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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美国的汇率政策时，首先需要了解汇率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具体到分析汇率政策决策和国际经济协调决策，我们需要剖析美国的金融决策过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总统的角色、财政部的角色和美联储的地位等。分析好这些决策机制，对于理解美国的汇率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汇率政策；决策机制；总统；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2-0170-03
在分析美国的汇率政策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汇率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分析中，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范式：第一种是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s）。第二种范式是渐进决策模式（incremental models）；第三种范式是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models）；第四种范式是信仰体系模式（belief system models）。其实，这些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划分方式，在实际分析上，我们需要具体地讨论美国汇率决策模式。
一、美国总统在汇率政策中的作用和里根总统的特征
介绍美国的外交思想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总统个人分类；另一种是按照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性质分类。在本文中，我们以总统个人来分类，而不采用“主义”，因为“主义”较为抽象，一个“主义”主导的外交政策时期较长，例如，在“二战”后美国一直就采取“国际主义”，而非“孤立主义”。并且在本文所分析的美国汇率政策和汇率外交上也主要是基于里根总统，所以按照总统个人来划分较为适宜。
在分析美国的政治过程中，行政系统是最为重要的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决策人又是美国总统。从经验上判断，美国总统在任期内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时期。第一是幼稚期。在这一时期内，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可能还有贸易问题）基本被忽略了，因为领导人一般以讨好国内选民的方式赢得选举，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包括国际因素对其实现国内抱负施加的约束）。第二个时期是比较成熟期。此时，领导人越来越关注国际经济问题，而且国际外交也使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矛盾转移出来。这一分期适合大部分当代美国总统，特别适合本文分析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经济决策方面，特别是在汇率政治过程中，总统扮演的角色是决策方向性、导向性的问题。
在分析美国总统在汇率决策上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分析总统如何认定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总统为了实现这个国家利益如何设定各种手段。另一方面，总统的经济意识形态或者决策意识是经济决策的重要参照。
里根在三个方面改变美国国家利益的方面：第一，在冷战方面，改变对苏联的“缓和”（detente）政策，开始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利用经济手段拖垮苏联。第二，在美国国内经济方面，主要解决“滞涨”问题。第三，防止其他国家的崛起，特别是防止日本的崛起。因此，从经济政策角度来说，里根解决的第一个方面主要放在财政政策方面，第二个方面主要在货币政策方面，第三个方面在汇率政策上。
总体上来说，美国总统在汇率问题上，一般只关注原则性的问题，此外，在政治影响特别突出时才特别关注。首先，美国总统具有全局性质，代表着最广泛的美国联邦利益，而不仅仅是部门利益，因此，更加倾向于从全局视角来看汇率问题。因为美国总统是全民选举出来的，与国会议员或众议院议员相比，代表着更广泛的选民利益，更倾向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处理政策议题。其次，美国总统的外交使命和任务使得其必须从总体上关注汇率政策的影响。宪法将对外谈判的权力赋予了美国总统，因此，总统比国会议员更关注某一政策议题的外交影响，更具有外向性。
在财政政策上，里根信奉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供给学派学者认为，减税可以同时对产出和缴税意愿产生刺激作用，由此则经济可以快速增长而不会加剧通货膨胀。同时，实际税收的增加又可以使预算恢复平衡。不过，里根在预算上加入自己的内容，即在减税的同时增加了国防开支。这一点在里根政府的政策中特别重要。
另一方面，货币主义理论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依据。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第一，在确定价格水平和汇率时，货币供给起着核心的作用。主张货币数量论。“从长期和短期来说，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与名义收入增长率之间有一种牢固的但并不严格的关系。如果货币数量急剧增长，名义收入也会急剧增长，反之亦然。这种关系在长期内比在短期内更为紧密。”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的，不是由产出的增长引致。”[1]第二，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强烈偏好货币低速、稳定的增长。因此，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只要按照一定比例发行货币就行了。第三是怀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动机和能力。认为应该用“规章来代替官方当局”，“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能使公众通过政治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同时又可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经常出现的胡思乱想的支配。”[2]第四，信奉自由市场，要求放弃政府干预经济。第五，在汇率问题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3年时就提出了浮动汇率制的优点，而当时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没有正式运转的时候。
在分析汇率政策问题上，总统的经济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理念主要体现在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财政政府方面，坚持供给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也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而在货币政策上则坚持货币主义理论。
里根政府认为，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独立的，一系列极端的、强烈的、应该管理的经济观点影响政府。这些观点没有说明新政策对外贸的影响，也没有说明对外贸的影响如何影响国内经济。这种完全忽视汇率的政策最明显的证据是：政府认为，1983年经常项目平衡在700亿美元水平上是正确的。 二、财政部的职责与汇率政策
