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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5年底，某乡镇民营A医院负责人张某某（具有医师资格）在未严格审查并核实翚某某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行医资质的情况下，草率聘用翚某某到A医院工作，并安排翚某某负责医院妇科临床诊断及手术工作。事后查明，翚某某不具有医师资格。2017年5月7日，患者杨某某到A医院要求做终止妊娠手术。同年5月10日12时许，翚某某携助手护士陈某对杨某某实施手术。手术中，翚某某使用剪刀剪胎盘时将杨某某的子宫、直肠、乙状结肠剪破裂。手术后杨某某回到家中，至当日19时許，杨某某发现身体不适返回医院。翚某某多次向张某某进行了汇报，称手术做出一块不明人体组织（不排除前面几次对自己使用剪刀的事实进行隐瞒），并建议张某某安排患者杨某某转院抢救。但张某某并未及时安排杨某某转院抢救，而是安排医务人员对杨某某身体进行多次B超检查，并采取输液、观察等治疗措施，让杨某某留在医院观察治疗。由于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至2017年5月11日9时许，张某某发现杨某某身体极度不适后才转至省城医院抢救治疗，当日23时许，杨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A医院手术医生翚某某无医师资格。经鉴定：（1）杨某某的死亡原因符合子宫穿孔，直肠、乙状结肠横断性破裂，腹腔内出血、感染中毒性休克失代偿期，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腹膜炎死亡;（2）A医院重大手术失误、延误救治时机与死者杨某某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完全责任。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某不构成犯罪。因为张某某全程均未参与手术，与患者杨某某的死亡并无直接关联，故其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某构成医疗事故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张某某涉嫌非法行医罪共犯的证据不足
如果张某某明知翚某某没有医师资格，而仍然安排其从事诊疗活动，或者为其非法行医提供便利条件致人死亡的，则张某某构成非法行医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故意犯罪）。但现有这一事实证据不足，因为二人各执一词：翚某某称，其从未提供过任何医师资格证给张某某看;张某某则称：在医院财务室，翚某某拿过贴有翚某某照片的医师资格证给自己看，但看过后因疏忽而没有复印保存。因此，根据证据存疑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张某某涉嫌非法行医罪共犯的证据不足。
（二）张某某在本案中至少存在两个重大过失
1. 作为A医院直接主管的负责人张某某，有责任和义务把好招聘医师的关口，但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客观上聘用了没有医师资格的翚某某从事诊疗活动，并且造成被害人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张某某的过失聘用行为是危险源。而“危险的制造者当然成为法益的保护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显然，张某某没有尽到危险源的控制义务。
2.张某某虽然没有与翚某某共同为被害人实施引产手术，在得知手术可能存在问题后，张某某就有责任和义务对病人进行有效的抢救（这是基于其管理职责和业务职责而产生的作为义务），但张某某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张某某作为医生，在翚某某向其报告后，就一直介入抢救工作，并对抢救工作进行指导和安排，这也说明张某某自愿接受了抢救被害人的义务。而“在自由的社会，一个人基于自由的意志选择了对脆弱法益的保护事项时，就应当肯定其具有保证人地位。”[2]即张某某既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同时也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义务，这是基于先前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因为“国民的行动给法益造成危险时，就必须防止危险的现实化，这是社会的一般信赖原则。”[3]其实，张某某的正确做法是应该立即将被害人送往权威医院进行抢救，而不是侥幸的将被害人留在本医院只作简单的观察、治疗。事后证明张某某的抢救措施不但没有起到根本、有效的抢救作用，反而拖延了抢救时机，最终导致被害人因延误时机，抢救无效死亡。
（三）根据鉴定意见，被害人杨某某的死亡能够归因于张某某的延误救助行为（不作为或慢作为）
事实上，“一个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行为造成，因此在认定某种行为是结果的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4]根据本案的鉴定意见，可以分析，翚某某的非法行医手术（第一原因）与延误抢救时机（第二原因）都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如果只有第一个原因行为，而没有第二个原因行为，即如果被害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抢救，则被害人一般不会死亡（因为引产手术不算是重大手术）。因此，导致本案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有两个：手术行为和延误抢救时机，即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行为导致了一个死亡结果（多因一果）。概言之，两个原因行为都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都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张某某自认有责任并积极赔偿
在案发后，张某某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家属66万余元（在接受讯问时，张某某称这66万余元完全由其个人赔偿，而非A医院赔偿），并与被害人家属签订了《医疗事故赔偿协议》，即张某某认为自己有责任（应该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刑事案件中，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先刑后民”的诉讼规则，一般来说，刑事责任是民事责任的前提，即如果没有刑事责任，一般也不会有民事责任。那么，假如司法机关判定张某某没有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而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又都不是单位犯罪，那么，A医院也就无需进行民事赔偿（当然，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的除外）。如此一来，本案被害人杨某某的死亡，只能完全归则于翚某某个人，与张某某无关，这显然不能被人接受。换句话说，如果张某某没有责任，他个人凭什么要赔偿被害人家属66万余元？如果张某某没有责任，这66万余元应当退陪张某某本人，而且医院也不必赔偿，这显然更难以被人接受。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责任主义和因果关系的原理，只要为死亡结果贡献了原因力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就要为死亡结果负责（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责任阻却事由的除外），即张某某延误抢救的行为与杨某某死亡的结果，二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张某某也具有刑事责任。因为“能够避免结果而没有避免的，就必须将结果归责于该行为人。” [5]
综合上列分析，张某某因过失而未采取及时、有效救助措施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则依法成立医疗事故罪（过失犯罪）。
注释：
[1]张明楷：《犯罪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2]同[1]，第58页。
[3]同[1]，第59页。
[4]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188页。
