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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黑一雄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英语作家之一，其作品以富有活力的语言和内涵深刻的思想见长，《长日留痕》是他的代表作。本论文将小说放置在后殖民视域下，以斯皮瓦克的“认知暴力”和“属下”等理论为支撑，追踪管家史蒂文斯的失语困境，并探析他如何在旅途中一步步重塑自我从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石黑一雄运用零散的回忆手法，用历史作为透镜，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生存价值与文化身份的再思考。
【关键词】 《长日留痕》;史蒂文斯;属下;认知暴力;失语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18-02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是当代英国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英语作家之一，与拉什迪和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虽不高产，但每部小说皆是精品，受到欧美各大文学奖项的垂青，尤其是布克奖。2017年，石黑一雄凭借1989年的布克奖作品《长日留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在达林顿府服务了近三十年的英国男管家史蒂文斯六天五晚的西部之旅。放在后殖民的视域下，达林顿府就是一個殖民世界，达林顿勋爵成为唯一的殖民者，管家史蒂文斯则是殖民话语下的“属下”。学者米拉·泰玛雅也认为，“达林顿勋爵与其管家的关系复制了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1]。管家史蒂文斯一直处于失语的困境中。但是，西部之旅给了史蒂文斯审视过去的机会，让他终于觉醒，不断颠覆主流殖民话语体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属下的失语困境
“属下”第一次出现在安东尼·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则强调了属下文化上的依附性。斯皮瓦克对属下进行了进一步地阐释，强调了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她认为殖民主体为了使其殖民合法化创造出了具有暴力色彩的殖民话语，即“认知暴力”。在认知暴力的洗礼下，属下阶级失去了自我，陷入了“失语”的困境。
一方面，属下阶级挪用绅士阶层的殖民主义话语，内化大不列颠殖民征服的意识[2]，陷入了语言文化失语的困境。在肯顿小姐未经允许便进入他的配膳室时，史蒂文斯称男管家的配膳室是整个府邸的心脏，重要程度不亚于“将军的指挥部”。为了能够在会议上提供最一流的优质服务，史蒂文斯甚至像临战前的将军一样，对仆人进行了军队惯用的“鼓舞士气的演讲”[3]。
殖民地语言的使用则是认知暴力存在的基础，也使属下陷入了语言和文化双重失语的困境[6]。语言不仅是简单的字词与句子，更是背后所含纳的文化与思维。正如法侬所言：语言和集体之间有支撑关系。讲一种语言是自觉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4]当他第一次踏上英国西部之旅时，他认为英格兰的风景时无可媲美的，在全世界是最令人满意的。它宏大，严谨，克制，远远胜于美洲，非洲等过分外露招摇的风情。然而，史蒂文斯从未踏出府邸半步，更未曾亲临这些地方。不难看出，帝国的风景成了帝国的文化符号，包含着其殖民话语体系，而史蒂文斯则自觉地接受并认同了殖民文化，也就同时陷入了失语的困境。
另一方面，他将达林顿勋爵的欲望和自我镜像的投射内化为自我存在的基础，导致他丧失了主体性，陷入了“意识失语”的困境[5]。史蒂文斯以为达林顿勋爵服务为荣，时时事事以达林顿勋爵为尊。他认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在勋爵这样的绅士手中掌握，而普通人要做的就是为绅士服务。这种思想正是殖民者的精英统治思想。属下阶层就是被奴化了的“野蛮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属下通过服从精英的统治或权力阶级宣扬的道德来实现他的个人价值，成了殖民主体的意识共谋。在达林顿勋爵亲纳粹，反民主的时候，史蒂文斯非但不反对，还执行了勋爵停止对一家与犹太人有关系的机构的捐赠，而且执意开除了两名优秀的犹太女仆。尽管女管家肯顿小姐严词反对，史蒂文斯只宣称在这复杂的世界只有勋爵这样的人才能知道怎么做是最佳的。更有甚之，史蒂文斯面临着被标签化，被物化的困境。达林顿勋爵去世之后，管家史蒂文斯被当成一个品牌，一个商标，与这座古老的府邸一同被出售给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史蒂文斯失了文化和语言，更将殖民意识内化，改写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沦为了一个失语的“属下”。