财政部是美国政府中仅次于国务院最老的机构，除了处理国内的经济政治事务外，在国际问题上，主要是参与处理与美国有关的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其中，主要的职能有：向国会和总统报告政府及全国的财政状况，领导特勤局（特勤局的主要作用是负责保护总统、副总统以及他们的家属，并保护总统及副总统竞选中的主要候选人），禁止伪造美国货币、通货和证券，领导海关总署，对进入美国的货物进行控制和课税。与国务院的关系上，常常存在着权力争夺的情形。主要体现为财政部争夺经济外交的主导权，在这个方面，由于财政部具有丰富的财经知识，财政部在与国务院的“交锋”中一般处于上风。
在对外事务上，一方面，财政部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另一方面，财政部也是美国金融外交的主要代表。美国财政部在决定汇率政策和国际汇率政策协调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clear primacy）[3]。财政部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认为自己对所谓的“国际货币政策”负有主要责任。其中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除主要是负责经济分析责任和对政府及其机构进行融资的国内责任以外，这一职位还是进行两国间金融联系和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多边联系的枢纽。
在具体地干预市场操作上，财政部负有干预市场的基本责任，但职能上负责货币政策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汇率是紧密相关的）。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机制意义上是具体执行市场干预的部门。在干预市场的资源方面，联邦储备银行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和财政部一样多，但是，美国干预金融市场主要是由财政部负责。
不过，在汇率问题上，财政部需要美联储密切配合。因为，联储控制着许多的干预资源，如外汇操作机制以及国内货币政策。比如，在干预市场问题上，财政部部长贝克（J.Baker）如果没有联储主席沃尔克（Volcker）的支持，财政部的汇率政策就不会成功；同样，沃尔克也需要财政部参与以减少市场汇率波动、金融不稳定和硬着陆。
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因为美联储是在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机构，因为货币政策相应地影响汇率。例如，在日本，日本的大藏省（财政部）和日本银行（中央银行）的关系就不相同，大藏省是事实上（de facto）和法律上（de jure）处理汇率政策的主要部门。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凯恩斯经济学失效。于是货币主义经济学迅速兴起。例如，副财政部长贝利尔·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是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成员，就责备联邦储备委员会1983—1986年发行了太多的货币，不久产生了通货膨胀。
在里根第一任期内的财政部部长为唐纳德·里甘。“他常常被他的财政部幕僚以及政府官员们的强烈却又往往相互矛盾的见解弄得摇摆不定。”[4]
三、联邦储备委员会①与汇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计的初衷，就在于有意独立于行政部门以外，向国会直接汇报工作。宪法授权它“铸造钱币，管理其价值并对外国钱币的价值进行管理”。美联储只对货币政策负责，没有别的任务。但是，由于对货币政策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喜欢把货币政策解释为国内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在进行管理美国货币和信贷时，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汇率甚至世界范围的货币供应量。国内和国际是密不可分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汇率国际协调的重要行为者。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联邦储备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和12家地方联邦储备银行及分支机构。其中，联邦理事会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它控制的工具有改变贴现率、在规定的范围内改变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虽然财政部在负责美国的汇率和国际金融政策，但是美联储在汇率政策方面具有重要的手段：第一，美联储控制了大量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第二，外汇操作机制；第三，与国外的其他中央银行具有紧密的联系；第四，最为关键的是美联储还控制国内货币政策，这对汇率政策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联邦储备委员会强烈影响到外汇干预的有效性、汇率目标的可行性以及达成国际协定的可能性。要施行成功的汇率政策，财政部需要联邦储备委员会合作，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称为外汇政策的重要伙伴。同时，主席也需要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至少两个理事支持，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和负责执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副行长。
虽然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是由总统提名，但是，最终批准是由美国国会来执行的，同时，相对于政府而言，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策执行的监督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来监督，而是由美国国会来执行。因此，“在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存在明显的隔阂，”[5]或者可能存在着行动的不一致性。
在货币政策的指导理论方面，从1979年开始，联储的经济理论开始朝向货币主义理论。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将通货膨胀置于控制之下，为此则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79年10月开始，放弃了控制短期利率的工具，转向了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目标。于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利率开始放任自流，于是造成美国出现了高利率的情形。直到国际债务危机出现威胁到美国的金融体系时，美国才（1982年）放弃了货币主义理论。到了1985年时，不干预的政策也被放弃了，至少在国际层面上如此，于是才有了广场协议。
四、汇率政策其他的政治输入体系
