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红的小城

　　去春，坐邮车从甘孜到德格采访，正赶上一场大雪。
　　冰雪覆盖了康巴高原。雀儿山下，旋风骤起，积雪被卷起，粉碎，和空中的鹅毛大雪搅和，昏天黑地，就像格萨尔王出征魔国，厮杀正酣。雪线险象环生，十个脚趾都抓紧了，紧张，兴奋。我入戏很深，感觉已是战神，随格萨尔杀进敌阵，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下午终于抵达德格。川藏公路直接连接上狭窄的小街。雪已停，蓝天如洗。但街道，具体地说是道路两边的高楼，都躲在厚重的阴影里。耐心地往前，走近小城核心地带，空间一下子变得开阔，一个古老而真实的德格终于现身——就像翻过了一页乏味的扉页，终于读到了精彩的正文。
　　色曲河和欧曲河在谷底流淌，不时在街边探头探脑。街道散漫，沿着地势随意地攀爬，带着小城缓缓上升。著名的德格印经院和稍远的更庆寺居高临下，金顶在夕阳里发出耀眼的光芒。庞宏的寺庙，游走的僧侣，拥挤的民居，甚至许多公立机构的院墙，把大片沉着的土红刷在小城身上，成为基调。那一刻，让我想到高粱染红的秋天。
　　许多人在夕阳下行走。他们眼睛澄澈，眼神温和，气定神闲，边走边捻动念珠。目的地似乎都是印经院。印经院是城里最强大的存在，更是磁吸中心——围绕印经院转圈，是当地人生活的必修课。这是别样的转经，别样的散步，是灵与肉合一的锻炼。
　　那座两楼一底的建筑算不了什么。把它放在藏区的寺庙群中，充其量是中等规模。但是，它作为中国最大的藏文印经院和世界上唯一的雕版手工印刷中心，收藏有三十万块经版、画版，以及整个藏区百分之七十的藏文古籍和数量可观的珍本、孤本和绝本。它是博物馆、图书馆、研究中心，也是出版社和印刷厂，是一部藏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是紧追拉萨和日喀则的文化圣地。
　　在藏区，几乎所有的僧侣，都渴望摩挲“德格版”的经书。
　　有藏族朋友说，假如此生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无缘，那么就去德格印经院吧。虽然没有菩萨，但是有卷帙浩繁的佛经经典，哪怕是轻轻触摸一下，也可了却一生心愿。
　　我的朋友其美多吉曾经在印经院打工。他的工作是从抱经版开始的。
　　初进库房，刹那间，他就被架子上的雕版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震撼了。
　　这里是拒绝明火的，包括电灯，甚至整个印经院都没有电源。唯一能照明的，就是太阳和月亮。外面，现代化正在狂飙突进，但这里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时间几乎没有流动，一切与古代无异。多吉第一次进去是早晨，微光照耀，只現出库房朦胧的局部。一排一排的雕版，密密匝匝，挤靠在晦暗之中。整齐的木架一直延伸，远去，渐次消失，似乎没有尽头。他知道，库房里装的其实都是文字，它们都带着古人的气息，隐伏在黑暗中。淹没在文字的海洋里，几十万块雕版的巨量文字汇聚成海啸般的力量，似乎要将他席卷。只读过初一的多吉，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学识渊博、浩如烟海、知识就是力量。
　　多吉和扎西朗加、扎西彭措一个工作小组。朗加在倾斜的印版上涂墨，彭措左手先铺纸，待右手执滚筒一推而过，再揭起已印上文字的纸，一张书页便告完成。二人一俯一仰，配合默契，形成快速而有节奏的律动。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像运转自如的机器，令人眼花缭乱。
　　四十年过去，朗加依然在印经院。和许多印经院造纸、雕刻和印刷的工人一样，他把日常工作当成修行，或者说修行已经成为他的日常工作。他内心明亮，生活被阳光穿透，从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卑微。相反，他觉得以虔诚之心工作，即使单调、机械重复，也可以抵达无人能至的境界。
　　非同凡响的土红色小城，孕育了非同凡响的德格人。除了歌星亚东、降央卓玛以及其美多吉，我相信，山坡上那些密匝匝的土红色藏房里，也有名医、高僧、歌手和身怀绝技的高人出入其间。

