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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枭河桥纪事》中的伦理判断，指出伦理判断在小说文本的内部不仅表现为人物的伦理取位，也表现为叙述者的伦理抉择。伦理判断作为叙事修辞手段促进了小说情节发展，创造了文本张力，增强了作品艺术感染力。同时，伦理判断为小说的文本解读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枭河桥纪事》 伦理判断 叙事修辞 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伦理判断无处不在，时刻发生。无论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还是通过大众传媒进入我们视野的事件，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做出相应的伦理判断，赋予事件伦理层面的价值意义。伦理判断在涉及文学作品的解读方面更是如此。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认为，“叙述者在讲述某事发生的过程中，所述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个伦理的层面。同时，他的叙述本身和对这些叙述的接受也有一个伦理的层面。”（Phelan，2008：39）从修辞性叙事的角度而言，伦理判断既可以出现在文本展开层面，又可以出现在读者阅读层面。本文以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枭河桥纪事》为材料，讨论伦理判断在该小说文本意义的建构、美学效果和主题解读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二 文本内伦理判断
《枭河桥纪事》以美国内战为背景，讲述了种植园主法卡·佩顿因图谋破坏联邦军的铁路桥而被处以绞刑的故事。伦理判断首先出现在小说文本的故事层面。文学文本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必然会涉及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伦理方面的价值判断。在这里，伦理判断一方面表现为文本内人物的伦理判断，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本内叙述者的伦理判断。
1 人物的伦理判断
人物的伦理判断作为小说作者创作的一部分，自然应该被当作文本策略来看待，即它是一种文本修辞手段，这往往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密切关联。在《枭河桥纪事》中，人物的伦理判断既表现为行为上的“隐性”伦理判断，又表现为言语表达上的“显性”伦理判断。叙事开始的时候，主人公法卡已经站在了绞刑台上，行刑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紧接着小说的插叙部分才交代了法卡为何在遭此大难。原来，这都源于他的伦理立场。一天傍晚，一名风尘仆仆的骑兵来到他家门口讨水喝，夫妻二人没有想到他是北方军的探子，热情接待了他：“法卡夫人满心欢喜，用她白色的双手亲自去端水。”而法卡本人则走上前去，急切地询问前线的消息，并在得知任何破坏铁路桥的平民都会被绞死时，依然暗示自己要有所作为：“‘假如有个好汉——一个想学学绞刑的老百姓——躲过了岗哨，还制伏了桥这头的哨兵，’法卡笑着说，‘他能搞出点什么名堂呢？’”（Bierce ，2008：13）夫妻二人的行为表现出他们对骑兵所做出的伦理判断：骑兵是个值得信赖，并可以为自己严守（破坏铁路桥）“秘密”的“好人”。这同时表露出他们针对联邦军的敌对立场。主人公的伦理判断产生的严重的后果就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伦理判断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同时，改变了叙事的节奏，使小说平静的叙事掀起波澜，制造了悬念。
主人公“显性”的伦理判断出现在小说第三部分的“心理逃亡”部分。在法卡的潜意识里，他已经成功摆脱了绞索，生命的本能促使他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受了绞刑又淹死，’他心里想，‘还不是太糟；可我不想吃枪子。不，我不会挨抢的，那不公平’。”（14）在此，主人公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了不同的伦理判断。被处以绞刑对他而言还算公平，因为他只是以平民的身份对铁路桥进行破坏，既然事情败露，他也只好自认倒霉，接受告示中明文规定的处罚。可是，主人公为什么认为挨枪子对他而言不公平呢？所以，此处的伦理判断是作者的叙事修辞手段，邀请读者参与文本的编码和解码，邀请读者将小说文本的相关信息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小说文本的前半部分中，叙述者明确告诉读者三十出头的主人公对南方事业充满着热情：
如同其他的奴隶主，他也参与政治，自然是位脱离联邦论者，有他独到的见解，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南方事业。事不由己，在此不必赘述，他没能参加英勇的军队，没能投入到那一系列以科林斯的沦陷而告终的惨烈战役。忍受着羞辱，他焦躁不安，渴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渴望光荣的戎马生活，渴望有机会建功立业。（2008：12）