国务院是美国负责外交事务的行政机构。国务院的影响居各部之首。一般说来，作为外交主管部门的国务院是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权威机构。不过，国务院的地位近年来受到很大削弱。具体到国际汇率政策方面，财政部具有特别的专业优势，使得国务院在美国的国际汇率政策上仅只处于边缘的地位。不过，财政部还是需要国务院的支持，压制其他国家参与国际汇率政策协调，增加财政部在国际谈判的筹码。 在里根执政时期，引入了一系列的内阁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轮流由埃德·米斯（Ed Meese）协调。当时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领导着经济事务内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系统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些内阁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界限不清的情形。而且，由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领导的白宫立法策略小组经常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分扩展它的权力。由于协调政策过程中缺乏一个有效的程序，里根政府意识到要发展非正式的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于是相关最高官员组成小组，定期碰面以复查决策的科学性并给总统提出建议。
在里根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内阁委员会系统合并成经济政策委员会（EPC，由财政部长统领）和国内政策事务委员会（DPC，由司法部长统领）。原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现以成为了财政部长。因此，这里存在着两种的观点，一是认为在詹姆斯·贝克领导下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在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处理非常棘手的财政问题不如经济政策委员会内行。
总体上，总统设立各种组织，其主要的目的有四方面：一是解决经济政策间的不协调问题。主要的政府部门经常会在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如果解决这些“纠纷”的过程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会想方设法地得到总统的首肯或者是游说总统。二是使国内与国际政策之间产生互动和协调。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紧密，形成了国内部门对国外同类部门的协调，也形成了一国的经济政策与另一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使得原来处理国内问题与处理国外问题的组织分野变得不合时宜，国际问题专家缺乏经济学知识，而国内专家又缺乏国际视野。因此，总统设立各种组织目的在于消除国内—国际的两分法。三是政治和沟通。由于美国是选举制，任何可能的政策不协调可能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和在野党的政治“弹药”，从而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四是使经济和国家安全产生互动。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上，与苏联进入了第二次冷战，在经济上，出现了美、德、日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政策逐渐认识到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interdependent world）中，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紧密相连的。
参考文献：
[1]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0-51.
[2]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7-58.
[3] Destler，I.M.，and C.Randall Henning：Dollar Politics：Exchange Rate Polic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M].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9：83.
[4] [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79.
[5]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34.
[责任编辑 柯 黎]
关键词：汇率政策；决策机制；总统；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2-0170-03
在分析美国的汇率政策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汇率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分析中，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范式：第一种是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s）。第二种范式是渐进决策模式（incremental models）；第三种范式是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models）；第四种范式是信仰体系模式（belief system models）。其实，这些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划分方式，在实际分析上，我们需要具体地讨论美国汇率决策模式。
一、美国总统在汇率政策中的作用和里根总统的特征
介绍美国的外交思想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总统个人分类；另一种是按照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性质分类。在本文中，我们以总统个人来分类，而不采用“主义”，因为“主义”较为抽象，一个“主义”主导的外交政策时期较长，例如，在“二战”后美国一直就采取“国际主义”，而非“孤立主义”。并且在本文所分析的美国汇率政策和汇率外交上也主要是基于里根总统，所以按照总统个人来划分较为适宜。
在分析美国的政治过程中，行政系统是最为重要的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决策人又是美国总统。从经验上判断，美国总统在任期内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时期。第一是幼稚期。在这一时期内，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可能还有贸易问题）基本被忽略了，因为领导人一般以讨好国内选民的方式赢得选举，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包括国际因素对其实现国内抱负施加的约束）。第二个时期是比较成熟期。此时，领导人越来越关注国际经济问题，而且国际外交也使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矛盾转移出来。这一分期适合大部分当代美国总统，特别适合本文分析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经济决策方面，特别是在汇率政治过程中，总统扮演的角色是决策方向性、导向性的问题。
在分析美国总统在汇率决策上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分析总统如何认定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总统为了实现这个国家利益如何设定各种手段。另一方面，总统的经济意识形态或者决策意识是经济决策的重要参照。
里根在三个方面改变美国国家利益的方面：第一，在冷战方面，改变对苏联的“缓和”（detente）政策，开始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利用经济手段拖垮苏联。第二，在美国国内经济方面，主要解决“滞涨”问题。第三，防止其他国家的崛起，特别是防止日本的崛起。因此，从经济政策角度来说，里根解决的第一个方面主要放在财政政策方面，第二个方面主要在货币政策方面，第三个方面在汇率政策上。