二、属下的抵抗之声
“属下”真的不能说话吗？ 斯皮瓦克所说的“属下不能说话”的言下之意是，由于主体性的匮乏，“属下”陷入了不可认知的困境，他们不能以自己的主体语言来言说。或者即使他们努力言说，也终究被主流话语所隐蔽，转化成了其他话语。事实上，“属下”的主体性并未完全消失，他们依然具有反抗的本能[6]。
在旅途的回忆中，史蒂文斯不断地重构过去，叙述了另一种真实的历史，对殖民话语构成了颠覆。一方面，他不再克制，承认了父亲去世时自己难过煎熬的内心情感。在一场会议上，史蒂文斯的父亲却恰好重病，而他选择了职业：现在我必须到楼下了。但我们却在他人的视角中瞥见端倪：“你看起来在哭泣”“你哪里不舒服吗”。事实上，史蒂文斯得知父亲病重后已不再秉持着自己高度的专业度，而是被对父亲的担心而干扰。他时刻关注着为父亲诊断的医生的动态，以至于在看到医生穿上衣服正要离开之际，他没来得及放下为客人服务的杯子就大步走向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而且在整个会议期间，史蒂文斯一有空就跑到父亲房里去看望。
另一方面，史蒂文斯大方地承认对肯顿小姐的爱。肯顿小姐是达林顿府的女管家，在服务期间，她屡次向史蒂文斯的房间里送鲜花，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意。然而史蒂文斯却始终坚持认为雇员之间的私人感情会给一个府邸的秩序造成威胁，尤其是在高级雇员之间。所以他一直压抑自己的内心感情，而将心爱的肯顿小姐拒之门外。最终，肯顿小姐心灰意冷，转嫁他人。然而，在旅途中，史蒂文斯却不断地透露出了自己对肯顿小姐的爱。史蒂文斯的西部之旅实际上是出于想见肯顿小姐的私心。在旅途中，他反复地阅读肯顿小姐的来信，回忆与肯顿小姐相处的点滴细节。他回忆起肯顿小姐与别人约会时自己将厨房弄得一塌糊涂的不知所措，回忆起肯顿小姐扬言离开达林顿府时自己的惶恐与担忧，甚至我们得知一向以“尊严”为追求的史蒂文斯不记得海斯协会的相关信息，却确切地记得肯顿小姐来府和离开的时间。不仅如此，史蒂文斯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对正常的浪漫韵事的向往。这些由史蒂文斯重述的真实历史与“克制”的殖民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冲，给读者造成了错位阅读，一定程度消解了殖民话语的权威。 除此之外，旅途中的各种其他话语也成为属下抵抗的强有力声音。在旅途中，史蒂文斯两次被问到是否为那位曾经声名显赫最后因亲纳粹而身败名裂的达林顿勋爵服务过。我们不妨先回忆下史蒂文斯之前对达林顿勋爵的态度：达林顿勋爵是那样善良的人，无论世界如何复杂多变，渴求“看见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是他所有言行举止的核心本质所在，天赐我良机去效力达林顿勋爵[5]。然而，史蒂文斯却决绝地否认他曾为这位勋爵服务过。这样的故意否认，撇清关系，割裂了属下与殖民话语的联系，而这样的“不在场”一定程度解构了殖民话语的权威，也让属下避免了被代言所产生的荫蔽，彰显了主体性。
史蒂文斯在旅途中还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对“尊严”和“民主”的理解与其大相径庭。年轻人认为“尊严”是每一个英国人都可以为之奋斗的，而非只有那些绅士才有。无论贫穷或是富贵，人生来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尊严”，只有沦为奴隶的人才毫无尊严可言[5]。而史蒂文斯一生都认为之只有绅士才掌握着世界文明，而他这样的人只有通过为绅士服务才能够间接地加入到文明的进程中来。年轻人的一番言论掷地有声，强烈地冲击了殖民者为属下构建的权力“幻象”，消解了殖民话语的绝对权威，成为其随时崩溃的导火索。
三、总结
达林顿府是英国殖民社会的缩影。在殖民者建构的认知暴力下，属下史蒂文斯不能代表自己，只能被代表;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成为勋爵表达欲望与兴趣的傀儡。然而，达林顿府易主，史蒂文斯有了反思的机会，踏上了反抗殖民权威的旅途，最终走出了“失语”的困境，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通过对史蒂文斯的刻画，小说表现出了石黑一雄对人类生存价值追求的关注，也展现了其努力为人类指明方向的社会责任感，对当今时代中困于生存价值的人们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Tamaya， M. “Ishiguro’s ‘Remains of the Day’：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2.2 （1992）：46.
[2]林萍.“英国性”的拷问：后殖民视域下的《长日留痕》[J].当代外国文学，2018，（39）.