对于一位年轻力壮，渴望建立功勋的奴隶主而言，是什么“不必赘述”的原因阻止了他以“军人”的身份投入到保卫南方的事业中去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与主人公针对就死方式的伦理判断相一致：他不是军人，不应当挨枪子。要最终解除疑惑只有到故事的结尾去找寻。随着生命临近终结，法卡的潜意识却空前鲜活起来，在他心理逃亡的路上出现了最后一道障碍：
树木黑魁魁的躯体在道的两侧形成笔直的墙，消失在远方的一个点上，如同课堂上画的透视图。透过林子的缝隙往上看，头顶闪耀着巨大的星星，那么陌生，拼成古怪的星座。他清楚那些星星是依照某种秩序排列的，透着某种秘而不宣的恶兆。两边的林子充斥了奇怪的喧闹声。一次，两次，又一次……他显然听到了细语声，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2008：16）
提到美国内战，无法回避黑奴解放问题。此处小说的文体特征——“黑魁魁的躯体”、“喧闹声”、“细语声”和“听不懂的语言”明白无误地将叙述事件与黑奴势力关联起来了。黑奴势力在主人公的潜意识里是强大的，神秘的，充满威胁性的，但如同天上的星星遵循某种秩序。因此，可以大胆推断，法卡没有入伍参战，那个“不必赘述”的原因正是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伦理判断：他所要维护的奴隶制度是建立在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它迟早是要灭亡的。他之所以以平民的身份进行破坏，只是因为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他不愿失去已经拥有的幸福生活，他要为此做最后一搏。
2 叙述者的伦理判断
叙述者对小说事件和人物的伦理判断往往主导着读者对文本解读的方向。“叙事的‘讲述’层面更能体现伦理的精髓，因为它体现了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Newton，1995：3）从语篇的措词可以看出，叙述者对“行刑”的伦理判断是正面的，认可的：“死神身份显赫，一旦驾临现场，即使是那些经常与他打照面的人也得以礼相待。按照军队的礼仪规范，静默和专注体现的便是尊重。”（10）刑场并没有被建构成一个令人恐怖的场所，反而透着严肃、庄重的氛围。这与前文讨论过的法卡本人对死亡方式的判断相一致：接受绞刑是他应该得到的惩罚。 叙述者对主人公的伦理判断呈现出相互矛盾和抵触的走向。一方面，叙述者在文本的不同地方表现出正面的伦理判断，缩小了主人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读者对他的遭遇有所体恤和同情。法卡“两只眼睛大大的，眼珠子呈深灰色，表情和善。没人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脖子会套在绞索上。很明显，他不是粗卑的杀人犯”。很可惜，“他没能参加英勇的军队”。斜体部分的表述方式表明叙述者的伦理判断的天平倾向了法卡一边。另一方面，叙述者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法卡伦理判断上的批判立场：“虽是个平民，可内心深处他是名战士，坚信自己是对的，近乎无条件地赞同——至少也是部分地赞同这种毫无遮掩的混账说法：情场战场，不择手段。”（12）这其实是叙述者对法卡“火烧铁路桥”行为在小说文本中预先做出的伦理判断：那是混账的做法。叙述者在伦理立场上又疏离了主人公。
三 伦理判断的文本张力
小说中的伦理判断呈现相互抵触的态势，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叙述者都面临两难选择。正是这种伦理判断上的冲突产生了文本张力，促成了情节发展的急转直下和曲折变化。就主人公而言，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迷恋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发生。一方面，作为种植园主，作为一位“绅士”，他必须勇敢无畏，保护家人不受伤害，维护自己和家人“高贵”的尊严。小说文本反映出主人公强烈的家庭至上的观念。行刑临近，他努力要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思绪全部集中到家人身上；心理逃亡途中，他疲惫不堪，是家人给了他继续前进的力量；而他的意识幻象也是最后定格在他的家和家人上面：“他站在自家门口，一切都是他离开家时的样子。晨光里，一切都那么明亮而美妙。……他的妻子，看上去那么清新甜美，从天台上走下来迎接他……无以比拟的优雅和高贵”。（16）面对烧到家门口的战火，面对这种“优雅而高贵”的生活随着南方奴隶的解放而即将消逝的惨淡前景，法卡必须做出伦理上的抉择。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论，在他的意识深处，他也认识到了黑奴强大的力量，种族之间如同天空的星座遵循着某种“秩序”——当然是平等的秩序。他必须在“高贵”的白人家庭和平等的种族关系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为什么他蒙受着邦联军战场失利所带来的羞辱，却依然在家里等待时机。最终，他的家庭伦理取位占了上风，采取了冒死一搏的行动。甚至在执行绞刑的当儿，他仍然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谢天谢地，家离前线还远，入侵者的先头部队还未开到我的妻儿呆的地方。”（12）可以看出，主人公的伦理取位和判断是推动文本发展的动力。
就叙述者而言，他通过讲述“希望吸引听众/读者，并影响其认知、情感和价值观。”（Phelan，2008：39）叙述者通过他自己的伦理判断拉近或疏远人物，以此来调节读者的情感体验，给文本增添较强的戏剧效果，使作品呈现出跌宕起伏的艺术美感，从而影响读者的伦理判断。
四 文本外伦理判断与主题解读