总体上来说，美国总统在汇率问题上，一般只关注原则性的问题，此外，在政治影响特别突出时才特别关注。首先，美国总统具有全局性质，代表着最广泛的美国联邦利益，而不仅仅是部门利益，因此，更加倾向于从全局视角来看汇率问题。因为美国总统是全民选举出来的，与国会议员或众议院议员相比，代表着更广泛的选民利益，更倾向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处理政策议题。其次，美国总统的外交使命和任务使得其必须从总体上关注汇率政策的影响。宪法将对外谈判的权力赋予了美国总统，因此，总统比国会议员更关注某一政策议题的外交影响，更具有外向性。
在财政政策上，里根信奉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供给学派学者认为，减税可以同时对产出和缴税意愿产生刺激作用，由此则经济可以快速增长而不会加剧通货膨胀。同时，实际税收的增加又可以使预算恢复平衡。不过，里根在预算上加入自己的内容，即在减税的同时增加了国防开支。这一点在里根政府的政策中特别重要。
另一方面，货币主义理论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依据。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第一，在确定价格水平和汇率时，货币供给起着核心的作用。主张货币数量论。“从长期和短期来说，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与名义收入增长率之间有一种牢固的但并不严格的关系。如果货币数量急剧增长，名义收入也会急剧增长，反之亦然。这种关系在长期内比在短期内更为紧密。”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的，不是由产出的增长引致。”[1]第二，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强烈偏好货币低速、稳定的增长。因此，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只要按照一定比例发行货币就行了。第三是怀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动机和能力。认为应该用“规章来代替官方当局”，“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能使公众通过政治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同时又可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经常出现的胡思乱想的支配。”[2]第四，信奉自由市场，要求放弃政府干预经济。第五，在汇率问题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3年时就提出了浮动汇率制的优点，而当时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没有正式运转的时候。
在分析汇率政策问题上，总统的经济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理念主要体现在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财政政府方面，坚持供给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也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而在货币政策上则坚持货币主义理论。
里根政府认为，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独立的，一系列极端的、强烈的、应该管理的经济观点影响政府。这些观点没有说明新政策对外贸的影响，也没有说明对外贸的影响如何影响国内经济。这种完全忽视汇率的政策最明显的证据是：政府认为，1983年经常项目平衡在700亿美元水平上是正确的。 二、财政部的职责与汇率政策
财政部是美国政府中仅次于国务院最老的机构，除了处理国内的经济政治事务外，在国际问题上，主要是参与处理与美国有关的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其中，主要的职能有：向国会和总统报告政府及全国的财政状况，领导特勤局（特勤局的主要作用是负责保护总统、副总统以及他们的家属，并保护总统及副总统竞选中的主要候选人），禁止伪造美国货币、通货和证券，领导海关总署，对进入美国的货物进行控制和课税。与国务院的关系上，常常存在着权力争夺的情形。主要体现为财政部争夺经济外交的主导权，在这个方面，由于财政部具有丰富的财经知识，财政部在与国务院的“交锋”中一般处于上风。
在对外事务上，一方面，财政部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另一方面，财政部也是美国金融外交的主要代表。美国财政部在决定汇率政策和国际汇率政策协调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clear primacy）[3]。财政部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认为自己对所谓的“国际货币政策”负有主要责任。其中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除主要是负责经济分析责任和对政府及其机构进行融资的国内责任以外，这一职位还是进行两国间金融联系和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多边联系的枢纽。
在具体地干预市场操作上，财政部负有干预市场的基本责任，但职能上负责货币政策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汇率是紧密相关的）。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机制意义上是具体执行市场干预的部门。在干预市场的资源方面，联邦储备银行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和财政部一样多，但是，美国干预金融市场主要是由财政部负责。
不过，在汇率问题上，财政部需要美联储密切配合。因为，联储控制着许多的干预资源，如外汇操作机制以及国内货币政策。比如，在干预市场问题上，财政部部长贝克（J.Baker）如果没有联储主席沃尔克（Volcker）的支持，财政部的汇率政策就不会成功；同样，沃尔克也需要财政部参与以减少市场汇率波动、金融不稳定和硬着陆。
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因为美联储是在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机构，因为货币政策相应地影响汇率。例如，在日本，日本的大藏省（财政部）和日本银行（中央银行）的关系就不相同，大藏省是事实上（de facto）和法律上（de jure）处理汇率政策的主要部门。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凯恩斯经济学失效。于是货币主义经济学迅速兴起。例如，副财政部长贝利尔·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是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成员，就责备联邦储备委员会1983—1986年发行了太多的货币，不久产生了通货膨胀。
在里根第一任期内的财政部部长为唐纳德·里甘。“他常常被他的财政部幕僚以及政府官员们的强烈却又往往相互矛盾的见解弄得摇摆不定。”[4]