神授艺人

　　城南，一个叫司根龙（藏语，意为背阴之地）的街区，一大片土红色藏房积木一样拥挤在陡坡上。沿着折叠的石级上去，我找到了说唱艺人阿尼的家。
　　接过哈达，坐定，端着酥油茶聊天，我和阿尼一见如故。兴致上来，阿尼将自己全副武装——头戴红色的说唱帽，手摇缀着绿松石的马鞭，身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红色绶带，开始了说唱。他唱的是格萨尔出征时其爱妃珠姆给丈夫的颂词。他唱得如痴如醉，非常享受。我不懂藏语，但是我完全可以感觉到唱词锦绣似的华丽，曲调行云流水一般的优美。
　　阿尼说，他和其他说唱艺人一样，本事也来自神授。
　　阿尼十五岁那年，身体都还没有长开，一字不识，在科洛洞草原上放牧。那是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他们三个牧童，牧放着四五百只牦牛，一千余只羊，几十匹马。洼地开阔，绿草如茵，密密地开着黄色的迎春花和蓝色的“美纳西”。小溪潺潺，带着零碎的浮冰，蛇一样游走。三个小伙伴就着溪水吃了糌粑，牛犊子一样疯了一阵，困了，在草地上倒头就睡。这时，有七个人骑马而来。为首的人银盔银甲，佩银剑，挂银弓，骑白马，气质高贵，形象俊美。阿尼不认识这个人，但没来由地相信，这个人就是格萨尔，不由自主就跪了下去。
　　“我是拉珠·麦钦维嘎（天神之子，普度众生的光明使者），从今以后，你务必要做好两件事：一是保护好你的身体和嗓子;二要将我的故事一直传唱下去。”
　　格萨尔悄然隐退，阿尼也从梦中醒来。还在恍惚之中，他已经明白，今生今世，自己必须扛着那个古老的故事游走四方了。
　　那段时间，格萨尔不断来到他梦中，把一个又一个故事像往牛皮口袋里装洋芋一样塞进他肚子。梦的情节前后连贯，引人入胜，让他有说唱的冲动。他不断地梦，不断地悟，尝试着说唱。梦一次，就长进一次，直至滔滔不绝，可以说唱任一版本的《格萨尔王传》。
　　据说，说唱艺人身上都有神秘的记号，秘不示人。阿尼当然也有。也许是看到我对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足够的尊重，他破例为我袒露左臂，让我看了那个点状的“阿”字——那是藏文的第三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
　　阿尼曾经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频道说唱，还应邀去过国内的十几个省会，以及英国和日本。他已经将自己说唱的《格萨尔王传》的最权威版本用藏文记录下来，并且选取最精华的部分，亲自用红桦木雕刻了三百多页，存于德格印经院。

歌手与司机

　　亚东家住德格中学旁边。校门口有一水井，除了学校师生，周边的老百姓包括亚东家也在用。初一学生其美多吉偶尔也来打水，在井边碰见过亚东。
　　一天晚上，学生宿舍刚熄灯，孩子们在床上还没有把自己身子放平，突然窗户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一块石头破窗而入，落到了多吉的床头，再咚的一声掉在地上。
　　多吉受到惊吓，下意识起身，被子上一块玻璃哗啦一声掉落地上。转头，看窗外，一个年纪和体型都跟自己差不多的孩子，正在往印经院方向狂奔。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那个身影有几分熟悉。多日以后，多吉在井边又遇见了亚东。他突然觉得，那天晚上扔石头的肯定是他——因为他家就住在学校背后，印经院旁边。并且，他还成天东游西荡，拿着弹弓到处打鸟。
　　多吉正要质问，突然一个打水洗衣的女老师惊讶地问：“你们是兄弟？”
　　多吉和亚东互相打量，一脸迷惑。
　　“我看你们啊，不但像两兄弟，而且像一对双胞胎！”
　　那天，他们互相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多吉也终于忍住了，没有质问他砸窗子的事——他不愿意坐实了坏事是这个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干的。
　　这以后，他们相互打量的眼神柔和起来。很快，他们发现了彼此还有两个共同爱好——他们都是汽车迷和连环画迷。