Booth在《小说伦理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伦理批评不仅指作品对读者的影响，而且指读者的伦理。”（1988：9）这并不是说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伦理观念进行自由解读，而是要求读者以正确理解文本的伦理标准为准则。小说中主人公的伦理判断一步一步地将他引向了桥上的绞刑台，更将他引向了看不见的道德绞刑台。原因很简单，个体的家庭利益和荣耀永远不能凌驾于整个南方黑人族群的福祉之上。据此，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经历了由亲密到疏远的变化。叙述者采用了人物眼光，对主人公的心理逃亡做了不可靠叙述，误导读者，造成一种成功逃脱的假象。就在读者为此而暗暗庆幸之时，叙述者以冷峻的语气揭示了事实的真相：“佩顿·法卡死了。脖子折断了，尸体在枭河桥的木架下轻轻地荡来荡去。”不论是文本的开头还是结尾，主人公都永远处在绞架上。因此，作品要表现的是对一种制度——奴隶制度——必然灭亡的深刻洞见，是“对南方人书写的挽歌，说明了南方旧秩序不可挽救的命运，因为北方的胜利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甘建刚，1992：52）在这个新时代里，至少在文化理念上推崇种族平等的观念。
五 结语
从对《枭河桥纪事》的分析可以看出，伦理判断客观存在于小说文本的不同层次，既出现在文本之内，又出现在文本之外；它既可以出现在小说人物之间，又必然出现在叙述者的身上。文本内的伦理判断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调节着叙事的节奏和发展方向，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叙述者的伦理判断调节着文本内人物和文本外读者的亲疏关系，从而引导着读者的解读向着文本的伦理准则靠拢。对小说文本的伦理判断分析可以帮助读者对作品做出比较客观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Bierce，Ambrose，An Occurrence at Owl Bridge.from The Complete Short of Ambrose Bierce[C]，Digireads.Com Publishing，2008.
[2] Booth，Wayne C.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M].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3] Newton，A.Zachary.Narrative Ethic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 Phelan，James：《叙事修辞阐释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 甘建刚：《毕尔士战争小说的主题与艺术特色》，《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昌宏，男，1971—，甘肃泾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文体学与叙事学，工作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枭河桥纪事》 伦理判断 叙事修辞 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伦理判断无处不在，时刻发生。无论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还是通过大众传媒进入我们视野的事件，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做出相应的伦理判断，赋予事件伦理层面的价值意义。伦理判断在涉及文学作品的解读方面更是如此。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认为，“叙述者在讲述某事发生的过程中，所述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个伦理的层面。同时，他的叙述本身和对这些叙述的接受也有一个伦理的层面。”（Phelan，2008：39）从修辞性叙事的角度而言，伦理判断既可以出现在文本展开层面，又可以出现在读者阅读层面。本文以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枭河桥纪事》为材料，讨论伦理判断在该小说文本意义的建构、美学效果和主题解读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二 文本内伦理判断
《枭河桥纪事》以美国内战为背景，讲述了种植园主法卡·佩顿因图谋破坏联邦军的铁路桥而被处以绞刑的故事。伦理判断首先出现在小说文本的故事层面。文学文本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必然会涉及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伦理方面的价值判断。在这里，伦理判断一方面表现为文本内人物的伦理判断，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本内叙述者的伦理判断。
1 人物的伦理判断