三、联邦储备委员会①与汇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计的初衷，就在于有意独立于行政部门以外，向国会直接汇报工作。宪法授权它“铸造钱币，管理其价值并对外国钱币的价值进行管理”。美联储只对货币政策负责，没有别的任务。但是，由于对货币政策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喜欢把货币政策解释为国内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在进行管理美国货币和信贷时，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汇率甚至世界范围的货币供应量。国内和国际是密不可分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汇率国际协调的重要行为者。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联邦储备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和12家地方联邦储备银行及分支机构。其中，联邦理事会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它控制的工具有改变贴现率、在规定的范围内改变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虽然财政部在负责美国的汇率和国际金融政策，但是美联储在汇率政策方面具有重要的手段：第一，美联储控制了大量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第二，外汇操作机制；第三，与国外的其他中央银行具有紧密的联系；第四，最为关键的是美联储还控制国内货币政策，这对汇率政策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联邦储备委员会强烈影响到外汇干预的有效性、汇率目标的可行性以及达成国际协定的可能性。要施行成功的汇率政策，财政部需要联邦储备委员会合作，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称为外汇政策的重要伙伴。同时，主席也需要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至少两个理事支持，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和负责执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副行长。
虽然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是由总统提名，但是，最终批准是由美国国会来执行的，同时，相对于政府而言，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策执行的监督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来监督，而是由美国国会来执行。因此，“在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存在明显的隔阂，”[5]或者可能存在着行动的不一致性。
在货币政策的指导理论方面，从1979年开始，联储的经济理论开始朝向货币主义理论。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将通货膨胀置于控制之下，为此则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79年10月开始，放弃了控制短期利率的工具，转向了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目标。于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利率开始放任自流，于是造成美国出现了高利率的情形。直到国际债务危机出现威胁到美国的金融体系时，美国才（1982年）放弃了货币主义理论。到了1985年时，不干预的政策也被放弃了，至少在国际层面上如此，于是才有了广场协议。
四、汇率政策其他的政治输入体系
国务院是美国负责外交事务的行政机构。国务院的影响居各部之首。一般说来，作为外交主管部门的国务院是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权威机构。不过，国务院的地位近年来受到很大削弱。具体到国际汇率政策方面，财政部具有特别的专业优势，使得国务院在美国的国际汇率政策上仅只处于边缘的地位。不过，财政部还是需要国务院的支持，压制其他国家参与国际汇率政策协调，增加财政部在国际谈判的筹码。 在里根执政时期，引入了一系列的内阁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轮流由埃德·米斯（Ed Meese）协调。当时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领导着经济事务内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系统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些内阁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界限不清的情形。而且，由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领导的白宫立法策略小组经常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分扩展它的权力。由于协调政策过程中缺乏一个有效的程序，里根政府意识到要发展非正式的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于是相关最高官员组成小组，定期碰面以复查决策的科学性并给总统提出建议。
在里根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内阁委员会系统合并成经济政策委员会（EPC，由财政部长统领）和国内政策事务委员会（DPC，由司法部长统领）。原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现以成为了财政部长。因此，这里存在着两种的观点，一是认为在詹姆斯·贝克领导下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在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处理非常棘手的财政问题不如经济政策委员会内行。
总体上，总统设立各种组织，其主要的目的有四方面：一是解决经济政策间的不协调问题。主要的政府部门经常会在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如果解决这些“纠纷”的过程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会想方设法地得到总统的首肯或者是游说总统。二是使国内与国际政策之间产生互动和协调。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紧密，形成了国内部门对国外同类部门的协调，也形成了一国的经济政策与另一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使得原来处理国内问题与处理国外问题的组织分野变得不合时宜，国际问题专家缺乏经济学知识，而国内专家又缺乏国际视野。因此，总统设立各种组织目的在于消除国内—国际的两分法。三是政治和沟通。由于美国是选举制，任何可能的政策不协调可能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和在野党的政治“弹药”，从而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四是使经济和国家安全产生互动。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上，与苏联进入了第二次冷战，在经济上，出现了美、德、日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政策逐渐认识到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interdependent world）中，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紧密相连的。
参考文献：
[1]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0-51.
[2]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7-58.
[3] Destler，I.M.，and C.Randall Henning：Dollar Politics：Exchange Rate Polic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M].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9：83.
[4] [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79.
[5]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34.
[责任编辑 柯 黎]