　　不久，其美多吉也辍学了。在乡下干农活的多吉与在德格街头晃荡的亚东，他们的联系反而紧密起来，纽带就是连环画。
　　多吉总是在进城办事时去亚东家。他们交换连环画，也交换烟盒纸。如果时间允许，他们也互相讲故事。他们当时脑海中拥有的故事，主要是《格萨尔王传》的某个片段。他们的故事，几乎和当时所有的藏族孩子一样，都是来自父亲的讲述。只是，《格萨尔王传》版本甚多，又卷帙浩繁，每一个父亲给孩子讲的都很不一样。
　　他们都对城市怀有梦想。德格太小，梦想太大，但是北京又太远，成都是他们还不知道的存在，于是“大城市”康定，就是他们梦想的唯一栖息地。
　　他们还玩一种类似打擂的游戏。他们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上的英雄好汉剪下来，互相出牌PK，武艺高强的吃掉弱的一方。不过，这里争议太多，梁山一百○八个好汉，他们之间的地位已有定论，但是，活在不同的时空的关羽和林冲、岳飞和张飞，谁的武功更高？他们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学术”问题，也有个人偏爱的问题。各执己见，争论得面红耳赤，无奈，只有去找一个大家都信服的人来裁判。
　　他们在一起也唱歌。他们唱《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骏马奔驰保边疆》，也唱《乡恋》《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他们刚刚过了变声期，两个人似乎都突然发现，自己的嗓子原来如此之好，难度越大的歌曲唱起来越是过瘾，一下子都有了歌唱的欲望。
　　从此，他们在一起时，唱歌有意无意就成为重要内容。后来，他们各自都买了二手卡车，跑起了货运，凑在一起时他们更要唱歌了。KTV、酒吧，都是他们聚会的场所。他们从来不放过“耍坝子”的机会。夏天的草原上，他们用大碗喝小香槟、甜酒，也喝本地的青稞酒，通宵达旦地歌唱。
　　又一次耍坝子，又一次喝酒唱歌，两个人都喝高了，他们终于说起了当年的砸玻璃事件。事情还真是亚东干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他在街上晃了一天，回家晚了，路上害怕，就朝学校扔了一个石头，既给自己壮胆，也借此逃跑——因为他生怕有人追来，就不得不一口气跑回家。
　　也许不完全如此。一个刚进青春期的失学少年，自己家门口就是学校，他却没有读书的资格。委屈、嫉妒加上叛逆，朝学校扔出一个愤怒的石头，好像也不怎么奇怪。
　　亚东人生的转折点，是那次拉木头去康定。
　　他胆子很大。那辆车本来是县物资局的，在单位院子里不知道停了多少年，差不多已经成为一堆废铁。他找去物资局，花两千元买下了这辆破车。换了些配件，自己一阵鼓捣，就准备开车出门了。车子打不着火，只好从坡上往下推。咣当咣当推了好长一段，车子居然发动起来。于是，亚东就用这车拉了一车木头，去了他一直向往的“大城市”康定。他准备以这车木头掘回自己的第一桶金。
　　亚东生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十六岁当兵，两年后退伍。他先在县体委，后调文化馆。对单位一本正经地坐班、读报学习，他极不适应。于是，他弹吉他，学架子鼓，办培训班，不停地折腾。
　　业余木材贩子亚东，是带着吉他、打酥油茶的浆桶和装糌粑的口袋去大城市康定的——这三件套将是他后来车上的标配。
　　作为文化馆的干部，亚东在康定有朋友，也有饭局。那天的饭局就在州歌舞团的朋友家里。爱音乐的人，酒一喝，歌兴就上来了。喉咙痒痒地想唱歌的亚东，弹起吉他，随心所欲，即兴唱了两首酒精浓度很高的藏族民歌。
　　亞东的歌声飘进了隔壁一个人耳里。他就是甘孜州歌舞团团长罗布。在州里，罗布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特别的弹唱，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嗓子。他忍不住推开门，要见识一下唱歌的人。亚东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面对罗布，他放开嗓子，一气唱了好几首歌，包括刚刚上映的日本电影《人证》的插曲《草帽歌》。亚东的音乐天赋的确很高，模仿能力极强，不过是看了一场电影，他居然就可以唱插曲了。