人物的伦理判断作为小说作者创作的一部分，自然应该被当作文本策略来看待，即它是一种文本修辞手段，这往往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密切关联。在《枭河桥纪事》中，人物的伦理判断既表现为行为上的“隐性”伦理判断，又表现为言语表达上的“显性”伦理判断。叙事开始的时候，主人公法卡已经站在了绞刑台上，行刑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紧接着小说的插叙部分才交代了法卡为何在遭此大难。原来，这都源于他的伦理立场。一天傍晚，一名风尘仆仆的骑兵来到他家门口讨水喝，夫妻二人没有想到他是北方军的探子，热情接待了他：“法卡夫人满心欢喜，用她白色的双手亲自去端水。”而法卡本人则走上前去，急切地询问前线的消息，并在得知任何破坏铁路桥的平民都会被绞死时，依然暗示自己要有所作为：“‘假如有个好汉——一个想学学绞刑的老百姓——躲过了岗哨，还制伏了桥这头的哨兵，’法卡笑着说，‘他能搞出点什么名堂呢？’”（Bierce ，2008：13）夫妻二人的行为表现出他们对骑兵所做出的伦理判断：骑兵是个值得信赖，并可以为自己严守（破坏铁路桥）“秘密”的“好人”。这同时表露出他们针对联邦军的敌对立场。主人公的伦理判断产生的严重的后果就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伦理判断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同时，改变了叙事的节奏，使小说平静的叙事掀起波澜，制造了悬念。
主人公“显性”的伦理判断出现在小说第三部分的“心理逃亡”部分。在法卡的潜意识里，他已经成功摆脱了绞索，生命的本能促使他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受了绞刑又淹死，’他心里想，‘还不是太糟；可我不想吃枪子。不，我不会挨抢的，那不公平’。”（14）在此，主人公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了不同的伦理判断。被处以绞刑对他而言还算公平，因为他只是以平民的身份对铁路桥进行破坏，既然事情败露，他也只好自认倒霉，接受告示中明文规定的处罚。可是，主人公为什么认为挨枪子对他而言不公平呢？所以，此处的伦理判断是作者的叙事修辞手段，邀请读者参与文本的编码和解码，邀请读者将小说文本的相关信息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小说文本的前半部分中，叙述者明确告诉读者三十出头的主人公对南方事业充满着热情：
如同其他的奴隶主，他也参与政治，自然是位脱离联邦论者，有他独到的见解，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南方事业。事不由己，在此不必赘述，他没能参加英勇的军队，没能投入到那一系列以科林斯的沦陷而告终的惨烈战役。忍受着羞辱，他焦躁不安，渴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渴望光荣的戎马生活，渴望有机会建功立业。（2008：12）
对于一位年轻力壮，渴望建立功勋的奴隶主而言，是什么“不必赘述”的原因阻止了他以“军人”的身份投入到保卫南方的事业中去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与主人公针对就死方式的伦理判断相一致：他不是军人，不应当挨枪子。要最终解除疑惑只有到故事的结尾去找寻。随着生命临近终结，法卡的潜意识却空前鲜活起来，在他心理逃亡的路上出现了最后一道障碍：
树木黑魁魁的躯体在道的两侧形成笔直的墙，消失在远方的一个点上，如同课堂上画的透视图。透过林子的缝隙往上看，头顶闪耀着巨大的星星，那么陌生，拼成古怪的星座。他清楚那些星星是依照某种秩序排列的，透着某种秘而不宣的恶兆。两边的林子充斥了奇怪的喧闹声。一次，两次，又一次……他显然听到了细语声，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2008：16）
提到美国内战，无法回避黑奴解放问题。此处小说的文体特征——“黑魁魁的躯体”、“喧闹声”、“细语声”和“听不懂的语言”明白无误地将叙述事件与黑奴势力关联起来了。黑奴势力在主人公的潜意识里是强大的，神秘的，充满威胁性的，但如同天上的星星遵循某种秩序。因此，可以大胆推断，法卡没有入伍参战，那个“不必赘述”的原因正是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伦理判断：他所要维护的奴隶制度是建立在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它迟早是要灭亡的。他之所以以平民的身份进行破坏，只是因为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他不愿失去已经拥有的幸福生活，他要为此做最后一搏。
2 叙述者的伦理判断
叙述者对小说事件和人物的伦理判断往往主导着读者对文本解读的方向。“叙事的‘讲述’层面更能体现伦理的精髓，因为它体现了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Newton，1995：3）从语篇的措词可以看出，叙述者对“行刑”的伦理判断是正面的，认可的：“死神身份显赫，一旦驾临现场，即使是那些经常与他打照面的人也得以礼相待。按照军队的礼仪规范，静默和专注体现的便是尊重。”（10）刑场并没有被建构成一个令人恐怖的场所，反而透着严肃、庄重的氛围。这与前文讨论过的法卡本人对死亡方式的判断相一致：接受绞刑是他应该得到的惩罚。 叙述者对主人公的伦理判断呈现出相互矛盾和抵触的走向。一方面，叙述者在文本的不同地方表现出正面的伦理判断，缩小了主人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读者对他的遭遇有所体恤和同情。法卡“两只眼睛大大的，眼珠子呈深灰色，表情和善。没人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脖子会套在绞索上。很明显，他不是粗卑的杀人犯”。很可惜，“他没能参加英勇的军队”。斜体部分的表述方式表明叙述者的伦理判断的天平倾向了法卡一边。另一方面，叙述者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法卡伦理判断上的批判立场：“虽是个平民，可内心深处他是名战士，坚信自己是对的，近乎无条件地赞同——至少也是部分地赞同这种毫无遮掩的混账说法：情场战场，不择手段。”（12）这其实是叙述者对法卡“火烧铁路桥”行为在小说文本中预先做出的伦理判断：那是混账的做法。叙述者在伦理立场上又疏离了主人公。