[5]同[4]， 第145页。
2015年底，某乡镇民营A医院负责人张某某（具有医师资格）在未严格审查并核实翚某某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行医资质的情况下，草率聘用翚某某到A医院工作，并安排翚某某负责医院妇科临床诊断及手术工作。事后查明，翚某某不具有医师资格。2017年5月7日，患者杨某某到A医院要求做终止妊娠手术。同年5月10日12时许，翚某某携助手护士陈某对杨某某实施手术。手术中，翚某某使用剪刀剪胎盘时将杨某某的子宫、直肠、乙状结肠剪破裂。手术后杨某某回到家中，至当日19时許，杨某某发现身体不适返回医院。翚某某多次向张某某进行了汇报，称手术做出一块不明人体组织（不排除前面几次对自己使用剪刀的事实进行隐瞒），并建议张某某安排患者杨某某转院抢救。但张某某并未及时安排杨某某转院抢救，而是安排医务人员对杨某某身体进行多次B超检查，并采取输液、观察等治疗措施，让杨某某留在医院观察治疗。由于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至2017年5月11日9时许，张某某发现杨某某身体极度不适后才转至省城医院抢救治疗，当日23时许，杨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A医院手术医生翚某某无医师资格。经鉴定：（1）杨某某的死亡原因符合子宫穿孔，直肠、乙状结肠横断性破裂，腹腔内出血、感染中毒性休克失代偿期，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腹膜炎死亡;（2）A医院重大手术失误、延误救治时机与死者杨某某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完全责任。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某不构成犯罪。因为张某某全程均未参与手术，与患者杨某某的死亡并无直接关联，故其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某构成医疗事故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张某某涉嫌非法行医罪共犯的证据不足
如果张某某明知翚某某没有医师资格，而仍然安排其从事诊疗活动，或者为其非法行医提供便利条件致人死亡的，则张某某构成非法行医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故意犯罪）。但现有这一事实证据不足，因为二人各执一词：翚某某称，其从未提供过任何医师资格证给张某某看;张某某则称：在医院财务室，翚某某拿过贴有翚某某照片的医师资格证给自己看，但看过后因疏忽而没有复印保存。因此，根据证据存疑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张某某涉嫌非法行医罪共犯的证据不足。
（二）张某某在本案中至少存在两个重大过失
1. 作为A医院直接主管的负责人张某某，有责任和义务把好招聘医师的关口，但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客观上聘用了没有医师资格的翚某某从事诊疗活动，并且造成被害人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张某某的过失聘用行为是危险源。而“危险的制造者当然成为法益的保护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显然，张某某没有尽到危险源的控制义务。
2.张某某虽然没有与翚某某共同为被害人实施引产手术，在得知手术可能存在问题后，张某某就有责任和义务对病人进行有效的抢救（这是基于其管理职责和业务职责而产生的作为义务），但张某某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张某某作为医生，在翚某某向其报告后，就一直介入抢救工作，并对抢救工作进行指导和安排，这也说明张某某自愿接受了抢救被害人的义务。而“在自由的社会，一个人基于自由的意志选择了对脆弱法益的保护事项时，就应当肯定其具有保证人地位。”[2]即张某某既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同时也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义务，这是基于先前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因为“国民的行动给法益造成危险时，就必须防止危险的现实化，这是社会的一般信赖原则。”[3]其实，张某某的正确做法是应该立即将被害人送往权威医院进行抢救，而不是侥幸的将被害人留在本医院只作简单的观察、治疗。事后证明张某某的抢救措施不但没有起到根本、有效的抢救作用，反而拖延了抢救时机，最终导致被害人因延误时机，抢救无效死亡。
（三）根据鉴定意见，被害人杨某某的死亡能够归因于张某某的延误救助行为（不作为或慢作为）
事实上，“一个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行为造成，因此在认定某种行为是结果的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4]根据本案的鉴定意见，可以分析，翚某某的非法行医手术（第一原因）与延误抢救时机（第二原因）都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如果只有第一个原因行为，而没有第二个原因行为，即如果被害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抢救，则被害人一般不会死亡（因为引产手术不算是重大手术）。因此，导致本案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有两个：手术行为和延误抢救时机，即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行为导致了一个死亡结果（多因一果）。概言之，两个原因行为都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都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张某某自认有责任并积极赔偿
在案发后，张某某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家属66万余元（在接受讯问时，张某某称这66万余元完全由其个人赔偿，而非A医院赔偿），并与被害人家属签订了《医疗事故赔偿协议》，即张某某认为自己有责任（应该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刑事案件中，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先刑后民”的诉讼规则，一般来说，刑事责任是民事责任的前提，即如果没有刑事责任，一般也不会有民事责任。那么，假如司法机关判定张某某没有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而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又都不是单位犯罪，那么，A医院也就无需进行民事赔偿（当然，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的除外）。如此一来，本案被害人杨某某的死亡，只能完全归则于翚某某个人，与张某某无关，这显然不能被人接受。换句话说，如果张某某没有责任，他个人凭什么要赔偿被害人家属66万余元？如果张某某没有责任，这66万余元应当退陪张某某本人，而且医院也不必赔偿，这显然更难以被人接受。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责任主义和因果关系的原理，只要为死亡结果贡献了原因力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就要为死亡结果负责（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责任阻却事由的除外），即张某某延误抢救的行为与杨某某死亡的结果，二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张某某也具有刑事责任。因为“能够避免结果而没有避免的，就必须将结果归责于该行为人。” [5]
综合上列分析，张某某因过失而未采取及时、有效救助措施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则依法成立医疗事故罪（过失犯罪）。
注释：
[1]张明楷：《犯罪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2]同[1]，第58页。
[3]同[1]，第59页。
[4]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188页。
[5]同[4]， 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