　　罗布为这个发现兴奋不已，邀请亚东参与第二天全州“四级干部大会”的演出。
　　盛情难却，亚东只好暂且放下要卖的木头，仓促上台。除了罗布，谁也没有想到，亚东竟然成为那场演出的最大亮点。在如雷的掌声里，他一连唱了五首歌，《朝圣的路》《皮卡克》《流浪者之歌》等。全场最火爆的还是《草帽歌》，因为电影刚刚上映，人们的新鲜劲儿还在。最让各级干部惊叹的是，他唱的居然还是英文！
　　其实，小学三年级“毕业”的亚东，他唱的那是什么英文啊。即使他模仿能力超强，但英语是轻易可以模仿的吗？给罗布唱的时候，他是乘着酒兴，胡乱咿哩哇啦一番。现在，站在聚光灯下，主持人已经报幕了，他没有退路，只好用对付罗布的办法来糊弄台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基层干部。亚东舞台上的“英语”反正谁也不懂，但他嗓音浑厚、明亮，音域非常宽广，既有高亢粗犷的激情演绎，也有纯净磁性的音色，如泣如诉。加上飙“英语”，他第一次走上正式的表演舞台，引起的轰动前所未有。 　　很快，亚东调去州文化馆了，去成都做生意去了，出专辑了，在省内外走红了。
　　亚东名气越来越大，其美多吉与他的联系虽然越来越少，但是二人友谊依旧。每当他回到德格，他们都尽可能见面。酒吧、餐馆、歌舞厅，朋友们依然聚在一起唱歌、喝酒，分享亚东的成功。
　　一天，又一次在德格重逢。
　　“兄弟，你的音乐天赋不比我差。”亚东真诚地说，“走吧，我们一起干。”
　　“我还没有朝这方面想过呢，”多吉犹犹豫豫地说，“让我好好想想。”
　　最终，其美多吉没有跟亚东走。
　　他是老大，有七个弟弟妹妹，他不能离开德格，不能拿弟弟妹妹的未来做赌本。并且，他这时已经有了车—— 一辆和亚东一样的二手卡车，他很享受开车。
　　去年5月21日，下午。成都岷山饭店二楼茶坊，我和亚东、其美多吉终于见面。
　　其美多吉和亚东一前一后到来。他们已经有好些时候没有见面了，都有些激动，上来就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都说他们很相像。现在，他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让我看清楚了，他们真的像得如同一对双胞胎——
　　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都是络腮胡子，都是轮廓分明的五官。只有细看才会发现，亚东脸型只是略宽而已。
　　他们的差别主要在衣着。多吉黑衬衣，深色休闲裤，随意而淡定;而亚东，红色T恤，牛仔裤，背一个沉甸甸的双肩包，像是刚归来，也像是即将出发，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完全看不出他是要坐下来喝茶。
　　当然，他们最大的不同还在职业身份。
　　亚东早就是著名歌手，他唱的《向往神鹰》《卓玛》家喻户晓，人称“高原歌王”。
　　多吉至今还是邮车司机，始终在雪线邮路、在雀兒山的冰天雪地往返。
　　坐下来，谈点什么呢？
　　亚东说，你不够哥们儿，后来看见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我才知道你曾经受了那么重的伤害。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多吉说，为什么要告诉啊。满脸伤疤，瘸着腿，快成废人了，多狼狈多没面子啊。
　　亚东说，我们家电视机的灰都积了厚厚一层，为了看关于你的报道才第一次打开电视，看得我们两口子都热泪盈眶，我为你骄傲啊多吉。
　　多吉说，我永远是你的粉丝，告诉你吧，你所有的歌我都会唱。
　　亚东说，以你的天赋，如果当年听我的，我们一起在歌坛打拼，你早就是名气很大的明星啦。
　　多吉说，开车有开车的快乐。我们当年，梦想不就是开车吗？
　　亚东说，是啊，那时做梦都在开车。现在，只有你还在坚持。
　　多吉沉默了。是的，当年他的确还有另外的选项，另外的可能，另外一种人生，另外一种活法。
　　但是，假如能再做一次选择，你的选项是什么呢？多吉不止一次对自己发问。
　　十有八九，他大约还会选择邮车。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