知道，中国式乡镇转型就是大小无数问题的集合，只不过东河沿村在面对问题的同时，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