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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样灿若星辰、熠熠生辉，如传承数千年的和谐思想；古代发达的立法技术及其具体规范；印证古代廉政建设的监察制度以及“五听”诉讼制度等，另外还有“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 “慎刑恤狱”的人道主义等。由此可见，我国是一个有着礼法合一传统、道德和法律长期同一化的国家，众多非法律的因素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迩来已久，直至今天仍然纠缠不清。如，习惯、惯例，他们作为传统的民间法律规范的重要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已经并将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这种民间法律规范都普遍地存在着。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活的法律”，习惯、惯例像一种人文景观一样，從南到北，自东泊西。它们虽形态各异，但却能深深扎根于民间社会。对民间来说，长期受习惯、惯例氛围的熏陶，似乎天生就对其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严格说来，这种民间法律规范并不是“法律”，但是却无法否认它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实际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在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中积累起来的行为模式和法律观，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的首选模式。强世功老师曾在陕北做过一个关于讨债案件的调查。强老师坦言：在调查过程中，能时时感受到民间规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决不能对民间规则视而不见，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之中，如果能把它们当作一种资源运用起来，是有利于法治建设的”。笔者来自农村，有一次回家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我家要出卖一处不动产，父亲让我起草一个文件，我就联系自己所学知识首先拟订了一份合同，但是，当事人包括我父亲在内均不认可。他们认为在农村应当用另一种形式——文约。于是，我就按照他们认可的方式把合同改成了文约。由此，笔者隐约感觉到了作为民间规范的习惯、惯例在民间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正如苏力教授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的法律制度。”
二、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应当认识到，在司法审判中对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要坚持在严格条件下有限适用的原则，既要发挥其对法律的补缺作用，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维护法律正义；又要防止法官的主观肆意对司法公正的侵害。
首先，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主要是民事领域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作为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序良俗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做如下解读：首先，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其次，良俗，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合称，是在法律自由之基调上，从法律外部对之加以的限制。公序良俗原则于民法制订之初，乃是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但于今，公序良俗原则则被视为与诚信原则同等的私法领域的大原则：私法上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须在此范围内，始视为正当。诚信原则是在法律自由之基调上，从法律内部对当事人间的权益加以调整修补，而公序良俗则是在同样的基调上，自外部对之加以限制。
其次，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对成文法进行了补缺，维护了法的正义价值。一方面，成文法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对社会生活作详细穷尽的规定，特别是民事行为所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难以预见性。因此引入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对成文法进行补缺显得必要，这在民事领域尤其显得重要。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本身体现了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表现出整个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与限制，它意味着人不仅是单独的个人，同时还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的主体，就民事活动而言，就是要遵守公共秩序和尊重善良风俗。
再次，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由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由于该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法官完全可能借公序良俗原则之名违背成文法进行判决而侵害司法公正。因此，必须对其适用做严格的条件限制，，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事实上，须有涉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第二，立法上，须有法律规定模棱两可或未作规定的情形；第三，判断标准应依个案而定，但总的来说，应当是社会的标准而非个人的标准，应当来自社会公众的共同认可，而不只是法官的内心求证。
总而言之，公序良俗原则被引入司法审判，一方面，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性，维护了法律正义，另一方面，可能因法官的主观擅断侵犯司法公正，我们应当坚持辨证的态度，坚持在严格条件下有限适用的原则。
参考文献：
[1]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朱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徐显明.公民权利义务通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5]徐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6]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洪林,李世宇.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8]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样灿若星辰、熠熠生辉，如传承数千年的和谐思想；古代发达的立法技术及其具体规范；印证古代廉政建设的监察制度以及“五听”诉讼制度等，另外还有“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 “慎刑恤狱”的人道主义等。由此可见，我国是一个有着礼法合一传统、道德和法律长期同一化的国家，众多非法律的因素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迩来已久，直至今天仍然纠缠不清。如，习惯、惯例，他们作为传统的民间法律规范的重要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已经并将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这种民间法律规范都普遍地存在着。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活的法律”，习惯、惯例像一种人文景观一样，從南到北，自东泊西。它们虽形态各异，但却能深深扎根于民间社会。对民间来说，长期受习惯、惯例氛围的熏陶，似乎天生就对其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严格说来，这种民间法律规范并不是“法律”，但是却无法否认它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实际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在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中积累起来的行为模式和法律观，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的首选模式。强世功老师曾在陕北做过一个关于讨债案件的调查。强老师坦言：在调查过程中，能时时感受到民间规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决不能对民间规则视而不见，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之中，如果能把它们当作一种资源运用起来，是有利于法治建设的”。笔者来自农村，有一次回家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我家要出卖一处不动产，父亲让我起草一个文件，我就联系自己所学知识首先拟订了一份合同，但是，当事人包括我父亲在内均不认可。他们认为在农村应当用另一种形式——文约。于是，我就按照他们认可的方式把合同改成了文约。由此，笔者隐约感觉到了作为民间规范的习惯、惯例在民间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正如苏力教授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的法律制度。”
二、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应当认识到，在司法审判中对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要坚持在严格条件下有限适用的原则，既要发挥其对法律的补缺作用，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维护法律正义；又要防止法官的主观肆意对司法公正的侵害。
首先，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主要是民事领域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作为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序良俗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做如下解读：首先，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其次，良俗，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合称，是在法律自由之基调上，从法律外部对之加以的限制。公序良俗原则于民法制订之初，乃是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但于今，公序良俗原则则被视为与诚信原则同等的私法领域的大原则：私法上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须在此范围内，始视为正当。诚信原则是在法律自由之基调上，从法律内部对当事人间的权益加以调整修补，而公序良俗则是在同样的基调上，自外部对之加以限制。
其次，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对成文法进行了补缺，维护了法的正义价值。一方面，成文法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对社会生活作详细穷尽的规定，特别是民事行为所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难以预见性。因此引入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对成文法进行补缺显得必要，这在民事领域尤其显得重要。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本身体现了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表现出整个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与限制，它意味着人不仅是单独的个人，同时还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的主体，就民事活动而言，就是要遵守公共秩序和尊重善良风俗。
再次，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由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由于该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法官完全可能借公序良俗原则之名违背成文法进行判决而侵害司法公正。因此，必须对其适用做严格的条件限制，，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事实上，须有涉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第二，立法上，须有法律规定模棱两可或未作规定的情形；第三，判断标准应依个案而定，但总的来说，应当是社会的标准而非个人的标准，应当来自社会公众的共同认可，而不只是法官的内心求证。
总而言之，公序良俗原则被引入司法审判，一方面，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性，维护了法律正义，另一方面，可能因法官的主观擅断侵犯司法公正，我们应当坚持辨证的态度，坚持在严格条件下有限适用的原则。
参考文献：
[1]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朱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徐显明.公民权利义务通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5]徐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6]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洪林,李世宇.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8]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