[3]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弗兰兹·法侬.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王妮，向天渊.库切小说中的属下形象：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一种阐释[J].当代外国文学.2007，（38）.
[6]Spivak Gayatri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V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作者簡介：
马丹，女，汉族，山西忻州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
【关键词】 《长日留痕》;史蒂文斯;属下;认知暴力;失语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18-02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是当代英国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英语作家之一，与拉什迪和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虽不高产，但每部小说皆是精品，受到欧美各大文学奖项的垂青，尤其是布克奖。2017年，石黑一雄凭借1989年的布克奖作品《长日留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在达林顿府服务了近三十年的英国男管家史蒂文斯六天五晚的西部之旅。放在后殖民的视域下，达林顿府就是一個殖民世界，达林顿勋爵成为唯一的殖民者，管家史蒂文斯则是殖民话语下的“属下”。学者米拉·泰玛雅也认为，“达林顿勋爵与其管家的关系复制了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1]。管家史蒂文斯一直处于失语的困境中。但是，西部之旅给了史蒂文斯审视过去的机会，让他终于觉醒，不断颠覆主流殖民话语体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属下的失语困境
“属下”第一次出现在安东尼·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则强调了属下文化上的依附性。斯皮瓦克对属下进行了进一步地阐释，强调了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她认为殖民主体为了使其殖民合法化创造出了具有暴力色彩的殖民话语，即“认知暴力”。在认知暴力的洗礼下，属下阶级失去了自我，陷入了“失语”的困境。
一方面，属下阶级挪用绅士阶层的殖民主义话语，内化大不列颠殖民征服的意识[2]，陷入了语言文化失语的困境。在肯顿小姐未经允许便进入他的配膳室时，史蒂文斯称男管家的配膳室是整个府邸的心脏，重要程度不亚于“将军的指挥部”。为了能够在会议上提供最一流的优质服务，史蒂文斯甚至像临战前的将军一样，对仆人进行了军队惯用的“鼓舞士气的演讲”[3]。
殖民地语言的使用则是认知暴力存在的基础，也使属下陷入了语言和文化双重失语的困境[6]。语言不仅是简单的字词与句子，更是背后所含纳的文化与思维。正如法侬所言：语言和集体之间有支撑关系。讲一种语言是自觉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4]当他第一次踏上英国西部之旅时，他认为英格兰的风景时无可媲美的，在全世界是最令人满意的。它宏大，严谨，克制，远远胜于美洲，非洲等过分外露招摇的风情。然而，史蒂文斯从未踏出府邸半步，更未曾亲临这些地方。不难看出，帝国的风景成了帝国的文化符号，包含着其殖民话语体系，而史蒂文斯则自觉地接受并认同了殖民文化，也就同时陷入了失语的困境。
另一方面，他将达林顿勋爵的欲望和自我镜像的投射内化为自我存在的基础，导致他丧失了主体性，陷入了“意识失语”的困境[5]。史蒂文斯以为达林顿勋爵服务为荣，时时事事以达林顿勋爵为尊。他认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在勋爵这样的绅士手中掌握，而普通人要做的就是为绅士服务。这种思想正是殖民者的精英统治思想。属下阶层就是被奴化了的“野蛮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属下通过服从精英的统治或权力阶级宣扬的道德来实现他的个人价值，成了殖民主体的意识共谋。在达林顿勋爵亲纳粹，反民主的时候，史蒂文斯非但不反对，还执行了勋爵停止对一家与犹太人有关系的机构的捐赠，而且执意开除了两名优秀的犹太女仆。尽管女管家肯顿小姐严词反对，史蒂文斯只宣称在这复杂的世界只有勋爵这样的人才能知道怎么做是最佳的。更有甚之，史蒂文斯面临着被标签化，被物化的困境。达林顿勋爵去世之后，管家史蒂文斯被当成一个品牌，一个商标，与这座古老的府邸一同被出售给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史蒂文斯失了文化和语言，更将殖民意识内化，改写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沦为了一个失语的“属下”。
二、属下的抵抗之声
“属下”真的不能说话吗？ 斯皮瓦克所说的“属下不能说话”的言下之意是，由于主体性的匮乏，“属下”陷入了不可认知的困境，他们不能以自己的主体语言来言说。或者即使他们努力言说，也终究被主流话语所隐蔽，转化成了其他话语。事实上，“属下”的主体性并未完全消失，他们依然具有反抗的本能[6]。