三 伦理判断的文本张力
小说中的伦理判断呈现相互抵触的态势，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叙述者都面临两难选择。正是这种伦理判断上的冲突产生了文本张力，促成了情节发展的急转直下和曲折变化。就主人公而言，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迷恋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发生。一方面，作为种植园主，作为一位“绅士”，他必须勇敢无畏，保护家人不受伤害，维护自己和家人“高贵”的尊严。小说文本反映出主人公强烈的家庭至上的观念。行刑临近，他努力要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思绪全部集中到家人身上；心理逃亡途中，他疲惫不堪，是家人给了他继续前进的力量；而他的意识幻象也是最后定格在他的家和家人上面：“他站在自家门口，一切都是他离开家时的样子。晨光里，一切都那么明亮而美妙。……他的妻子，看上去那么清新甜美，从天台上走下来迎接他……无以比拟的优雅和高贵”。（16）面对烧到家门口的战火，面对这种“优雅而高贵”的生活随着南方奴隶的解放而即将消逝的惨淡前景，法卡必须做出伦理上的抉择。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论，在他的意识深处，他也认识到了黑奴强大的力量，种族之间如同天空的星座遵循着某种“秩序”——当然是平等的秩序。他必须在“高贵”的白人家庭和平等的种族关系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为什么他蒙受着邦联军战场失利所带来的羞辱，却依然在家里等待时机。最终，他的家庭伦理取位占了上风，采取了冒死一搏的行动。甚至在执行绞刑的当儿，他仍然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谢天谢地，家离前线还远，入侵者的先头部队还未开到我的妻儿呆的地方。”（12）可以看出，主人公的伦理取位和判断是推动文本发展的动力。
就叙述者而言，他通过讲述“希望吸引听众/读者，并影响其认知、情感和价值观。”（Phelan，2008：39）叙述者通过他自己的伦理判断拉近或疏远人物，以此来调节读者的情感体验，给文本增添较强的戏剧效果，使作品呈现出跌宕起伏的艺术美感，从而影响读者的伦理判断。
四 文本外伦理判断与主题解读
Booth在《小说伦理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伦理批评不仅指作品对读者的影响，而且指读者的伦理。”（1988：9）这并不是说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伦理观念进行自由解读，而是要求读者以正确理解文本的伦理标准为准则。小说中主人公的伦理判断一步一步地将他引向了桥上的绞刑台，更将他引向了看不见的道德绞刑台。原因很简单，个体的家庭利益和荣耀永远不能凌驾于整个南方黑人族群的福祉之上。据此，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经历了由亲密到疏远的变化。叙述者采用了人物眼光，对主人公的心理逃亡做了不可靠叙述，误导读者，造成一种成功逃脱的假象。就在读者为此而暗暗庆幸之时，叙述者以冷峻的语气揭示了事实的真相：“佩顿·法卡死了。脖子折断了，尸体在枭河桥的木架下轻轻地荡来荡去。”不论是文本的开头还是结尾，主人公都永远处在绞架上。因此，作品要表现的是对一种制度——奴隶制度——必然灭亡的深刻洞见，是“对南方人书写的挽歌，说明了南方旧秩序不可挽救的命运，因为北方的胜利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甘建刚，1992：52）在这个新时代里，至少在文化理念上推崇种族平等的观念。
五 结语
从对《枭河桥纪事》的分析可以看出，伦理判断客观存在于小说文本的不同层次，既出现在文本之内，又出现在文本之外；它既可以出现在小说人物之间，又必然出现在叙述者的身上。文本内的伦理判断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调节着叙事的节奏和发展方向，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叙述者的伦理判断调节着文本内人物和文本外读者的亲疏关系，从而引导着读者的解读向着文本的伦理准则靠拢。对小说文本的伦理判断分析可以帮助读者对作品做出比较客观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Bierce，Ambrose，An Occurrence at Owl Bridge.from The Complete Short of Ambrose Bierce[C]，Digireads.Com Publishing，2008.
[2] Booth，Wayne C.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M].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3] Newton，A.Zachary.Narrative Ethic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 Phelan，James：《叙事修辞阐释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 甘建刚：《毕尔士战争小说的主题与艺术特色》，《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昌宏，男，1971—，甘肃泾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文体学与叙事学，工作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