在旅途的回忆中，史蒂文斯不断地重构过去，叙述了另一种真实的历史，对殖民话语构成了颠覆。一方面，他不再克制，承认了父亲去世时自己难过煎熬的内心情感。在一场会议上，史蒂文斯的父亲却恰好重病，而他选择了职业：现在我必须到楼下了。但我们却在他人的视角中瞥见端倪：“你看起来在哭泣”“你哪里不舒服吗”。事实上，史蒂文斯得知父亲病重后已不再秉持着自己高度的专业度，而是被对父亲的担心而干扰。他时刻关注着为父亲诊断的医生的动态，以至于在看到医生穿上衣服正要离开之际，他没来得及放下为客人服务的杯子就大步走向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而且在整个会议期间，史蒂文斯一有空就跑到父亲房里去看望。
另一方面，史蒂文斯大方地承认对肯顿小姐的爱。肯顿小姐是达林顿府的女管家，在服务期间，她屡次向史蒂文斯的房间里送鲜花，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意。然而史蒂文斯却始终坚持认为雇员之间的私人感情会给一个府邸的秩序造成威胁，尤其是在高级雇员之间。所以他一直压抑自己的内心感情，而将心爱的肯顿小姐拒之门外。最终，肯顿小姐心灰意冷，转嫁他人。然而，在旅途中，史蒂文斯却不断地透露出了自己对肯顿小姐的爱。史蒂文斯的西部之旅实际上是出于想见肯顿小姐的私心。在旅途中，他反复地阅读肯顿小姐的来信，回忆与肯顿小姐相处的点滴细节。他回忆起肯顿小姐与别人约会时自己将厨房弄得一塌糊涂的不知所措，回忆起肯顿小姐扬言离开达林顿府时自己的惶恐与担忧，甚至我们得知一向以“尊严”为追求的史蒂文斯不记得海斯协会的相关信息，却确切地记得肯顿小姐来府和离开的时间。不仅如此，史蒂文斯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对正常的浪漫韵事的向往。这些由史蒂文斯重述的真实历史与“克制”的殖民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冲，给读者造成了错位阅读，一定程度消解了殖民话语的权威。 除此之外，旅途中的各种其他话语也成为属下抵抗的强有力声音。在旅途中，史蒂文斯两次被问到是否为那位曾经声名显赫最后因亲纳粹而身败名裂的达林顿勋爵服务过。我们不妨先回忆下史蒂文斯之前对达林顿勋爵的态度：达林顿勋爵是那样善良的人，无论世界如何复杂多变，渴求“看见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是他所有言行举止的核心本质所在，天赐我良机去效力达林顿勋爵[5]。然而，史蒂文斯却决绝地否认他曾为这位勋爵服务过。这样的故意否认，撇清关系，割裂了属下与殖民话语的联系，而这样的“不在场”一定程度解构了殖民话语的权威，也让属下避免了被代言所产生的荫蔽，彰显了主体性。
史蒂文斯在旅途中还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对“尊严”和“民主”的理解与其大相径庭。年轻人认为“尊严”是每一个英国人都可以为之奋斗的，而非只有那些绅士才有。无论贫穷或是富贵，人生来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尊严”，只有沦为奴隶的人才毫无尊严可言[5]。而史蒂文斯一生都认为之只有绅士才掌握着世界文明，而他这样的人只有通过为绅士服务才能够间接地加入到文明的进程中来。年轻人的一番言论掷地有声，强烈地冲击了殖民者为属下构建的权力“幻象”，消解了殖民话语的绝对权威，成为其随时崩溃的导火索。
三、总结
达林顿府是英国殖民社会的缩影。在殖民者建构的认知暴力下，属下史蒂文斯不能代表自己，只能被代表;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成为勋爵表达欲望与兴趣的傀儡。然而，达林顿府易主，史蒂文斯有了反思的机会，踏上了反抗殖民权威的旅途，最终走出了“失语”的困境，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通过对史蒂文斯的刻画，小说表现出了石黑一雄对人类生存价值追求的关注，也展现了其努力为人类指明方向的社会责任感，对当今时代中困于生存价值的人们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Tamaya， M. “Ishiguro’s ‘Remains of the Day’：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2.2 （1992）：46.
[2]林萍.“英国性”的拷问：后殖民视域下的《长日留痕》[J].当代外国文学，2018，（39）.
[3]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弗兰兹·法侬.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王妮，向天渊.库切小说中的属下形象：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一种阐释[J].当代外国文学.2007，（38）.
[6]Spivak Gayatri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V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作者簡介：
马丹，女，汉族，山西忻州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